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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快的诙谐之中带着善意的讽刺，E. M. 德拉菲尔德（E. M. Delafield）的小说《乡间夫人日记》（Diary of a Provincial Lady）是同类作品中的经典。此书描写二十世纪上半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安详平静的英国乡镇生活，这是小说作者所熟知的环境和时代。德拉菲尔德生于一八九○年，她原名Edmée Elizabeth Monica de la Pasture，祖上是法国人，父亲亨利·杜卡罗尔是个伯爵，在英国蒙茅斯郡拥有领地。德拉菲尔德的母亲伊丽莎白·莉迪亚·罗萨贝尔是个作家，她的伯爵丈夫去世后，改嫁休·克利福德爵士，这位英帝国海外殖民官员，曾服务于尼日利亚、锡兰和马来海峡。就家庭背景而言，德拉菲尔德算是出身于上流社会，虽然不是最顶层（比如，大家不确定她作为一个贵族后裔，是否曾经被正式介绍给英国王室）。
如同当时其他上流社会家庭的女儿一样，德拉菲尔德在十九岁那年进入社交界，不过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她才嫁人，原因之一是她在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曾经考虑加入比利时的一个宗教团体，去当修女。战争爆发后，德拉菲尔德报名参加了英国的志愿救护队，被分派到埃克塞特的一个基地，在知名的救护队负责人乔治亚娜·布勒的领导下从事护士工作。虽然战争期间德拉菲尔德只是在后方服务，但这一经历改变了她的生活轨道，这也是她那一代年轻人的共同经历。德拉菲尔德在战争期间写出了她的第一部小说，叫作《泽拉看到了自己》（Zella Sees Herself），于一九一七年出版。也就是在这时，根据妹妹的建议，她开始使用德拉菲尔德（Delafield）这个笔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有别于自己的妈妈，因为当时她的母亲已经是个知名作家。从那时起德拉菲尔德就不断有作品问世，共有三十余部，其中大部分是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结集，也有一些戏剧和文艺研究。在她的研究中，德拉菲尔德特别关注一些女性作家，比如十九世纪多产而又广受欢迎的勃朗特姊妹以及夏洛特·扬。
德拉菲尔德于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嫁给了工程师出身的亚瑟·保尔·达什伍德上校。如同德拉菲尔德的继父一样，达什伍德曾就职于英帝国海外领地，参与了香港海湾的整修，又在马来海峡工作过两年，后来才听从新婚妻子的建议返回英国本土。这对夫妻定居英格兰西南部的德文郡。德拉菲尔德本人很快融入了当地的小镇生活，在那里写作小说，也不时为杂志撰写文章。她还创办了妇女协会在肯蒂斯比尔小镇的分会，自任主席，直到她于一九四三年去世。显而易见，德拉菲尔德的小说《乡间夫人日记》中的女主人公取材于她本人的小镇生活。比如，小说中乡间夫人的丈夫属于中上阶层；他们夫妻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女主人公花费许多时间参与妇女协会的事务，还经常琢磨是否可以撰文投稿给自己喜爱的杂志。小说中乡间夫人的密友—“亲爱的”露丝—其原型应该是德拉菲尔德本人的闺蜜玛格丽特·波斯苏马博士。小说中描写到的许多所谓难题和丑闻也都是英国小镇生活所常见，比如“我们的牧师夫人”频繁造访、折磨人的养花问题，还有为妇女协会寻找演讲人的种种难处。
在德拉菲尔德的《乡间夫人日记》中，家庭生活仍然保留了许多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念。书中的丈夫罗伯特平时工作，是家庭生计的维持者。他在家时惜字如金，沉默寡言，极少表露自己的感情，可以说简约到了夸张的程度。事实上，即使在维多利亚时代，这种沉默而坚强的父亲形象也是一种口口相传的老生常谈。许多历史学家已经证明，十九世纪英国的父亲们同样关爱家庭，富于情感，勤于照料孩子，他们与妻子的良好关系是家庭幸福的基石。当然，罗伯特这样的人物形象是英国幽默和嘲讽的一部分，他们这些人在家里通常默然无语，是个甩手大先生，但他们内心坚毅刚强，具有英国人所常说的“僵硬的上嘴唇”。因为有这种观念，老派的英国人认为，男人不应婆婆妈妈，不应耽于家庭琐事，即便他们自己的夫人在家务管理方面心拙手慢。《日记》中的乡间夫人负责家中事务，包括处理孩子的问题，她在这些方面算是个尽心的妻子与母亲，只是做事的效果总不是那么理想。
