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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是一个动荡、转折的时代,其历史包括晚清(1840—1911)和民国(1912—1949)两个阶段。晚清时期是引进西方文化的阶段;民国以后,则是西方文化在中国植根与发展的阶段。晚清出版业的变革与列强对清政府的军事打击和文化侵略息息相关,其中伴随着诸种复杂的斗争与冲突,如国内外政治军事斗争,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斗争。正是在冲突与斗争中,晚清出版业接受变革改造传统,成为中国出版业发展史上继往开来的重要阶段。马克思主义认为考察一种产业的变革进步与否,不是看它生产了什么,而是看它如何生产。因此在考察晚清出版业的变革时,除了考察西学东渐带来的图书内容、题材来源的改变之外,图书形式、出版技术与制度的变革更加值得关注,下文试一一简述其要。
一 新形态的出版品与图书形式
晚清图书形式的重大变革尤以报刊的出现意义巨大。其实约由唐代开始,中国就有类似报纸功能的文件出现,大多属于封建王朝中,各级机关与机关间流通的机关报,由于负责传发此一文件者称为“邸使”,故其又名为“邸报”,或称为“朝报”“京报”等等。此一类的报纸,其主要的内容多为封建王朝的法令、皇帝的诏书、命令,或是官员的升迁、拔擢、任用、罢免与赏罚等等,诸如此类的消息,并非如现今的报纸一样,有许多政治情势以外的消息,且这类报纸的内容,除官员皇室之外,庶民是不易见到的。有考据指出,最早出现的报纸,是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出现的《开元杂报》,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报纸之一。唐末人孙可之在《经纬集》中对《开元杂报》有详细的记载。
此外,约莫在北宋末年南宋初年,有半官方的民间小报出现,甚至在往后的朝代中也出现过,但是虽称为报,却主要是传递官方信息,服务各级官员,或是“邸报”内所未刊载的信息,虽然与现今的报纸具有相同的属性与功能。但是严格说来,与近代报刊的兴起,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也与我们现今所认知的报纸不同。
(一)近代报刊的出现
晚清所出现的诸多报刊,导因于西方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国家入侵我国后,西方国家在我国的殖民时期实行帝国主义的文化入侵,便将西方行之有年的报纸引入我国。最早的中文报纸,是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此为中国境外最早出现的中文报纸。此报刊以现今分类方式,应属于月刊的一种,比较类似杂志出版的形式,不过就当时而言,杂志与报纸之间的分野与定位,并不是相当明确,故当时仍是此一刊物为报纸。在《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中,其内容主要是以传教士所著的论文、宗教教义,或是一些科学新知与政治新闻等。1823年的《特选摘要每月纪传》,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创刊,内容以宗教、历史、时事为主。1828年外国传教士在马六甲创办了《天下新闻》,此一刊物较接近于近代的刊物,内容有欧洲新闻、中国新闻、科学、历史、宗教。此后陆续有报刊出现,但是多为外国人士在境外兴办。
国内最早的日报,是英国商人美查所创办的《申报》,此报虽为外国人所办,但是美查为了使文字与版面安排尽可能适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在报社内聘请了许多中国人担任编辑与经营管理的工作。使得此报更能为当时的知识分子与民众所接受。1876年《申报》又出版了《民报》,运用较浅显易懂的文字,此为日后报纸副刊的前身。《申报》在创刊时仅发行了600份,但是随着接受度的增加,到了1912年时,发行量已增加至3万份,且流通范围也逐渐向内陆延伸。
(二)报刊对于晚清政治社会的影响
在戊戌变法前后,国人办报数量逐渐增多,此时国内报刊业亦逐渐兴盛,陆续有《万国公报》《中外纪闻》《时务报》《湘报》等。1898年,光绪皇帝实施新令,准许官民兴办报纸,报纸的发行量暴增数倍,此时较著名的报纸有《清议报》《新民丛报》《中国日报》《苏报》《民报》。虽然在当时光绪施行的此一新政,可谓一德政,但是造成日后大清帝国的灭亡,加速民国的成立,却是当初始料未及的。
