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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是国棉三厂（以下简称三厂）的职工，从小在纺织城长大的小李，说起她幼儿园的往事，很动情。
“那时一旦有外国人来，我就被选出来登台唱歌、跳舞。”小李对记者说。
在小李的印象中，外国小孩的个头都很高。
小李高中毕业后，在父母的说服下，曾在三厂的清花车间试着干过3个月，但最终觉得自己不适合在车间干，就走出了纺织城。尽管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进厂当工人也是要走门路、托关系。她放弃公职，在当时还是引发不少人的惋惜。之后小李先后换过不少工作，现在是一家家政公司的主管。
曾经是国棉四厂（下简称四厂）舞蹈队的祖梅英，也对记者说起过中日青年大联欢的盛况。
在纺织城采访时，不止一人会说起，纺织城曾经是西安市对外接待之地。
1960年6月，赫赫有名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来西北第一印染厂（下简称一印）参观访问；1961年10月7日，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长陪同尼泊尔马亨德拉国王和王后参观完半坡博物馆后，驱车到一印参观。
用现在时髦的话说，纺织城就是上世纪60、70年代西安的“会客厅”。
国纺六大基地
“一五”計划的第一年，国家确定在京广线沿线及其以西靠近产棉区的北京、郑州、石家庄、西安4个地方同时发展纺织工业，加上陕西咸阳以及河北邯郸两地，这便是非常著名的“全国六大纺织基地”。
按建设先后顺序排，在5.3平方公里的郭家滩上，先后建起的三厂、四厂、五厂、六厂及一印，构成了纺织城的主体。
西安纺织城的建设速度极快。
1953年3月，中央财经委员会和纺织工业部批准了西安纺织城首家纺织厂—西北国棉三厂（最初曾命名为西北国棉五厂）的基本建设计划书，该厂总投资3804.9985万元人民币，征地1042.448市亩。
同年6月20日，仓库工程破土，标志着工厂的基建全面推开。只用了一年零三个月，地面建筑工程基本完成。土建工程的提前完工，使得设备安装包括工人训练等统统提前进行。
1954年12月15日，三厂举行了隆重的开工典礼，标志着正式建成投产。此前，大约进行了7个月的试生产阶段。
1956年9月29日，四厂正式投产。这个日生产面纱40吨、棉布30多万米的纺织厂，工厂生产区以及家属福利区，包括食堂、学校、浴室等建设只用了8个月，上万台机器设备安装用了不到半年。
随后，每年纺织城都有一个厂举行开工典礼。
1957年12月29日，五厂举行开工庆典，《陕西日报》在对五厂开工庆典的报道中这样描述道：我国目前布机最多的一个工厂，每年生产的棉布可供2200多万人各做一套衣服。
在五厂正式开工典礼的前一天，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陈云前来视察。陈云在厂区视察了约一个多小时。陈云特地要求，在一处地势较高的地方，俯瞰了纺织城全貌。
1958年7月，国家副主席朱德，也曾来五厂视察。
1958年8月3日，六厂举行了开工典礼。
1957年3月，一印主厂房破土动工，1960年7月1日竣工验收合格，正式投入生产。而早在1959年1月，就已经开始接受国家生产任务。
截止到1959年，西安纺织城拥有纱锭34万枚，布机8500台，一年织布24700多米，印染各种花布120万疋。解放前，西安只有纱锭3万枚，布机800台。纺织城的建成，彻底改变了西安纺织业弱小落后的局面。
远去的好时光
纺织厂的建设速度快，投资回收速度更快。
一印，国家的投资额为2403万元，从破土动工算起，到回收建厂的全部投资仅用了49个月。
