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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云南名人孙髯翁先生撰写的昆明大观楼长联，被誉为“古今第一长联”。此联下联中有“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之句，其中“唐标铁柱”四字，概括了唐王朝在云南境内设治的一段重要史实。但历来注释诸家多以现存云南省弥渡县的“南诏铁柱”为“唐标铁柱”。如姚玉章主编的《中国名联大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3月第1版）、李兴东主编的《云南名胜古迹概览》（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3月出版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辞典》，均持这种观点。实际上这种观点与史实明显不符。
查考史籍可知，“唐标铁柱”是唐中宗李显于景龙元年（公元707年）为平息吐蕃扰乱，派御使兼姚道讨击使唐九征率蜀兵讨伐后所立。唐人刘肃《大唐新语》载：“时吐蕃以铁索桥跨漾水、濞水为界，以通西洱河，筑城以镇之。（唐）九征尽刊其城，命书记闾丘均勒石剑川，建铁柱于滇池（笔者按：应为洱海之误）以纪功焉。”“开元末，与吐番赞普书，波州铁柱唐九征铸，即谓此事。”又据《大理白族自治州地名志》（大理州地方志办公室1991年编印）及新编《漾濞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记载，唐军当时拆毁了漾濞江和顺濞河上的铁桥，并立铁柱记功。由此可知，“唐标铁柱”乃是唐王朝“以纪功焉”所立。对此，詹全友先生在《南诏大理国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中写道：“707年，唐朝姚道讨击使唐九征大破吐蕃，烧毁城堡，拆除铁索桥，在洱海地区竖铁柱记功。昆明大观楼著名的长联写云南历史上的‘唐标铁柱’即纪此事”。此说准确无误。
关于“唐标铁柱”立柱的地点，《不识小录》中说：“唐御使唐九征，立铁柱于点苍山之湍溪。”明人李元阳（著名的大理文化学者）在《游石门记》中亦说：“唐九征立铁柱地，今失其处”。“湍溪”究竟在何处？查前揭《大理白族自治州地名志》及新编《漾濞县志》可知，其地在点苍山西侧之漾濞彝族自治县境内，也即漾濞江及黑惠江一带，故“唐标铁柱”又称“漾濞铁柱”。苍山两侧是当年唐军与吐蕃军交战的古战场，战后唐九征为表功立记功铁柱，这是合乎情理的。但又为何“今失其处”呢？笔者认为，这是战后南诏与唐王朝失和所造成。南诏在“天宝战争”后一度归附吐蕃。752年，吐蕃赞普派使者在邓川正式册封阁罗凤为“赞普钟南国大诏”（“钟”即“弟”之意），给金印，号“东帝”，又封阁罗凤的长子凤伽异为“大瑟瑟告身知兵马大将”，南诏正式投靠吐蕃，与唐朝为敌。吐蕃为了“雪耻”，当然要南诏方面把这根“耻辱柱”拔掉，故“今失其处”。
今存云南省弥渡县城西北6公里处的太华乡庙前村铁柱庙内的“南诏铁柱”（又称“崖州铁柱”），系1988年1月国务院公布的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铁柱庙在团山脚下，坐西向东，背负青山，门迎原野，大殿高悬“威镇昆弥”巨匾，两楹挂有清人李菊村先生撰写的长联“芦笙赛祖，毡帽踏歌，当年柱号天尊，金镂翔环遗旧垒；盟石掩埋，诏碑苔蚀，几字文留唐物，彩云深处有荒祠”。此铁柱高3.3米，圆周1.05米，重约2069公斤，分五节铸成。柱头有鸟，与《南诏中兴图卷》所绘一致。柱身阳文楷书：“维建极十三年岁次壬辰四月庚子朔十四日癸丑建立”。按“建极十三年”相当于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其立柱时间比“唐标铁柱”的时间整整晚了165年。元人郭松年在《大理行纪》中也记载：“白崖甸（今云南省弥渡县红岩）西南有大庙，中有铁柱，高七尺五寸，径二尺八寸，乃昔时蒙氏第十一主景庄王所造，题曰：建极十三年壬辰四月庚子朔十有四日癸丑铸。土人贴金其上，号‘天尊柱’，四时享祭，有铸必应。或以为武侯（诸葛亮）所立，非是也。”按“天尊”为佛家语言，意为至高无上。