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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墨家以“兼爱”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蕴涵着人际关系友爱和谐、社会环境安定有序、社会成果平等分享的思想精华。墨家“兼爱”思想，对于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有着积极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 墨子；“兼爱”；思想体系；和谐社会；借鉴价值
中图分类号：B2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1）11-104-03
和谐社会是人类几千年来孜孜追求的社会理想。我国春秋末至战国初的动乱时代，诸侯兼并，战祸频仍，民不聊生。时有“世之显学”[1]之誉的墨家，以“为万民兴利除害”为使命，憧憬建立一个没有战争、人人互爱、和谐幸福的美好家园。墨子描绘的和谐社会蓝图，主要体现在他以“兼爱”为核心的 “十论”之中，[2]表现出墨学“兼爱交利”的理想旨归。笔者认为，墨家“兼爱”思想体系中的精华，对于解决当前存在的社会现实问题，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仍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价值。
一、墨子“兼爱”理想中的社会和谐内涵
墨子，名翟，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墨子生活的时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其时生产关系变革、政治局势动荡不定，旧的社会理论体系在逐步瓦解，新的社会道德规范亟待重整和组合。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墨子提出了一套较完整的社会政治理论和道德规范，构建了自己的救世方略。
1.人际关系的友爱和谐。人际关系指社会人群中因交往而构成的相互联系的社会关系，其层面是多种多样的,有家庭的也有社会的。中国古代把人与人的关系概括为五种,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如何使人际关系友爱和谐，墨子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3]《 墨子·兼爱中》 墨子认为，人际之间互爱，则无“祸篡怨恨”，生活和谐，幸福美满。而战国时期社会之所以失范，在于人与人之间不相爱，“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 [3]《兼爱上》与之相随者，私利亦是乱世之因，“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事也。具此而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爱”。[3]《兼爱上》概言之，天下不仁不义的行为，均产生于不相爱。墨子反复强调“兼爱”，其内涵究竟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求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应超越等级观念和血缘关系，做到“爱人若爱其身”，对众人一视同仁地相爱。同时，“爱”是双向的，人人皆有爱人的义务，也都享有“被爱”的权利。以此推论，其结论是“兼爱”是无等差的，亦即博爱。如何实施“兼爱”？墨子认为，把“兼相爱”与“交相利”联系起来，使爱与利贯通起来完成。“爱”不能脱离“利”而成为纯道德的说教，“利”也不能脱离“爱”成为纯数字的度量。“兼相爱”侧重于主观上的博爱，“交相利”则倾向于客观上的实践。因此，兼爱的具体实施就是用客观上给对方“利”来实现主观上给对方的“爱”，使“利”成为爱的载体，爱与利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当然，“兼相爱”并不否定自爱，而是把自爱与相爱结合起来；“交相利”也不是鄙视自利，而是力求使自利与互利两不偏废。人与己兼爱，人与人互利，每个角色都要完成与其名相符的责任和义务，达到互利多赢之目的。墨子用“利”使“爱”变得具体，又用“爱”赋予“利”道德的内涵。在这种爱意融融的相互关系中，成就的是国家的繁荣昌盛,家庭的和睦团结，人际之间的和谐与友爱。
墨子的兼爱互利思想体现了当时劳动人民质朴、纯真、善良的品性和愿望，是一种弥足珍贵的追求和谐社会的理想，虽在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历史条件下难以实现，然而从精神层面却有极高的价值。“兼爱”理念中蕴涵的民主平等思想，体现了墨子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2.社会环境的安定有序。建立安全稳定有序的社会，必须实行强本非攻的方略，这是巩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和外部环境。墨子把“节用”与“强本”结合起来，强调发展经济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国家强盛的基础。尤其强调农业生产的优先地位，“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3]《墨子七患》墨子认为，农业是关系到社稷安危和国家兴衰的重要基础，如果农业歉收，发生饥馑，国家则处于凶饥状态，社会就难以安宁，所谓“故凶饥存乎国人，君彻鼎食五分之五，大夫彻县，士不入学，君朝之衣不革制……，此告不足之至也”。同时，墨子还强调人人都要“强力从事”，提倡“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的劳动创造财富的社会风气，以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宁。
“非攻”是墨子“兼爱”思想的另一重要侧面，也是社会和谐精神深刻而突出的体现。[4]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之间攻伐兼并战争的兴起，固然有其必然性，但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不义之战，造成了人民大量死亡、田园荒芜、财物耗尽、社会大乱。这与墨子的“兼爱”社会理想相悖，因此他坚决予以反对。在《非攻上》中，他以“窃其桃李”“攘人犬豕鸡豚”“取人牛马”“杀不辜人”等事为例，类推侵伐战争之不义，突出“非攻”的主旨。墨子不仅在理论上倡导“非攻”，还积极游说各国执政者，“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攻伐他国，是“弃所不足而重所有余”，劝解执政者清正廉洁，“尚俭节用”，减轻人民负担。实践中他身体力行，亲身参与了止楚攻宋的“非攻”战争，免除了一场灾难，挽救了无数黎民百姓的生命。“非攻”是兼爱思想在攻伐战争上的体现，充溢着对人民生命的珍爱。
