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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0月前后，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军事大决战时刻。对这时国民党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人们多从战略上进行研究。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思想、纪律如何，尤其是被称为国家大脑的知识分子对时局的看法怎样？历史档案记载的不多。现根据《胡适来往书信选》和《胡适日记全集》记载的关于中央军校毕业生孙足原不堪忍受国民党的腐败，毅然与之决裂，写信向胡适讨“一碗饭”和胡适直陈国民党的腐败、苦谏“十大进言”等来窥其一二。
军校毕业生向胡适讨“一碗饭”
在《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有一封名叫孙足原的军校毕业生于1948年10月前后给胡适的来信，他是向胡适讨“一碗饭”的。他向胡适乞求说，“那怕是剩余的饭食，能半饱延生命就万幸了——只要先生肯收留他，那怕做一个扫地打杂的工役也可，我情愿，我心甘”。言之恳恳，让人顿生怜悯。
孙足原与胡适素不相识，他是何许人，他为何落魄到这样的地步而向胡适“乞讨”？经查证，孙足原原名升中，1923年生，安徽省太平县人，1940年时就读于安徽省立陵阳乡师，这时家乡被日军侵占蹂躏，出于爱国之情而投笔从戎，进入中央军校（黄埔军校）第18期，于1944年毕业，这期间他的母亲在日寇的铁蹄下贫病而死，哥弟姊妹已亡。家中的经济可供一二人生活，十分窘迫。
孙足原对胡适说，他于9年前投入中央军校，是“由于抗战时一种爱国心驱使，同时青年人一种近乎本能的慕荣和对英雄的崇拜”。但自踏入军界，穿上当兵的2尺半，军队的情况与他的想象大相径庭。由于这时的国民党军队“纪律败坏，生活环境的恶化”，使他的思想“始终不能和一般人融洽。起初只以为这个部队不好，调换一个环境总会好些，岂知到另一个部队仍然一样。”随着年龄的增加，“觉悟到过去的种种不是，——思想上种种错误，所以我抛弃了血汗与生命换取生活代价的职业，从遥远的河南漂泊到北平来”。孙足原选择了离开军队，他“甘愿流浪，与其在那种过着走狗似的生活的环境里无代价的死去，真不如在流浪的生涯中贫困死去，倒还落个干净”。他说，“一个漂泊者的希望是吃饭，但更需要的是求知。”他知道胡适是知名的学者，又是他皖南的大同乡，所以写信求助于他。
国民党军是坐地的强盗
孙足原离开军队的原因之一是军队纪律的败坏，他在信中对胡适说，“军队纪律废弛，其祸害的程度直至目不忍睹，口不堪言。说句良心话，强盗剪径和打家劫室，还分一分穷富，而国军到处，富人不敢动——因为富人多在后方大都市；而对穷人则要烧、杀、强奸、抢掠，……无所不为，故战地人民有‘八路要公粮，中央一扫光’之谣”。
孙足原还说：“战区里两方互称为‘匪’：政府命令称共军为‘毛匪’，而共军布告及标语则呼政府军为‘蒋匪’。究竟是那个为匪呢？如果就军纪好坏来说，似乎政府军的行为更近匪，是一种坐地的强盗。”对这样堕落的军队，孙足原反问道：“试问一个有正义、富热血的青年人怎能久居其地？”
军队的纪律是这样，那么军队里的生活环境又怎样？孙足原在信中说：“中国军队的生活（尤以国军），除了让时间慢慢消蚀你的青春以外，是没有一点进益的，甚至学坏。在那种残酷、污浊、堕落的环境里，所谓‘一身掉在粪缸里，免不得满身恶臭’也，欲求自清，其难犹如上青天啊！”
人们对军队的看法如何，孙足原说：“一般人以为军人是坏蛋，是走狗，是思想不健全而且错误的盲从或苟安者，是不可与之谈、不可教的‘人’。这点对大多数军人可以这样说，——我也赞成而承认的……”也就是说人们对军队已经没有了信任，军队也对自己没有了自信，军队在心理上从内到外都已垮了。
军队是国家政权的支柱，纪律是军队战斗力的保证，军队在人们心中的印象如此，军队纪律与名声坏到了这样的地步，因此它所支撑的国民党政权的大厦的确要坍塌了。
当政诸公把中国搅坏了
军队的情况是这样，那么孙足原对政治形势的看法又是怎样的呢？他说：“虽然我是政府军一份子，但是对国民党三十余年的革命与专政，我没有赞成过。它的革命只是限于被压迫民族的求形式上解放（初意本不如是，实际却如是），故革命的结果除形式上的‘成功’以外，其他仍和专制一样，不过把‘君主’两字改了一下罢了”。“不管它的主义如何，它的政策如何，就现实来看，中国人民的生活永远是富人长有钱（败落有代替，数目仍不少），平民变贫民，贫民只好‘拼命’了”。
关于这种状况形成的原因，孙足原说：抗战“胜利以来，连年的战乱，人民真是水深火热，其咎在谁？我的回答是不怪党派，只怪政府的腐败与无能，——这也是一般明眼人的看法。是当政诸大员们被人把持与利用，只知他们自己的生存与地位的维持。进言之，中国三十余年来的不生不死局面，一种偏安的局面，就是他们造成的，不禁令人长叹！”
孙足原接着说：“盖棺论定，在当政诸公还没有死或没有到转变的时候，是不敢论及他们谁是谁非，谁功谁罪的。可是就民国成立这数十年的年代他们的表现来说，于国于民作了些什么事？中国假如没有他们，是否更坏抑更好？这些在我脑中有一个隐约而不大清楚的敏感，——我以为他们把中国搅坏了。譬如有些教授名流不竞选和不干事，其因恐亦在此。这样的领袖，我为什么还跟着他们走呢？”
