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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的疫情危机，正严重冲击着人类社会生活秩序。由疫情危机诱发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乃至政治危机，将极有可能改变中国与世界的走向，终结旧的世界，开辟新的秩序。
认识疫情危机，把握其变化规律，掌握未来的主动权，正成为一项极其紧迫的任务。
新冠病毒疫情危机是一次公共卫生危机，但其演化的突出特征却是扰乱现有经济社会秩序，诱发经济危机与社会政治危机。因此，不能简单地以公共卫生危机的运动规律对其加以定性，而是必须将其与现行经济社会运行规律结合起来分析。
疫情自古便与人类社会相伴随，它不可能脱离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疫情的自然属性，高度受制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高度受制于日益人化的自然。疫情危机的本质，某种程度上是现有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映，它映射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
当代社会的本质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决定的，资本运动的规律决定着世界体系与秩序的构造，资本主义秩序下的人、自然、社会的关系，反映着资本运动的规律，它也同样支配着疫情演变与人类社会的互动规律。
以此政治经济学视角观之，新冠疫情危机并不是未来经济社会走势的决定因素，它充其量是当代人类社会各种既存矛盾的诱发力量，决定未来经济社会变动的，仍然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各种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观察新冠疫情危机，必须与资本主义秩序演变的历史与现实经验结合起来。
当下疫情危机的最大特征是其不确定性。对此可有两种预测：乐观估计，疫情在一年内结束，由疫情诱发的经济社会危机与疫情危机紧密交织，疫情危机的结束也即意味着经济社会形势的反转，世界在克服疫情危机后缓慢恢复原有的运行轨迹。悲观估计，疫情危机在短时间内难以结束，相应地经济社会危机将脱离疫情危机的制约，形成独自运动的轨迹，出现“经济危机——经济衰退——经济大萧条”的连续性演变，人类社会面临“一战”“二战”前后出现的大危机局面。
然而无论悲观还是乐观，世界都已进入危机模式。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到2020年新冠疫情引爆的全球经济危机，21世纪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面临着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峻的经济、社会、政治的全面危机。资本主义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覆盖全球的自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世界秩序，有可能出现全面瓦解与崩溃的局面。
历史是面镜子。“一战”“二战”前的历史，可为今人借镜。
第一，危机演变是个长时段过程。19世纪末期，是欧洲资本主义长期经济衰退的过程，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国家经过几十年与生产过剩危机的搏斗，从殖民主义最终走向帝国主义，经历了20多年时间。起于1929年9月美国的大萧条，从资本市场崩溃到银行业崩溃，到罗斯福新政的起起伏伏，到美国卷入世界大战，其间也经历了十几年时间。
大危機模式一旦开启，它便具有了螺旋式向下的运动惯性，除非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坚强的领导和世界性团结，否则危机便不可能停止。
第二，危机期间的社会思潮日益极端化。经济危机加剧了社会资源的紧张与资源分配的争夺，来自右翼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保守主义，会以犹太人、少数族裔、外国人和共产党人为敌视对象，掀起一波波的民粹思潮。他们成为右翼政治或法西斯主义的基础，为少数政客所操弄，推动各国政治向极端对抗情形不断演进。而来自左翼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力量，则以资产阶级及现行体制为批判对象，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推动工人阶级运动，并试图摧毁资本主义体系。
大危机期间，左右两翼的社会思潮只会日益极端化，且相互斗争愈发激烈，推动社会发生深刻的撕裂。
第三，代议政治普遍失灵。资产阶级经过与封建主义的长期斗争，逐步建立了与其生产方式相互配合的宪政代议制度，进而保障了资产阶级利益的稳定持久。然而大危机状态下，民粹主义兴起，政党政治、议会程序、民主选票都不再受到资产阶级控制，民主政治成为低能无效的代名词，而强人式的政客则成为资产阶级渴望的保护人。因此，“一战”“二战”前后，正是西方宪政民主制度的收缩期。