何以说报纸的蓬勃发展,却是导致满清衰败的原因之一呢?回溯历史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由于列强的入侵、资本主义的侵略,印刷出版品的类型日益增加,流通的数量也日益增加。1840年时,鸦片战争战败,签订了《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一事,鲜为内陆一般民众所知,就算知晓,也是知其所然,却不知其所以然,列强的鲸吞蚕食没有激发出义愤填膺、同仇敌忾的情绪。此时虽有报纸的出现,但是其流通的范围与数量,毕竟是相当地局限,但是在1880年后,许多沿海的城市与通商口岸,陆续有报纸出现,其后诸多战事与信息,随着销售数万份的《申报》《沪报》而流传开来,民族意识或是国家民族意识,通过报纸的阅读与想象,逐渐地激起与壮大,沉睡中的巨龙逐渐苏醒,伴随革命先烈的前仆后继,登高一呼,成为辛亥革命成功的前奏。
二 印刷技术的精进
(一)中国传统印刷术之演进
在文字发明以后,文字便成为传递思想与文化累积的载体,但是由于书写材料的局限,早期的文字载体,多以兽骨、青铜器、竹简、丝帛为之。在历代王朝更迭,中华文化却因此逐渐传承下来。
秦始皇在一统天下之后,为了统一封建传统思想,以维持其专制的正当性,在文化统一上便施行了焚书坑儒与统一文字车轨之政策,焚书虽对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传衍,伤害极大,但这不是本文所主要探讨的焦点,统一文字才是主要关怀的面向。
在秦朝统一天下前,便有许多文字出现,如刻在兽骨上的文字称为甲骨文,刻在青铜器上的为铭文,另外还有大篆等诸多字形,并没有统一的格式,秦始皇施行统一文字的措施,使得秦朝以后,书写的字形以隶书、小篆为主。有了统一的文字,经济文化交流中语言文字上的屏障才消失。
汉高祖统一天下之后,解除秦朝禁止私学的禁令,对于各家学说给予较宽大的态度,但是由于在秦朝专制的驱使下,文化的专制已成形,于是出现了独尊儒术的局面。
陆续收集与发现的古文经,由于对于经文的解释有许多疏漏与争议,形成今文经与古文经之间的论战,有鉴于此,在东汉时蔡邕便奏请灵帝,校正经书并刊刻于石上,是为东汉熹平石经,也是印刷术发明前的一种图书出版编辑活动。此举不但平息今文经与古文经之间的纷争,也修订了许多经文上的缺漏,更形成了刊刻石经,推动了日后印刷术的发明。
两汉时期,逐渐有新式文字载体,纸张出现,东汉时的蔡伦,更将造纸技术改进,并推广成为新式书写的文字载体,于是乎在南北朝时期,手抄的复制便因而兴盛,北朝的秘书省甚至设立了抄书的专职官员“正字”和“弟子”,弟子专门负责抄书,正字负责校 对弟子所抄之书。民间也有以抄书为业的“佣书”与“经生”。
由于手抄复制技术,对于产能上有着极大的限制,加上图书市场的日益活络,对于书籍数量上的需求日益增加,更凸显了对于印刷术发展的急迫性,加上造纸技术的精进,使得此一技术的发展便为可能。早在战国时期,印章的应用便十分常见,《周礼》一书便有“玺节”的记载,“玺节”即为今日的印章。秦统一全国后,皇帝用的印叫“玺”,普通官、私用的印才称为“印”。石经的刊刻促成捶拓技术的出现,加上汉唐诸多盛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社会与经济保持了稳定与发展。文化事业逐渐兴盛,且因唐朝兼容并蓄之政令,佛教逐渐兴盛,对于宗教经典的需求更是日益增加,于是在印章与捶拓技术的基础上,雕刻印刷术逐渐成熟,加上宋朝毕昇的活字印刷术,金、元代的多色套印,印刷复制技术更为精进。
(二)洋印刷术与印刷机械的传入
1 凸版印刷术
凸版印刷术是历史最为久远的一种印刷技术,我国的木板雕刻印刷与活字印刷,也是属于凸版印刷术的一种。谷腾堡印刷术(1440),也是活字印刷术的一种,与毕昇所创的活字印刷术,原理相同,只是用来铸作活字的材料与印刷时油墨的水油性不同,话虽如此,但其所创之手版印刷机,却领先我们许多。
最早传人我国的印刷机,是手版架的形式,在印刷的效率并没有多大的提升。之后陆续有手摇轮转机传人,但是仍然以手工人力的方式运作,速度不快,仍然不普及。后来有蒸气动力的轮转机传人,速度便加快许多。
虽然活字印刷术在中国发明甚早,但是运用的范围却受到局限,并非技术本身上的优劣使然,而是现实环境上的诸多抗力,造成推广不易。中国文字的复杂多变,常用字数约3000到5000,造成活字雕刻的旷日费时;此外,西洋文化的传人,对于西洋书籍的需求并没有如预期增加,国人仍醉心于中国传统儒道思想,后在内容上变动与更新不快,相形之下,雕刻书版印刷的优势较多,书版一旦形成之后,便可以长期供为印刷使用。