四厂建成后仅两年，就收回了国家建厂的全部投资。据四厂厂志记载，大多数年份里，四厂每年向国家上缴的利税均在3000万元以上，最高时超过5000万元。
在纺织城采访时，总会有人提到设备陈旧是国营棉纺企业衰落、缺乏竞争力的主因，但三厂是个例外，建厂50多年来，不同年代都在进行技术设备的改造工作。
上世纪60年代初，通过技术改造，试制并投产了出口的高档产品，比如华达呢、精梳卡其等产品，不少产品还是陕西首家生产的。正是这种突破，使得三厂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能够成功地规避了被“关停并转”的风险。
70年代，三厂被国家轻纺部选定为全国三个“24项配套改造”的试点厂之一。投资296万元进行技术设备改造，不仅棉纱生产能力、棉线生产能力分别提高22%和1.5倍，且是陕西省首个具备纺织涤棉混纺纱技术能力的企业。
1980年到1985年，通过布机加宽改造，以及相应的纱线设备和辅助设备更新换代，使得产值突破了亿元大关，出口创汇达1000万美元以上，多个品种评为省级优秀产品。
1 9 8 6年到1 9 9 8年，共计投资16190万元，从意大利、日本、捷克、德国、美国和法国先后引进具有80年代先进水平的气流纺纱机、喷气织机等设备。
直到1998年实行破产前，三厂是西北地区设备新度系数最高的企业，年销售收入2.1亿元人民币，年创汇1811万美元，在业界被誉为陕西省纺织系统“四小龙”之首，全国棉纺织行业前50强。
低收入的沦陷
“我1982年从部队转业进了六棉，工资每月42元，比派出所的民警好多了，当时，派出所老所长的工资，也才50元。”六厂社区主任刘文对记者说。
“工人一月的工资50或60元，相当于西安交通大学副教授的工资水平。”四厂前财务科的科长赫际忠说。
纺织城发工资时，西安市所有的商业银行为纺织城服务，工资的数量大约占西安市银行流动资金的1/4。
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纺织城人的好日子走向末路。
1998年，四厂实行压锭减员，别的人对提前退休还想不通时，赫际忠主动要求退休。厂里经营状况不好时，每到发工资，他这个财务科科长就开始头 痛。
“头一周就开始到处跑钱。把劳司等下属单位该收的钱收回来，实在没钱，就拆东墙补西墙，再不行就贷款。”赫际忠回忆说。
赫际忠要提前退休的一个原因是厂里的工资太低，一个月就660元，同样的工作，在其他单位能拿到几千元。
厂里给他办了退休手续，虽然也被厂里返聘，但可以在外面兼职，多点收入补贴家用。直到2005年，他才彻底退休，享受天伦之乐。
已住在韩森寨的小李，买东西还是会回纺织城，因为同样的东西，纺织城便宜不少。
“纺织城物价低的主要原因是，这里居住着很多退休工人，而退休职工的退休金水平偏低。”四厂社区聂主任向记者介绍说，“这个社区17000人，退休职工就有7000多”。
裴国华，在六厂从技术员干起，1997年从总工的位置退休，当时的退休金也只有600多元。
祖梅英1964年进厂，1995年退休的教练工，一个月的退休金只有380元，经过7年的连续上涨，现在她能拿1600元。“和我同时进厂，后来调出纺织厂，人家现在一个月少了拿2000元，多的时候能拿3000多元。”祖梅英以赌气的口吻说。
历经两次破产
就纺织厂而言，用数字来体现其经营的艰难，就是报表上连年的亏损。
四厂厂志中写道：由于产品结构老化，品种单一，技术改造投入不足，四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陷入困境，经济效益逐年下滑。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先后更换了两任厂长及领导班子，虽经努力，但未能遏止企业亏损局面，1995年到1998年，连续4年亏损，累计亏损高达25140万元，资产负债率达130.35%。
