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撒钱”可以有多种形式，其具体情况取决于特定央行的法律结构，以及央行行长在多大程度上愿意采取超越传统权限范围的行动。成功重振经济，取决于确保增加的现金流入因低收入和缺乏抵押资产而支出受限的人手中。
　　对名义利率为零或接近于零的国家来说，财政刺激应该是很容易作出的选择。只要政府借贷利率低于通胀、劳动力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之和，新增债务的分期偿还成本就是负数。与此同时，增加支出的好处是巨大的。
　　一些人说，一旦经济复苏、利率升高，政府有可能无法对财政政策进行合适的调整。但这一观点似是而非。想执行坏政策的政府，无论今天作出怎样的决定，都会这样做。而即使这一风险确实存在，也可以用刺激带来的好处来抵消，比如劳动力技能改善、商业投资增加、商业模式发展加速以及新基础设施。
　　


　　厌恶财政扩张是一种原始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务实考虑。合格的经济学家都能算出美国、德国和英国有着足够大的财政乘数、足够强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其他需求提振措施的溢出效应，以及让大幅扩张性政策成为最优选择的充足金融空间。
　　问题不在于财政刺激是否合适，而在于多少财政刺激合适。回答这一问题应该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官僚性成本收益分析。但是，大部分能从财政刺激中获益的国家却无动于衷。
　　对此，我的同事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巴里·艾肯格林相当警惕：“看得出世界经济正在下沉，应该充当管家角色的决策者束手无策。”
　　艾肯格林写道，德国20世纪20年代的恶性通胀及随后采取的“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政府避免干预经济）的经验，“致使德国人对宏观经济学避之不及”。类似地，在美国，对联邦政府权力根深蒂固的怀疑，特别是在权力被用来废除奴隶制、推进公民权利的南方导致美国人对反周期宏观经济政策怀有敌意。
　　艾肯格林推论：“必须克服深深植根于历史的思想和政治偏见，才能结束当前的经济停滞，危机之后出现长期增长萧条，此时不挑战这些偏见更待何时？”
　　然而悲哀的是，这场争论已不再是智识上的讨论。因此，也许需要出奇制胜。央行应该承担责任，实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于1969年提出的策略——“直升机撒钱”，将现金直接派发给会去花钱的人。
　　德国、美国和英国的紧缩支持者怀疑央行，其思想根源与他们厌恶赤字支出立法如出一辙。但他们对央行的反对要弱得多。这是因为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经济学家大卫·格莱斯纳所指出的，建立自动货币制度的尝试——不管是基于金本位、弗里德曼的K百分比规则，还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约翰·泰勒的“基于规则的货币政策”——都遭遇了惨痛失败。
　　历史也驳斥了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亨利·西蒙所呼吁的货币政策“规则而不是当局”。货币政策的设计任务不是构建规则，相反，是成立带有明智的目标、价值观和技术官僚能力的当局。
　　在相当现实的层面上，央行的行为永远是“财政政策”，原因很简单：它们的干预改变了未来政府本金和利息支付的现值。但在促进经济复苏方面，央行显然可以做得更多。它们拥有强大的监管权力要求受它们监督的银行持有资本，向历史上受到区别对待的各类借款人提供贷款，以及服务它们所在的社区。它们还拥有聪明的律师。
　　“直升机撒钱”可以有多种形式，其具体情况取决于特定央行的法律结构，以及央行行长在多大程度上愿意采取超越传统权限范围的行动。
　　成功重振经济，取决于确保增加的现金流入因低收入和缺乏抵押资产而支出受限的人手中。此外，与采取财政刺激的政府一样，产生积极结果的关键，是排除对偿付义务会变得艰巨的一切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