印刷技术上的竞争,也使得活字印刷术相形失色。铸造活字不但耗费时间久,活字字数多,成本高,若非大量印制,或是有足够之市场规模,便容易造成资金的积压,其速度快,用料省的优越性难以彰显。故活字印刷术多用来印刷报刊或西洋书籍来印刷。
2 平版印刷术
平版印刷术的发明,促使印刷事业的蓬勃发展,其中又以石印的发明为先,石印是捷克人(旧属奥匈帝国)施纳飞尔德于1798年发明的。其方法是以天然多微孔的石印石作为版材,利用水油相拒的原理,用脂肪性的转写墨将图纹描绘在石面上,通过转写纸转印于石面上,经过处理,即成为印版。印刷时先用水湿润版面,只有图文部分能够附着油墨。
石印术传人中国,原先仅用于印刷一些传教士作为传教之用的宣传品与报刊,1879年,英商美查由于《申报》发行量日益增加,于是便在上海成立点石斋石印书局,并着手印制《康熙字典》,第一批印4万部,不数月而售罄,第二批印6万部,某科举子北上会试,道出沪上,率购五六部,以作自用与赠友之需,故又不数月而罄。由于美查将石印术用于中国古籍之复制,石印术的独特魅力方为中国人所认识,石印术也一下子兴盛起来。也由于石印术的兴盛,陆续有许多书籍通过石印术被复制出来,其中以科举用书、古典书籍、新式教科书、西方思想与科技之书籍与期刊为主。
三 出版组织变革
(一)传统出版组织
中国图书出版的启蒙,可以由两汉时期谈起,在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因焚书坑儒之故,古代诸多经、史、子、集也因这场文化的浩劫而损失严重。在两汉时期,取消挟书禁令之后,官府与民间的征书活动,是希望在文化浩劫之后,能够将当时遗留下的图书集中起来,以补缺漏。于是经由这一举动,图书逐渐成为可在市集上流通的商品,许多文人雅士不惜以重金收购当时所遗留下的珍本,图书贸易便逐渐萌芽。复制技术的不断精进,在隋唐时期达到巅峰,加上科举考试之故,对于图书的需求量更是逐日增加,书肆与考市出现,图书贸易市场蓬勃发展,官刻与私刻之书逐渐在其间流通。至于传统出版组织,主要是以官刻、私刻印书两种主要组织形式。
(二)教会与传教士组成之出版组织
由于西方殖民帝国入侵,为原本平静的图书市场有了诸多变量,其中又以外国教会与传教士在其间所扮演的角色最为重要。
1807年,马礼逊受伦敦教会派遣,经长途跋涉来到广州,并于1815年时在马六甲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继马礼逊之后,又有伦敦教会传教士米林来华,并于马六甲创立英华书院及其印刷所,出版刊物主要有中文圣经、宗教书籍、传单。鸦片战争之后,满清政府相继签订《南京条约》与《虎门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个对外通商口岸。自此之后,可谓门户洞开,西方殖民势力大举入侵,西方传教士也不断向内陆渗透。传教士创办之出版组织,其营销网络也逐渐形成。以下是几所较具规模的出版机构:
1 美华书馆
它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设在中国的印刷出版机构,出版品主要是宣传基督教教义的书籍,或是数学、物理、化学、英语等书,该馆在编辑、出版、发行上采用统一的方式,此举对日后出版组织影响甚大。
2 格致书院
1874年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上海创立,主要翻译编印一些初级的科学书籍,并对西方科技传人中国,贡献许多心力。
3 广学会
初名“同文书会”,后改名为“广学会”,由美国外交人员、传教士、商人共同创立于上海,主要出版品为宗教、政法、史地、理化等书籍。
(三)书局
被太平天国运动,使得中国传统典籍蒙受重大损失,太平天国平定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企图透过振兴文教来达到自强的目的,便于1863年,由曾国藩在安庆创立金陵书局,此后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山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相继设立了官书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曾国藩的主持下,派出留学生以培养翻译人才,并成立同文馆、广方言馆等官办之翻译机构。