尽管如此，《日记》一书还是表现了当时的现代化进程。乡间夫人对于自己的容貌非常在意，她使用化妆品，做头发，想尽量打扮得时髦而又不花费许多钱财，她还不时参加鸡尾酒会……这些都与维多利亚时代不同，那个时代的夫人们并不使用化妆品，也不把头发剪短，而且她们很少单独外出旅行。《日记》女主人公的家里已有了汽车和电话，这表明即使是英格兰的乡下也正在进入现代社会。书中的夫人还经常担心自己不够现代化，尤其是作为一个母亲，因为那时所谓现代化的表现之一就是母亲不要总在孩子身边绕来绕去，应该让他们学会独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还是弗洛伊德理论大行其道的时候，所以人们非常担心自己的溺爱会毁了孩子，这在书中也多有描绘。妇女生活的现代化还有其他表现，比如乡间夫人参加文学俱乐部的宴会，她还是读书俱乐部的成员。在这个方面，十九世纪的女作家开辟了道路，二十世纪初年的女作家有了更多的成功机会，德拉菲尔德本人的文学生涯就是一个例证。
二十世纪初年是妇女运动长足进展的时代。一九一九年，三十岁以上的英国女性取得了选举权。至一九二八年，英国妇女与英国男人一样，只要年满二十一岁就可以参加选举。这期间女权主义者成立了各种组织，努力改善妇女的生活状况，尤其是帮助处在社会底层的妻子、母亲和女工。《日记》对乡间夫人所持政治立场的描述比较模糊，但我们可以看到，她虽然生活在一个颇为传统的家庭，仍然自视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因为就当时情况而言，女权主义不仅是一项政治运动，也是一种心理状态。这一时期女权主义运动的重点在于帮助妇女在社会中更好地扮演她们固有的角色，而且那时女权主义的推动者也愿意与政府合作，她们并不试图打破妇女当时的生活环境。《日记》中的丈夫罗伯特看上去似乎是颇为大男子主义的一家之长，但他并不反对自己妻子的文学企望，正如现实生活中德拉菲尔德的丈夫也不反对妻子的文学活动。现实中的德拉菲尔德是个更积极的女权主义者。她的一些作品中直接涉及时事，比如出版于一九一八年的《战时工人》（The War Workers），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妇女工人的故事，而出版于一九二四年的《郊区的梅瑟丽娜》（Messalina of the Suburbs）则取材于当时的一件非常著名的谋杀案。 在《乡间夫人日记》中，德拉菲尔德经常提及一份杂志—《时代与潮流》（Time and Tide），这是历史上确实存在的一个出版物，它与当时的女权主义运动有关，尤其是与偏于左翼的所谓“六点方案组织”关系密切。《时代与潮流》的主编当时是朗达子爵夫人玛格丽特·麦克沃斯，这是一位较为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事实上，正是朗达夫人向德拉菲尔德提出建议，让她为自己的杂志写一本小说。那是一九三○年，郎达夫人对德拉菲尔德说，她的杂志需要一些轻松文字，可以连载。德拉菲尔德接受了郎达夫人的建议。她决定描述她观察到的生活中的一些趣事，并采用日记文体，以方便讨论各种不同的话题。德拉菲尔德的文字在《时代与潮流》连载刊出后，受到读者的欢迎，于是结集作为一部小说出版，这就是《乡间夫人日记》。此后德拉菲尔德又以乡间夫人为中心人物写出三部续集，分别是《乡间夫人更进一步》（The Provincial Lady Goes Further，1932）、《乡间夫人在美国》（The Provincial Lady in America，1934），以及《乡间夫人在战争中》（The Provincial Lady in Wartime，1940）。
在《乡间夫人日记》及其续集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阶级的特权，比如所谓的“仆人问题”就是富裕人家才有的问题。《日记》中的乡间夫人不断透支银行账户，那是因为她有不必要的开支和过度消费。她那个阶层的人们花销常常超出他们的收入，不时要用到他们的信用额度，而一般的工人阶级家庭则不可能在商铺赊账，也不会有银行工作人员催账，因为他们根本就借不出钱来。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一九二九年华尔街股票市场崩盘，随后美国以至全世界都陷入经济大萧条，这些历史事件在《乡间夫人日记》中完全没有表现。事实上，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二年期间，英国的钢铁生产下降了百分之五十，煤炭生产大跌，出口萎缩了一半，造船业急剧减产百分之九十，全国各地的造船厂接连倒闭。在英国一些地方，特别是苏格兰、威尔士和英格兰北部，长期性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十至二十。大量工人失业，他们只能靠政府救济维持生活，一周的救济金只有十个先令，仅及通常工资的三分之一。所有这些灾难性的事件都没有反映在《日记》中乡间夫人的生活里，这位夫人有自己的利息收入，她丈夫有固定资产，她的儿子上私立学校，女儿有家庭教师，夫人自己还可以透支信用购买新衣服，参加聚会和酒宴，甚至续集中还在伦敦拥有了一处公寓。较之于当时英国的凄惨状况，乡间夫人关于自己财务困难的抱怨实在是微不足道。但是德拉菲尔德的小说还是受到欢迎，就跟当时的好莱坞电影一样。