据六厂厂志记载，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企业已负债累累，生产难以为继。
在1998年实施政策性破产前，曾经有着“东亚第一大厂”的一印，已经是一个空壳企业了。工人下岗，自谋出路；留守人员靠出卖设备，出租厂房艰难度日。
一印现在给人留下的只有这么一些数字：从建厂到1997年，共生产各种印染布35亿米，实现工业产值约50亿元，上交利润税金和折旧基金35000万元，相当于建厂投资的5倍。
1998年，全国纺织企业都在做一件事—限产压锭，减员增效。
在这一政策大背景之下，1998年下半年，政府主管部门决定，由中国华诚控股集团公司对三厂、四厂、六厂和陕棉十一厂、一印实施兼并重组，享受国家停息挂账政策。
原本计划是将5家企业的有效生产经营资产进行整合，筹建唐华股份公司，并争取上市。但后来发展思路有所调整，各个企业依然是独立法人，各自独立经营。除厂名分别更换为唐华三棉、唐华四棉、唐华六棉以及唐华一印外，最大的变化是由工厂制变为公司制。
这次破产工作完成后，除唐华一印停产外，其他企业又继续开工生产了。
1998年末，唐华四棉新的领导班子成立，大约用了6个月的时间，就扭亏为盈，结束了四棉连续4年严重亏损的局面，1999年全年实现利润1026万元。
从2001年起到2007年，四棉多次荣膺中国纺织行业前50强“排头兵企业”称号，成为陕西纺织行业的“领头羊，唐华集团所属五户企业的排头兵，累计盈利13169万元，利税3.6亿元。
但是，2007年8月2日，中国华诚集团的核心企业华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因资不抵债，经国务院国企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领导小组批准，被列入国家政策性破产项目计划。唐华集团作为在陕的全资子公司，所属五户企业也被列入其中。
按相关规定，四棉列入国家政策性破产项目计划后，中国华诚集团兼并企业时所承担的债务409亿元和利息2.25亿元需债务移交给企业。由于这一原因，四棉资产负债率又冲高到185.15%（截止2008年6月末，四棉资产总额77180万元，负债总额81799万元，其中，银行及资产管理公司借款本息71407万元），已严重资不抵债，只好无奈地实行二次破产。
成败皆因萧何
唐华三棉的情况有所不同，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第一次破产之后，三棉在市场经营上探索走“多品种快交货”的路径，为满足一些客户的需求，许多工艺独特但产量需求少的订单也积极生产。为达到客户的需要，先后自筹资金购进设备，并对其他配套部件也进行相应改造，加上生活区暖气工程的开建，企业流动资金开始紧缺。2002年上半年，唐华集团对所属企业进行经济效益检查，三棉出现较大的结构性亏损，经济效益开始滑坡。
在二次破产中，六棉彻底沦陷了。
在纺织城的纺织企业中，六棉这个单纱厂，实力最弱，命运也最坎坷。
在最初的计划当中，六棉是位于咸阳的，因为施工单位正在建纺织城的其他厂，倘若又将建设人员往咸阳调动，会耽误时间，如果布局在五厂之南，施工时间上会更紧凑，建设速度也更快。出于这样的考虑，六棉被布局在了纺织城。
当时纺建公司在纺织城实行的是流水作业，很快主厂房框架就立了起来。不巧，却遇到“小三反”运动的冲击，被纺织工业部列入下马项目之中。
西北纺织管理局派人专门向纺织工业部汇报六棉的建设情况：已经投资了420万元，如果下马这些资金就打了水漂。最后的结果是六棉的建设继续，但原设计的织布部分被取消，于是，六棉成为纺织城惟一的一个单纱厂。
这一改动或许成为日后六棉发展不顺的诟病之笔。
1957年11月中旬，试生产期间就已完成了全年计划；1959年，棉纱产量达到86820.31件，比设计能力的76328件提高了12.1%，当年实现利税1109.4万元，是建厂投资总额的一半。
难抑历史之痛