当然，墨子非攻并非完全反战，对于那些讨伐暴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人民正常生活秩序的正义战争还是积极支持的，称这样的战争为“诛”，与“攻”相区别。墨子的这种战争观，与其倡导的“兼爱”原则相佐。墨子认为，为民除害的“征诛”之战，就是“兼爱”的一种表现，因此，他对“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贵，干福禄，乐耳目也；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持赞誉之观点。由此战争观出发，墨子十分重视军队和国防建设，把它提到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来认识。所以，墨子的非攻思想，旨在唤起世人对攻伐战争的厌恶，制止诸侯之间地兼并掠夺，与其兼爱主张相辅相成，使人类社会得以安定团结。墨子对战争的“征诛”和“攻伐”两种性质的区分，有一定进步意义和现实价值。
3.社会成果的平等分享。墨家将兼爱互利作为理论指导，影响到墨家的诸多价值取向。在政治观上，主张社会管理体制、制度规范、权益分享上的平等，墨子指出：“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3] 《墨子·尚贤上》只要是有才能之人，不管其出身多么微贱，国家都应任用。反对血统门第世袭的举官制度，是墨学平民意识的理论抽象和劳动者智慧的集中体现，是对传统观念的勇敢挑战，打破儒家贵族掌握国家机器的特权模式，创建贤人理政的平台。《尚贤》中专有三篇来阐明这些贤能之人，既是创造和谐社稷的栋梁，又是“国家之珍”的道理。并且指出，“贤能”之人要做到“义行”，必须遵照“尚同”的原则，即各级职能部门的“贤能”之人，思想必须统一于上级的方略，最终统一于“天志”。其思想实质，乃是社会下层劳动者权益和意志的反映和外化，“天志”的核心就是“爱利百姓”。由此可见，“尚贤”以“尚同”为前提，使各级职能部门的贤能之人为事，就有了“爱利百姓”的正确导向。
在经济观上，墨子提倡全民同利、有财相分、有利相交的平等分享观。墨子主张“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 [3] 《墨子·法仪》每个人在天面前都是平等的，都应享受天赋予人的各种物质生活，欲富贵而恶贫贱是人性之自然。要改变现实社会贫富不均、损不足益有余两极分化的现象。在社会关系上，提倡“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免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3] 《墨子·尚贤》墨子强调，正义在于公利，为天下兴利除害，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国策。“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3] 《墨子·天志上》追求公共利益，就要反对自私自利的思想与行为。当然，墨学的功利主义不是求私利，也不是狭隘的牟利、逐利，而是在公利、互利原则引导下，得到平等与公正。墨子把“国家百姓之利”作为衡量义与不义的尺度，作为一种崇高的价值追求，其终极目标在于惠民，体现了以民为本的理念。
在天人关系上，墨子探讨了天与人、命与人的关系。兼爱互利是“天志”，人们应该认真对待，以实际行动去履行、实现之。而“命”则不然，它否定人为，讲求既定、缘分、听其自然，是否兼爱互利对“命”来说都一样，爱人利人与恶人贼人均由命定而不在人为。墨子身逢乱世，乱世哪有兼爱互利？如果认为有“命”，那么乱世即为命定，乱世没有兼爱互利便无可非议。因此墨子批判“命”，倡言“非命”，以捍卫兼爱互利思想。兼爱互利是“天志”，并不意味着可以坐待“天志”降临人间，而是需要人们自觉将其转化为实际行动，使其成为普遍的现实利益。因此，墨子提倡“力”“强”，以之反抗“命”。
在消费观念上，墨子针对当时社会上层普遍存在的突出弊端提出了剔除之法，即“非乐”、“节用”、“节葬”，这与他的兼爱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墨子认为，铺张浪费是一个国家贫穷的根本原因之一，而欲救其弊，当在“节用”。鉴于此，墨子从器用、饮食、衣着、丧葬、舟车等方面论述了节用的原则，反复强调费用必有利于民，“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3] 《节用》，希望贵族统治者效法古之明王圣人，“爱民谨忠，利民谨厚”，[3] 《节用》这样，方可使国家兴盛，百姓安乐。 出于制止统治者奢侈享乐，节制其耳目之娱的目的，主张“非乐”。当时的“王公大人”，“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笙竽”[3]《非乐上》都是建立在“亏民衣食之财”[3] 《非乐上》的基础之上的，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况且即使是冠冕堂皇的音乐教化也不能解决三大社会难题，即“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3] 《非乐上》兴礼作乐，只能加重下层百姓的负担，故墨子认为“为乐非也”，[3] 《非乐上》必须予以反对。严重的铺张浪费并非独为音乐，“死亡”亦然。墨子曰：“此存乎王公大人有丧者，曰，棺椁必重，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垅必巨。”[3]《节葬下》所以墨子强调“节葬”，这是节俭的内涵规范，深刻反映了墨家治国的真知灼见，也体现出珍视劳动成果的经济观念，饱含着真理的菁华。
墨子提出的一系列社会成果分享的观点，是对其兼爱、非攻理想的强力支撑，集中反映了广大人民对于和谐社会美好生活的渴望。尽管墨子和谐社会理想是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时期的产物,有一定的历史局限，但总体看来，墨子的这些主张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重新冷静客观地予以审视，不无裨益。