孙足原认为他当初选择跟着国民党显然是错了。他最后向胡适表示：我“上军校已经上过一次当了，——有用的时间化（花）在无用的地方，懊悔已无及，难道这以后二十年（算可以活二十年吧）还要供他们使用吗？不，绝不，我宁可一点不用，也不给他们利用。”一滴水可见大海，孙足原的信足以反映大多数人对国民党的看法，信仰的危机是最大的危险，国民党军队的大部分人带着这样的思想去上战场，其战斗力是不言而喻的。
胡适向蒋介石的“十大进言”
在《胡适来往书信选》与《胡适日记全集》中只看到孙足原给胡适的信，没有看到胡适给孙足原的回信。从胡适当时的处境来看，他也没有余暇给孙回信，因为他有比回信更重要的事情：四五月间，胡适曾参加国民党的“行宪国大”选举，被蒋介石推到前台，作为总统的候选人。胡适书生气十足，他没有揣摩到蒋介石的真实用意是故作姿态，结果被蒋耍了一回，总统没有当上，成了金陵一梦。与此同时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学潮扩大到整个北平，眼花缭乱的政治游戏与风起云涌的学潮将胡适搞得疲惫不堪。他无计可施，只好躲进小楼做《水经注》的研究。6月，北平学潮风扩展到全国，反饥饿、反压迫、争民主的运动波澜壮阔，成为共产党的“第二战场”。7月5日，北平发生了军队开枪打死示威学生的七五惨案。他既要维护现行的国民党政权，又不能惹怒学生，处于两难的境地，情急之下他一度提出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由于教育部长朱家骅的恳切挽留，辞职不成，胡适只得硬着头皮苦撑。8月13日，他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联名致电朱家骅，抗议国民党军警随便入校抓人，并请朱转告蒋介石，阻止此事。但蒋介石不理会胡适等人的谏阻，仍旧在败局上使出拙招：8月17日，国民党政府发出逮捕青年学生与民主人士的命令；8月20日，又开始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通货膨胀马上增加了十数倍，使人心浮动的国统区更加混乱不堪。与此同时，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战略大决战也在东北、华东与华北拉开了序幕。9月23日，济南被人民解放军攻占，“人心为之大震动”。10月22日，胡适由外地回到北平，他在日记中写道：“飞回北平，此次出外三十六日，真有沧桑之感。局势一坏至此。”胡适被卷在国民党政治的旋涡中不能自拔，他哪有时间给一个求职的青年回信？
面对日益紧张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蒋介石作出礼贤下士的姿态，于9月29日、10月28日两次约胡适、傅斯年吃饭，就国家形势“垂询”。尤以10月28日的谈话，胡适“很质直的谈了一点多钟的话，都是很逆耳的话”。胡适向蒋介石提出了“十大进言”。这“十大进言”是：局势的艰难，有很大的危险；决不是一个人所能对付，必须建立一个真正可靠的参谋部；必须认错，必须虚心；美国援助是不容易运用的，必须有虚心作基础；黄埔嫡系军人失败在没有根底，必须承认失败；国军纪律之坏是回国后最伤心的事；必须信赖傅作义，真诚地支持他；北方的重要千万不可忽视；经济财政改革案实有大错误，不可不早早救正；我在南方北方，所见所闻，实在应该令人警惕！例如人们说：“放弃大城市若继续在别处作战，那是战略。试问放弃石家庄，在何处作战？放弃济南后……放弃郑州、开封后……”这种责备，不可不深思反省。
对胡适的“进言”，蒋介石“很和气的听受”。但“听”与行是两码事，更何况国民党的整个形势已病入膏肓，胡适的话就是灵丹妙药，也无回天之术了。
解读胡适的“十大进言”
作为一个旁观者，胡适对国民党所面临局势的艰难与危险是清醒而又明确的，但蒋介石未必会认识到。以币制改革的问题为例，胡适在10月13日的日记中说：“我九月廿九日见总统，他还说币制是大成功，收到了壹亿四千万美金价值的金银外汇。”但胡适心中明白，他接着说：“殊不知此壹亿四千万须用五亿六千万金元去换取，此即新政策崩溃之一个大原因。”次日，胡适在日记中说：“上海情形不佳。我在新闻报上发表一个谈话，主张速请经济学者检讨两个月的成败得失，当修正者速修正，当废止者速废止，必须虚心，不可护短。”但是，蒋介石仿佛是坐在布满明石暗礁而又水流湍急的破船上，胡适企图帮忙让船停下来或让他下来，蒋介石反而认为安全，不肯停船，更不肯下来。在这种即将船破人亡的形势下，胡适不得不在10月28日当面“进言”：“经济财政改革案实有大错误，不可不早早救正。”再次向蒋介石提出批评，其言辞之严厉，在胡适的言论中是罕见的。
“十大进言”中的“必须认错，必须虚心”，据当时的形势上判断，胡适是指蒋介石进行的币制改革，必须“虚心”听取人们的呼声，应该承认错误。“美国援助是不容易运用的，必须有虚心作基础。”这个“虚心”一是指不能用美援来补币制改革留下的窟窿；二是指争取美援是以“虚心”听美国人的话为前提的。美国佬的钱不容易拿，因此这个“虚心”可不是谦虚，而是在美国人面前做孙子，要低三下四。胡适在美国多年，他对美国人的心理比蒋介石清楚：美国人的钱不是好花的！
胡适“十大进言”中提出另一个问题是形势“决不是一个人所能对付，必须建立一个真正可靠的参谋部。”这个建议，早在9月29日晚蒋介石请胡适与傅斯年吃饭时，傅在向蒋介石谈人才问题时就已指出，对蒋介石的独断专行委婉提出批评，他说：“病根在作风，在人才不能尽其长。今日则人才没有机会出头，故我们排斥一人甚易，而抬举一人甚难。”而后胡适则说：“只提出国际形势之紧张，请政府注意，早作准备，如联合参谋本部之准备，实不可少。”胡适、傅斯年都对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提出批评，而胡在一个月内两次向蒋介石提出建立“联合参谋部”的问题，足见胡适对该问题的重视。
