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中，《山海经》一直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异数。钻研此书者，虽历代不乏其人，却大多不得要领，致使其本来面目至今秘而不宣。
在古代，《山海经》一直是被作为的地理书看待的，它确实也像一部地理书，因为其中通篇皆是关于山川方国、珍奇博物的描写，但是，自汉迄清，任凭学者们上下求索，却谁也说不清书中那些山在何方？水流何处？
《山海经》本身就足以令人困惑，然而读了古今中外对于《山海经》的研究著作和书籍非但不能解疑去惑，反而让人愈发四顾茫然。
汉代学者刘秀、王充相信此书是大禹和伯益在治理九州、周游天下时记载山川风土的地理风俗志；东晋学者郭璞认为此书是荟萃方外珍奇、阐发要道妙论的博物之书；朱熹称此书是依托《楚辞·天问》凑合之作，又称此书与《天问》一样， 是摹写图画而成；元代学者胡应麟视此书纯为战国好奇之士搜采异闻诡物编造而成；明代学者杨慎说此书记载的是禹贡九鼎上那些魑魅魍魉的图像；清代学者毕沅、吴承志、郝懿行都把《山海经》当成地理书解读，毕沅实地勘查西北地理， 欲把《山海经》中的山川风物落到实处，吴承志则兼采史传与传闻，把《山海经》的地域扩展到当时的四夷边疆。
到了现代，西学输入，学者眼界大开，对《山海经》的认识也异彩纷呈。鲁迅说它是古之巫书， 记载着方术仪典；茅盾、袁珂说它是远古神话， 寄托了华夏先民丰富而奇丽的想象。
当代学者更是放眼全球，雄心勃勃地用《山海经》“征服世界”，据说，北到冰天雪地的北冰洋，南到烈日炎炎的撒哈拉沙漠，西到埃及的金字塔、英格兰的史前巨石群、古希腊的雅典神庙，东到秘鲁森林里神秘消失的雅典太阳神庙、亚马逊雨林中的食人族、古墨西哥阿兹特克人的杀人祭都曾都被假设为《山海经》的描摹对象。如今，随着人类把探险的疆域拓展到太空，谜一样的《山海经》竟然成了外星人留在地球上的“X 档案”，而《山海经》中记载的华夏诸神则被解读为曾经涉足人间的天外来客。
《山海经》越来越被说得天花乱坠，俨然成了妖怪手中的乾坤袋，什么都装得下，什么都掏得出。
回到《山海经》本身，倾听文本自身的讯息， 或许书中的秘密反而会栩栩然呈现出来。
《山海经》现存全书18 篇，可以明确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者是由《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和《中山经》各一篇，即所谓的“五藏山经”组成的《山经》部分；后者是由《海内经》四篇、《海外经》五篇、《大荒经 》四篇组成的《海经》部分。两者的区别不仅在于其内容迥异，更在于文风大相径庭。
就内容而言，前者以山为纲，历述群山的自然风貌，故名《山经》；后者以海为经，罗列四海方国的风俗景观，故名《海经》。就文风而言， 前者实，后者虚；前者详密，后者疏阔；前者直录，后者别出心裁；前者述自然景观，后者乐道于风物人情。这就暗示了，两者应当是两个独立别行的文本，应该区别对待，不应混为一谈。
《山经》与《海经》的文本差异，暗示两者各有来历。
《山经》依照山川自然走向的顺序，有条不紊地列举记载山川的方位、动植、矿藏以及各种物产的性状、功用，原原本本据实道来，是古对地理资源的考察实录无疑。虽然，人们已经无从准确知晓其中的山是今天的哪一座山，其中的水是后世的哪一条水。
《海经》非但内容虚而不实，且行文次序亦非依托自然山水，自南到北，从东至西，构成一幅方方正正的方域，整个文本虽述山川，但文本的结构却完全不是依循山川的自然走向，而似乎全是独具匠心的人为构造。
那么，《海经》文本的这一独特的叙述结构， 是作者的别出心裁，还是有所依托？假如有所依托，其依托之物为何？
这一问题关乎对《海经》其书的性质和来历的探讨。如果说《海经》是有所依托的，就表明在《海经》背后，还隐藏着另一个更加古老的原型或是潜在文本。《海经》文本的结构就是效法这个潜在文本而来的。
在细研究文本之后，我们会发现《海经》确实是有所依托的，在《海经》背后，的确隐藏着另一个文本、一个比它更为古老的文本。那么， 这一隐藏在《海经》背后的文本究竟是什么呢？