二、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民生挑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下,我们要建设的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5]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既包括社会关系的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体现了民主与法制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活力与秩序的统一、科学与人文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
党十七大报告把促进社会和谐的民生问题作为重点摆在了突出的位置。胡锦涛主席指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坚持求真务实，时刻关注民生，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落实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中去，重视解决好涉及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所谓民生，主要是指民众的基本生存和基本生活状态，以及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状况等等。以民生和谐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体现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牢牢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大力推进理论和实践探索，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极大增强。 [6] 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并向高水品的小康迈进。但我们也应清楚地认识到，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階段，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改革开放继续推进，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思想观念都在发生深刻变化。这种以社会转型形式出现的空前社会变革，一方面给我国的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使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鲜明特征，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添了新的内涵；另一方面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其中深层次的矛盾逐步显现，对社会和谐提出新的挑战，比如城乡发展差距较大；区域发展差距明显；区域之间基本服务水平参差不齐。从社会学视角来看，未富先老问题、社会财富分配和社会风险分配的双重压力问题等许多古典现代性问题和当代现代性问题，集中突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不得不同时加以应对。与此同时，民生的诸多问题日益凸现，其中尤为突出的有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问题；影响社会和谐的住房问题；关系百姓生存的就业问题；百姓承受着巨大压力的医疗体制问题；教育资源的均衡问题；收入领域的分配不公问题；改善民生保障的反腐倡廉问题等关乎国计民生的七大热点问题。[6]这说明，公共资源的有限性和公共需求无限性的矛盾使社会冲突日益复杂化，这种高度分化而复杂的异质性现代社会结构成了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应该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临的挑战，体现在社会发展的很多方面和不同层面。影响和谐社会的诸多民生问题的存在，映射出社会体制和政策不够完善、社会管理水平滞后、公共资源供给不足和公共服务体系能力不强，这些问题和矛盾日益成为我们必须应对的现实。
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国家发展和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需要我们进一步弘扬传统文化，吸纳墨子所倡导的“兼爱”思想的精华，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关心他人、扶贫济困的社会风气，在文化思想领域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道德水准；另一方面，必须依靠现有的制度建构为价值的导向，发展社会公共事业解决民生问题，为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创造良好的环境与条件，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安定有序，有效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得更为顺利和健康。
三、吸取墨家思想精华，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应当积极借鉴中国的传统文化。吸纳墨子“兼爱”思想体系中蕴涵的精华，对于建立和谐人际关系，解决面临的各类社会问题，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借鉴墨家“兼爱”“非攻”思想，构建和谐社会道德观。和谐社会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要达到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社会的公平程度、社会成员的平等权利、社会的法制环境等都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在制约社会和谐的诸多因素之中，由道德价值观凝聚起来的和谐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实现和谐的先决条件。道德是社会生活中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体系之一，一个社会要和谐发展，必须借助意识形态领域中道德的力量。道德调节的有效性不仅以良好的社会道德监督为前提，而且需要发挥个人的道德自觉性与自律性。“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家哲学的核心，它蕴涵有对和谐理念的阐释和对实现和谐的制度性指导，我们应当提倡“兼爱”的民本主义思想，将“人”的价值及地位进行清晰表述；通过“非攻”的和平主张，明确实现和谐社会的环境要素;通过“交相利” 的实践性指导，树立现代社会同样通用的法则，即平等互利、共存互赢。