《乡间夫人日记》于一九三○年问世之后就一直受到读者的欢迎，从未绝版。这部小说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自嘲的风格、英式的低调，当然还有其不可置疑的文学魅力。乡间夫人的自我反思并不是那么死板严苛，而是善意地邀请读者与她一起欢乐地审视她以及她的邻居们生活中的诸多稀奇古怪之处。《乡间夫人日记》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英国人自嘲的传统。比如，早在德拉菲尔德的这部作品出版之前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格罗史密斯兄弟就发表了他们的《小人物日记》（The Diary of a Nobody），作者于其中嘲讽了位于中产下层的普通英国人生活。在她本人的小说中，德拉菲尔德描绘了一类特别的英国人，他们看上去是笨拙地“胡乱应付”日子，常常搞得处境窘迫，但实际上他们受过不错的教育，英语口音高尚，举止得体，品格也还比较坚强，所以他们最后往往都能逢凶化吉，把日子“混”下去。德拉菲尔德本人大概就有这样的个人体验。
忍受了几年的病痛后，德拉菲尔德于一九四三年去世。那时德拉菲尔德的女儿罗萨蒙德已随她的丈夫迁居加拿大，德拉菲尔德的母亲还在世，她在女儿逝后两年故去。德拉菲尔德的儿子莱昂内尔死于一九四○年，也就是德拉菲尔德去世之前三年，大概是自杀。应该说德拉菲尔德的晚年是不幸的。尽管如此，德拉菲尔德仍积极写作，并出任本地妇女协会的主席，直到生命结束。她的最后一部小说—《迟到的不久将来》（Late and Soon）—就出版于她去世的那一年。尽管经历了战争、疾病和家人早逝等种种不幸，德拉菲尔德终生孜孜不倦，进取不止，就像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一样。她的作品时常被后来的一些文艺作品所提及，比如摄制于二○○三年的有关英国妇女协会的电影《挂历上的女人们》（Calendar Girls）。二○一四年，英国国家广播公司还播出了一个根据《乡间夫人日记》改编的广播剧。虽然乡间夫人对于自己的生存意义曾经有过焦虑，但事实上她从未消失，也从未过时。
（《乡间夫人日记》，[英]E. M. 德拉菲尔德著，李泾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本文为作者为该书中文版而特别撰写）
如同当时其他上流社会家庭的女儿一样，德拉菲尔德在十九岁那年进入社交界，不过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她才嫁人，原因之一是她在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曾经考虑加入比利时的一个宗教团体，去当修女。战争爆发后，德拉菲尔德报名参加了英国的志愿救护队，被分派到埃克塞特的一个基地，在知名的救护队负责人乔治亚娜·布勒的领导下从事护士工作。虽然战争期间德拉菲尔德只是在后方服务，但这一经历改变了她的生活轨道，这也是她那一代年轻人的共同经历。德拉菲尔德在战争期间写出了她的第一部小说，叫作《泽拉看到了自己》（Zella Sees Herself），于一九一七年出版。也就是在这时，根据妹妹的建议，她开始使用德拉菲尔德（Delafield）这个笔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有别于自己的妈妈，因为当时她的母亲已经是个知名作家。从那时起德拉菲尔德就不断有作品问世，共有三十余部，其中大部分是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结集，也有一些戏剧和文艺研究。在她的研究中，德拉菲尔德特别关注一些女性作家，比如十九世纪多产而又广受欢迎的勃朗特姊妹以及夏洛特·扬。
