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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现代悲剧中，小人物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并开始扮演主人公角色。他们依靠自身行动中的“悲剧性因素”而获得了合法地位。在阿瑟·密勒的《推销员之死》中，威利·洛曼作为一名普通人的生存经历和情感体验激起了无数观众的同情与怜悯。他个人渺小的理想与抱负承载的是许多美国人的共同信念——希望依靠个人奋斗取得成功，他的“美国梦”的破灭是一代人推销梦的死亡。
关键字：普通人 威利·洛曼 美国梦 悲剧
引言
传统悲剧将社会地位和出身门第看得高于一切，主人公位置大抵都给予了具有高贵身份的人，通过英雄失足和国王陨落的故事激起人物的怜悯和恐惧。十九世纪后期，社会问题剧的出现将社会底层人物推上悲剧舞台，使悲剧性经验从王公贵族那里得以下放。阿瑟·密勒提出“普通人跟国王同样都是悲剧描写的天然对象。”他们在与毁灭性障碍的斗争中使自身的形象得以升华，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共鸣，不乏古代悲剧英雄的情感力量。在现代悲剧的舞台上，小人物的主人公地位取得了完全的合法性。
(1)悲剧题材的演变——主人公形象的转型
从古希腊悲剧诞生以来，悲剧一直被认为讲述的是个体与毁灭他的力量之间的冲突。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十三章里指出悲剧主人公必须出身高贵、名声显赫。从古希腊到伊丽莎白时代，悲剧主人公基本都是出身高贵，受人崇敬的天帝诸神、皇亲贵戚，剧作主要围绕人神英雄、国王的命运来写。悲剧为表现一种崇高的美和痛而将人类的激情、行动以及后果放大，这种宏大的行为也因此需要一位神居高位的伟人或英雄来承担，主人公从高位跌落下来之后的沉沦也就显得越发惨烈，从而产生强烈的悲剧性效果。从古希腊悲剧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悲剧，情形大抵如此。直到十九世纪，西方才出现以中产阶级为主角的家庭悲剧。
十九世纪后半叶，现实主义戏剧大师亨里克·易卜生写作社会问题剧，使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以主人公的姿态登上悲剧舞台。通过平民百姓的命运剖析生存其中的社会现实问题，使得戏剧在揭露邪恶势力和抨击黑暗现实方面更有力度和深刻性。身份卑微的小人物逐渐开始受到戏剧作家们的广泛关注。
阿瑟·密勒正式提出悲剧要写普通人，要让小人物，即下层阶级人物登上悲剧历史舞台。在《悲剧与普通人》一文中，密勒指出，悲剧在最高意义上，普通人和国王一样都适于作悲剧描写的对象。当古朴的希腊人对天庭提出挑战，当人物要反抗他所生存的固若金汤的社会环境时，在这样的过程中人物便瞬间具有了高大的形象——悲剧形象，而在人们心中却荒谬地把他跟皇亲贵族或跟名贵门第出身联系起来了。事实上，即使是凡夫俗子也可以随心所欲地使这种人物形象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全力以赴地投入战斗，以便争取在世上取得一席合法之地。在他的戏剧创作中，密勒实践了他的戏剧理论，塑造了推销员、店员、码头工人等一系列下层阶级的人物形象。
(2)悲剧与普通人——悲剧性经验的扩展
二战以来，以约瑟夫·克鲁奇为代表的一批美国戏剧评论家断言，现代剧中没有真正的悲剧，因为在现代这个没有国王的时代里匮乏悲剧人物，“一个普通人是不适于做一个悲剧主人公的”。描写“国王陨落”的时代已经过去，意味着悲剧就死亡了吗?悲剧性经验只能停留在高贵人物身上吗?在古典悲剧那里，高贵地位和英雄境界以其公众的和形而上的抽象性而具有了普遍意义，这种悲剧行动表达了那个时代的整套人生观。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个人既不代表国家，也不是国家的某种成分，而是独立的个体，因此，一个蒙受苦难的下等人也可以得到更加严肃和直接的对待。身份只是判定人在阶级社会中等级地位的标志，而不是决定人生价值或人物形象大小的标志。处于高位的国王和伟大的君主所拥有的情感和心里体验，普通人也会有；发生在高贵人物身上可以引起人们同情、怜悯的事件，也适用于处于同样情形下的普通人。比如人们在看《李尔王》时，李尔作为国王分配领土和国家间的战乱等或许不是激起人们热情的内容，真正震撼人心的是他被迫离开家园时的恐惧，众叛亲离后的绝望，这种感受在普通人的心中也会引发强烈的触动。而阿瑟·密勒作为一名大力倡导社会剧的作家，则更加认为普通人的遭遇与痛苦尤其能揭开社会的伤疤，因此悲剧创作决不能将普通人排斥在外。