市场经济的性质决定了存在“公平和效益”的矛盾，要协调这对矛盾，提高公民的道德自觉性是非常必要的。然而道德的约束是有限的，作为一项公共原则，它不具有法律上的制约性，一旦人们的行为超过应有的限度，丧失理性原则，在利益的驱使之下，这种自觉性就变得不牢靠，因此，必须健全法律机制，使之应成为社会的主要制约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人们的经济行为必须遵循理性原则，必须在合法的基础上进行。健全的法制是推动高尚的社会道德生成和发展的原动力，是协调“效率和公平”的砝码，也是确保市场经济体高效率运转的有效机制。
2.借鉴墨子的“义利并重”思想，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墨子义利观是以“兼相爱”为原则，以“尚利，贵义”为内容，并始终坚持“义利合一” 。“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子思想体系的核心，这其中有两层含义，一方面， “兼”可以理解为“公正”，将天下人平等看待，具有同等的地位，当然在社会利益分配上就应公平均享，在公平的前提下发挥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取得经济效益的最大值；另一方面，“兼”的目的是为获得天下之“利”，即公平概念的认定须以效益为基本参照系数，失却效益，在社会停滞的状态下求公平，公平毫无意义，“兼”和“利”二者互倚互促。公平和效益这对矛盾在墨子的思想中得到统一，他比较客观、全面地阐释了现实社会中这个棘手的难题。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各种分配不公问题日益突现。居民收入在国民经济收入中比重偏低，垄断行业收入畸高，不合理收入缺乏有效规范。分配领域中种种不公的问题，导致我国群体之间差距不断扩大，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东西部城镇和农民收入差距较大，贫困人口在增加。“事不公则心不平，心不平则气不顺，气不顺则难和谐。”公平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特征。公平反映的是人们追求利益分配合理的一个价值观念，分配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收入分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稳定的全局。解决好分配不公的问题，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任务，是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理解分配不公的关键是要明确分配公平的标准。我们在社会利益分配中，可借鉴墨家“兼爱”精神，搞好“三次分配”[6]调节，从制度上规范高收入群体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拿出部分财富帮助困难群体。
今天我们借鉴墨子的义利观，就是要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最大限度地尊重人，关心人，依靠人，以人为起点，以人为归宿，以人为目的。正视当前存在的分配不公、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采取调控政策，完善各项分配制度，推进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最终建立起公平合理的社会利益分配机制，使改革和发展的丰硕成果真正惠及全体人民，从而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共同享有的发展目标。
3.借鉴墨子“尚贤”“尚同”的思想，加快中国特色的民主化进程。目前我国的“安全稳定保和谐、以人为本树和谐和公正民主讲和谐”就是对墨家“尚贤”“尚同”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墨家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核心思想，离不开天子与王公大人们“一同天下之义”，离不开统治者开明的选贤任能。“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3] 《墨子·尚同上》 “明乎民之無正长以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聪慧之人，立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3] 《尚同》中篇墨家非常重视选才的标准和国家意志的上下统一，因为只有能者能治、服者愿服、上行下效，国家方能稳定和发展。
坚持以人为本，公正民主，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意义尤为重大。中国共产党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的引路人。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认真贯彻执行体现全体人民意志的政策和一系列措施，维护国家的安全稳定，才能使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有一个民主和人本的氛围，从而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以人为本，公正民主，就是要求国家在生产经营、经济分配、用人制度、社会保障等方面推行民主管理，落实政务公开制度，接受民主监督，坚持民主决策、选举、评议、评优以及干部聘用、组织发展，尊重民意等。也只有把社会民主政治建设搞好了，实现了用人上的“尚贤”和管理上的“尚同”，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顺利实现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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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合营]
