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最后一天，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迎来决定性的里程碑。
　　时间回到2020年7月，梁宏阳从工作的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下简称“北京所”）匆匆走出，前往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生产车间。这一天与以往不同的是，梁宏阳发现北京所大院里排起了长队，在新搭建好的临时场所内，不少人赶来接种新冠肺炎病毒灭活疫苗。这些人里有需要前往国外高风险地区的留学生、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者，还有劳务人员。在队伍最前方，完成接种的人们正三三两两地走出来，梁宏阳听到他们说：“打完疫苗，心里踏实了。”
　　这句话让梁宏阳感慨万千，在和病毒抗争的过程当中，疫苗被认为是一张行之有效的终极王牌。从2020年年初成为所里新冠病毒疫苗研发核心团队成员，到如今疫苗被纳入使用范围，在这场和时间赛跑的战役当中，整个研发团队经历了一次次的极限挑战。一支小小的疫苗背后，凝聚的是整个团队的心血和付出。
　　武汉突发疫情时梁宏阳正在天津老家过年，他坐不住了，跟父母打了声招呼就匆匆买了回北京的车票，回到北京即刻开始搜集新冠病毒的资料，准备研制疫苗。这场无声的战役打响了。
　　北京所紧急成立了研发疫苗的六人团队。大年初一，六人小组昼夜加班，拿出了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的研制方案;2月1日，按公共卫生紧急课题，“2019-nCoV灭活疫苗”项目被批准立项。
　　查阅资料、进行高等级生物安全车间的概念设计和起草建造标准、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推进研究合作，梁宏阳需要同时推进3条线上的工作，忙到半夜成了常态。
　　新冠病毒的培养、动物感染实验应当在生物安全三级（P3）及以上实验室开展。和其他实验室相比，P3实验室的负压环境程度更强，梁宏阳回忆：“从负压环境里出来就像脚踩着一团棉花，很疲乏，因为缺氧脑子反应也慢了。”
　　因为穿脱防护服要花不少时间，梁宏阳和同事们就尽量少吃少喝，不去厕所。但就在研究进入细胞接种病毒环节的前一天，梁宏阳突然犯了痛风。痛风发作需要多喝水，加速身体代谢、缓解症状。为了不耽误第二天的实验，梁宏阳吃下了大量的止疼药。“当时能进P3实验室的就那么几个人，实验要用的反应器比较重，必须由我跟另一位男同事一起搬运，”梁宏阳说，“关键时刻决不能‘掉链子’。”第二天，剧烈的疼痛还在持续，梁宏阳只好咬紧牙关，靠着墙壁支撑着自己把防护装备穿戴完成，硬是跟同事一起把反应器搬进了实验室。
　　疫苗研发就是与死神赛跑，梁宏阳带着自己的团队高强度地工作。“我的团队是甘于付出、能打硬仗的队伍，我说要跟我一起进实验室，跟病毒打交道，没有一个人退缩。这一路走来，我很感谢他们。”梁宏阳说。
　　6月疫苗研发完成后，梁宏阳带着团队返回北京所，开始投身高等级生物安全车间的大规模生产。从疫苗工艺参数的研究，到车间建设，再到相关资料的撰写、申报，他参与了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的整个生产过程。“疫情暴发时是在冬天，那时北京的树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在风里摇晃。到4月份我们有了阶段性成果，可以临床试验时，树也有了蒙蒙绿意，而如今一轉眼又是冬天了。”梁宏阳说，“这一年过得特别快，感觉时间不够使。”
　　北京所现有的生产车间每年可以产出1.2亿剂疫苗，在建的第二个车间可以年生产10亿剂。梁宏阳说：“我们要保证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问题，零生物安全事故，希望中国的疫苗能够成为国家防疫事业的一张名片。”
　　新冠疫情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轨迹，梁宏阳对自己的职业也有了新的体会。“我们是国民健康的守护者，用自己的努力筑就一道道预防疾病的安全防线，这其中产生的成就感和荣誉感，是金钱和物质永远无法带来的。”
　　（摘自央视网     本文作者：王汝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