悲剧是一种特殊的事件，一种具有真正悲剧性并体现于漫长悲剧传统中的特殊反应。悲剧中的人物始终拥有某种抱负和希望，这不仅是阿伽门农想要攻占特洛伊的欲望，麦克白要篡夺王位的野心，也是娜拉以出走反抗不平等的家庭地位的意识，是威利·洛曼想要实现出人头地，发家致富的强烈愿望。在追寻各自理想的过程中，主人公或招致命运的暗算，或受制于“悲剧性瑕疵”，或被社会的邪恶势力击败，最终形成灾难性的结局。在悲剧的背后藏匿的是不灭的希望，一种乐观主义的信仰——相信人能够不断臻于完美的美好理想。这一崇高的理想不一定非得属于一个“高大完美”的形象，权贵人物也好，下层平民也好，都有着自己的理想和追求，都可能对现实生活中的现象不理解，他们的行动也必然会产生某种“过失”，因而可以引起悲剧性的怜悯与恐惧。
(3)“美国梦”的破灭——理想与绝对障碍的冲突
阿瑟·密勒认为：“悲剧最准确地，惟妙惟肖地描写人为争取幸福而进行的斗争。”也就是说，写悲剧一定要有理想和抱负。作为一名普通的美国人，威利·洛曼诚实本分，有者一颗强烈的事业心和进取心，他有自己的“美国梦”，希望自己能成为第二个戴夫·辛格曼，84岁了在旅馆房间里拿起电话就能做成一笔又一笔的买卖。早年的威利不仅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信心，还对他的两个儿子寄托着殷切希望，尤其是他的大儿子比夫，曾在中学时代就是学校的橄榄球名星，在体育竞赛中还得过奖杯，威利经常夸他“了不起”，相信儿子从体育场转战到商界后也一定会受到欢迎，“前途无量”。威利·洛曼是美国众多普通的推销员中的一个，他的理想中折射出的是那一代美国平民共同的信念——为实现“美国梦”而努力奋斗。
威利同典型的悲剧主人公一样，身上有着“缺点”和“瑕疵”，并造成他失败的必然结局。他更是有很多毛病和陋习，爱虚荣要面子，夸夸其谈，教子无法，还跟女人厮混，可见他是一个十足的小人物。在现实中他四处碰壁，不断遇到困难和阻挠，最终被残酷的现实击垮。他时刻陷在深深的困惑与苦恼中，经常自言自语：“到底诀窍在哪里呢?”他一生都信奉的成功哲学是：想要征服世界，个人必须具有魅力，讨人喜欢，受人爱戴。他还十分相信人情会在关键的时候发挥作用，他哀求老板霍华德给他一个职位时还指望重提旧事来打动老板，结果碰了个大钉子。显而易见，他所信奉的这套价值观与那个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社会实在是格格不入，甚至是荒唐可笑的。但他始终对世事无知，不明白“生活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这是他身上改不掉的顽固性的缺陷，即所谓“悲剧性瑕疵”。 阿瑟·密勒认为在表现下层人的悲剧中，不可忽视酿成人物厄运的社会因素，他要在舞台上通过展示悲剧人物的命运来解剖社会，挖掘出造成悲剧的邪恶因素。威利生存在美国现代工业社会，在剥削制度的运作下，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嗜血成性，人情冷漠。与威利的生计相比，老板霍华德似乎对那台钢丝录音机更感兴趣。当威利因被开除而沮丧和困惑不解时，邻居查理提醒他说：“这个世界上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卖得掉的东西。”而不是靠什么人缘好，有魅力。威利始终不明白这一点，他对自我和他生存的社会环境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社会现实因素与他的执迷不悟就构成了阻碍他走向成功的绝对障碍。主人公在这场悲剧的结局中最终“毁灭”了，然而他的梦想并没有熄灭，因为他仍旧幻想着有了这笔赔偿金，比夫可以拥有一个锦绣前程，继续实现他的“美国梦”。他失败了，却又真的“胜利”了。他临死时仍然怀抱希望，这种精神上的乐观情绪鼓舞了人们为实现美好理想而生活的斗志。他为追求美好生活而奔波的勇气和对未来执着的信念使他获得了“悲剧性的胜利”。