关键词： 墨子；“兼爱”；思想体系；和谐社会；借鉴价值
中图分类号：B2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1）11-104-03
和谐社会是人类几千年来孜孜追求的社会理想。我国春秋末至战国初的动乱时代，诸侯兼并，战祸频仍，民不聊生。时有“世之显学”[1]之誉的墨家，以“为万民兴利除害”为使命，憧憬建立一个没有战争、人人互爱、和谐幸福的美好家园。墨子描绘的和谐社会蓝图，主要体现在他以“兼爱”为核心的 “十论”之中，[2]表现出墨学“兼爱交利”的理想旨归。笔者认为，墨家“兼爱”思想体系中的精华，对于解决当前存在的社会现实问题，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仍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价值。
一、墨子“兼爱”理想中的社会和谐内涵
墨子，名翟，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墨子生活的时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其时生产关系变革、政治局势动荡不定，旧的社会理论体系在逐步瓦解，新的社会道德规范亟待重整和组合。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墨子提出了一套较完整的社会政治理论和道德规范，构建了自己的救世方略。
1.人际关系的友爱和谐。人际关系指社会人群中因交往而构成的相互联系的社会关系，其层面是多种多样的,有家庭的也有社会的。中国古代把人与人的关系概括为五种,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如何使人际关系友爱和谐，墨子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3]《 墨子·兼爱中》 墨子认为，人际之间互爱，则无“祸篡怨恨”，生活和谐，幸福美满。而战国时期社会之所以失范，在于人与人之间不相爱，“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 [3]《兼爱上》与之相随者，私利亦是乱世之因，“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事也。具此而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爱”。[3]《兼爱上》概言之，天下不仁不义的行为，均产生于不相爱。墨子反复强调“兼爱”，其内涵究竟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求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应超越等级观念和血缘关系，做到“爱人若爱其身”，对众人一视同仁地相爱。同时，“爱”是双向的，人人皆有爱人的义务，也都享有“被爱”的权利。以此推论，其结论是“兼爱”是无等差的，亦即博爱。如何实施“兼爱”？墨子认为，把“兼相爱”与“交相利”联系起来，使爱与利贯通起来完成。“爱”不能脱离“利”而成为纯道德的说教，“利”也不能脱离“爱”成为纯数字的度量。“兼相爱”侧重于主观上的博爱，“交相利”则倾向于客观上的实践。因此，兼爱的具体实施就是用客观上给对方“利”来实现主观上给对方的“爱”，使“利”成为爱的载体，爱与利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当然，“兼相爱”并不否定自爱，而是把自爱与相爱结合起来；“交相利”也不是鄙视自利，而是力求使自利与互利两不偏废。人与己兼爱，人与人互利，每个角色都要完成与其名相符的责任和义务，达到互利多赢之目的。墨子用“利”使“爱”变得具体，又用“爱”赋予“利”道德的内涵。在这种爱意融融的相互关系中，成就的是国家的繁荣昌盛,家庭的和睦团结，人际之间的和谐与友爱。
墨子的兼爱互利思想体现了当时劳动人民质朴、纯真、善良的品性和愿望，是一种弥足珍贵的追求和谐社会的理想，虽在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历史条件下难以实现，然而从精神层面却有极高的价值。“兼爱”理念中蕴涵的民主平等思想，体现了墨子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2.社会环境的安定有序。建立安全稳定有序的社会，必须实行强本非攻的方略，这是巩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和外部环境。墨子把“节用”与“强本”结合起来，强调发展经济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国家强盛的基础。尤其强调农业生产的优先地位，“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3]《墨子七患》墨子认为，农业是关系到社稷安危和国家兴衰的重要基础，如果农业歉收，发生饥馑，国家则处于凶饥状态，社会就难以安宁，所谓“故凶饥存乎国人，君彻鼎食五分之五，大夫彻县，士不入学，君朝之衣不革制……，此告不足之至也”。同时，墨子还强调人人都要“强力从事”，提倡“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的劳动创造财富的社会风气，以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宁。
“非攻”是墨子“兼爱”思想的另一重要侧面，也是社会和谐精神深刻而突出的体现。[4]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之间攻伐兼并战争的兴起，固然有其必然性，但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不义之战，造成了人民大量死亡、田园荒芜、财物耗尽、社会大乱。这与墨子的“兼爱”社会理想相悖，因此他坚决予以反对。在《非攻上》中，他以“窃其桃李”“攘人犬豕鸡豚”“取人牛马”“杀不辜人”等事为例，类推侵伐战争之不义，突出“非攻”的主旨。墨子不仅在理论上倡导“非攻”，还积极游说各国执政者，“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攻伐他国，是“弃所不足而重所有余”，劝解执政者清正廉洁，“尚俭节用”，减轻人民负担。实践中他身体力行，亲身参与了止楚攻宋的“非攻”战争，免除了一场灾难，挽救了无数黎民百姓的生命。“非攻”是兼爱思想在攻伐战争上的体现，充溢着对人民生命的珍爱。
