“这不是金融危机，这是全人类的危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大声疾呼，全球应对疫情的资源规模，至少应占全球生产总值的10%。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可想而知。以全球第一金融中心纽约市为例，纽约地铁的日均载客量已从500万骤减到100万。当地媒体说，这个数字比1904年地铁启用时的周末载客量还少。
　　作为全球经济的两大“发动机”，中国取得战疫初步胜利，美国则面临疫情不断扩大的风险。其确诊人数在全球的比重日益提高，死亡病例数也早已超过中国。在外界看来，其特殊的分权体制和自由文化传统，将成为决定战疫绩效的重要变量。
　　作为一个社会发展成熟、医疗科研资源雄厚的国家，美国也不乏组织和技术上的优势。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全球发钞国地位，决定了这个国家在面临经济衰退风险时的政策空间会很大。目前，远比金融危机时期更加激进的量化宽松政策已经推出，股市随之反弹。
　　可以预见，这一轮疫情将给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带来新的改变，可能是博弈的加剧，也可能是合作的深化。当然，这些都不确定。

分权下的战疫

　　从3月中旬开始，美国疫情汹涌蔓延至50州，确诊数从1万到10万只用了9天。与此同时，一场政治领域的角力也在进行。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和总统特朗普“怼上了”。
　　科莫从2011年开始，当了三任州长。他出生于政治世家，父亲马里奥·科莫曾当过12年的纽约州州长，并曾在1984年和1991年竞选过总统—当然，没有成功。
　　纽约州的确诊数突破5万例之际，特朗普表示，考虑在疫情较为严重的纽约州、康涅狄格州以及新泽西州交界地区实施隔离。但科莫强烈反对，他公开说，封城行为相当于联邦政府对各州“宣战”。

由于美国地方上层层实行自治，一州行政长官缺乏贯穿市县镇等基层的垂直权力，无法直接指挥基层行政系统，因此也更倾向于调动国民警卫队来支援抗疫。

　　科莫和特朗普“互怼”已经不是第一次。2019年11月，特朗普透露已将自己的主要居住地从纽约迁往佛罗里达州，外界认为，这主要是为了避税。对此，科莫在社交媒体上说，（特朗普离开）是一种“解脱”。
　　科莫和特朗普一样，也是著名的“炒作大王”。但从两人的“互怼”中，可以看出美国独特的国家政治生态：联邦政府（中央）和州政府（地方）之间存在严格的权力划分，地方并非联邦的派出机构，州级地方官并不对国家元首负责。这种分权，是理解美国战疫过程中某些“特殊现象”的认知基础。
　　尽管州长和总统针锋相对，但当地时间3月22日晚，纽约州最大城市纽约市还是开始了“封城”。但是，纽约“封城”对个人的很多措施其实是建议性的，并非强制居民足不出户。对商家和企业，则要求更加严格，有大量的强制性措施。
　　基于目前美国的疫情形势，采取“美式封城”是十分必要的。截至美东时间4月2日0时，美国累计确诊数超过21.5万例，死亡超过5000例；其中纽约州分别占了36%和38%，比排在自己后面的10个州的总和还多。
　　在一些观点看来，美国作为崇尚自由和分权的联邦制国家，在应对疫情的社会动员上可能有一些不足。此外，美国的医疗体系以私立为主，因此对医疗资源的动员能力可能也弱于中国。但对这些问题也应该具体分析。
　　在各种新闻图片中，美国各州国民警卫队的身影经常出现，给人一种大敌当前的急迫感。实际上，国民警卫队和美军是两个概念，前者是“地方武装”，州政府可以依法调动。由于美国地方上层层实行自治，一州行政长官缺乏贯穿市县镇等基层的垂直权力，无法直接指挥基层行政系统，因此也更倾向于调动国民警卫队来支援抗疫。
　　换句话说，美国的行政体制是否真的缺乏快速动员能力，其实是一个辩证的问题，不能简单地说“弱”。分权可能意味着缺乏“一盘棋式”的动员力度，但另一面是，制衡与博弈也会降低决策的随机性，避免重大失误。此外，动员能力背后还涉及行政系统、医疗体系的权力分配和组织協调问题，随着疫情波动，动员强度和效率也会随之变化。
　　抗疫既是一场社会动员战，也是一场对抗衰退的经济战。如果说前者可能因为分权而存在某种外界眼中的“劣势”，那么就后者而言，美国作为国际货币的发钞国，无疑拥有着全球主权国家和经济体中最大的政策空间和自由度。
　　华盛顿和华尔街的财金（财政金融）精英，显然知道这一点，并迅速行动。

