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一词现在很时髦，好像一夜之间，人人明白了自己无上无边无限的权力，谁不把咱的权力放在眼里，立刻让你法庭上见。至于权力有还是没有，多大还是多小，则很少有人精算和论证。以至于弄得一说维权，大伙就都兴奋起来，而提起官司的那方作出胜券在握状，只等着捷报传来。
　　殊不知，已经潜伏着维权过度的险情。
　　单说几桩知名度颇高的近案。一是霍元甲的后代欲告李连杰，二是陈永贵的儿子状告史学家吴思。前者风声大雨点小，暂时还没有看到判案。后者二审已下，不能说盖棺论定，也至少尘埃落定。以史学笔法撰写传记的学者吴思用翔实的材料写成的《毛泽东的农民——陈永贵》因其中几个细节让永贵大叔的家属觉得有伤颜面，遂挺身“维权”。哪怕有九十九处是“正面”的，只要有一处“负面”，立刻就维权没商量。而堂堂法庭面对这文化含金量甚高且影响到国家人文建设的案例，却极少垂询真正有见地的公共知识分子或者史学专家，以简单的是与非或有与无的质询一锤定音，弄得有识之士大鸣不平。
　　先是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挺身而出，章以《往事并不如烟》确立了传记文学大家的地位，她对吴思的败诉痛心疾首，在“大惊”之余，对吴思说：“这是个原则问题，我是坚决支持、同情你的。我能为你做些什么？你需要我做些什么？有陆健东（撰写著名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作者）麻烦于昨，有吴思败诉于昨，谁将败诉于明？可能是我，可能是其他的人。法律和知识界应该联合起来，抵抗这种滥施的权力。”在她看来，吴思有写陈永贵的权力，陆健东也有写陈寅恪或别的什么的权力。现在家属一告状，法院就判作者败诉，又是赔款，又是登报道歉，学者出示的大量证据，法院轻率地弃之一旁，更谈不上听取学术界内行的意见，这是对史学的极大伤害。著名学者雷颐也在北青报上撰文指出，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史学家还要面对的困境之一是人物研究经常会遭到传主亲属、后人的种种“干扰”，他们总是通过种种途径、想方设法要抹去传主的不足和缺欠，非把传主塑造成“样板戏”般的“高大全”不可；如果可能，甚至干脆“封杀”令他们不满、不快乃至憤怒的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他认为，历史学家吴思的 “败诉”，就是这种“怪现状”的再次表现。倘循此为例，研究者将动辄得咎，很难对近现代的历史人物进行客观深入的研究。这样，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将不得不“隐恶扬善”，充满溢美之辞；人物研究将蜕化为单纯的歌功颂德树碑立传，成为“忠孝节义”的旌表，学术研究将大受损害。
　　学术研究是一个国家文化建设、文化积累的重要方面，法制建设的作用之一就是要为学术的发展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为学术的繁荣创造适宜的条件和环境，而不是相反。没有学术的繁荣发展，还谈何民族、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谈何民族、国家的文化积累和繁荣发展！此案让人不由想起那位受到宫刑依旧直笔写史的司马迁，假如司马迁被形形色色的“维权者”（那时的“维权者”可是操持着史记官的性命呀）乃至其后人所吓倒，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史记》一定是歌功颂德的文字牌坊，价值尽失。假如到了今天，我们还不得不悲壮地重提司马迁，并且号召史学家随时准备“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岂不呜呼哀哉！
　　所谓维权过度之弊，就是因错误划分权力界线而损伤人文环境。谁的权力需要维护？谁的权力本不存在？能够一锤定音的人一定要搞清楚，落锤之前务必垂询真正的有识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