当然，墨子非攻并非完全反战，对于那些讨伐暴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人民正常生活秩序的正义战争还是积极支持的，称这样的战争为“诛”，与“攻”相区别。墨子的这种战争观，与其倡导的“兼爱”原则相佐。墨子认为，为民除害的“征诛”之战，就是“兼爱”的一种表现，因此，他对“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贵，干福禄，乐耳目也；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持赞誉之观点。由此战争观出发，墨子十分重视军队和国防建设，把它提到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来认识。所以，墨子的非攻思想，旨在唤起世人对攻伐战争的厌恶，制止诸侯之间地兼并掠夺，与其兼爱主张相辅相成，使人类社会得以安定团结。墨子对战争的“征诛”和“攻伐”两种性质的区分，有一定进步意义和现实价值。
3.社会成果的平等分享。墨家将兼爱互利作为理论指导，影响到墨家的诸多价值取向。在政治观上，主张社会管理体制、制度规范、权益分享上的平等，墨子指出：“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3] 《墨子·尚贤上》只要是有才能之人，不管其出身多么微贱，国家都应任用。反对血统门第世袭的举官制度，是墨学平民意识的理论抽象和劳动者智慧的集中体现，是对传统观念的勇敢挑战，打破儒家贵族掌握国家机器的特权模式，创建贤人理政的平台。《尚贤》中专有三篇来阐明这些贤能之人，既是创造和谐社稷的栋梁，又是“国家之珍”的道理。并且指出，“贤能”之人要做到“义行”，必须遵照“尚同”的原则，即各级职能部门的“贤能”之人，思想必须统一于上级的方略，最终统一于“天志”。其思想实质，乃是社会下层劳动者权益和意志的反映和外化，“天志”的核心就是“爱利百姓”。由此可见，“尚贤”以“尚同”为前提，使各级职能部门的贤能之人为事，就有了“爱利百姓”的正确导向。
在经济观上，墨子提倡全民同利、有财相分、有利相交的平等分享观。墨子主张“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 [3] 《墨子·法仪》每个人在天面前都是平等的，都应享受天赋予人的各种物质生活，欲富贵而恶贫贱是人性之自然。要改变现实社会贫富不均、损不足益有余两极分化的现象。在社会关系上，提倡“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免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3] 《墨子·尚贤》墨子强调，正义在于公利，为天下兴利除害，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国策。“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3] 《墨子·天志上》追求公共利益，就要反对自私自利的思想与行为。当然，墨学的功利主义不是求私利，也不是狭隘的牟利、逐利，而是在公利、互利原则引导下，得到平等与公正。墨子把“国家百姓之利”作为衡量义与不义的尺度，作为一种崇高的价值追求，其终极目标在于惠民，体现了以民为本的理念。
在天人关系上，墨子探讨了天与人、命与人的关系。兼爱互利是“天志”，人们应该认真对待，以实际行动去履行、实现之。而“命”则不然，它否定人为，讲求既定、缘分、听其自然，是否兼爱互利对“命”来说都一样，爱人利人与恶人贼人均由命定而不在人为。墨子身逢乱世，乱世哪有兼爱互利？如果认为有“命”，那么乱世即为命定，乱世没有兼爱互利便无可非议。因此墨子批判“命”，倡言“非命”，以捍卫兼爱互利思想。兼爱互利是“天志”，并不意味着可以坐待“天志”降临人间，而是需要人们自觉将其转化为实际行动，使其成为普遍的现实利益。因此，墨子提倡“力”“强”，以之反抗“命”。
在消费观念上，墨子针对当时社会上层普遍存在的突出弊端提出了剔除之法，即“非乐”、“节用”、“节葬”，这与他的兼爱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墨子认为，铺张浪费是一个国家贫穷的根本原因之一，而欲救其弊，当在“节用”。鉴于此，墨子从器用、饮食、衣着、丧葬、舟车等方面论述了节用的原则，反复强调费用必有利于民，“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3] 《节用》，希望贵族统治者效法古之明王圣人，“爱民谨忠，利民谨厚”，[3] 《节用》这样，方可使国家兴盛，百姓安乐。 出于制止统治者奢侈享乐，节制其耳目之娱的目的，主张“非乐”。当时的“王公大人”，“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笙竽”[3]《非乐上》都是建立在“亏民衣食之财”[3] 《非乐上》的基础之上的，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况且即使是冠冕堂皇的音乐教化也不能解决三大社会难题，即“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3] 《非乐上》兴礼作乐，只能加重下层百姓的负担，故墨子认为“为乐非也”，[3] 《非乐上》必须予以反对。严重的铺张浪费并非独为音乐，“死亡”亦然。墨子曰：“此存乎王公大人有丧者，曰，棺椁必重，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垅必巨。”[3]《节葬下》所以墨子强调“节葬”，这是节俭的内涵规范，深刻反映了墨家治国的真知灼见，也体现出珍视劳动成果的经济观念，饱含着真理的菁华。
墨子提出的一系列社会成果分享的观点，是对其兼爱、非攻理想的强力支撑，集中反映了广大人民对于和谐社会美好生活的渴望。尽管墨子和谐社会理想是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时期的产物,有一定的历史局限，但总体看来，墨子的这些主张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重新冷静客观地予以审视，不无裨益。