具有一般军事常识的人都明白，对军队进行有效的、统一的指挥，参谋部是必不可少的，故人们称参谋部为军队的大脑。多年来，国民党在军事指挥上从未建设成一个真正、高效率的参谋部，寻其原因，这是由蒋介石政治上独裁、军事指挥上专断造成的。蒋介石兼任了国民党几乎所有的军事大权。因此有人挖苦他说，如果他不怕人讥笑，他可能连保安团长的职位都不放过。在他的手下，参谋人员成为他的马弁、传令兵。北伐战争中，蒋介石躲在后方，却对作战“横加干涉”。后德国顾问针对参谋部的薄弱，曾向蒋介石提出参谋部在军队中的作用“为全军之主脑，犹如人身之脑筋”，要加强之。他置若罔闻。抗战中他又因指挥问题与史迪威发生矛盾，两人几成水火。蒋介石以独断代替参谋部，这种做法随着军队装备的提高与战场的扩大，对军事作战危害越来越大。杜聿明在回忆淮海战役的指挥时说：“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指挥，不论大小情况的分析，大小部队的调动，都要通过蒋的决定指示。而蒋本人又不能集中精力掌握全盘情况，每日仅凭一次所谓‘官邸会报’来决定指挥部署，或凭他‘灵机’一动，乱下手谕。因之一切指示到了前方，不是过时失策，即是主观武断。前方部队长不遵从，即有违命之罪；遵从则自投罗网。”
胡适虽然不是军人，但他是见过世面的人。他在美国多年，知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战争中的作用，对蒋介石的个人作风也深有了解，在军事上已成败局的形势下，对蒋介石的批评建议是切实中肯的。
蒋介石对胡适建立“参谋部”的“进言”尽管“他很和气的听受”，也未必能做成，这是因为，蒋介石嗜权如命，削弱他的权力，就是要他的命。在权力的问题上，蒋介石是不容许他人说三道四，更不许别人染指的。为此他曾在20世纪30年代与德国军事顾问佛采尔反目，抗日战争中又与史迪威闹翻。再一个是他的军队能否听从统一的参谋部的指挥也是问题，这是因为“蒋介石集团中封建派别关系互相掣肘，任何一个情况出现，都是只顾小集团不顾整体；只想救自己，不顾全局。结果每一战役都是因小失大，决策一再变更”。既然这种种“作风”已经形成，使得蒋介石对哪一处都不放心，像救火似的，今日飞北平，明天到徐州，疲于奔命。
“黄埔嫡系军人失败在没有根底，必须承认失败。”胡适的这一批评触到了蒋介石的要害。军队黄埔化，是蒋介石多年来努力的目标。在多年的内战、抗战中，蒋介石利用军队损耗来实现黄埔化，即利用杂牌军队军官吃败仗的机会，趁机让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掌权。以东北军系为例，军师一级的指挥官到1948年基本上换上了黄埔军校毕业生。这时国民党的军队一时间形成了“黄、浙、陆、一”掌大权的现象。这里的“黄”，即黄埔军校毕业；“浙”为浙江省籍，与蒋介石同乡；“陆”，为陆军大学毕业；“一”，就是要在蒋介石的起家部队第一军干过。特别重要的是以黄埔军校毕业、对蒋介石本人是否忠诚作为提拔的标准。到1948年黄埔军校前六期的毕业生大都升迁到师以上职务，不少人到了兵团乃至绥靖公署主任，但他们的学识有限。黄埔军校前三期的学生在校学习时间只有三个来月，术科学习了士兵的基本技能，学科也只是学习了班排战术，现在到大兵团指挥作战，职务不低，但在学识上与战功上没有根底。以胡宗南为例，他自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三五年间便由尉官排连长升至中将师长，但在战场几乎是屡战屡败，由于对蒋介石忠诚，官至掌握西北几省的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被人称为“西北王”。对他的才能与战绩当时有报刊评论说：“胡宗南可以宗南，而不能安北，他失去了威望，就等于西北‘防共长城’的溃决，所以局面的危险，并不减于东北。”而黄埔军校毕业生依仗着蒋介石为后台，以天子门生自居，骄横跋扈，目中无人，不仅在军事上无根底，在政治上也没有资望。蒋介石是成也黄埔，败也黄埔，胡适的批评，不无道理。
至于胡适在“进言”中提到的“国军纪律之坏是回国后最伤心的事”，孙足原给他的信中已作了注释，不再赘述。
胡适在“进言”最后批驳了国民党内的一些奇谈怪论：“我在南方北方，所见所闻，实在应该令人警惕！例如人们说：‘放弃大城市若继续在别处作战，那是战略。试问放弃石家庄，在何处作战？放弃济南后……放弃郑州、开封后……’这种责备，不可不深思反省。”要问是什么人放出的这种言论？那要看这些地方是哪些人“放弃”的，搞清这个，就明白了上述的话是由谁的嘴里放出来的。石家庄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时任第三军副军长杨光钰，与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第三十二师师长刘英“放弃”的；济南是在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手中“放弃”的；开封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长李仲辛“放弃”的。黄埔军校毕业生“放弃”这些地方，他们的黄埔军校同学再造出“放弃这些地方继续在别处作战，是战略”的理由，从另外一个方面可以看出黄埔嫡系军人不仅是“没有根底”，而且是没有头脑。