三年困难时期，由于棉花供应紧张，到1962年，六棉生产棉纱仅为13132件，只是设计水平的20%。因此六棉被暂停关闭，仅留200人看守工厂，维护设备，2000余职工调往外厂的有1765人，退职409人，辞退192人。
1964年，经济情况有所好转，六棉开始复工，直到1965年第三季度，才完全恢复了三班生产。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是六棉最好的一个时期，棉纱市场供不应求，要货的函电目不瑕接，厂门内外车水马龙。棉纱市场大好之后，大大小小的纱厂遍地开花，随着私人纱厂的不断发展状大，市场被日益蚕食，六棉再次走了下坡路。
经历了1998年的破产之后，局面并无改善，2008年第二次破产，关门就成了无法回避的结局。职工到退休年限的退休，不到退休年限的或分流到三厂、四厂，或买断工龄，自谋生路。
“厂房、机器都被拍卖了，仅从厂区内移出了一棵桂花树，栽在了生活区里，它成为六棉人惟一的念想。”曾是六厂职工的杨爱丽对记者说。
“纺织吃香的时候，是利税大户。”裴国华大学所学专业是纺织工艺，他将纺织城的末路归结为国营企业的体制，“私营起来了，国企破产了。”
过去棉纺织企业经营状况好的时候，将利税，甚至设备折旧上交给了国家，但在设备更新上速度一直很慢，私营企业起来后，设备更新速度快，慢慢就显出国营企业的疲态了。
“江浙包括广东沿海一带，上的小厂很多。从广州到清源沿线全是纺织厂，厂里工人不多，就200或300人，但人家都是新设备，将涤纶丝进行各种花样的加工，又柔软又保暖，比咱纯棉的还好，正所谓船小好调头。”已退休了的赫际忠说。
1998年的限产压锭目标之一是更新设备，但效果并不尽人意。
“设备只改造了一部分，但在市场上还是没竞争力。这次下决心，全是新设备，20万纱锭，才用千把人。”赫际忠说。
现在，纺织城棉纺企业中，只有三厂、四厂还在开工运转。不久，作为西安纺织集团下属的企业，将会迁往位于西安洪庆的纺织产业园。
最后一抹温情
居家养老服务站就设在原六棉的光明区内。
“2009年，纺织城街办提倡建设特色社区活动，六棉针对本社区老年人多、破产导致的下岗工人多的特点，办起了居家养老服务站。”六棉退休办主任刘文向记者介绍说。
六棉社区有3140户，光明区就占了1200户，由于是一个老福利区，1200户中以老年人居多。很多1950年代进厂的人年龄大多在七、八十岁。过去，子女在厂里上班，还好照应，现在厂里停产了，很多人需要到市区，甚至到更远的地方打工，照顾不上老人们，尤其是一些独居的高龄老人，生活问题凸显。为了解除外出打工人员的后顾之忧，六棉在光明区实验性地办起了居家养老服务站。“主要给老人提供两顿饭，中餐和晚餐，一天只收10元的成本费。”刘文说。
服务站有健身室、图书室、休息室等设施，由于来吃饭的老人过多，只好将健身室腾出来供老人们就餐。
“刚开始办的时候，只有三、五十人来吃，到去年冬天前，增加到了130人。”刘文解释说“冬天一过，来吃饭的老人就会多起来。家属区没有暖气，有的老人被子女接到别的地方过冬了”。
记者采访那天是2月9日，来服务站吃饭的人数是93名，其中有50名是采取送饭上门的办法。
在服务站吃饭，很多退休在家的老人有了彼此交流的场所和机会。原定晚饭开饭时间是五点半，五点就开始有老人来就餐，服务站实行随到随吃。
服务站招募了16名下岗职工做工作人员，属于公益岗位，每月工资860元。“一天差不多要干近10个小时，家也顾不上。”刘文说。服务站绝大部分是中年女工，惟一一名男工，兼做重体力活。
“服务站的开支主要有两块：燃料费、水电费。没有管道气，只能烧罐装液化气，一罐气只能烧三天，350元。水电费也是一个大头，每月差不多要2000元。”让刘文最头疼的是，服务站这个公益项目，水电费不仅没有任何优惠，还按商业标准收取。
建服务站的费用，是灞桥区给投资的，工作人员的工资由专款支付，服务站的日常运转靠的是收取的餐费，这钱肯定都要花在饭菜上。