《推销员之死》成功上演之后，威利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形象，他的悲剧命运触动了许多人的心弦。一些饱经风霜的老推销员更是从威利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联想到了和他们遭受同样不幸命运的人，悲剧辛酸的结局引发了许多人的共鸣，个体化的情感与体验迅速在观众那里扩散开来，因而获得了普遍性的意义。
(4)结语
威利·洛曼并非出身高贵，也没有金钱和地位，他只是一个潦倒失败的小人物。然而当他在怀着梦想同自身和外部环境的强大力量进行着顽强的抗争时，却意外地获得了悲剧人物的情感力量。他最终被自身的致命弱点中伤，并在社会邪恶势力的压抑下走向“毁灭”，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结局，必然引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通过他的死人们洞见了资本主义社会“吃人”的面孔和冷酷麻木的人情。他至死不渝的坚守着“美国梦”的理想，并因此获得了精神上的“胜利”，给予了观众鼓舞和启迪。整部戏剧中没有古典悲剧英雄与命运搏斗的宏大场景，有的尽是一幕幕平凡而贴近普通人生活的场面。每一个普通的美国人都可以在威利身上找到他们自己的影子。作为悲剧主人公，一名老推销员的体验与经历也可以引起如此广泛的共鸣，获得普遍的意义。一个小人物的命运也可以聚集所有的悲剧性因素，普通人可以当之无愧地走上悲剧舞台扮演主人公角色。正如密勒所呼吁的：“在我们这个没有国王的时代，是我们看清历史的光明面，追根溯源，努力探索普通人的心灵的时候了。”参考文献：
[1][5][10]阿瑟·密勒，阿瑟·密勒论戏剧郭继德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2][4]雷蒙·威廉斯现代悲剧，丁尔苏译，译林出版社，2007
[3]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1996
[6][7][8][9]阿瑟·密勒推销员之死，英若诚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关键字：普通人 威利·洛曼 美国梦 悲剧
引言
传统悲剧将社会地位和出身门第看得高于一切，主人公位置大抵都给予了具有高贵身份的人，通过英雄失足和国王陨落的故事激起人物的怜悯和恐惧。十九世纪后期，社会问题剧的出现将社会底层人物推上悲剧舞台，使悲剧性经验从王公贵族那里得以下放。阿瑟·密勒提出“普通人跟国王同样都是悲剧描写的天然对象。”他们在与毁灭性障碍的斗争中使自身的形象得以升华，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共鸣，不乏古代悲剧英雄的情感力量。在现代悲剧的舞台上，小人物的主人公地位取得了完全的合法性。
(1)悲剧题材的演变——主人公形象的转型
从古希腊悲剧诞生以来，悲剧一直被认为讲述的是个体与毁灭他的力量之间的冲突。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十三章里指出悲剧主人公必须出身高贵、名声显赫。从古希腊到伊丽莎白时代，悲剧主人公基本都是出身高贵，受人崇敬的天帝诸神、皇亲贵戚，剧作主要围绕人神英雄、国王的命运来写。悲剧为表现一种崇高的美和痛而将人类的激情、行动以及后果放大，这种宏大的行为也因此需要一位神居高位的伟人或英雄来承担，主人公从高位跌落下来之后的沉沦也就显得越发惨烈，从而产生强烈的悲剧性效果。从古希腊悲剧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悲剧，情形大抵如此。直到十九世纪，西方才出现以中产阶级为主角的家庭悲剧。
十九世纪后半叶，现实主义戏剧大师亨里克·易卜生写作社会问题剧，使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以主人公的姿态登上悲剧舞台。通过平民百姓的命运剖析生存其中的社会现实问题，使得戏剧在揭露邪恶势力和抨击黑暗现实方面更有力度和深刻性。身份卑微的小人物逐渐开始受到戏剧作家们的广泛关注。