德拉菲尔德于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嫁给了工程师出身的亚瑟·保尔·达什伍德上校。如同德拉菲尔德的继父一样，达什伍德曾就职于英帝国海外领地，参与了香港海湾的整修，又在马来海峡工作过两年，后来才听从新婚妻子的建议返回英国本土。这对夫妻定居英格兰西南部的德文郡。德拉菲尔德本人很快融入了当地的小镇生活，在那里写作小说，也不时为杂志撰写文章。她还创办了妇女协会在肯蒂斯比尔小镇的分会，自任主席，直到她于一九四三年去世。显而易见，德拉菲尔德的小说《乡间夫人日记》中的女主人公取材于她本人的小镇生活。比如，小说中乡间夫人的丈夫属于中上阶层；他们夫妻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女主人公花费许多时间参与妇女协会的事务，还经常琢磨是否可以撰文投稿给自己喜爱的杂志。小说中乡间夫人的密友—“亲爱的”露丝—其原型应该是德拉菲尔德本人的闺蜜玛格丽特·波斯苏马博士。小说中描写到的许多所谓难题和丑闻也都是英国小镇生活所常见，比如“我们的牧师夫人”频繁造访、折磨人的养花问题，还有为妇女协会寻找演讲人的种种难处。
在德拉菲尔德的《乡间夫人日记》中，家庭生活仍然保留了许多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念。书中的丈夫罗伯特平时工作，是家庭生计的维持者。他在家时惜字如金，沉默寡言，极少表露自己的感情，可以说简约到了夸张的程度。事实上，即使在维多利亚时代，这种沉默而坚强的父亲形象也是一种口口相传的老生常谈。许多历史学家已经证明，十九世纪英国的父亲们同样关爱家庭，富于情感，勤于照料孩子，他们与妻子的良好关系是家庭幸福的基石。当然，罗伯特这样的人物形象是英国幽默和嘲讽的一部分，他们这些人在家里通常默然无语，是个甩手大先生，但他们内心坚毅刚强，具有英国人所常说的“僵硬的上嘴唇”。因为有这种观念，老派的英国人认为，男人不应婆婆妈妈，不应耽于家庭琐事，即便他们自己的夫人在家务管理方面心拙手慢。《日记》中的乡间夫人负责家中事务，包括处理孩子的问题，她在这些方面算是个尽心的妻子与母亲，只是做事的效果总不是那么理想。
尽管如此，《日记》一书还是表现了当时的现代化进程。乡间夫人对于自己的容貌非常在意，她使用化妆品，做头发，想尽量打扮得时髦而又不花费许多钱财，她还不时参加鸡尾酒会……这些都与维多利亚时代不同，那个时代的夫人们并不使用化妆品，也不把头发剪短，而且她们很少单独外出旅行。《日记》女主人公的家里已有了汽车和电话，这表明即使是英格兰的乡下也正在进入现代社会。书中的夫人还经常担心自己不够现代化，尤其是作为一个母亲，因为那时所谓现代化的表现之一就是母亲不要总在孩子身边绕来绕去，应该让他们学会独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还是弗洛伊德理论大行其道的时候，所以人们非常担心自己的溺爱会毁了孩子，这在书中也多有描绘。妇女生活的现代化还有其他表现，比如乡间夫人参加文学俱乐部的宴会，她还是读书俱乐部的成员。在这个方面，十九世纪的女作家开辟了道路，二十世纪初年的女作家有了更多的成功机会，德拉菲尔德本人的文学生涯就是一个例证。
二十世纪初年是妇女运动长足进展的时代。一九一九年，三十岁以上的英国女性取得了选举权。至一九二八年，英国妇女与英国男人一样，只要年满二十一岁就可以参加选举。这期间女权主义者成立了各种组织，努力改善妇女的生活状况，尤其是帮助处在社会底层的妻子、母亲和女工。《日记》对乡间夫人所持政治立场的描述比较模糊，但我们可以看到，她虽然生活在一个颇为传统的家庭，仍然自视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因为就当时情况而言，女权主义不仅是一项政治运动，也是一种心理状态。这一时期女权主义运动的重点在于帮助妇女在社会中更好地扮演她们固有的角色，而且那时女权主义的推动者也愿意与政府合作，她们并不试图打破妇女当时的生活环境。《日记》中的丈夫罗伯特看上去似乎是颇为大男子主义的一家之长，但他并不反对自己妻子的文学企望，正如现实生活中德拉菲尔德的丈夫也不反对妻子的文学活动。现实中的德拉菲尔德是个更积极的女权主义者。她的一些作品中直接涉及时事，比如出版于一九一八年的《战时工人》（The War Workers），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妇女工人的故事，而出版于一九二四年的《郊区的梅瑟丽娜》（Messalina of the Suburbs）则取材于当时的一件非常著名的谋杀案。 在《乡间夫人日记》中，德拉菲尔德经常提及一份杂志—《时代与潮流》（Time and Tide），这是历史上确实存在的一个出版物，它与当时的女权主义运动有关，尤其是与偏于左翼的所谓“六点方案组织”关系密切。《时代与潮流》的主编当时是朗达子爵夫人玛格丽特·麦克沃斯，这是一位较为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事实上，正是朗达夫人向德拉菲尔德提出建议，让她为自己的杂志写一本小说。那是一九三○年，郎达夫人对德拉菲尔德说，她的杂志需要一些轻松文字，可以连载。德拉菲尔德接受了郎达夫人的建议。她决定描述她观察到的生活中的一些趣事，并采用日记文体，以方便讨论各种不同的话题。德拉菲尔德的文字在《时代与潮流》连载刊出后，受到读者的欢迎，于是结集作为一部小说出版，这就是《乡间夫人日记》。此后德拉菲尔德又以乡间夫人为中心人物写出三部续集，分别是《乡间夫人更进一步》（The Provincial Lady Goes Further，1932）、《乡间夫人在美国》（The Provincial Lady in America，1934），以及《乡间夫人在战争中》（The Provincial Lady in Wartime，1940）。