“老人交的钱，肯定要全部用在吃上，服务站运作时间长了后，总会面临设备更换、维修等问题，到时候没有一点流动资金，怎么办？”刘文说这话时，眼睛湿润地转向窗外，长久凝视着窗外阴霾的天空。
“那时一旦有外国人来，我就被选出来登台唱歌、跳舞。”小李对记者说。
在小李的印象中，外国小孩的个头都很高。
小李高中毕业后，在父母的说服下，曾在三厂的清花车间试着干过3个月，但最终觉得自己不适合在车间干，就走出了纺织城。尽管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进厂当工人也是要走门路、托关系。她放弃公职，在当时还是引发不少人的惋惜。之后小李先后换过不少工作，现在是一家家政公司的主管。
曾经是国棉四厂（下简称四厂）舞蹈队的祖梅英，也对记者说起过中日青年大联欢的盛况。
在纺织城采访时，不止一人会说起，纺织城曾经是西安市对外接待之地。
1960年6月，赫赫有名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来西北第一印染厂（下简称一印）参观访问；1961年10月7日，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长陪同尼泊尔马亨德拉国王和王后参观完半坡博物馆后，驱车到一印参观。
用现在时髦的话说，纺织城就是上世纪60、70年代西安的“会客厅”。
国纺六大基地
“一五”計划的第一年，国家确定在京广线沿线及其以西靠近产棉区的北京、郑州、石家庄、西安4个地方同时发展纺织工业，加上陕西咸阳以及河北邯郸两地，这便是非常著名的“全国六大纺织基地”。
按建设先后顺序排，在5.3平方公里的郭家滩上，先后建起的三厂、四厂、五厂、六厂及一印，构成了纺织城的主体。
西安纺织城的建设速度极快。
1953年3月，中央财经委员会和纺织工业部批准了西安纺织城首家纺织厂—西北国棉三厂（最初曾命名为西北国棉五厂）的基本建设计划书，该厂总投资3804.9985万元人民币，征地1042.448市亩。
同年6月20日，仓库工程破土，标志着工厂的基建全面推开。只用了一年零三个月，地面建筑工程基本完成。土建工程的提前完工，使得设备安装包括工人训练等统统提前进行。
1954年12月15日，三厂举行了隆重的开工典礼，标志着正式建成投产。此前，大约进行了7个月的试生产阶段。
1956年9月29日，四厂正式投产。这个日生产面纱40吨、棉布30多万米的纺织厂，工厂生产区以及家属福利区，包括食堂、学校、浴室等建设只用了8个月，上万台机器设备安装用了不到半年。
随后，每年纺织城都有一个厂举行开工典礼。
1957年12月29日，五厂举行开工庆典，《陕西日报》在对五厂开工庆典的报道中这样描述道：我国目前布机最多的一个工厂，每年生产的棉布可供2200多万人各做一套衣服。
在五厂正式开工典礼的前一天，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陈云前来视察。陈云在厂区视察了约一个多小时。陈云特地要求，在一处地势较高的地方，俯瞰了纺织城全貌。
1958年7月，国家副主席朱德，也曾来五厂视察。
1958年8月3日，六厂举行了开工典礼。
1957年3月，一印主厂房破土动工，1960年7月1日竣工验收合格，正式投入生产。而早在1959年1月，就已经开始接受国家生产任务。
截止到1959年，西安纺织城拥有纱锭34万枚，布机8500台，一年织布24700多米，印染各种花布120万疋。解放前，西安只有纱锭3万枚，布机800台。纺织城的建成，彻底改变了西安纺织业弱小落后的局面。
远去的好时光
纺织厂的建设速度快，投资回收速度更快。
一印，国家的投资额为2403万元，从破土动工算起，到回收建厂的全部投资仅用了49个月。
四厂建成后仅两年，就收回了国家建厂的全部投资。据四厂厂志记载，大多数年份里，四厂每年向国家上缴的利税均在3000万元以上，最高时超过5000万元。
在纺织城采访时，总会有人提到设备陈旧是国营棉纺企业衰落、缺乏竞争力的主因，但三厂是个例外，建厂50多年来，不同年代都在进行技术设备的改造工作。