(四)资本主义入侵下的出版组织
在1880年以前,私人印书就如同早期私刻印制的图书一样,由于印刷速度慢,产量与规模都难以扩充,石印术的引进,对于出版业有着相当的鼓舞作用,点石斋石印书局的成功,更使得大批资本家对于进入出版业有着强烈的信心,使得图书出版业得以壮大。其后又有同文书局加入,著名的出版品有《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更使得 私营资本主义之商业行为与企业组织得以合法存在。出版企业的发展取得政治上的保障,其中商务印书馆最具代表性,起初商务印书馆以印刷为主要营业项目,后来又大举扩充,增加印刷机具,成立编译与发行单位,主要业务编印新式教科书、翻译西方著作、英汉辞典等。
五 出版法规的出现
(一)政府对于图书出版的管制
1 图书出版的管制
各朝政府对于图书出版的管制,以“文字狱”为最。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焚书坑儒钳制了当时文人之思想,图书业的发展也受限制。
秦朝灭亡之后的政权,虽然不如秦始皇之霸道专制,但是仍需维持其专制政权的正当性,巩固封建思想,施行集权主义。历代皇朝之君,因奉行之学说不一,对于各家思想也各有偏好,但是仍以儒家思想为正统。于是乎对于思想的钳制,各朝代在程度上有差异,但多数仍以“文字狱”的手段。
2 出版法规的出现
早在唐朝,甚至更早以前,在图书出版品的管制上,就有许多的政令出现,考据指出,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在唐朝时的《唐律》上便有记载。到了清初,便颁布了大清时期的国家法典:《大清律例》,其中关于出版品之规范,节录如下:
“凡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为首者斩立决,为从者斩间候。若造谶之纬妖书妖言,传用惑人,不及众者,改发回城……军官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买看者杖一百”。
1906年时,由于各方形势所逼,大清帝国拟定颁布了规范出版品的专业法规:《大清印刷物专律》,其中有“大纲”“印刷人等”“记载对象等”“毁谤”“教唆”“时限”等6章,合41款。
(二)版权法
1 版权观念之始
最早的版权观念是在南宋期间开始的,王称《东都事略》第一次刻印在南宋光绍熙年间(1190-1194年),上已牌记曰:“眉山程舍人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共15个字,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版权实例记载。
2 明清时期的版权概念
明清时期一些私人书坊及刻书家,在书中打印出铺号与防伪标记。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中国传统书籍典籍多已不可考,自汉朝以后,对于经文的解释异,形成各家学说,印刷术昌明之后,为求经文之精确无误,在刻版复制之前,对于典籍的考据,均有一番努力,为了防止不肖商人盗刻,影响收益,便逐渐衍生出一连串防伪技术,并且运用在书版雕刻上。
3 第一部版权法
晚清局势多变,出版市场的变化也是一日千里,《大清印刷物专律》颁布后,于1910年又编订《大清著作权律》:
“该律分通例、权利、期限、呈报义务、权利限制、附则等5章55条”。
著作权归著作者终身有之,著作者身故,由继承者继续拥有30年,著作者亡故无人继承之著作物,可任人翻印。法令、新闻、论说、公开演讲,为没有著作权之著作物。
虽然《大清著作权律》颁定施行没多久,大清帝国就宣告灭亡,但是对于民国成立后,甚至是近代图书市场,其均具有宣示作用。
结语
随着西学引入,翻译西学著作增加,出版品内容增添了许多方向,出版技术的进步使流通数量与规模不断增长,人们的藏书观念不能不发生变化,此种变化在明清时期特别明显。自古人们便将图书视为较私密之物品,不论是公藏或是私藏,主要重点在于收藏,使得书籍流通缓慢。资本主义萌芽兴起后,中国传统观念中的书籍逐渐成为市面流通之商品,加速了思想与文化的传递与整合。
民族国家的核心任务就是文化整合。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必须创造一个统一而整合的民族文化,将一组共同的象征、神话、记忆、民族英雄、事件、地景与传统交织于人民意识,将地方差异同质化,将国界之内的社群予以同化。晚清出版的特性,在质与量上都显变化,姑且不论量变质变的因果循环,此一现象无疑是文化工业在我国之滥觞,并且预示了前程远大的未来。