在《乡间夫人日记》及其续集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阶级的特权，比如所谓的“仆人问题”就是富裕人家才有的问题。《日记》中的乡间夫人不断透支银行账户，那是因为她有不必要的开支和过度消费。她那个阶层的人们花销常常超出他们的收入，不时要用到他们的信用额度，而一般的工人阶级家庭则不可能在商铺赊账，也不会有银行工作人员催账，因为他们根本就借不出钱来。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一九二九年华尔街股票市场崩盘，随后美国以至全世界都陷入经济大萧条，这些历史事件在《乡间夫人日记》中完全没有表现。事实上，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二年期间，英国的钢铁生产下降了百分之五十，煤炭生产大跌，出口萎缩了一半，造船业急剧减产百分之九十，全国各地的造船厂接连倒闭。在英国一些地方，特别是苏格兰、威尔士和英格兰北部，长期性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十至二十。大量工人失业，他们只能靠政府救济维持生活，一周的救济金只有十个先令，仅及通常工资的三分之一。所有这些灾难性的事件都没有反映在《日记》中乡间夫人的生活里，这位夫人有自己的利息收入，她丈夫有固定资产，她的儿子上私立学校，女儿有家庭教师，夫人自己还可以透支信用购买新衣服，参加聚会和酒宴，甚至续集中还在伦敦拥有了一处公寓。较之于当时英国的凄惨状况，乡间夫人关于自己财务困难的抱怨实在是微不足道。但是德拉菲尔德的小说还是受到欢迎，就跟当时的好莱坞电影一样。
《乡间夫人日记》于一九三○年问世之后就一直受到读者的欢迎，从未绝版。这部小说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自嘲的风格、英式的低调，当然还有其不可置疑的文学魅力。乡间夫人的自我反思并不是那么死板严苛，而是善意地邀请读者与她一起欢乐地审视她以及她的邻居们生活中的诸多稀奇古怪之处。《乡间夫人日记》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英国人自嘲的传统。比如，早在德拉菲尔德的这部作品出版之前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格罗史密斯兄弟就发表了他们的《小人物日记》（The Diary of a Nobody），作者于其中嘲讽了位于中产下层的普通英国人生活。在她本人的小说中，德拉菲尔德描绘了一类特别的英国人，他们看上去是笨拙地“胡乱应付”日子，常常搞得处境窘迫，但实际上他们受过不错的教育，英语口音高尚，举止得体，品格也还比较坚强，所以他们最后往往都能逢凶化吉，把日子“混”下去。德拉菲尔德本人大概就有这样的个人体验。
忍受了几年的病痛后，德拉菲尔德于一九四三年去世。那时德拉菲尔德的女儿罗萨蒙德已随她的丈夫迁居加拿大，德拉菲尔德的母亲还在世，她在女儿逝后两年故去。德拉菲尔德的儿子莱昂内尔死于一九四○年，也就是德拉菲尔德去世之前三年，大概是自杀。应该说德拉菲尔德的晚年是不幸的。尽管如此，德拉菲尔德仍积极写作，并出任本地妇女协会的主席，直到生命结束。她的最后一部小说—《迟到的不久将来》（Late and Soon）—就出版于她去世的那一年。尽管经历了战争、疾病和家人早逝等种种不幸，德拉菲尔德终生孜孜不倦，进取不止，就像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一样。她的作品时常被后来的一些文艺作品所提及，比如摄制于二○○三年的有关英国妇女协会的电影《挂历上的女人们》（Calendar Girls）。二○一四年，英国国家广播公司还播出了一个根据《乡间夫人日记》改编的广播剧。虽然乡间夫人对于自己的生存意义曾经有过焦虑，但事实上她从未消失，也从未过时。
（《乡间夫人日记》，[英]E. M. 德拉菲尔德著，李泾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本文为作者为该书中文版而特别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