上世纪60年代初，通过技术改造，试制并投产了出口的高档产品，比如华达呢、精梳卡其等产品，不少产品还是陕西首家生产的。正是这种突破，使得三厂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能够成功地规避了被“关停并转”的风险。
70年代，三厂被国家轻纺部选定为全国三个“24项配套改造”的试点厂之一。投资296万元进行技术设备改造，不仅棉纱生产能力、棉线生产能力分别提高22%和1.5倍，且是陕西省首个具备纺织涤棉混纺纱技术能力的企业。
1980年到1985年，通过布机加宽改造，以及相应的纱线设备和辅助设备更新换代，使得产值突破了亿元大关，出口创汇达1000万美元以上，多个品种评为省级优秀产品。
1 9 8 6年到1 9 9 8年，共计投资16190万元，从意大利、日本、捷克、德国、美国和法国先后引进具有80年代先进水平的气流纺纱机、喷气织机等设备。
直到1998年实行破产前，三厂是西北地区设备新度系数最高的企业，年销售收入2.1亿元人民币，年创汇1811万美元，在业界被誉为陕西省纺织系统“四小龙”之首，全国棉纺织行业前50强。
低收入的沦陷
“我1982年从部队转业进了六棉，工资每月42元，比派出所的民警好多了，当时，派出所老所长的工资，也才50元。”六厂社区主任刘文对记者说。
“工人一月的工资50或60元，相当于西安交通大学副教授的工资水平。”四厂前财务科的科长赫际忠说。
纺织城发工资时，西安市所有的商业银行为纺织城服务，工资的数量大约占西安市银行流动资金的1/4。
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纺织城人的好日子走向末路。
1998年，四厂实行压锭减员，别的人对提前退休还想不通时，赫际忠主动要求退休。厂里经营状况不好时，每到发工资，他这个财务科科长就开始头 痛。
“头一周就开始到处跑钱。把劳司等下属单位该收的钱收回来，实在没钱，就拆东墙补西墙，再不行就贷款。”赫际忠回忆说。
赫际忠要提前退休的一个原因是厂里的工资太低，一个月就660元，同样的工作，在其他单位能拿到几千元。
厂里给他办了退休手续，虽然也被厂里返聘，但可以在外面兼职，多点收入补贴家用。直到2005年，他才彻底退休，享受天伦之乐。
已住在韩森寨的小李，买东西还是会回纺织城，因为同样的东西，纺织城便宜不少。
“纺织城物价低的主要原因是，这里居住着很多退休工人，而退休职工的退休金水平偏低。”四厂社区聂主任向记者介绍说，“这个社区17000人，退休职工就有7000多”。
裴国华，在六厂从技术员干起，1997年从总工的位置退休，当时的退休金也只有600多元。
祖梅英1964年进厂，1995年退休的教练工，一个月的退休金只有380元，经过7年的连续上涨，现在她能拿1600元。“和我同时进厂，后来调出纺织厂，人家现在一个月少了拿2000元，多的时候能拿3000多元。”祖梅英以赌气的口吻说。
历经两次破产
就纺织厂而言，用数字来体现其经营的艰难，就是报表上连年的亏损。
四厂厂志中写道：由于产品结构老化，品种单一，技术改造投入不足，四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陷入困境，经济效益逐年下滑。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先后更换了两任厂长及领导班子，虽经努力，但未能遏止企业亏损局面，1995年到1998年，连续4年亏损，累计亏损高达25140万元，资产负债率达130.35%。
据六厂厂志记载，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企业已负债累累，生产难以为继。
在1998年实施政策性破产前，曾经有着“东亚第一大厂”的一印，已经是一个空壳企业了。工人下岗，自谋出路；留守人员靠出卖设备，出租厂房艰难度日。