胡适在“进言” 中提醒蒋介石：“北方的重要千万不可忽视”，胡适的话是有来由的。当时蒋介石南北方都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北方是军事大决战；南方是以上海为中心由“改革币制”引发的金融经济危机。北方的军事决战决定“党国的命运”，而南方的金融经济危机因有孔祥熙家的搅和，引发了蒋经国与宋美龄的矛盾，蒋宋家庭间出现了问题。蒋介石在“国”与“家”的问题上面临着抉择。10月8日午后，蒋介石在北平研究增援锦州问题时，忽接到宋美龄的电话，说是在上海由于蒋经国为控制金融动荡而危及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蒋为此而中断军事大事匆匆南返。国事、家事、南事、北事，孰轻孰重，这不是很清楚的吗？
胡适献计傅作义：和比战难，坚持待变
军事形势，特别是北方的军事局势既然是这样，黄埔嫡系军人的“根底”如此，那么谁能支撑起北方的危局呢？为了挽狂澜于既倒，胡适向蒋介石推荐“必须信赖傅作义，真诚地支持他”。就是胡适认为傅作义可以“安北”。那么胡适为何向蒋介石推荐傅作义？那要从胡适与傅作义的关系说起。
胡、傅二人自20世纪20年代就有来往，傅作义仰慕胡的学识，胡适称赞傅的战绩，文武互映，惺惺相惜。1927年10月，山西的阎锡山加入南京政府对奉军作战，时任晋绥军第四师师长的傅作义率部出山西，越太行，一举占领了平汉铁路上的战略重镇涿州，拦腰切断了奉军的战线，傅指挥部队坚守涿州三月，闻名遐迩，战后傅写了一部《涿州战纪》，胡适为其作序。1933年4月，傅作义率第五十九军参加长城抗战，在顺义阻击日军，颇著战绩。战后傅作义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建立了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胡适撰写了碑文以纪念。1936年冬，傅作义率部在绥远抗战，胡适在北平发动捐款劳军。撇开个人感情因素讲，傅作义的这些战绩确实可圈可点，但在国民党军事、政治病入膏肓的形势下，他纵有三头六臂，也无能为力。
对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傅作义倒比胡适清楚得多。1948年10月7日，蒋介石从葫芦岛到北平。8日，傅作义向蒋介石表示希望他能注意太原方面的作战，并希望对东北、华北均采取主动，是日下午准备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太原、承德应如何作战，尤其是对解放军即将对辽西的进攻应早作准备。但蒋介石表示有私事要到上海，撇下十万火急的军务，于14时离开北平飞上海。事后得知，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要惩办捣乱金融的孔令侃，引发了蒋经国与孔家及宋美龄的矛盾。蒋介石到上海后，即于9日同宋美龄一起将孔令侃接回南京。傅作义感慨系之，他对人说：“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对蒋介石与当时的局势完全失去了信心。11月4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最高军事会议，会上一片悲观失望情绪，蒋介石要傅作义发言，傅连声说：“很困难，很困难。”
1948年12月10日左右，傅作义将胡适接到怀仁堂进行密谈，胡适送傅八个字：“和比战难，坚持待变。”企图像抗战时一样，要傅作义“坚持”下去，等待时局变化。胡适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提出过“苦撑待变”，那时的“苦撑”抗日是因为有全国人民的拥护与国际盟友的支持，有“待变”的条件与理由，胡适本人也为抗战进行宣传、争取国际援助，现在“待变”的条件是什么、在哪里？胡适似乎不识时局，念着旧经。这时国民党民心荡然无存，党心分崩离析，军心江河日下，将帅离心离德。傅作义作战信心已今非昔比。12月15日，就连胡适本人也没有与傅作义一同在北平“坚持”，黯然离开北平。傅作义反而比胡适明智，选择了比“战”还“难”的“和”，保住了北平文化古城，走到人民的一边。
转眼间到了1949年，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淮海平原上，国民党的十余万官兵在冰天雪地的包围圈中迎来了新年。北平、天津被人民解放军围得像铁桶一般，随时被“叫吃”。国军的纪律、士气与胡适进言时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人民解放军高唱着毛泽东新近提出的“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口号向胜利进军。1月2日，在南京的胡适引颈北望，军事前途渺如烟云。眼前的政治形势又使他痛心疾首，瞻前顾后，使他心凉。他在日记上抄下了陶渊明的《拟古》第九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山河已改，国民党大势已去，胡适将自己附在国民党这张皮上，根株何不浮沧海？在历史巨变的重要时刻，胡适倒不如青年知识分子孙足原彻底，决心与国民党一刀两断；也不如一些知识分子选择与国民党保持距离，认真做学问。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直苦苦挣扎，深陷其中，因此他的不少著述都是有头无尾，在学术上欠下许多“债务”。但胡适毕竟是一个严谨求实的学者，他的日记与书信为我们留下了观察那段历史不可多得的资料。