第四，国际秩序遭遇解体危机。“一战”之前，欧洲基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相继建立了维也纳体系等欧洲秩序，由此保证了欧洲的百年和平，然而19世纪末的经济危机，瓦解了欧洲秩序，催生了同盟国与协约国两大相互对立的结盟集团，欧洲被拖进了悲惨的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建立在《凡尔赛条约》基础上的国际联盟，以及英国为主导的金本位国际货币体系，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不断瓦解，国际联盟无法满足崛起的德国与日本的诉求，金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无法适应各国的贸易失衡以及此起彼伏的贸易保护主义，最后也于1930年宣布瓦解。大萧条摧毁了“一战”之后建立的国际体系，推动世界逐渐走向轴心国与同盟国两大对抗集团，最后引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今天的世界，再一次站立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危机悬崖面前。
资本市场的惨烈熔断，触目惊心的失业率，断崖式下跌的GDP，各国间激烈对立的民粹主义，明显失灵的代议制度，以及特朗普式的操弄民粹的政客……历史的轮回，竟如此惊人的相似。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人类社会也在惨痛教训的基础上建立了应对经济大危机的政治与经济机制。1945年由美国主导的联合国体制，以及在此之上的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WTO等组织，提供了应对危机的国际领导和国际团结。然而经过战后70年的演变，联合国体制也遭遇重大的挑战。全球经济格局已经大变，亚太地区快速崛起，而原有的体制在权力分配及利益代表性上并不能反映这种变化的现实。而作为联合国体制的保证之一，美国的领导正快速消失，美国从为世界提供公共品的领导型国家转变为内向而自私自利的破坏秩序国家。没有世界的团结和强有力的领导，人类不可能克服危机。
今天，冷战后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面临瓦解的危机，而新的秩序远未到来。此刻，世界需要思想的指引。如同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诞生了马克思，资本主义危机时期产生了凯恩斯，今天的世界，需要面向未来的思想家。
此前的各种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理论，都建基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础之上，当这块基石动摇之际，服务于它的各种思想学说也势必丧失解释力。而关注危机时代，洞察新的时势，超越前人的局限，则成为今天时代对思想学术界的紧迫要求。
把握危机演变，需要理论的指引。而引领人类克服危机，避免悲剧的重演，更是需要思想理论的创新。
认识疫情危机，把握其变化规律，掌握未来的主动权，正成为一项极其紧迫的任务。
如何判定危机的性质
新冠病毒疫情危机是一次公共卫生危机，但其演化的突出特征却是扰乱现有经济社会秩序，诱发经济危机与社会政治危机。因此，不能简单地以公共卫生危机的运动规律对其加以定性，而是必须将其与现行经济社会运行规律结合起来分析。
疫情自古便与人类社会相伴随，它不可能脱离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疫情的自然属性，高度受制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高度受制于日益人化的自然。疫情危机的本质，某种程度上是现有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映，它映射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
当代社会的本质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决定的，资本运动的规律决定着世界体系与秩序的构造，资本主义秩序下的人、自然、社会的关系，反映着资本运动的规律，它也同样支配着疫情演变与人类社会的互动规律。
以此政治经济学视角观之，新冠疫情危机并不是未来经济社会走势的决定因素，它充其量是当代人类社会各种既存矛盾的诱发力量，决定未来经济社会变动的，仍然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各种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观察新冠疫情危机，必须与资本主义秩序演变的历史与现实经验结合起来。
当下疫情危机的最大特征是其不确定性。对此可有两种预测：乐观估计，疫情在一年内结束，由疫情诱发的经济社会危机与疫情危机紧密交织，疫情危机的结束也即意味着经济社会形势的反转，世界在克服疫情危机后缓慢恢复原有的运行轨迹。悲观估计，疫情危机在短时间内难以结束，相应地经济社会危机将脱离疫情危机的制约，形成独自运动的轨迹，出现“经济危机——经济衰退——经济大萧条”的连续性演变，人类社会面临“一战”“二战”前后出现的大危机局面。
然而无论悲观还是乐观，世界都已进入危机模式。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到2020年新冠疫情引爆的全球经济危机，21世纪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面临着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峻的经济、社会、政治的全面危机。资本主义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覆盖全球的自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世界秩序，有可能出现全面瓦解与崩溃的局面。