二、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民生挑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下,我们要建设的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5]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既包括社会关系的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体现了民主与法制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活力与秩序的统一、科学与人文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
党十七大报告把促进社会和谐的民生问题作为重点摆在了突出的位置。胡锦涛主席指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坚持求真务实，时刻关注民生，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落实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中去，重视解决好涉及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所谓民生，主要是指民众的基本生存和基本生活状态，以及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状况等等。以民生和谐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体现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牢牢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大力推进理论和实践探索，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极大增强。 [6] 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并向高水品的小康迈进。但我们也应清楚地认识到，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階段，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改革开放继续推进，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思想观念都在发生深刻变化。这种以社会转型形式出现的空前社会变革，一方面给我国的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使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鲜明特征，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添了新的内涵；另一方面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其中深层次的矛盾逐步显现，对社会和谐提出新的挑战，比如城乡发展差距较大；区域发展差距明显；区域之间基本服务水平参差不齐。从社会学视角来看，未富先老问题、社会财富分配和社会风险分配的双重压力问题等许多古典现代性问题和当代现代性问题，集中突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不得不同时加以应对。与此同时，民生的诸多问题日益凸现，其中尤为突出的有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问题；影响社会和谐的住房问题；关系百姓生存的就业问题；百姓承受着巨大压力的医疗体制问题；教育资源的均衡问题；收入领域的分配不公问题；改善民生保障的反腐倡廉问题等关乎国计民生的七大热点问题。[6]这说明，公共资源的有限性和公共需求无限性的矛盾使社会冲突日益复杂化，这种高度分化而复杂的异质性现代社会结构成了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应该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临的挑战，体现在社会发展的很多方面和不同层面。影响和谐社会的诸多民生问题的存在，映射出社会体制和政策不够完善、社会管理水平滞后、公共资源供给不足和公共服务体系能力不强，这些问题和矛盾日益成为我们必须应对的现实。
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国家发展和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需要我们进一步弘扬传统文化，吸纳墨子所倡导的“兼爱”思想的精华，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关心他人、扶贫济困的社会风气，在文化思想领域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道德水准；另一方面，必须依靠现有的制度建构为价值的导向，发展社会公共事业解决民生问题，为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创造良好的环境与条件，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安定有序，有效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得更为顺利和健康。
三、吸取墨家思想精华，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应当积极借鉴中国的传统文化。吸纳墨子“兼爱”思想体系中蕴涵的精华，对于建立和谐人际关系，解决面临的各类社会问题，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借鉴墨家“兼爱”“非攻”思想，构建和谐社会道德观。和谐社会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要达到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社会的公平程度、社会成员的平等权利、社会的法制环境等都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在制约社会和谐的诸多因素之中，由道德价值观凝聚起来的和谐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实现和谐的先决条件。道德是社会生活中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体系之一，一个社会要和谐发展，必须借助意识形态领域中道德的力量。道德调节的有效性不仅以良好的社会道德监督为前提，而且需要发挥个人的道德自觉性与自律性。“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家哲学的核心，它蕴涵有对和谐理念的阐释和对实现和谐的制度性指导，我们应当提倡“兼爱”的民本主义思想，将“人”的价值及地位进行清晰表述；通过“非攻”的和平主张，明确实现和谐社会的环境要素;通过“交相利” 的实践性指导，树立现代社会同样通用的法则，即平等互利、共存互赢。
