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出生于1917年，要是活到现在刚好100岁了。
　　我没有见到奶奶的最后一面，奶奶走时我在县城第二中学读书。1984年5月，那是个细雨绵绵的暮春。清晨，我正从借宿的二姨家走出来，村里人就急急忙忙找到我并告诉了这个噩耗。我心头一凛，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一向身板硬朗、没有任何病灶的奶奶怎会突然离世呢？想到前两天我还跟奶奶在一起有说有笑，她还让我把那洗干净的三尺长裹脚布拿到外面的竹竿上去晒太阳。还说周末等我回来，带我到河边去挖年轻夫妻用得着的草药……
　　我赶紧回家。整个家里人都在忙碌着，搬凳的、烧香的、哭泣的乱成一团。侧房的门板已经卸下，准备停放奶奶的遗体。我问与奶奶住在一起的姑姑是怎么回事？她说：“昨晚吃饭时还是好好的，还与来看望她的一对年轻夫妻吃饭，喝了点酒，谁知道今早起来就出事了！而且是你四妹陪她睡，早晨起来叫她，不应，摸她的身体时是冰凉的，于是赶快叫人，结果还是走了……”
　　我的眼泪顿时刷刷地流了下来。
　　我后来才知道，奶奶是与那对夫妻喝酒后诱发脑血栓于凌晨去世的。而那对夫妻，是来感谢她的。因为奶奶给他们吃了一剂草药，生了个胖儿子，特别高兴。之前已生了两个女孩，闷闷不乐。那时的农村，没有男孩的家庭会被别人冷落、看不起。
　　吃草药选择孩子性别这件事，由于奶奶偶尔带我去采摘，还有点印象。就我所知，附近村寨有三四家人吃了这个药，如愿地生了男孩，于是有的买来公鸡，有的送来布料，表示感恩。据姑姑说，奶奶采摘的那草药叫“破碗花”，大概是采摘它的根茎回来后，与未开叫的小公鸡一起用瓦罐煨了吃，一连几天。因为采药是传女不传男，奶奶来不及传下来，就在意外中绝世了。奶奶就这样遗憾地离开了，那裹脚布还在窗外的竹竿上随风飘摇。看到这样的凄境，我浮想联翩——被奶奶拽着、与奶奶一起走亲戚、串朋友、采草药等快乐事一去不复返了。
　　奶奶出生在一个时局动荡的年代。1935年4月8-9日，中央红军主力红一、三军团从贵阳、龙里间突破湘黔公路，并在贵阳附近之黄泥哨，与驰援贵阳的滇军孙渡部遭遇并发生激战。之后，红一军团从龙里、高坡经上马司直插定番（惠水县）。年龄将满18岁的奶奶就住在上马司村寨，名字叫方家明。
　　当年，由于受到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老百姓非常害怕“共匪”，大家早在红军到达上马司之前就到涟江河对岸的树林里躲藏起来，我奶奶也不例外。据说，红军赶到上马司时已黄昏，我奶奶正涉水走过河的中央，只看到她飘在水上的头发了。第二天红军走后，奶奶回家。看到家里一百多斤的大肥猪被杀了，床单被撕烂用来做草鞋，但在桌子上留下一些钱。红军还征用了一个叫曾执斋的人的马来托运粮食，到达长顺后，就让他跟马一起回来，还给了他几斤粮食作为酬谢。当时，我爷爷家也帮助过红军，曾拿出三斗米，红军还写有借条。听说这条子在我堂弟那里，可我一直没机会看到……
　　奶奶受封建思想的影响没那么深 ，所以她的裹脚不算彻底。在家的大部分时间里，奶奶没有天天包裹着，似乎只是出门做给别人看。我见过她有些脚趾是畸形的，特别是大脚趾向内弯曲并挤压其他脚趾，缩着一团。但跟古时候的“三寸金莲”相比，奶奶的脚还算比较大，而且走起路来四平八稳，不像企鹅般左摇右晃。
　　奶奶没有文化，但有教养、手很巧，跟我爷爷一起懂得不少东西。爷爷是个有文化的人，曾就读于贵阳师范学校，28岁时做过国民党时期的乡长。可在解放后，他因做过国民党的官而被投入监狱，年仅39岁的他因病过世。于是，家庭的重担全落在了奶奶一人身上，还要将我父亲及两个姑姑拉扯大。不久搞“土改”，奶奶的家被划成地主成分，土地没了，住房也没了。奶奶实在没办法，只好将我父亲及小姑分别送到亲戚家去寄养，而将只有17岁的大姑早早出嫁，她自己则帮别人家做针线活补贴家用。毕竟是大家闺秀，奶奶纳的鞋墊样式好看。特别是绣花，绣在手帕上、绣在围裙上，她还会将捡来的宣传海报，照葫芦画瓢，绣出来的品种又多又好，别人家争着请去绣，或者拿回来家里绣，获得的报酬是钱、是米、是布……后来，我小姑也学着绣，或许是熟能生巧，她绣的鞋垫也精彩绝伦，以至我每年回老家过年，她送的礼物除了腌肉，就是鞋垫了，现在我的鞋柜里还保存有十几双她绣的鞋垫。
　　由于没有土地和住房，外祖公感到奶奶一家可怜，就让她搬来一起住，不想一住就是15年。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有能力撑起一个家的父亲，向政府申请了一块土地，自己挑石头砌墙、买木材做梁，好不容易建了一栋有三个房间的草房，才算真正的有了一个家。这时的奶奶才有一丝喘息的机会，勉强活出个人样来。说起这草房，当狂风暴雨来临时，屋顶的草被掀翻，满屋漏个不停，加上电闪雷鸣，吓得我忙找地方躲起来，而奶奶除了对我安慰外，还找来大小盆子，一个劲地接水。
　　每天清晨，不管是寒冬腊月还是酷暑盛夏，奶奶都早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解开她的裹脚布，之后就去割猪菜，只有解决了猪的问题，才放心去做其他的事。当屋檐下的小广播一响，七点钟生产队出工的时候，她的猪食也就准备好了。日复一日，养了一年的猪已经有一百多斤，春节将近，就要杀猪过年了，就要有肉吃了，一家人翘首盼望。不料公社的人来了，大家期盼吃肉的猪被赶走了，说这是搞资本主义。
　　奶奶是个善良的人，总是抢着家里的活来做。即便是在零下几度的冬天，都要拿着衣服到离家约800米外的涟江河里去洗，蹲在一块大石板上洗、搓、捶，当要拧干水的时候，两只手都无力了，被冻得肿胀通红像个红萝卜。有时候我也帮家里做些事，到河里洗菜，寒风刺骨，手指钻心的痛；挑水也是个大问题，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满是泥巴和小草的田埂上，有一次不小心踩滑了，连人带水翻到田里，脚也崴了。好不容易回到家里，奶奶就把我的手放在她的手里呵护着，说：“下次还是我去挑吧，你在家好好读书就行了！”我的心里顿时热乎乎的，但我看着奶奶那双裹布的足，她能安全地挑回来吗？心里很不是滋味。
　　因为家庭是地主成分，奶奶有时要去做义务工。有一次是去修马路，我跟着去了，那时我才十多岁，拿着一把锄头和竹箕屁颠屁颠地跟在奶奶的身后。对我来说，跟着奶奶去做事纯粹是好玩；对奶奶来说，有我跟着算有个心灵的安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