发钞自由的优势

　　对一个国家来说，在重大危机的冲击下，经济最糟糕的状态是资本外逃，东南亚、韩国和拉丁美洲诸国都曾因资本外逃而濒临经济崩溃。
　　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存在资本外逃风险的是国际货币发钞国美国。最近10年，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占比一直稳定在60%～65%，充分说明美国作为发钞国的超然地位不可动摇。
　　发钞国的最大优势是，货币政策自由度极大，有充足的货币政策工具来应对衰退，比如量化宽松。实际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在面临经济衰退的时候，都希望利用货币扩张来刺激经济；在面临财政困窘的时候，更希望向中央银行透支来提供对利益同盟的支付。然而，资本外逃却成为了一个“刚性约束”，使得统治者不敢用力过猛。
　　而美国没有这个顾虑。在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的时候，甚至出现过这样一个奇特悖论：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衰退，结果全球资金为避险，反而蜂拥回流美国，推涨了美元汇率。也就是说，全球所有其他国家如果经济衰退，那么本币就会暴跌。但是，倘若美国经济衰退，那么美元却会上涨—至少某一时期内会有上涨趋势。 　　这一悖论正是基于美国全球发钞国的超然地位。这种地位曾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时，极大地增加了美国应对危机的自由度，成为伯南克主导的量化宽松（QE）政策大展拳脚的背景。
　　2008年11月，美联储决定实施第一轮QE，旨在通过购买长期国债、MBS（房地产抵押支持证券）和机构债，来支撑资产价格，避免资产重估导致的信用紧缩。之后，美联储继续实施了QE2、QE3和QE4，实施方式也大同小异，即通过大规模资产购买来托市和压低长期利率，以稳定信心，刺激经济。
　　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内的2014年10月，美联储宣布逐渐退出并结束QE。到这个时候，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早已从2008年11月时的约9000亿美元，扩张至近4.5万亿美元。而且，其中1.25万亿美元是MBS。在6年时间内，规模扩张为原来的5倍，这意味着美联储的QE是人类金融史上空前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大扩张。

美联储的救市是一种“不救成功不罢休”的态势。而回顾金融危机的时候，美联储直到第三轮QE才“敢于”推出这种“不设上限”的资产购买计划，可见本轮救市之猛烈。

　　这种扩张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可能导致严重的资本外逃。但美国没有，而且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地位没有受到丝毫挑战。于是，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美联储毫不犹豫地推出了新的QE。3月23日，道琼斯大跌，美联储旋即推出“无限量化宽松”。
　　必须注意，本次美联储推出的QE并非一般的QE，而是在量化宽松之前加上了“无限”。这意味着美联储没有给自己设定购买资产的数量和截止日期，也就是说，美联储的救市是一种“不救成功不罢休”的态势。而回顾金融危机的时候，美联储直到第三轮QE才“敢于”推出这种“不设上限”的资产购买计划，可见本轮救市之猛烈。
　　统计数据显示，3月23日启动QE以来，美联储的资产购买速度已是当年数倍。摩根士丹利分析师Jay Bacow牵头撰写的报告说，美联储每周购买MBS的速度是当年最高水平的8倍。美联储甚至设定了一周2500亿美元的购买目标，而此前最高购买量是2009年3月的购买计划，为每周330亿美元。
　　无限量QE一经推出，市场信心大振。到4月1日，道琼斯指数从大跌谷底的1.8万点涨到了2.1万点以上，而纳斯达克指数也从6800点左右涨到了7700点的水平。显然，市场相信美联储的措施是正确的，至少短期之内是信任的。
　　而对美元，则是一种更加长期的信任。这也为美国经济战疫提供了充足空间。