参考文献:
[1]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 彭斐章,中外图书交流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243。
[3]李瑞良,中国古代图书流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412
一 新形态的出版品与图书形式
晚清图书形式的重大变革尤以报刊的出现意义巨大。其实约由唐代开始,中国就有类似报纸功能的文件出现,大多属于封建王朝中,各级机关与机关间流通的机关报,由于负责传发此一文件者称为“邸使”,故其又名为“邸报”,或称为“朝报”“京报”等等。此一类的报纸,其主要的内容多为封建王朝的法令、皇帝的诏书、命令,或是官员的升迁、拔擢、任用、罢免与赏罚等等,诸如此类的消息,并非如现今的报纸一样,有许多政治情势以外的消息,且这类报纸的内容,除官员皇室之外,庶民是不易见到的。有考据指出,最早出现的报纸,是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出现的《开元杂报》,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报纸之一。唐末人孙可之在《经纬集》中对《开元杂报》有详细的记载。
此外,约莫在北宋末年南宋初年,有半官方的民间小报出现,甚至在往后的朝代中也出现过,但是虽称为报,却主要是传递官方信息,服务各级官员,或是“邸报”内所未刊载的信息,虽然与现今的报纸具有相同的属性与功能。但是严格说来,与近代报刊的兴起,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也与我们现今所认知的报纸不同。
(一)近代报刊的出现
晚清所出现的诸多报刊,导因于西方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国家入侵我国后,西方国家在我国的殖民时期实行帝国主义的文化入侵,便将西方行之有年的报纸引入我国。最早的中文报纸,是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此为中国境外最早出现的中文报纸。此报刊以现今分类方式,应属于月刊的一种,比较类似杂志出版的形式,不过就当时而言,杂志与报纸之间的分野与定位,并不是相当明确,故当时仍是此一刊物为报纸。在《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中,其内容主要是以传教士所著的论文、宗教教义,或是一些科学新知与政治新闻等。1823年的《特选摘要每月纪传》,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创刊,内容以宗教、历史、时事为主。1828年外国传教士在马六甲创办了《天下新闻》,此一刊物较接近于近代的刊物,内容有欧洲新闻、中国新闻、科学、历史、宗教。此后陆续有报刊出现,但是多为外国人士在境外兴办。
国内最早的日报,是英国商人美查所创办的《申报》,此报虽为外国人所办,但是美查为了使文字与版面安排尽可能适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在报社内聘请了许多中国人担任编辑与经营管理的工作。使得此报更能为当时的知识分子与民众所接受。1876年《申报》又出版了《民报》,运用较浅显易懂的文字,此为日后报纸副刊的前身。《申报》在创刊时仅发行了600份,但是随着接受度的增加,到了1912年时,发行量已增加至3万份,且流通范围也逐渐向内陆延伸。
(二)报刊对于晚清政治社会的影响
在戊戌变法前后,国人办报数量逐渐增多,此时国内报刊业亦逐渐兴盛,陆续有《万国公报》《中外纪闻》《时务报》《湘报》等。1898年,光绪皇帝实施新令,准许官民兴办报纸,报纸的发行量暴增数倍,此时较著名的报纸有《清议报》《新民丛报》《中国日报》《苏报》《民报》。虽然在当时光绪施行的此一新政,可谓一德政,但是造成日后大清帝国的灭亡,加速民国的成立,却是当初始料未及的。