（责任编辑刘荣刚文世芳）
军校毕业生向胡适讨“一碗饭”
在《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有一封名叫孙足原的军校毕业生于1948年10月前后给胡适的来信，他是向胡适讨“一碗饭”的。他向胡适乞求说，“那怕是剩余的饭食，能半饱延生命就万幸了——只要先生肯收留他，那怕做一个扫地打杂的工役也可，我情愿，我心甘”。言之恳恳，让人顿生怜悯。
孙足原与胡适素不相识，他是何许人，他为何落魄到这样的地步而向胡适“乞讨”？经查证，孙足原原名升中，1923年生，安徽省太平县人，1940年时就读于安徽省立陵阳乡师，这时家乡被日军侵占蹂躏，出于爱国之情而投笔从戎，进入中央军校（黄埔军校）第18期，于1944年毕业，这期间他的母亲在日寇的铁蹄下贫病而死，哥弟姊妹已亡。家中的经济可供一二人生活，十分窘迫。
孙足原对胡适说，他于9年前投入中央军校，是“由于抗战时一种爱国心驱使，同时青年人一种近乎本能的慕荣和对英雄的崇拜”。但自踏入军界，穿上当兵的2尺半，军队的情况与他的想象大相径庭。由于这时的国民党军队“纪律败坏，生活环境的恶化”，使他的思想“始终不能和一般人融洽。起初只以为这个部队不好，调换一个环境总会好些，岂知到另一个部队仍然一样。”随着年龄的增加，“觉悟到过去的种种不是，——思想上种种错误，所以我抛弃了血汗与生命换取生活代价的职业，从遥远的河南漂泊到北平来”。孙足原选择了离开军队，他“甘愿流浪，与其在那种过着走狗似的生活的环境里无代价的死去，真不如在流浪的生涯中贫困死去，倒还落个干净”。他说，“一个漂泊者的希望是吃饭，但更需要的是求知。”他知道胡适是知名的学者，又是他皖南的大同乡，所以写信求助于他。
国民党军是坐地的强盗
孙足原离开军队的原因之一是军队纪律的败坏，他在信中对胡适说，“军队纪律废弛，其祸害的程度直至目不忍睹，口不堪言。说句良心话，强盗剪径和打家劫室，还分一分穷富，而国军到处，富人不敢动——因为富人多在后方大都市；而对穷人则要烧、杀、强奸、抢掠，……无所不为，故战地人民有‘八路要公粮，中央一扫光’之谣”。
孙足原还说：“战区里两方互称为‘匪’：政府命令称共军为‘毛匪’，而共军布告及标语则呼政府军为‘蒋匪’。究竟是那个为匪呢？如果就军纪好坏来说，似乎政府军的行为更近匪，是一种坐地的强盗。”对这样堕落的军队，孙足原反问道：“试问一个有正义、富热血的青年人怎能久居其地？”
军队的纪律是这样，那么军队里的生活环境又怎样？孙足原在信中说：“中国军队的生活（尤以国军），除了让时间慢慢消蚀你的青春以外，是没有一点进益的，甚至学坏。在那种残酷、污浊、堕落的环境里，所谓‘一身掉在粪缸里，免不得满身恶臭’也，欲求自清，其难犹如上青天啊！”
人们对军队的看法如何，孙足原说：“一般人以为军人是坏蛋，是走狗，是思想不健全而且错误的盲从或苟安者，是不可与之谈、不可教的‘人’。这点对大多数军人可以这样说，——我也赞成而承认的……”也就是说人们对军队已经没有了信任，军队也对自己没有了自信，军队在心理上从内到外都已垮了。
军队是国家政权的支柱，纪律是军队战斗力的保证，军队在人们心中的印象如此，军队纪律与名声坏到了这样的地步，因此它所支撑的国民党政权的大厦的确要坍塌了。
当政诸公把中国搅坏了
军队的情况是这样，那么孙足原对政治形势的看法又是怎样的呢？他说：“虽然我是政府军一份子，但是对国民党三十余年的革命与专政，我没有赞成过。它的革命只是限于被压迫民族的求形式上解放（初意本不如是，实际却如是），故革命的结果除形式上的‘成功’以外，其他仍和专制一样，不过把‘君主’两字改了一下罢了”。“不管它的主义如何，它的政策如何，就现实来看，中国人民的生活永远是富人长有钱（败落有代替，数目仍不少），平民变贫民，贫民只好‘拼命’了”。
关于这种状况形成的原因，孙足原说：抗战“胜利以来，连年的战乱，人民真是水深火热，其咎在谁？我的回答是不怪党派，只怪政府的腐败与无能，——这也是一般明眼人的看法。是当政诸大员们被人把持与利用，只知他们自己的生存与地位的维持。进言之，中国三十余年来的不生不死局面，一种偏安的局面，就是他们造成的，不禁令人长叹！”
孙足原接着说：“盖棺论定，在当政诸公还没有死或没有到转变的时候，是不敢论及他们谁是谁非，谁功谁罪的。可是就民国成立这数十年的年代他们的表现来说，于国于民作了些什么事？中国假如没有他们，是否更坏抑更好？这些在我脑中有一个隐约而不大清楚的敏感，——我以为他们把中国搅坏了。譬如有些教授名流不竞选和不干事，其因恐亦在此。这样的领袖，我为什么还跟着他们走呢？”
孙足原认为他当初选择跟着国民党显然是错了。他最后向胡适表示：我“上军校已经上过一次当了，——有用的时间化（花）在无用的地方，懊悔已无及，难道这以后二十年（算可以活二十年吧）还要供他们使用吗？不，绝不，我宁可一点不用，也不给他们利用。”一滴水可见大海，孙足原的信足以反映大多数人对国民党的看法，信仰的危机是最大的危险，国民党军队的大部分人带着这样的思想去上战场，其战斗力是不言而喻的。
胡适向蒋介石的“十大进言”