危机演变的历史经验
历史是面镜子。“一战”“二战”前的历史，可为今人借镜。
第一，危机演变是个长时段过程。19世纪末期，是欧洲资本主义长期经济衰退的过程，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国家经过几十年与生产过剩危机的搏斗，从殖民主义最终走向帝国主义，经历了20多年时间。起于1929年9月美国的大萧条，从资本市场崩溃到银行业崩溃，到罗斯福新政的起起伏伏，到美国卷入世界大战，其间也经历了十几年时间。
大危機模式一旦开启，它便具有了螺旋式向下的运动惯性，除非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坚强的领导和世界性团结，否则危机便不可能停止。
第二，危机期间的社会思潮日益极端化。经济危机加剧了社会资源的紧张与资源分配的争夺，来自右翼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保守主义，会以犹太人、少数族裔、外国人和共产党人为敌视对象，掀起一波波的民粹思潮。他们成为右翼政治或法西斯主义的基础，为少数政客所操弄，推动各国政治向极端对抗情形不断演进。而来自左翼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力量，则以资产阶级及现行体制为批判对象，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推动工人阶级运动，并试图摧毁资本主义体系。
大危机期间，左右两翼的社会思潮只会日益极端化，且相互斗争愈发激烈，推动社会发生深刻的撕裂。
第三，代议政治普遍失灵。资产阶级经过与封建主义的长期斗争，逐步建立了与其生产方式相互配合的宪政代议制度，进而保障了资产阶级利益的稳定持久。然而大危机状态下，民粹主义兴起，政党政治、议会程序、民主选票都不再受到资产阶级控制，民主政治成为低能无效的代名词，而强人式的政客则成为资产阶级渴望的保护人。因此，“一战”“二战”前后，正是西方宪政民主制度的收缩期。
第四，国际秩序遭遇解体危机。“一战”之前，欧洲基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相继建立了维也纳体系等欧洲秩序，由此保证了欧洲的百年和平，然而19世纪末的经济危机，瓦解了欧洲秩序，催生了同盟国与协约国两大相互对立的结盟集团，欧洲被拖进了悲惨的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建立在《凡尔赛条约》基础上的国际联盟，以及英国为主导的金本位国际货币体系，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不断瓦解，国际联盟无法满足崛起的德国与日本的诉求，金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无法适应各国的贸易失衡以及此起彼伏的贸易保护主义，最后也于1930年宣布瓦解。大萧条摧毁了“一战”之后建立的国际体系，推动世界逐渐走向轴心国与同盟国两大对抗集团，最后引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危机与当代思想理论界的任务
今天的世界，再一次站立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危机悬崖面前。
资本市场的惨烈熔断，触目惊心的失业率，断崖式下跌的GDP，各国间激烈对立的民粹主义，明显失灵的代议制度，以及特朗普式的操弄民粹的政客……历史的轮回，竟如此惊人的相似。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人类社会也在惨痛教训的基础上建立了应对经济大危机的政治与经济机制。1945年由美国主导的联合国体制，以及在此之上的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WTO等组织，提供了应对危机的国际领导和国际团结。然而经过战后70年的演变，联合国体制也遭遇重大的挑战。全球经济格局已经大变，亚太地区快速崛起，而原有的体制在权力分配及利益代表性上并不能反映这种变化的现实。而作为联合国体制的保证之一，美国的领导正快速消失，美国从为世界提供公共品的领导型国家转变为内向而自私自利的破坏秩序国家。没有世界的团结和强有力的领导，人类不可能克服危机。
今天，冷战后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面临瓦解的危机，而新的秩序远未到来。此刻，世界需要思想的指引。如同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诞生了马克思，资本主义危机时期产生了凯恩斯，今天的世界，需要面向未来的思想家。
此前的各种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理论，都建基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础之上，当这块基石动摇之际，服务于它的各种思想学说也势必丧失解释力。而关注危机时代，洞察新的时势，超越前人的局限，则成为今天时代对思想学术界的紧迫要求。
把握危机演变，需要理论的指引。而引领人类克服危机，避免悲剧的重演，更是需要思想理论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