何以说报纸的蓬勃发展,却是导致满清衰败的原因之一呢?回溯历史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由于列强的入侵、资本主义的侵略,印刷出版品的类型日益增加,流通的数量也日益增加。1840年时,鸦片战争战败,签订了《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一事,鲜为内陆一般民众所知,就算知晓,也是知其所然,却不知其所以然,列强的鲸吞蚕食没有激发出义愤填膺、同仇敌忾的情绪。此时虽有报纸的出现,但是其流通的范围与数量,毕竟是相当地局限,但是在1880年后,许多沿海的城市与通商口岸,陆续有报纸出现,其后诸多战事与信息,随着销售数万份的《申报》《沪报》而流传开来,民族意识或是国家民族意识,通过报纸的阅读与想象,逐渐地激起与壮大,沉睡中的巨龙逐渐苏醒,伴随革命先烈的前仆后继,登高一呼,成为辛亥革命成功的前奏。
二 印刷技术的精进
(一)中国传统印刷术之演进
在文字发明以后,文字便成为传递思想与文化累积的载体,但是由于书写材料的局限,早期的文字载体,多以兽骨、青铜器、竹简、丝帛为之。在历代王朝更迭,中华文化却因此逐渐传承下来。
秦始皇在一统天下之后,为了统一封建传统思想,以维持其专制的正当性,在文化统一上便施行了焚书坑儒与统一文字车轨之政策,焚书虽对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传衍,伤害极大,但这不是本文所主要探讨的焦点,统一文字才是主要关怀的面向。
在秦朝统一天下前,便有许多文字出现,如刻在兽骨上的文字称为甲骨文,刻在青铜器上的为铭文,另外还有大篆等诸多字形,并没有统一的格式,秦始皇施行统一文字的措施,使得秦朝以后,书写的字形以隶书、小篆为主。有了统一的文字,经济文化交流中语言文字上的屏障才消失。
汉高祖统一天下之后,解除秦朝禁止私学的禁令,对于各家学说给予较宽大的态度,但是由于在秦朝专制的驱使下,文化的专制已成形,于是出现了独尊儒术的局面。
陆续收集与发现的古文经,由于对于经文的解释有许多疏漏与争议,形成今文经与古文经之间的论战,有鉴于此,在东汉时蔡邕便奏请灵帝,校正经书并刊刻于石上,是为东汉熹平石经,也是印刷术发明前的一种图书出版编辑活动。此举不但平息今文经与古文经之间的纷争,也修订了许多经文上的缺漏,更形成了刊刻石经,推动了日后印刷术的发明。
两汉时期,逐渐有新式文字载体,纸张出现,东汉时的蔡伦,更将造纸技术改进,并推广成为新式书写的文字载体,于是乎在南北朝时期,手抄的复制便因而兴盛,北朝的秘书省甚至设立了抄书的专职官员“正字”和“弟子”,弟子专门负责抄书,正字负责校 对弟子所抄之书。民间也有以抄书为业的“佣书”与“经生”。
由于手抄复制技术,对于产能上有着极大的限制,加上图书市场的日益活络,对于书籍数量上的需求日益增加,更凸显了对于印刷术发展的急迫性,加上造纸技术的精进,使得此一技术的发展便为可能。早在战国时期,印章的应用便十分常见,《周礼》一书便有“玺节”的记载,“玺节”即为今日的印章。秦统一全国后,皇帝用的印叫“玺”,普通官、私用的印才称为“印”。石经的刊刻促成捶拓技术的出现,加上汉唐诸多盛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社会与经济保持了稳定与发展。文化事业逐渐兴盛,且因唐朝兼容并蓄之政令,佛教逐渐兴盛,对于宗教经典的需求更是日益增加,于是在印章与捶拓技术的基础上,雕刻印刷术逐渐成熟,加上宋朝毕昇的活字印刷术,金、元代的多色套印,印刷复制技术更为精进。
(二)洋印刷术与印刷机械的传入
1 凸版印刷术
凸版印刷术是历史最为久远的一种印刷技术,我国的木板雕刻印刷与活字印刷,也是属于凸版印刷术的一种。谷腾堡印刷术(1440),也是活字印刷术的一种,与毕昇所创的活字印刷术,原理相同,只是用来铸作活字的材料与印刷时油墨的水油性不同,话虽如此,但其所创之手版印刷机,却领先我们许多。
最早传人我国的印刷机,是手版架的形式,在印刷的效率并没有多大的提升。之后陆续有手摇轮转机传人,但是仍然以手工人力的方式运作,速度不快,仍然不普及。后来有蒸气动力的轮转机传人,速度便加快许多。
虽然活字印刷术在中国发明甚早,但是运用的范围却受到局限,并非技术本身上的优劣使然,而是现实环境上的诸多抗力,造成推广不易。中国文字的复杂多变,常用字数约3000到5000,造成活字雕刻的旷日费时;此外,西洋文化的传人,对于西洋书籍的需求并没有如预期增加,国人仍醉心于中国传统儒道思想,后在内容上变动与更新不快,相形之下,雕刻书版印刷的优势较多,书版一旦形成之后,便可以长期供为印刷使用。
印刷技术上的竞争,也使得活字印刷术相形失色。铸造活字不但耗费时间久,活字字数多,成本高,若非大量印制,或是有足够之市场规模,便容易造成资金的积压,其速度快,用料省的优越性难以彰显。故活字印刷术多用来印刷报刊或西洋书籍来印刷。
2 平版印刷术