“祭柱”是云南少数民族的一种古老习俗，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战国墓中出土的珍贵文物中，便有“杀人祭铜柱虎耳细腰贮贝器”和“杀人祭铜柱盖贮贝器”（见《云南晋宁石寨山古遗址及墓葬》，《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第55页，图版五）。此外，在《南诏图传》中亦有“白子国主”、“云南大将军”张乐进求邀请“西洱河右将军”杨农栋、“西洱河左将军”张矣牟栋、“巍峰刺史”逻盛、大部落主段宇栋、赵览宇、施栋望、李史顶、王青细莫和细奴逻等9位首领祭铁柱的场面。可知“祭柱”习俗在云南由来已久，其含义正如张增祺先生在《滇文化》（文物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一书中所说：“关于这件贮贝器上的祭祀场面，晋宁石寨山发掘报告称其为‘杀人祭铜柱场面’。”然而从该图像中有人持点种棒，有人肩荷铜锄，还有人头顶籽篮等情景看，显然不是一般的祭铜柱，而是一次与农业有关的祭祀活动，即祭农神的活动。我国南方边地和东南亚地区古代民族的某些部落在祭祀农神时，往往要用活人头颅作祭品，据说只有用“血祭”的方式才能使农作物茁壮成长，也才能收获更多粮食。关于此，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陈明芳女士在《中国悬棺葬》（重庆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一书中也有精辟分析。由此可见，现存云南弥渡的南诏铁柱实为一宗教纪念柱无疑。另外，民国时所修《弥渡县志》也曾记载说：“每于春间，俱停止农作，一般女流穿红着绿，与众男子头顶毡窝，各担柴炭，购置糖酒，选村中宽敞隙地，立一秋千架，对立一杆，上悬灯幡，下焚香火，夜间男女杂沓，聚众打歌。正月十四日早，至铁柱庙领歌，杀羊为牲，焚化香纸，次日复来打歌，是晚回村下秋千标杆，虔送出村，以求一年清吉，六畜兴旺”。
此外，关于“南诏铁柱”的功能，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南诏景庄王世隆为纪念其祖先细奴逻建立南诏国而建立的纪念柱。（参见张继：《古道枢纽话胜迹》，载川滇11市地州政协编《今古生辉南丝路》，德宏民族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
综上所述，“唐标铁柱”与“南诏铁柱”的性质、立柱时间、立柱地点均不相同，故“南诏铁柱”并非“唐标铁柱”。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作者：宜宾县二中历史高级教师
查考史籍可知，“唐标铁柱”是唐中宗李显于景龙元年（公元707年）为平息吐蕃扰乱，派御使兼姚道讨击使唐九征率蜀兵讨伐后所立。唐人刘肃《大唐新语》载：“时吐蕃以铁索桥跨漾水、濞水为界，以通西洱河，筑城以镇之。（唐）九征尽刊其城，命书记闾丘均勒石剑川，建铁柱于滇池（笔者按：应为洱海之误）以纪功焉。”“开元末，与吐番赞普书，波州铁柱唐九征铸，即谓此事。”又据《大理白族自治州地名志》（大理州地方志办公室1991年编印）及新编《漾濞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记载，唐军当时拆毁了漾濞江和顺濞河上的铁桥，并立铁柱记功。由此可知，“唐标铁柱”乃是唐王朝“以纪功焉”所立。对此，詹全友先生在《南诏大理国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中写道：“707年，唐朝姚道讨击使唐九征大破吐蕃，烧毁城堡，拆除铁索桥，在洱海地区竖铁柱记功。昆明大观楼著名的长联写云南历史上的‘唐标铁柱’即纪此事”。此说准确无误。
关于“唐标铁柱”立柱的地点，《不识小录》中说：“唐御使唐九征，立铁柱于点苍山之湍溪。”明人李元阳（著名的大理文化学者）在《游石门记》中亦说：“唐九征立铁柱地，今失其处”。“湍溪”究竟在何处？查前揭《大理白族自治州地名志》及新编《漾濞县志》可知，其地在点苍山西侧之漾濞彝族自治县境内，也即漾濞江及黑惠江一带，故“唐标铁柱”又称“漾濞铁柱”。苍山两侧是当年唐军与吐蕃军交战的古战场，战后唐九征为表功立记功铁柱，这是合乎情理的。但又为何“今失其处”呢？笔者认为，这是战后南诏与唐王朝失和所造成。南诏在“天宝战争”后一度归附吐蕃。752年，吐蕃赞普派使者在邓川正式册封阁罗凤为“赞普钟南国大诏”（“钟”即“弟”之意），给金印，号“东帝”，又封阁罗凤的长子凤伽异为“大瑟瑟告身知兵马大将”，南诏正式投靠吐蕃，与唐朝为敌。吐蕃为了“雪耻”，当然要南诏方面把这根“耻辱柱”拔掉，故“今失其处”。