一印现在给人留下的只有这么一些数字：从建厂到1997年，共生产各种印染布35亿米，实现工业产值约50亿元，上交利润税金和折旧基金35000万元，相当于建厂投资的5倍。
1998年，全国纺织企业都在做一件事—限产压锭，减员增效。
在这一政策大背景之下，1998年下半年，政府主管部门决定，由中国华诚控股集团公司对三厂、四厂、六厂和陕棉十一厂、一印实施兼并重组，享受国家停息挂账政策。
原本计划是将5家企业的有效生产经营资产进行整合，筹建唐华股份公司，并争取上市。但后来发展思路有所调整，各个企业依然是独立法人，各自独立经营。除厂名分别更换为唐华三棉、唐华四棉、唐华六棉以及唐华一印外，最大的变化是由工厂制变为公司制。
这次破产工作完成后，除唐华一印停产外，其他企业又继续开工生产了。
1998年末，唐华四棉新的领导班子成立，大约用了6个月的时间，就扭亏为盈，结束了四棉连续4年严重亏损的局面，1999年全年实现利润1026万元。
从2001年起到2007年，四棉多次荣膺中国纺织行业前50强“排头兵企业”称号，成为陕西纺织行业的“领头羊，唐华集团所属五户企业的排头兵，累计盈利13169万元，利税3.6亿元。
但是，2007年8月2日，中国华诚集团的核心企业华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因资不抵债，经国务院国企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领导小组批准，被列入国家政策性破产项目计划。唐华集团作为在陕的全资子公司，所属五户企业也被列入其中。
按相关规定，四棉列入国家政策性破产项目计划后，中国华诚集团兼并企业时所承担的债务409亿元和利息2.25亿元需债务移交给企业。由于这一原因，四棉资产负债率又冲高到185.15%（截止2008年6月末，四棉资产总额77180万元，负债总额81799万元，其中，银行及资产管理公司借款本息71407万元），已严重资不抵债，只好无奈地实行二次破产。
成败皆因萧何
唐华三棉的情况有所不同，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第一次破产之后，三棉在市场经营上探索走“多品种快交货”的路径，为满足一些客户的需求，许多工艺独特但产量需求少的订单也积极生产。为达到客户的需要，先后自筹资金购进设备，并对其他配套部件也进行相应改造，加上生活区暖气工程的开建，企业流动资金开始紧缺。2002年上半年，唐华集团对所属企业进行经济效益检查，三棉出现较大的结构性亏损，经济效益开始滑坡。
在二次破产中，六棉彻底沦陷了。
在纺织城的纺织企业中，六棉这个单纱厂，实力最弱，命运也最坎坷。
在最初的计划当中，六棉是位于咸阳的，因为施工单位正在建纺织城的其他厂，倘若又将建设人员往咸阳调动，会耽误时间，如果布局在五厂之南，施工时间上会更紧凑，建设速度也更快。出于这样的考虑，六棉被布局在了纺织城。
当时纺建公司在纺织城实行的是流水作业，很快主厂房框架就立了起来。不巧，却遇到“小三反”运动的冲击，被纺织工业部列入下马项目之中。
西北纺织管理局派人专门向纺织工业部汇报六棉的建设情况：已经投资了420万元，如果下马这些资金就打了水漂。最后的结果是六棉的建设继续，但原设计的织布部分被取消，于是，六棉成为纺织城惟一的一个单纱厂。
这一改动或许成为日后六棉发展不顺的诟病之笔。
1957年11月中旬，试生产期间就已完成了全年计划；1959年，棉纱产量达到86820.31件，比设计能力的76328件提高了12.1%，当年实现利税1109.4万元，是建厂投资总额的一半。
难抑历史之痛
三年困难时期，由于棉花供应紧张，到1962年，六棉生产棉纱仅为13132件，只是设计水平的20%。因此六棉被暂停关闭，仅留200人看守工厂，维护设备，2000余职工调往外厂的有1765人，退职409人，辞退192人。