平版印刷术的发明,促使印刷事业的蓬勃发展,其中又以石印的发明为先,石印是捷克人(旧属奥匈帝国)施纳飞尔德于1798年发明的。其方法是以天然多微孔的石印石作为版材,利用水油相拒的原理,用脂肪性的转写墨将图纹描绘在石面上,通过转写纸转印于石面上,经过处理,即成为印版。印刷时先用水湿润版面,只有图文部分能够附着油墨。
石印术传人中国,原先仅用于印刷一些传教士作为传教之用的宣传品与报刊,1879年,英商美查由于《申报》发行量日益增加,于是便在上海成立点石斋石印书局,并着手印制《康熙字典》,第一批印4万部,不数月而售罄,第二批印6万部,某科举子北上会试,道出沪上,率购五六部,以作自用与赠友之需,故又不数月而罄。由于美查将石印术用于中国古籍之复制,石印术的独特魅力方为中国人所认识,石印术也一下子兴盛起来。也由于石印术的兴盛,陆续有许多书籍通过石印术被复制出来,其中以科举用书、古典书籍、新式教科书、西方思想与科技之书籍与期刊为主。
三 出版组织变革
(一)传统出版组织
中国图书出版的启蒙,可以由两汉时期谈起,在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因焚书坑儒之故,古代诸多经、史、子、集也因这场文化的浩劫而损失严重。在两汉时期,取消挟书禁令之后,官府与民间的征书活动,是希望在文化浩劫之后,能够将当时遗留下的图书集中起来,以补缺漏。于是经由这一举动,图书逐渐成为可在市集上流通的商品,许多文人雅士不惜以重金收购当时所遗留下的珍本,图书贸易便逐渐萌芽。复制技术的不断精进,在隋唐时期达到巅峰,加上科举考试之故,对于图书的需求量更是逐日增加,书肆与考市出现,图书贸易市场蓬勃发展,官刻与私刻之书逐渐在其间流通。至于传统出版组织,主要是以官刻、私刻印书两种主要组织形式。
(二)教会与传教士组成之出版组织
由于西方殖民帝国入侵,为原本平静的图书市场有了诸多变量,其中又以外国教会与传教士在其间所扮演的角色最为重要。
1807年,马礼逊受伦敦教会派遣,经长途跋涉来到广州,并于1815年时在马六甲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继马礼逊之后,又有伦敦教会传教士米林来华,并于马六甲创立英华书院及其印刷所,出版刊物主要有中文圣经、宗教书籍、传单。鸦片战争之后,满清政府相继签订《南京条约》与《虎门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个对外通商口岸。自此之后,可谓门户洞开,西方殖民势力大举入侵,西方传教士也不断向内陆渗透。传教士创办之出版组织,其营销网络也逐渐形成。以下是几所较具规模的出版机构:
1 美华书馆
它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设在中国的印刷出版机构,出版品主要是宣传基督教教义的书籍,或是数学、物理、化学、英语等书,该馆在编辑、出版、发行上采用统一的方式,此举对日后出版组织影响甚大。
2 格致书院
1874年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上海创立,主要翻译编印一些初级的科学书籍,并对西方科技传人中国,贡献许多心力。
3 广学会
初名“同文书会”,后改名为“广学会”,由美国外交人员、传教士、商人共同创立于上海,主要出版品为宗教、政法、史地、理化等书籍。
(三)书局
被太平天国运动,使得中国传统典籍蒙受重大损失,太平天国平定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企图透过振兴文教来达到自强的目的,便于1863年,由曾国藩在安庆创立金陵书局,此后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山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相继设立了官书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曾国藩的主持下,派出留学生以培养翻译人才,并成立同文馆、广方言馆等官办之翻译机构。
(四)资本主义入侵下的出版组织
在1880年以前,私人印书就如同早期私刻印制的图书一样,由于印刷速度慢,产量与规模都难以扩充,石印术的引进,对于出版业有着相当的鼓舞作用,点石斋石印书局的成功,更使得大批资本家对于进入出版业有着强烈的信心,使得图书出版业得以壮大。其后又有同文书局加入,著名的出版品有《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更使得 私营资本主义之商业行为与企业组织得以合法存在。出版企业的发展取得政治上的保障,其中商务印书馆最具代表性,起初商务印书馆以印刷为主要营业项目,后来又大举扩充,增加印刷机具,成立编译与发行单位,主要业务编印新式教科书、翻译西方著作、英汉辞典等。