今存云南省弥渡县城西北6公里处的太华乡庙前村铁柱庙内的“南诏铁柱”（又称“崖州铁柱”），系1988年1月国务院公布的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铁柱庙在团山脚下，坐西向东，背负青山，门迎原野，大殿高悬“威镇昆弥”巨匾，两楹挂有清人李菊村先生撰写的长联“芦笙赛祖，毡帽踏歌，当年柱号天尊，金镂翔环遗旧垒；盟石掩埋，诏碑苔蚀，几字文留唐物，彩云深处有荒祠”。此铁柱高3.3米，圆周1.05米，重约2069公斤，分五节铸成。柱头有鸟，与《南诏中兴图卷》所绘一致。柱身阳文楷书：“维建极十三年岁次壬辰四月庚子朔十四日癸丑建立”。按“建极十三年”相当于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其立柱时间比“唐标铁柱”的时间整整晚了165年。元人郭松年在《大理行纪》中也记载：“白崖甸（今云南省弥渡县红岩）西南有大庙，中有铁柱，高七尺五寸，径二尺八寸，乃昔时蒙氏第十一主景庄王所造，题曰：建极十三年壬辰四月庚子朔十有四日癸丑铸。土人贴金其上，号‘天尊柱’，四时享祭，有铸必应。或以为武侯（诸葛亮）所立，非是也。”按“天尊”为佛家语言，意为至高无上。“祭柱”是云南少数民族的一种古老习俗，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战国墓中出土的珍贵文物中，便有“杀人祭铜柱虎耳细腰贮贝器”和“杀人祭铜柱盖贮贝器”（见《云南晋宁石寨山古遗址及墓葬》，《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第55页，图版五）。此外，在《南诏图传》中亦有“白子国主”、“云南大将军”张乐进求邀请“西洱河右将军”杨农栋、“西洱河左将军”张矣牟栋、“巍峰刺史”逻盛、大部落主段宇栋、赵览宇、施栋望、李史顶、王青细莫和细奴逻等9位首领祭铁柱的场面。可知“祭柱”习俗在云南由来已久，其含义正如张增祺先生在《滇文化》（文物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一书中所说：“关于这件贮贝器上的祭祀场面，晋宁石寨山发掘报告称其为‘杀人祭铜柱场面’。”然而从该图像中有人持点种棒，有人肩荷铜锄，还有人头顶籽篮等情景看，显然不是一般的祭铜柱，而是一次与农业有关的祭祀活动，即祭农神的活动。我国南方边地和东南亚地区古代民族的某些部落在祭祀农神时，往往要用活人头颅作祭品，据说只有用“血祭”的方式才能使农作物茁壮成长，也才能收获更多粮食。关于此，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陈明芳女士在《中国悬棺葬》（重庆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一书中也有精辟分析。由此可见，现存云南弥渡的南诏铁柱实为一宗教纪念柱无疑。另外，民国时所修《弥渡县志》也曾记载说：“每于春间，俱停止农作，一般女流穿红着绿，与众男子头顶毡窝，各担柴炭，购置糖酒，选村中宽敞隙地，立一秋千架，对立一杆，上悬灯幡，下焚香火，夜间男女杂沓，聚众打歌。正月十四日早，至铁柱庙领歌，杀羊为牲，焚化香纸，次日复来打歌，是晚回村下秋千标杆，虔送出村，以求一年清吉，六畜兴旺”。
此外，关于“南诏铁柱”的功能，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南诏景庄王世隆为纪念其祖先细奴逻建立南诏国而建立的纪念柱。（参见张继：《古道枢纽话胜迹》，载川滇11市地州政协编《今古生辉南丝路》，德宏民族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
综上所述，“唐标铁柱”与“南诏铁柱”的性质、立柱时间、立柱地点均不相同，故“南诏铁柱”并非“唐标铁柱”。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作者：宜宾县二中历史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