在《胡适来往书信选》与《胡适日记全集》中只看到孙足原给胡适的信，没有看到胡适给孙足原的回信。从胡适当时的处境来看，他也没有余暇给孙回信，因为他有比回信更重要的事情：四五月间，胡适曾参加国民党的“行宪国大”选举，被蒋介石推到前台，作为总统的候选人。胡适书生气十足，他没有揣摩到蒋介石的真实用意是故作姿态，结果被蒋耍了一回，总统没有当上，成了金陵一梦。与此同时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学潮扩大到整个北平，眼花缭乱的政治游戏与风起云涌的学潮将胡适搞得疲惫不堪。他无计可施，只好躲进小楼做《水经注》的研究。6月，北平学潮风扩展到全国，反饥饿、反压迫、争民主的运动波澜壮阔，成为共产党的“第二战场”。7月5日，北平发生了军队开枪打死示威学生的七五惨案。他既要维护现行的国民党政权，又不能惹怒学生，处于两难的境地，情急之下他一度提出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由于教育部长朱家骅的恳切挽留，辞职不成，胡适只得硬着头皮苦撑。8月13日，他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联名致电朱家骅，抗议国民党军警随便入校抓人，并请朱转告蒋介石，阻止此事。但蒋介石不理会胡适等人的谏阻，仍旧在败局上使出拙招：8月17日，国民党政府发出逮捕青年学生与民主人士的命令；8月20日，又开始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通货膨胀马上增加了十数倍，使人心浮动的国统区更加混乱不堪。与此同时，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战略大决战也在东北、华东与华北拉开了序幕。9月23日，济南被人民解放军攻占，“人心为之大震动”。10月22日，胡适由外地回到北平，他在日记中写道：“飞回北平，此次出外三十六日，真有沧桑之感。局势一坏至此。”胡适被卷在国民党政治的旋涡中不能自拔，他哪有时间给一个求职的青年回信？
面对日益紧张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蒋介石作出礼贤下士的姿态，于9月29日、10月28日两次约胡适、傅斯年吃饭，就国家形势“垂询”。尤以10月28日的谈话，胡适“很质直的谈了一点多钟的话，都是很逆耳的话”。胡适向蒋介石提出了“十大进言”。这“十大进言”是：局势的艰难，有很大的危险；决不是一个人所能对付，必须建立一个真正可靠的参谋部；必须认错，必须虚心；美国援助是不容易运用的，必须有虚心作基础；黄埔嫡系军人失败在没有根底，必须承认失败；国军纪律之坏是回国后最伤心的事；必须信赖傅作义，真诚地支持他；北方的重要千万不可忽视；经济财政改革案实有大错误，不可不早早救正；我在南方北方，所见所闻，实在应该令人警惕！例如人们说：“放弃大城市若继续在别处作战，那是战略。试问放弃石家庄，在何处作战？放弃济南后……放弃郑州、开封后……”这种责备，不可不深思反省。
对胡适的“进言”，蒋介石“很和气的听受”。但“听”与行是两码事，更何况国民党的整个形势已病入膏肓，胡适的话就是灵丹妙药，也无回天之术了。
解读胡适的“十大进言”
作为一个旁观者，胡适对国民党所面临局势的艰难与危险是清醒而又明确的，但蒋介石未必会认识到。以币制改革的问题为例，胡适在10月13日的日记中说：“我九月廿九日见总统，他还说币制是大成功，收到了壹亿四千万美金价值的金银外汇。”但胡适心中明白，他接着说：“殊不知此壹亿四千万须用五亿六千万金元去换取，此即新政策崩溃之一个大原因。”次日，胡适在日记中说：“上海情形不佳。我在新闻报上发表一个谈话，主张速请经济学者检讨两个月的成败得失，当修正者速修正，当废止者速废止，必须虚心，不可护短。”但是，蒋介石仿佛是坐在布满明石暗礁而又水流湍急的破船上，胡适企图帮忙让船停下来或让他下来，蒋介石反而认为安全，不肯停船，更不肯下来。在这种即将船破人亡的形势下，胡适不得不在10月28日当面“进言”：“经济财政改革案实有大错误，不可不早早救正。”再次向蒋介石提出批评，其言辞之严厉，在胡适的言论中是罕见的。
“十大进言”中的“必须认错，必须虚心”，据当时的形势上判断，胡适是指蒋介石进行的币制改革，必须“虚心”听取人们的呼声，应该承认错误。“美国援助是不容易运用的，必须有虚心作基础。”这个“虚心”一是指不能用美援来补币制改革留下的窟窿；二是指争取美援是以“虚心”听美国人的话为前提的。美国佬的钱不容易拿，因此这个“虚心”可不是谦虚，而是在美国人面前做孙子，要低三下四。胡适在美国多年，他对美国人的心理比蒋介石清楚：美国人的钱不是好花的！
胡适“十大进言”中提出另一个问题是形势“决不是一个人所能对付，必须建立一个真正可靠的参谋部。”这个建议，早在9月29日晚蒋介石请胡适与傅斯年吃饭时，傅在向蒋介石谈人才问题时就已指出，对蒋介石的独断专行委婉提出批评，他说：“病根在作风，在人才不能尽其长。今日则人才没有机会出头，故我们排斥一人甚易，而抬举一人甚难。”而后胡适则说：“只提出国际形势之紧张，请政府注意，早作准备，如联合参谋本部之准备，实不可少。”胡适、傅斯年都对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提出批评，而胡在一个月内两次向蒋介石提出建立“联合参谋部”的问题，足见胡适对该问题的重视。