谜底是一幅古图。
关于《山海经》与图画的关系，古人已有言及，但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对于理解《山海经》的重要性。
《海经》是述图之作，从其叙述风格就可以看出：从整体看《海外经》多静态刻画而少动态的叙述，几乎没有历时性的叙述，且《海外经》的每经句首表明其叙述的内容明显是按四四方方的图形结构排列的；《大荒经》中关于殊国异类的记载多与《海外经》重复，看得出跟《海外经》一脉相承的联系。
然而，古图久佚，仅《海经》其书俱存，暗示出古图的消息。或者人们只有硬起头皮，钻进故纸堆，穿越历史的误区和距离，才能重新找回古图的真实模样，才能破译出这部华夏民族的古老“天书”。
（摘编自《失落的天书 < 山海经> 与古代华夏世界观》，商务印书馆，有删节）
/边角料/
“让”姓的起源与建文帝
虽然，中国百家姓中不乏一些生僻字或是有点奇怪的姓氏，但让姓确实并不多见， 其起源不详。2004 年，南京一位名叫让庆光的老者，自称是建文帝后裔，又称在明 “靖难之变”后，建文皇帝出亡至南京，改名“让銮”，隐于民间，并提供证据《让氏家谱》。
在民间材料的基础上，有学者依据来自清人查继佐的《罪惟录》推测，让姓跟建文帝之间确实存在关联。
《罪惟录·帝纪卷二》中记载：“弘光初， 追尊惠宗让皇帝入太庙，享其年”。惠帝指的是建文帝，弘光则是明朝末年由福王朱由崧建立的南明小朝廷年号，时间在1644 年左右。
这一纪录似又旁证了让姓之说。且《让氏家谱》中还有个奇怪的现象，从始祖让銮到七世祖让世馨，中间的几代只有名字，没有记载。家谱中记载，让世馨是清康熙17 年的举人。康熙17 年是1678 年，距朱由崧尊崇建文帝为“让皇帝”不过三十几年。而清代科举是要对举子“查祖宗三代”的。明史专家潘群据此推测，让世馨应是担心被清代统治者发现自己是前朝皇室后裔，才根据弘光朝给建文帝的谥号，改成了“让”这个奇怪的姓氏，让氏也由那时开始繁衍到现在。
几百年来，关于建文帝在外逃亡的种种传说不绝于耳。明朝正统五年（1440 年）， 甚至有僧人诈称是建文帝，被揭穿后问罪入狱而死。如果经过进一步的研究能证实“让” 姓的起源确实与建文帝有关，那这个萦绕几百年的谜团总算是有了答案。
在古代，《山海经》一直是被作为的地理书看待的，它确实也像一部地理书，因为其中通篇皆是关于山川方国、珍奇博物的描写，但是，自汉迄清，任凭学者们上下求索，却谁也说不清书中那些山在何方？水流何处？
《山海经》本身就足以令人困惑，然而读了古今中外对于《山海经》的研究著作和书籍非但不能解疑去惑，反而让人愈发四顾茫然。
汉代学者刘秀、王充相信此书是大禹和伯益在治理九州、周游天下时记载山川风土的地理风俗志；东晋学者郭璞认为此书是荟萃方外珍奇、阐发要道妙论的博物之书；朱熹称此书是依托《楚辞·天问》凑合之作，又称此书与《天问》一样， 是摹写图画而成；元代学者胡应麟视此书纯为战国好奇之士搜采异闻诡物编造而成；明代学者杨慎说此书记载的是禹贡九鼎上那些魑魅魍魉的图像；清代学者毕沅、吴承志、郝懿行都把《山海经》当成地理书解读，毕沅实地勘查西北地理， 欲把《山海经》中的山川风物落到实处，吴承志则兼采史传与传闻，把《山海经》的地域扩展到当时的四夷边疆。
到了现代，西学输入，学者眼界大开，对《山海经》的认识也异彩纷呈。鲁迅说它是古之巫书， 记载着方术仪典；茅盾、袁珂说它是远古神话， 寄托了华夏先民丰富而奇丽的想象。
当代学者更是放眼全球，雄心勃勃地用《山海经》“征服世界”，据说，北到冰天雪地的北冰洋，南到烈日炎炎的撒哈拉沙漠，西到埃及的金字塔、英格兰的史前巨石群、古希腊的雅典神庙，东到秘鲁森林里神秘消失的雅典太阳神庙、亚马逊雨林中的食人族、古墨西哥阿兹特克人的杀人祭都曾都被假设为《山海经》的描摹对象。如今，随着人类把探险的疆域拓展到太空，谜一样的《山海经》竟然成了外星人留在地球上的“X 档案”，而《山海经》中记载的华夏诸神则被解读为曾经涉足人间的天外来客。
《山海经》越来越被说得天花乱坠，俨然成了妖怪手中的乾坤袋，什么都装得下，什么都掏得出。
回到《山海经》本身，倾听文本自身的讯息， 或许书中的秘密反而会栩栩然呈现出来。