五 出版法规的出现
(一)政府对于图书出版的管制
1 图书出版的管制
各朝政府对于图书出版的管制,以“文字狱”为最。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焚书坑儒钳制了当时文人之思想,图书业的发展也受限制。
秦朝灭亡之后的政权,虽然不如秦始皇之霸道专制,但是仍需维持其专制政权的正当性,巩固封建思想,施行集权主义。历代皇朝之君,因奉行之学说不一,对于各家思想也各有偏好,但是仍以儒家思想为正统。于是乎对于思想的钳制,各朝代在程度上有差异,但多数仍以“文字狱”的手段。
2 出版法规的出现
早在唐朝,甚至更早以前,在图书出版品的管制上,就有许多的政令出现,考据指出,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在唐朝时的《唐律》上便有记载。到了清初,便颁布了大清时期的国家法典:《大清律例》,其中关于出版品之规范,节录如下:
“凡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为首者斩立决,为从者斩间候。若造谶之纬妖书妖言,传用惑人,不及众者,改发回城……军官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买看者杖一百”。
1906年时,由于各方形势所逼,大清帝国拟定颁布了规范出版品的专业法规:《大清印刷物专律》,其中有“大纲”“印刷人等”“记载对象等”“毁谤”“教唆”“时限”等6章,合41款。
(二)版权法
1 版权观念之始
最早的版权观念是在南宋期间开始的,王称《东都事略》第一次刻印在南宋光绍熙年间(1190-1194年),上已牌记曰:“眉山程舍人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共15个字,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版权实例记载。
2 明清时期的版权概念
明清时期一些私人书坊及刻书家,在书中打印出铺号与防伪标记。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中国传统书籍典籍多已不可考,自汉朝以后,对于经文的解释异,形成各家学说,印刷术昌明之后,为求经文之精确无误,在刻版复制之前,对于典籍的考据,均有一番努力,为了防止不肖商人盗刻,影响收益,便逐渐衍生出一连串防伪技术,并且运用在书版雕刻上。
3 第一部版权法
晚清局势多变,出版市场的变化也是一日千里,《大清印刷物专律》颁布后,于1910年又编订《大清著作权律》:
“该律分通例、权利、期限、呈报义务、权利限制、附则等5章55条”。
著作权归著作者终身有之,著作者身故,由继承者继续拥有30年,著作者亡故无人继承之著作物,可任人翻印。法令、新闻、论说、公开演讲,为没有著作权之著作物。
虽然《大清著作权律》颁定施行没多久,大清帝国就宣告灭亡,但是对于民国成立后,甚至是近代图书市场,其均具有宣示作用。
结语
随着西学引入,翻译西学著作增加,出版品内容增添了许多方向,出版技术的进步使流通数量与规模不断增长,人们的藏书观念不能不发生变化,此种变化在明清时期特别明显。自古人们便将图书视为较私密之物品,不论是公藏或是私藏,主要重点在于收藏,使得书籍流通缓慢。资本主义萌芽兴起后,中国传统观念中的书籍逐渐成为市面流通之商品,加速了思想与文化的传递与整合。
民族国家的核心任务就是文化整合。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必须创造一个统一而整合的民族文化,将一组共同的象征、神话、记忆、民族英雄、事件、地景与传统交织于人民意识,将地方差异同质化,将国界之内的社群予以同化。晚清出版的特性,在质与量上都显变化,姑且不论量变质变的因果循环,此一现象无疑是文化工业在我国之滥觞,并且预示了前程远大的未来。
参考文献:
[1]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 彭斐章,中外图书交流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243。
[3]李瑞良,中国古代图书流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