具有一般军事常识的人都明白，对军队进行有效的、统一的指挥，参谋部是必不可少的，故人们称参谋部为军队的大脑。多年来，国民党在军事指挥上从未建设成一个真正、高效率的参谋部，寻其原因，这是由蒋介石政治上独裁、军事指挥上专断造成的。蒋介石兼任了国民党几乎所有的军事大权。因此有人挖苦他说，如果他不怕人讥笑，他可能连保安团长的职位都不放过。在他的手下，参谋人员成为他的马弁、传令兵。北伐战争中，蒋介石躲在后方，却对作战“横加干涉”。后德国顾问针对参谋部的薄弱，曾向蒋介石提出参谋部在军队中的作用“为全军之主脑，犹如人身之脑筋”，要加强之。他置若罔闻。抗战中他又因指挥问题与史迪威发生矛盾，两人几成水火。蒋介石以独断代替参谋部，这种做法随着军队装备的提高与战场的扩大，对军事作战危害越来越大。杜聿明在回忆淮海战役的指挥时说：“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指挥，不论大小情况的分析，大小部队的调动，都要通过蒋的决定指示。而蒋本人又不能集中精力掌握全盘情况，每日仅凭一次所谓‘官邸会报’来决定指挥部署，或凭他‘灵机’一动，乱下手谕。因之一切指示到了前方，不是过时失策，即是主观武断。前方部队长不遵从，即有违命之罪；遵从则自投罗网。”
胡适虽然不是军人，但他是见过世面的人。他在美国多年，知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战争中的作用，对蒋介石的个人作风也深有了解，在军事上已成败局的形势下，对蒋介石的批评建议是切实中肯的。
蒋介石对胡适建立“参谋部”的“进言”尽管“他很和气的听受”，也未必能做成，这是因为，蒋介石嗜权如命，削弱他的权力，就是要他的命。在权力的问题上，蒋介石是不容许他人说三道四，更不许别人染指的。为此他曾在20世纪30年代与德国军事顾问佛采尔反目，抗日战争中又与史迪威闹翻。再一个是他的军队能否听从统一的参谋部的指挥也是问题，这是因为“蒋介石集团中封建派别关系互相掣肘，任何一个情况出现，都是只顾小集团不顾整体；只想救自己，不顾全局。结果每一战役都是因小失大，决策一再变更”。既然这种种“作风”已经形成，使得蒋介石对哪一处都不放心，像救火似的，今日飞北平，明天到徐州，疲于奔命。
“黄埔嫡系军人失败在没有根底，必须承认失败。”胡适的这一批评触到了蒋介石的要害。军队黄埔化，是蒋介石多年来努力的目标。在多年的内战、抗战中，蒋介石利用军队损耗来实现黄埔化，即利用杂牌军队军官吃败仗的机会，趁机让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掌权。以东北军系为例，军师一级的指挥官到1948年基本上换上了黄埔军校毕业生。这时国民党的军队一时间形成了“黄、浙、陆、一”掌大权的现象。这里的“黄”，即黄埔军校毕业；“浙”为浙江省籍，与蒋介石同乡；“陆”，为陆军大学毕业；“一”，就是要在蒋介石的起家部队第一军干过。特别重要的是以黄埔军校毕业、对蒋介石本人是否忠诚作为提拔的标准。到1948年黄埔军校前六期的毕业生大都升迁到师以上职务，不少人到了兵团乃至绥靖公署主任，但他们的学识有限。黄埔军校前三期的学生在校学习时间只有三个来月，术科学习了士兵的基本技能，学科也只是学习了班排战术，现在到大兵团指挥作战，职务不低，但在学识上与战功上没有根底。以胡宗南为例，他自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三五年间便由尉官排连长升至中将师长，但在战场几乎是屡战屡败，由于对蒋介石忠诚，官至掌握西北几省的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被人称为“西北王”。对他的才能与战绩当时有报刊评论说：“胡宗南可以宗南，而不能安北，他失去了威望，就等于西北‘防共长城’的溃决，所以局面的危险，并不减于东北。”而黄埔军校毕业生依仗着蒋介石为后台，以天子门生自居，骄横跋扈，目中无人，不仅在军事上无根底，在政治上也没有资望。蒋介石是成也黄埔，败也黄埔，胡适的批评，不无道理。
至于胡适在“进言”中提到的“国军纪律之坏是回国后最伤心的事”，孙足原给他的信中已作了注释，不再赘述。
胡适在“进言”最后批驳了国民党内的一些奇谈怪论：“我在南方北方，所见所闻，实在应该令人警惕！例如人们说：‘放弃大城市若继续在别处作战，那是战略。试问放弃石家庄，在何处作战？放弃济南后……放弃郑州、开封后……’这种责备，不可不深思反省。”要问是什么人放出的这种言论？那要看这些地方是哪些人“放弃”的，搞清这个，就明白了上述的话是由谁的嘴里放出来的。石家庄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时任第三军副军长杨光钰，与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第三十二师师长刘英“放弃”的；济南是在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手中“放弃”的；开封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长李仲辛“放弃”的。黄埔军校毕业生“放弃”这些地方，他们的黄埔军校同学再造出“放弃这些地方继续在别处作战，是战略”的理由，从另外一个方面可以看出黄埔嫡系军人不仅是“没有根底”，而且是没有头脑。