《山海经》现存全书18 篇，可以明确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者是由《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和《中山经》各一篇，即所谓的“五藏山经”组成的《山经》部分；后者是由《海内经》四篇、《海外经》五篇、《大荒经 》四篇组成的《海经》部分。两者的区别不仅在于其内容迥异，更在于文风大相径庭。
就内容而言，前者以山为纲，历述群山的自然风貌，故名《山经》；后者以海为经，罗列四海方国的风俗景观，故名《海经》。就文风而言， 前者实，后者虚；前者详密，后者疏阔；前者直录，后者别出心裁；前者述自然景观，后者乐道于风物人情。这就暗示了，两者应当是两个独立别行的文本，应该区别对待，不应混为一谈。
《山经》与《海经》的文本差异，暗示两者各有来历。
《山经》依照山川自然走向的顺序，有条不紊地列举记载山川的方位、动植、矿藏以及各种物产的性状、功用，原原本本据实道来，是古对地理资源的考察实录无疑。虽然，人们已经无从准确知晓其中的山是今天的哪一座山，其中的水是后世的哪一条水。
《海经》非但内容虚而不实，且行文次序亦非依托自然山水，自南到北，从东至西，构成一幅方方正正的方域，整个文本虽述山川，但文本的结构却完全不是依循山川的自然走向，而似乎全是独具匠心的人为构造。
那么，《海经》文本的这一独特的叙述结构， 是作者的别出心裁，还是有所依托？假如有所依托，其依托之物为何？
这一问题关乎对《海经》其书的性质和来历的探讨。如果说《海经》是有所依托的，就表明在《海经》背后，还隐藏着另一个更加古老的原型或是潜在文本。《海经》文本的结构就是效法这个潜在文本而来的。
在细研究文本之后，我们会发现《海经》确实是有所依托的，在《海经》背后，的确隐藏着另一个文本、一个比它更为古老的文本。那么， 这一隐藏在《海经》背后的文本究竟是什么呢？
谜底是一幅古图。
关于《山海经》与图画的关系，古人已有言及，但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对于理解《山海经》的重要性。
《海经》是述图之作，从其叙述风格就可以看出：从整体看《海外经》多静态刻画而少动态的叙述，几乎没有历时性的叙述，且《海外经》的每经句首表明其叙述的内容明显是按四四方方的图形结构排列的；《大荒经》中关于殊国异类的记载多与《海外经》重复，看得出跟《海外经》一脉相承的联系。
然而，古图久佚，仅《海经》其书俱存，暗示出古图的消息。或者人们只有硬起头皮，钻进故纸堆，穿越历史的误区和距离，才能重新找回古图的真实模样，才能破译出这部华夏民族的古老“天书”。
（摘编自《失落的天书 < 山海经> 与古代华夏世界观》，商务印书馆，有删节）
/边角料/
“让”姓的起源与建文帝
虽然，中国百家姓中不乏一些生僻字或是有点奇怪的姓氏，但让姓确实并不多见， 其起源不详。2004 年，南京一位名叫让庆光的老者，自称是建文帝后裔，又称在明 “靖难之变”后，建文皇帝出亡至南京，改名“让銮”，隐于民间，并提供证据《让氏家谱》。
在民间材料的基础上，有学者依据来自清人查继佐的《罪惟录》推测，让姓跟建文帝之间确实存在关联。
《罪惟录·帝纪卷二》中记载：“弘光初， 追尊惠宗让皇帝入太庙，享其年”。惠帝指的是建文帝，弘光则是明朝末年由福王朱由崧建立的南明小朝廷年号，时间在1644 年左右。
这一纪录似又旁证了让姓之说。且《让氏家谱》中还有个奇怪的现象，从始祖让銮到七世祖让世馨，中间的几代只有名字，没有记载。家谱中记载，让世馨是清康熙17 年的举人。康熙17 年是1678 年，距朱由崧尊崇建文帝为“让皇帝”不过三十几年。而清代科举是要对举子“查祖宗三代”的。明史专家潘群据此推测，让世馨应是担心被清代统治者发现自己是前朝皇室后裔，才根据弘光朝给建文帝的谥号，改成了“让”这个奇怪的姓氏，让氏也由那时开始繁衍到现在。
几百年来，关于建文帝在外逃亡的种种传说不绝于耳。明朝正统五年（1440 年）， 甚至有僧人诈称是建文帝，被揭穿后问罪入狱而死。如果经过进一步的研究能证实“让” 姓的起源确实与建文帝有关，那这个萦绕几百年的谜团总算是有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