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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开展援非医疗55周年。8月29日,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即将开幕之际,我们闪亮影业与西非国家加纳的博赛国际传媒合拍的故事片《埃博拉》在京举行了启动仪式,以首部中非合作电影向当年援非抗埃的中国医疗队员们致敬。
启动仪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致辞表示:“不管是2001年我们经历的非典,还是2014年在非洲发生的埃博拉疫情,都向我们警示,病毒没有国界。”高院士曾在埃博拉肆虐期间赴重灾区塞拉利昂工作了两个月。他高度肯定《埃博拉》的拍摄,代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所有从事公共卫生事业的人员感谢剧组,希望此片能够唤醒更多人关注跨境传染病防治合作。
近年多次赴非组织医疗援助的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凌锋教授向大家讲述了在塞拉利昂的医院里看到“死亡之墙”的经历。她说,埃博拉疫情爆发后,很多患者涌向医院,但在刚刚触摸到医院院墙的那一刻就倒下了。凌锋说:“我也害怕,但不断告诫自己,作为医生,我们必须履行天职。”
此次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前,凌锋与非洲神经外科联盟和世界神经外科组织商定了为非洲国家培养100名神经外科医生的计划。她认为,拍摄《埃博拉》不仅能重现中非合作抗击疫情的感人故事,更能向世界生动展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
来自北京安贞医院的曹广医生曾随第23批中国医疗队赴几内亚工作,其间,他因疑似感染被隔离20多天。曹广回忆说:“在中几友好医院,我们科室有两名非洲医生和一名非洲护士被确诊感染了埃博拉。当我和我的一名非洲搭档一起做完最后一台手术后,他说他发烧了,身体极度疲乏。我让他赶紧回家休息。没想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合作。因为他,我被隔离了。其间,我给他打电话询问他的身体状况。这位曾在中国留学10年的非洲兄弟用中文回答说‘好些了’,然后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我还好并让他保重身体。然而三天后,我得到了他去世的消息。”
曹广说:“隔离期间,我每天就是吃饭睡觉。我忍住发烧和厌食带来的痛苦,强迫自己吃掉队友送进来的所有食物,睡觉、洗澡也严格按规定进行,尽量保持最好的身体状态。我知道自己是重点观察对象,必须向队友传递令人放心的信号,不给他们添乱。”“中国疾控中心给我们特快专递了三箱货物,辗转七个国家运到几内亚,告诉我们祖国盼我们安全回家。”
曹广几度哽咽。他说在隔离期间被要求写下遗嘱以防万一。他做了最坏的打算,躺在病床上一遍遍地打着腹稿,但实在下不了笔,因为他怕一旦写好了,精神会垮掉,对抗不了可能已潜伏体内的病毒。
曹广最终走出了医院。“当时,我反复在内心问自己,和我朝夕相处几个月的几名非洲医护人员都不幸感染病毒离去了,我怎么一个人活着出来了呢……”
加纳驻华大使博阿腾也出席了《埃博拉》启动仪式。他动情地说,电影是用来讲故事的,而关于人类的故事基本都是由身处这个故事中的人来讲述的。但对非洲人民来说并非如此,长期以来都是外人在讲我们的故事。此次中非合拍《埃博拉》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是中国电影人帮助非洲电影工作者讲述一個影响我们双方的故事。对非洲来说,埃博拉是一场可能断送非洲未来的严重疫情;对中国来说,是冒着生命危险进行的人道救援。“一下子来了那么多中国医护人员,大部分从未到过非洲。他们也有自己的牵挂。这些是我们要讲的故事,非洲人民希望向那些与他们生死与共并肩战斗的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医护人员表达最深切的敬意。”
在那场严峻险恶的疫情中,加纳幸运地免遭劫难,但它的邻国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几内亚却沦为疫区。如果不是国际社会通力合作,加纳恐怕也在劫难逃。“中国在非洲做得非常出色,体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习近平主席是第一位向埃博拉疫区做出参与救援承诺的非洲以外的国家元首,中国是第一个向埃博拉疫区派出医疗队的非洲以外国家。非洲人民将永远铭记中国白衣天使们做出的贡献,坚定地与中国一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博阿腾大使说。