市场经济的性质决定了存在“公平和效益”的矛盾，要协调这对矛盾，提高公民的道德自觉性是非常必要的。然而道德的约束是有限的，作为一项公共原则，它不具有法律上的制约性，一旦人们的行为超过应有的限度，丧失理性原则，在利益的驱使之下，这种自觉性就变得不牢靠，因此，必须健全法律机制，使之应成为社会的主要制约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人们的经济行为必须遵循理性原则，必须在合法的基础上进行。健全的法制是推动高尚的社会道德生成和发展的原动力，是协调“效率和公平”的砝码，也是确保市场经济体高效率运转的有效机制。
2.借鉴墨子的“义利并重”思想，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墨子义利观是以“兼相爱”为原则，以“尚利，贵义”为内容，并始终坚持“义利合一” 。“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子思想体系的核心，这其中有两层含义，一方面， “兼”可以理解为“公正”，将天下人平等看待，具有同等的地位，当然在社会利益分配上就应公平均享，在公平的前提下发挥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取得经济效益的最大值；另一方面，“兼”的目的是为获得天下之“利”，即公平概念的认定须以效益为基本参照系数，失却效益，在社会停滞的状态下求公平，公平毫无意义，“兼”和“利”二者互倚互促。公平和效益这对矛盾在墨子的思想中得到统一，他比较客观、全面地阐释了现实社会中这个棘手的难题。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各种分配不公问题日益突现。居民收入在国民经济收入中比重偏低，垄断行业收入畸高，不合理收入缺乏有效规范。分配领域中种种不公的问题，导致我国群体之间差距不断扩大，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东西部城镇和农民收入差距较大，贫困人口在增加。“事不公则心不平，心不平则气不顺，气不顺则难和谐。”公平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特征。公平反映的是人们追求利益分配合理的一个价值观念，分配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收入分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稳定的全局。解决好分配不公的问题，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任务，是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理解分配不公的关键是要明确分配公平的标准。我们在社会利益分配中，可借鉴墨家“兼爱”精神，搞好“三次分配”[6]调节，从制度上规范高收入群体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拿出部分财富帮助困难群体。
今天我们借鉴墨子的义利观，就是要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最大限度地尊重人，关心人，依靠人，以人为起点，以人为归宿，以人为目的。正视当前存在的分配不公、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采取调控政策，完善各项分配制度，推进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最终建立起公平合理的社会利益分配机制，使改革和发展的丰硕成果真正惠及全体人民，从而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共同享有的发展目标。
3.借鉴墨子“尚贤”“尚同”的思想，加快中国特色的民主化进程。目前我国的“安全稳定保和谐、以人为本树和谐和公正民主讲和谐”就是对墨家“尚贤”“尚同”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墨家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核心思想，离不开天子与王公大人们“一同天下之义”，离不开统治者开明的选贤任能。“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3] 《墨子·尚同上》 “明乎民之無正长以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聪慧之人，立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3] 《尚同》中篇墨家非常重视选才的标准和国家意志的上下统一，因为只有能者能治、服者愿服、上行下效，国家方能稳定和发展。
坚持以人为本，公正民主，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意义尤为重大。中国共产党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的引路人。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认真贯彻执行体现全体人民意志的政策和一系列措施，维护国家的安全稳定，才能使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有一个民主和人本的氛围，从而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以人为本，公正民主，就是要求国家在生产经营、经济分配、用人制度、社会保障等方面推行民主管理，落实政务公开制度，接受民主监督，坚持民主决策、选举、评议、评优以及干部聘用、组织发展，尊重民意等。也只有把社会民主政治建设搞好了，实现了用人上的“尚贤”和管理上的“尚同”，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顺利实现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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