1964年，经济情况有所好转，六棉开始复工，直到1965年第三季度，才完全恢复了三班生产。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是六棉最好的一个时期，棉纱市场供不应求，要货的函电目不瑕接，厂门内外车水马龙。棉纱市场大好之后，大大小小的纱厂遍地开花，随着私人纱厂的不断发展状大，市场被日益蚕食，六棉再次走了下坡路。
经历了1998年的破产之后，局面并无改善，2008年第二次破产，关门就成了无法回避的结局。职工到退休年限的退休，不到退休年限的或分流到三厂、四厂，或买断工龄，自谋生路。
“厂房、机器都被拍卖了，仅从厂区内移出了一棵桂花树，栽在了生活区里，它成为六棉人惟一的念想。”曾是六厂职工的杨爱丽对记者说。
“纺织吃香的时候，是利税大户。”裴国华大学所学专业是纺织工艺，他将纺织城的末路归结为国营企业的体制，“私营起来了，国企破产了。”
过去棉纺织企业经营状况好的时候，将利税，甚至设备折旧上交给了国家，但在设备更新上速度一直很慢，私营企业起来后，设备更新速度快，慢慢就显出国营企业的疲态了。
“江浙包括广东沿海一带，上的小厂很多。从广州到清源沿线全是纺织厂，厂里工人不多，就200或300人，但人家都是新设备，将涤纶丝进行各种花样的加工，又柔软又保暖，比咱纯棉的还好，正所谓船小好调头。”已退休了的赫际忠说。
1998年的限产压锭目标之一是更新设备，但效果并不尽人意。
“设备只改造了一部分，但在市场上还是没竞争力。这次下决心，全是新设备，20万纱锭，才用千把人。”赫际忠说。
现在，纺织城棉纺企业中，只有三厂、四厂还在开工运转。不久，作为西安纺织集团下属的企业，将会迁往位于西安洪庆的纺织产业园。
最后一抹温情
居家养老服务站就设在原六棉的光明区内。
“2009年，纺织城街办提倡建设特色社区活动，六棉针对本社区老年人多、破产导致的下岗工人多的特点，办起了居家养老服务站。”六棉退休办主任刘文向记者介绍说。
六棉社区有3140户，光明区就占了1200户，由于是一个老福利区，1200户中以老年人居多。很多1950年代进厂的人年龄大多在七、八十岁。过去，子女在厂里上班，还好照应，现在厂里停产了，很多人需要到市区，甚至到更远的地方打工，照顾不上老人们，尤其是一些独居的高龄老人，生活问题凸显。为了解除外出打工人员的后顾之忧，六棉在光明区实验性地办起了居家养老服务站。“主要给老人提供两顿饭，中餐和晚餐，一天只收10元的成本费。”刘文说。
服务站有健身室、图书室、休息室等设施，由于来吃饭的老人过多，只好将健身室腾出来供老人们就餐。
“刚开始办的时候，只有三、五十人来吃，到去年冬天前，增加到了130人。”刘文解释说“冬天一过，来吃饭的老人就会多起来。家属区没有暖气，有的老人被子女接到别的地方过冬了”。
记者采访那天是2月9日，来服务站吃饭的人数是93名，其中有50名是采取送饭上门的办法。
在服务站吃饭，很多退休在家的老人有了彼此交流的场所和机会。原定晚饭开饭时间是五点半，五点就开始有老人来就餐，服务站实行随到随吃。
服务站招募了16名下岗职工做工作人员，属于公益岗位，每月工资860元。“一天差不多要干近10个小时，家也顾不上。”刘文说。服务站绝大部分是中年女工，惟一一名男工，兼做重体力活。
“服务站的开支主要有两块：燃料费、水电费。没有管道气，只能烧罐装液化气，一罐气只能烧三天，350元。水电费也是一个大头，每月差不多要2000元。”让刘文最头疼的是，服务站这个公益项目，水电费不仅没有任何优惠，还按商业标准收取。
建服务站的费用，是灞桥区给投资的，工作人员的工资由专款支付，服务站的日常运转靠的是收取的餐费，这钱肯定都要花在饭菜上。
“老人交的钱，肯定要全部用在吃上，服务站运作时间长了后，总会面临设备更换、维修等问题，到时候没有一点流动资金，怎么办？”刘文说这话时，眼睛湿润地转向窗外，长久凝视着窗外阴霾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