阿瑟·密勒正式提出悲剧要写普通人，要让小人物，即下层阶级人物登上悲剧历史舞台。在《悲剧与普通人》一文中，密勒指出，悲剧在最高意义上，普通人和国王一样都适于作悲剧描写的对象。当古朴的希腊人对天庭提出挑战，当人物要反抗他所生存的固若金汤的社会环境时，在这样的过程中人物便瞬间具有了高大的形象——悲剧形象，而在人们心中却荒谬地把他跟皇亲贵族或跟名贵门第出身联系起来了。事实上，即使是凡夫俗子也可以随心所欲地使这种人物形象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全力以赴地投入战斗，以便争取在世上取得一席合法之地。在他的戏剧创作中，密勒实践了他的戏剧理论，塑造了推销员、店员、码头工人等一系列下层阶级的人物形象。
(2)悲剧与普通人——悲剧性经验的扩展
二战以来，以约瑟夫·克鲁奇为代表的一批美国戏剧评论家断言，现代剧中没有真正的悲剧，因为在现代这个没有国王的时代里匮乏悲剧人物，“一个普通人是不适于做一个悲剧主人公的”。描写“国王陨落”的时代已经过去，意味着悲剧就死亡了吗?悲剧性经验只能停留在高贵人物身上吗?在古典悲剧那里，高贵地位和英雄境界以其公众的和形而上的抽象性而具有了普遍意义，这种悲剧行动表达了那个时代的整套人生观。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个人既不代表国家，也不是国家的某种成分，而是独立的个体，因此，一个蒙受苦难的下等人也可以得到更加严肃和直接的对待。身份只是判定人在阶级社会中等级地位的标志，而不是决定人生价值或人物形象大小的标志。处于高位的国王和伟大的君主所拥有的情感和心里体验，普通人也会有；发生在高贵人物身上可以引起人们同情、怜悯的事件，也适用于处于同样情形下的普通人。比如人们在看《李尔王》时，李尔作为国王分配领土和国家间的战乱等或许不是激起人们热情的内容，真正震撼人心的是他被迫离开家园时的恐惧，众叛亲离后的绝望，这种感受在普通人的心中也会引发强烈的触动。而阿瑟·密勒作为一名大力倡导社会剧的作家，则更加认为普通人的遭遇与痛苦尤其能揭开社会的伤疤，因此悲剧创作决不能将普通人排斥在外。
悲剧是一种特殊的事件，一种具有真正悲剧性并体现于漫长悲剧传统中的特殊反应。悲剧中的人物始终拥有某种抱负和希望，这不仅是阿伽门农想要攻占特洛伊的欲望，麦克白要篡夺王位的野心，也是娜拉以出走反抗不平等的家庭地位的意识，是威利·洛曼想要实现出人头地，发家致富的强烈愿望。在追寻各自理想的过程中，主人公或招致命运的暗算，或受制于“悲剧性瑕疵”，或被社会的邪恶势力击败，最终形成灾难性的结局。在悲剧的背后藏匿的是不灭的希望，一种乐观主义的信仰——相信人能够不断臻于完美的美好理想。这一崇高的理想不一定非得属于一个“高大完美”的形象，权贵人物也好，下层平民也好，都有着自己的理想和追求，都可能对现实生活中的现象不理解，他们的行动也必然会产生某种“过失”，因而可以引起悲剧性的怜悯与恐惧。
(3)“美国梦”的破灭——理想与绝对障碍的冲突
阿瑟·密勒认为：“悲剧最准确地，惟妙惟肖地描写人为争取幸福而进行的斗争。”也就是说，写悲剧一定要有理想和抱负。作为一名普通的美国人，威利·洛曼诚实本分，有者一颗强烈的事业心和进取心，他有自己的“美国梦”，希望自己能成为第二个戴夫·辛格曼，84岁了在旅馆房间里拿起电话就能做成一笔又一笔的买卖。早年的威利不仅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信心，还对他的两个儿子寄托着殷切希望，尤其是他的大儿子比夫，曾在中学时代就是学校的橄榄球名星，在体育竞赛中还得过奖杯，威利经常夸他“了不起”，相信儿子从体育场转战到商界后也一定会受到欢迎，“前途无量”。威利·洛曼是美国众多普通的推销员中的一个，他的理想中折射出的是那一代美国平民共同的信念——为实现“美国梦”而努力奋斗。