国际产业的博弈

　　某种意义上讲，疫情是一次对美国社会的抗压试验，同时也是对经济的全面检测，而后者将对全球产生强大的溢出效应。
　　首先，很大概率上，美元在全球的超然地位将在疫情中再次得到证实并强化。但也不能忽视，美国经济的其他环节，尤其是经济基础设施领域也存在一些短板，而疫情可能重新点燃美国新一轮“基建”的动力，以补齐短板，重寻在产业上的竞争优势。
　　在本轮疫情中，中国的线上网购得到了一次井喷，而线上网购也支撑着很多家庭走过自我隔离的时光。目前，美国的零售线上化率（网购销售额占社会零售总额）约为16%，中国约为20%。考虑到中国城市人口的密度远高于美国，所以就网购普及水平而言，中美之间并不存在差距。
　　但不容否认，城市的人口密度也摊低了物流成本，使得中国网购物流体系的效率和速度，要比美国高得多。在疫情之中，这种差距可能会显示出来。因此，可以推断在疫情之后，美国在电商和物流领域，极有可能迎来一次“新基建”。

　　境內的物流基建属于不可贸易部门，对全球经济并不具备强烈的溢出效应，但另一种可能是，疫情暴露出的医疗物资等生产短板，可能坚定美国部分精英推动产业链重回美国的决心，就像当年的奥巴马一样。
　　以最典型的抗疫物资口罩和呼吸机为例，美国已经深感存量危机。截至3月底，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已经分发了1160万个N95口罩、520万个面罩、220万副手套、7140台呼吸机，除了还剩9400台呼吸机外，相关物资的库存已经所剩无几。由于物资短缺，联邦政府不得不和州政府以及私人公司在全球市场上争抢货源。
　　“中国制造”在本次疫情中，受到了全球的关注，也帮助了很多疫区。除了少数高端医疗仪器之外，中国在普通卫材和医疗器械领域拥有全球最大的产能；更重要的是，中国拥有完整的从原材料到终端产品的产业链。中国的这种超然地位，可能使经受疫情考验的部分国家重新审视自己的产业政策。
　　但即便拿中国临时赶工的某些产品质量不符合特定标准说事，想让相关产业回流本国也绝非朝夕之功。而且，资本对产业链的地理配置，本质上也是基于成本的考量。跨国公司是配置的实施者，它们对股东负责，并不对政客负责，选择治理良好、综合成本低廉的生产地配置产业链，才是更为合理的选择。实际上，面对疫情，中国的动员能力已给全球留下深刻印象，这使得分布在中国的产业链经受住了疫情冲击的考验。

跨国公司是配置的实施者，它们对股东负责，并不对政客负责，选择治理良好、综合成本低廉的生产地配置产业链，才是更为合理的选择。

　　比如，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赫伯特·迪斯（Herbert Diess）就表示，疫情导致大众全球多地工厂停工，公司每周承担的固定成本达到约20亿欧元。他还警告，大众可能不得不通过裁员来降低成本。迪斯还说，目前大众除中国市场之外，没有任何营收。“在德国地区的工厂，缺少中国工厂的纪律。”
　　大众汽车的看法，可能是很多欧美500强的普遍认知。因为，在欧美复工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候，很多中国汽车工厂已经快速复工。当然，由于全球市场疲弱，中国工厂的日子也不好过。但复工之迅速至少说明，中国的制造业产业链依然韧性十足，在全球具有顶级的竞争力。
　　实际上，在中国疫情暴发之初，一些欧美人士曾号召，要借助疫情，削弱中国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然而，随着海外疫情的后来居上，事态发生了逆转。
　　以“懂经济”著称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重庆市前市长黄奇帆也曾表示，物流中断和疾控措施引发的产业链、供应链中断带来的冲击，比中美贸易摩擦要大得多，并且一旦中断，形成了转移替代，部分行业30年制造业基础丢了，很难再找回来。
　　现在，黄奇帆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担忧了。他公开表示，2月以来，中国在疫情控制上取得了重大成就，如今反倒成了世界上生产能力最稳定的地区，是现阶段“世界制造业的避风港”，因此必将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过程中，资源将涌向中国。
　　面对这场百年不遇的疫情，所有的政经博弈，其最终结果都将取决于疫情的发展以及全球各国的应对。博弈永远客观存在，它本身即是这个世界的存在方式，但更重要的是，面对很可能在今年秋冬季节再次来袭的疫情，各国合作战疫更不可或缺，它事关全人类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