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嘉陵江中游的南充市，八岁那一年，我就开始往返于城乡之间，在母亲教书的老祠堂或古寺庙里读小学。“大跃进”年代的许多“忙假”里，我几乎都要跟着母亲在田间地头“检查”老乡挖地深度够不够，晚上“搞夜战”打没打磕睡。从那时起，我就感受到了母亲与老乡们的融融亲情。
　　 1969年秋天，我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看到过的人，经历过的事更是令我铭记不忘。
　　春天，青蛙满沟争鸣的时候，我和队里的年轻人利用收工后的夜晚，每人左手提着一盏擦得亮亮的、灯芯整得粗粗的“玻璃四方灯”，右手握着自己做的竹钳，在耙平了即将插秧的田里，去寻找那冬眠醒来钻出田泥乘凉的黄鳝、泥鳅。沟里沟外捉鱼游动的油灯就像天上的星星。
　　夏日的夜晚，一个用墨水瓶做成的油燈常伴我在紧闭的蚊帐里酣读《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任凭成群结队的蚊虫在“四方城”外轮番轰鸣，我却陷入了诸葛亮的“八卦阵”里不能自拔。
　　秋日，当我劳作一天回到青山环抱、炊烟缭绕的村子时，我深吸着从邻居厨房飘溢出来的腊猪油味，一日的疲劳顿时烟消云散。
　　冬季的傍晚，轮到我与社员两人一组守护集体粮食保管室，在用稻草铺成的大铺里，我似睡非睡地听着老农讲他年轻时代去通江、南江县背盐路上所遇到的风流趣事，直至油尽灯灭。
　　农闲时有走村串户的理发匠来了，队长招呼社员候轮子理发的吆喝声像唱山歌一样在山前坡后回响，整个山村就像过节一样热闹。
　　年末了，队里的老辈们都要设法请戏班子到生产队唱戏，在临时搭成的土戏台上，照明用的就是两盏“汽灯”，尽管每演一场戏“汽灯”都要熄灭一两次，但只要工作人员再次把灯打足气、重新点亮时，在焦急中等待、抱怨的社员们又会立即沉浸在戏曲的喜怒哀乐中。
　　记得有一年冬天，我当上了“清队一打三反工作组”的干部，被上级派到另外一个生产队工作。到了晚上，队长、会计、计分员等干部和社员都围坐在我的四周听我讲“清队一打三反”的重要意义，祠堂中央的“马灯”照耀着我，让我感觉自己当时光彩照人。
　　过去的经历让我与川北老乡结下了深情厚谊，生活的积累让我悟出了人类因百姓而存在，历史因百姓而发展的道理，从而更知道了我从哪里来，该向何处去。1989年秋，我拍摄上山下乡时邻居农民的一幅《勤勤恳恳又一年》作品得了大奖，因为奖品拒不交公还被单位领导免去了职务，这事最后还闹上了“内参”。
　　随着知识的积累和认识的提高，让我进一步认识到：摄影的主要功能是记录，他应该给百姓以关切，给历史以见证，给后人以寄托。尊重生活，体察平凡，这才是我应该坚持的必由之路。
　　所以，四十多年来，我带着对生活的感悟，带着对嘉陵江畔乡亲同舟共济的质朴情感，利用有限的假日，又回到了他们中间，同他们朝夕为伍，苦乐相守，声息相致，呼吸与共。平等地，真诚地，全身心地用镜头向故乡乡亲倾注我的激情，去完成了一个又一个摄影专题。当《泥泞中的人们》拍摄接近尾声时，老乡们在泥泞中的生存状况已不多见，当《嘉陵江畔的挑夫》被机械化设备挤出工地后，我已经记录他们近二十年，当嘉陵江码头已经失去往日的喧嚣时，我对沿江码头的拍摄已四十年有余。
　　近几年，在嘉陵江畔的农村，往日的热闹已不再，出去打工的年轻人在外面混得不错后，把老婆和孩子都接了出去，有的还迁走了全家，丢下了土地，几年都不回老家，祠堂老院已是人去院空，有的在摇摇欲坠中任凭风吹雨打。与之相反的是，一些在外挣了钱的农民沿着公路两边修的新房却一排一排地拔地而起。今天嘉陵江畔的百姓生存状况怎么样？我用照相机继续进行着留守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