威利同典型的悲剧主人公一样，身上有着“缺点”和“瑕疵”，并造成他失败的必然结局。他更是有很多毛病和陋习，爱虚荣要面子，夸夸其谈，教子无法，还跟女人厮混，可见他是一个十足的小人物。在现实中他四处碰壁，不断遇到困难和阻挠，最终被残酷的现实击垮。他时刻陷在深深的困惑与苦恼中，经常自言自语：“到底诀窍在哪里呢?”他一生都信奉的成功哲学是：想要征服世界，个人必须具有魅力，讨人喜欢，受人爱戴。他还十分相信人情会在关键的时候发挥作用，他哀求老板霍华德给他一个职位时还指望重提旧事来打动老板，结果碰了个大钉子。显而易见，他所信奉的这套价值观与那个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社会实在是格格不入，甚至是荒唐可笑的。但他始终对世事无知，不明白“生活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这是他身上改不掉的顽固性的缺陷，即所谓“悲剧性瑕疵”。 阿瑟·密勒认为在表现下层人的悲剧中，不可忽视酿成人物厄运的社会因素，他要在舞台上通过展示悲剧人物的命运来解剖社会，挖掘出造成悲剧的邪恶因素。威利生存在美国现代工业社会，在剥削制度的运作下，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嗜血成性，人情冷漠。与威利的生计相比，老板霍华德似乎对那台钢丝录音机更感兴趣。当威利因被开除而沮丧和困惑不解时，邻居查理提醒他说：“这个世界上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卖得掉的东西。”而不是靠什么人缘好，有魅力。威利始终不明白这一点，他对自我和他生存的社会环境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社会现实因素与他的执迷不悟就构成了阻碍他走向成功的绝对障碍。主人公在这场悲剧的结局中最终“毁灭”了，然而他的梦想并没有熄灭，因为他仍旧幻想着有了这笔赔偿金，比夫可以拥有一个锦绣前程，继续实现他的“美国梦”。他失败了，却又真的“胜利”了。他临死时仍然怀抱希望，这种精神上的乐观情绪鼓舞了人们为实现美好理想而生活的斗志。他为追求美好生活而奔波的勇气和对未来执着的信念使他获得了“悲剧性的胜利”。
《推销员之死》成功上演之后，威利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形象，他的悲剧命运触动了许多人的心弦。一些饱经风霜的老推销员更是从威利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联想到了和他们遭受同样不幸命运的人，悲剧辛酸的结局引发了许多人的共鸣，个体化的情感与体验迅速在观众那里扩散开来，因而获得了普遍性的意义。
(4)结语
威利·洛曼并非出身高贵，也没有金钱和地位，他只是一个潦倒失败的小人物。然而当他在怀着梦想同自身和外部环境的强大力量进行着顽强的抗争时，却意外地获得了悲剧人物的情感力量。他最终被自身的致命弱点中伤，并在社会邪恶势力的压抑下走向“毁灭”，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结局，必然引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通过他的死人们洞见了资本主义社会“吃人”的面孔和冷酷麻木的人情。他至死不渝的坚守着“美国梦”的理想，并因此获得了精神上的“胜利”，给予了观众鼓舞和启迪。整部戏剧中没有古典悲剧英雄与命运搏斗的宏大场景，有的尽是一幕幕平凡而贴近普通人生活的场面。每一个普通的美国人都可以在威利身上找到他们自己的影子。作为悲剧主人公，一名老推销员的体验与经历也可以引起如此广泛的共鸣，获得普遍的意义。一个小人物的命运也可以聚集所有的悲剧性因素，普通人可以当之无愧地走上悲剧舞台扮演主人公角色。正如密勒所呼吁的：“在我们这个没有国王的时代，是我们看清历史的光明面，追根溯源，努力探索普通人的心灵的时候了。”参考文献：
[1][5][10]阿瑟·密勒，阿瑟·密勒论戏剧郭继德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2][4]雷蒙·威廉斯现代悲剧，丁尔苏译，译林出版社，2007
[3]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1996
[6][7][8][9]阿瑟·密勒推销员之死，英若诚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