《埃博拉》计划明年赴非取景拍摄,力争在中非合作论坛成立20周年之际向下一届峰会献礼。
启动仪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致辞表示:“不管是2001年我们经历的非典,还是2014年在非洲发生的埃博拉疫情,都向我们警示,病毒没有国界。”高院士曾在埃博拉肆虐期间赴重灾区塞拉利昂工作了两个月。他高度肯定《埃博拉》的拍摄,代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所有从事公共卫生事业的人员感谢剧组,希望此片能够唤醒更多人关注跨境传染病防治合作。
近年多次赴非组织医疗援助的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凌锋教授向大家讲述了在塞拉利昂的医院里看到“死亡之墙”的经历。她说,埃博拉疫情爆发后,很多患者涌向医院,但在刚刚触摸到医院院墙的那一刻就倒下了。凌锋说:“我也害怕,但不断告诫自己,作为医生,我们必须履行天职。”
此次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前,凌锋与非洲神经外科联盟和世界神经外科组织商定了为非洲国家培养100名神经外科医生的计划。她认为,拍摄《埃博拉》不仅能重现中非合作抗击疫情的感人故事,更能向世界生动展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
来自北京安贞医院的曹广医生曾随第23批中国医疗队赴几内亚工作,其间,他因疑似感染被隔离20多天。曹广回忆说:“在中几友好医院,我们科室有两名非洲医生和一名非洲护士被确诊感染了埃博拉。当我和我的一名非洲搭档一起做完最后一台手术后,他说他发烧了,身体极度疲乏。我让他赶紧回家休息。没想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合作。因为他,我被隔离了。其间,我给他打电话询问他的身体状况。这位曾在中国留学10年的非洲兄弟用中文回答说‘好些了’,然后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我还好并让他保重身体。然而三天后,我得到了他去世的消息。”
曹广说:“隔离期间,我每天就是吃饭睡觉。我忍住发烧和厌食带来的痛苦,强迫自己吃掉队友送进来的所有食物,睡觉、洗澡也严格按规定进行,尽量保持最好的身体状态。我知道自己是重点观察对象,必须向队友传递令人放心的信号,不给他们添乱。”“中国疾控中心给我们特快专递了三箱货物,辗转七个国家运到几内亚,告诉我们祖国盼我们安全回家。”
曹广几度哽咽。他说在隔离期间被要求写下遗嘱以防万一。他做了最坏的打算,躺在病床上一遍遍地打着腹稿,但实在下不了笔,因为他怕一旦写好了,精神会垮掉,对抗不了可能已潜伏体内的病毒。
曹广最终走出了医院。“当时,我反复在内心问自己,和我朝夕相处几个月的几名非洲医护人员都不幸感染病毒离去了,我怎么一个人活着出来了呢……”
加纳驻华大使博阿腾也出席了《埃博拉》启动仪式。他动情地说,电影是用来讲故事的,而关于人类的故事基本都是由身处这个故事中的人来讲述的。但对非洲人民来说并非如此,长期以来都是外人在讲我们的故事。此次中非合拍《埃博拉》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是中国电影人帮助非洲电影工作者讲述一個影响我们双方的故事。对非洲来说,埃博拉是一场可能断送非洲未来的严重疫情;对中国来说,是冒着生命危险进行的人道救援。“一下子来了那么多中国医护人员,大部分从未到过非洲。他们也有自己的牵挂。这些是我们要讲的故事,非洲人民希望向那些与他们生死与共并肩战斗的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医护人员表达最深切的敬意。”
在那场严峻险恶的疫情中,加纳幸运地免遭劫难,但它的邻国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几内亚却沦为疫区。如果不是国际社会通力合作,加纳恐怕也在劫难逃。“中国在非洲做得非常出色,体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习近平主席是第一位向埃博拉疫区做出参与救援承诺的非洲以外的国家元首,中国是第一个向埃博拉疫区派出医疗队的非洲以外国家。非洲人民将永远铭记中国白衣天使们做出的贡献,坚定地与中国一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博阿腾大使说。
《埃博拉》计划明年赴非取景拍摄,力争在中非合作论坛成立20周年之际向下一届峰会献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