胡适在“进言” 中提醒蒋介石：“北方的重要千万不可忽视”，胡适的话是有来由的。当时蒋介石南北方都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北方是军事大决战；南方是以上海为中心由“改革币制”引发的金融经济危机。北方的军事决战决定“党国的命运”，而南方的金融经济危机因有孔祥熙家的搅和，引发了蒋经国与宋美龄的矛盾，蒋宋家庭间出现了问题。蒋介石在“国”与“家”的问题上面临着抉择。10月8日午后，蒋介石在北平研究增援锦州问题时，忽接到宋美龄的电话，说是在上海由于蒋经国为控制金融动荡而危及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蒋为此而中断军事大事匆匆南返。国事、家事、南事、北事，孰轻孰重，这不是很清楚的吗？
胡适献计傅作义：和比战难，坚持待变
军事形势，特别是北方的军事局势既然是这样，黄埔嫡系军人的“根底”如此，那么谁能支撑起北方的危局呢？为了挽狂澜于既倒，胡适向蒋介石推荐“必须信赖傅作义，真诚地支持他”。就是胡适认为傅作义可以“安北”。那么胡适为何向蒋介石推荐傅作义？那要从胡适与傅作义的关系说起。
胡、傅二人自20世纪20年代就有来往，傅作义仰慕胡的学识，胡适称赞傅的战绩，文武互映，惺惺相惜。1927年10月，山西的阎锡山加入南京政府对奉军作战，时任晋绥军第四师师长的傅作义率部出山西，越太行，一举占领了平汉铁路上的战略重镇涿州，拦腰切断了奉军的战线，傅指挥部队坚守涿州三月，闻名遐迩，战后傅写了一部《涿州战纪》，胡适为其作序。1933年4月，傅作义率第五十九军参加长城抗战，在顺义阻击日军，颇著战绩。战后傅作义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建立了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胡适撰写了碑文以纪念。1936年冬，傅作义率部在绥远抗战，胡适在北平发动捐款劳军。撇开个人感情因素讲，傅作义的这些战绩确实可圈可点，但在国民党军事、政治病入膏肓的形势下，他纵有三头六臂，也无能为力。
对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傅作义倒比胡适清楚得多。1948年10月7日，蒋介石从葫芦岛到北平。8日，傅作义向蒋介石表示希望他能注意太原方面的作战，并希望对东北、华北均采取主动，是日下午准备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太原、承德应如何作战，尤其是对解放军即将对辽西的进攻应早作准备。但蒋介石表示有私事要到上海，撇下十万火急的军务，于14时离开北平飞上海。事后得知，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要惩办捣乱金融的孔令侃，引发了蒋经国与孔家及宋美龄的矛盾。蒋介石到上海后，即于9日同宋美龄一起将孔令侃接回南京。傅作义感慨系之，他对人说：“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对蒋介石与当时的局势完全失去了信心。11月4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最高军事会议，会上一片悲观失望情绪，蒋介石要傅作义发言，傅连声说：“很困难，很困难。”
1948年12月10日左右，傅作义将胡适接到怀仁堂进行密谈，胡适送傅八个字：“和比战难，坚持待变。”企图像抗战时一样，要傅作义“坚持”下去，等待时局变化。胡适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提出过“苦撑待变”，那时的“苦撑”抗日是因为有全国人民的拥护与国际盟友的支持，有“待变”的条件与理由，胡适本人也为抗战进行宣传、争取国际援助，现在“待变”的条件是什么、在哪里？胡适似乎不识时局，念着旧经。这时国民党民心荡然无存，党心分崩离析，军心江河日下，将帅离心离德。傅作义作战信心已今非昔比。12月15日，就连胡适本人也没有与傅作义一同在北平“坚持”，黯然离开北平。傅作义反而比胡适明智，选择了比“战”还“难”的“和”，保住了北平文化古城，走到人民的一边。
转眼间到了1949年，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淮海平原上，国民党的十余万官兵在冰天雪地的包围圈中迎来了新年。北平、天津被人民解放军围得像铁桶一般，随时被“叫吃”。国军的纪律、士气与胡适进言时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人民解放军高唱着毛泽东新近提出的“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口号向胜利进军。1月2日，在南京的胡适引颈北望，军事前途渺如烟云。眼前的政治形势又使他痛心疾首，瞻前顾后，使他心凉。他在日记上抄下了陶渊明的《拟古》第九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山河已改，国民党大势已去，胡适将自己附在国民党这张皮上，根株何不浮沧海？在历史巨变的重要时刻，胡适倒不如青年知识分子孙足原彻底，决心与国民党一刀两断；也不如一些知识分子选择与国民党保持距离，认真做学问。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直苦苦挣扎，深陷其中，因此他的不少著述都是有头无尾，在学术上欠下许多“债务”。但胡适毕竟是一个严谨求实的学者，他的日记与书信为我们留下了观察那段历史不可多得的资料。
（责任编辑刘荣刚文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