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最早将楚骚传统引入叙事文学领域的,是以《史记》为代表的史传文学.其后,中国古代小说穿插骚体歌赋便成为一个十分独特的文学现象.作为楚骚传统的重要载体,"以悲为美"的骚体歌赋对中国古代小说抒情性的形成,具有特殊意义.以穿插的骚体歌赋为视角,可以充分认识抒情性是中国古代小说富于民族特色的文体特征之一,由此也可证明中国古代史传叙事传统与诗骚抒情传统的交汇融合,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
【基金项目】
：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全明笔记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7ZDA25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最早将楚骚传统引入叙事文学领域的,是以《史记》为代表的史传文学.其后,中国古代小说穿插骚体歌赋便成为一个十分独特的文学现象.作为楚骚传统的重要载体,"以悲为美"的骚体歌赋对中国古代小说抒情性的形成,具有特殊意义.以穿插的骚体歌赋为视角,可以充分认识抒情性是中国古代小说富于民族特色的文体特征之一,由此也可证明中国古代史传叙事传统与诗骚抒情传统的交汇融合,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
其他文献
地域总集以复杂多样的类型集中展现中国古代地域文学的面貌.但学界并未给予其足够的关注和重视.自唐至清,地方官或知名文人领衔主持地域总集的编纂与刊刻.地域总集发轫于唐代,在宋代借助于普及化编纂的地方志与强化的地域空间意识,转获突破性进展,又在经历元代的相对沉寂后,于明代首次达到全国范围内、多层级的编纂高潮,至清代更展现鼎盛风貌.且在文本生成过程中,地方志和地域总集一直保持共进互勘的耦合关系.而由纵向时间维度、横向空间维度和内部的类型嬗递三个维度视之,则可知地域总集的编纂呈现出精微与突进的演进态势.
曾朴的《孽海花》分为"小说林本"和"真美善本"两种版本,前者作于1907年之前,共25回,后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续写和改写,于1927年后共完成35回.创作中辍期间,曾朴一方面投身到清末民初的重大政治活动中;另一方面也通过译述工作从域外文学里汲取文化养分,尤其关注法国作家雨果的名作《九十三年》.在翻译该作时,曾朴受到小说人物西穆尔登的"直线眼光"和"炮祸、三童戏嬉"等隐喻的启发,认识到"直线式"革命逻辑背后的隐患,并将此文学感悟与现实参政经验相结合,融入到对《孽海花》的增删与续改中.此举不仅增益了小说的思想
郭沫若诗集《女神》创作于东西方文化剧烈碰撞时期,时代催生了作者全新的诗体创造.以往关于《女神》的研究,对其思想意识和情感表达、文化借鉴和诗体解放等方面,研究都很充分,而对《女神》里中国传统的继承,汉语特点的呈现,以及现代诗体的创建价值,尚语焉不详.《女神》最重要的历史价值恰恰在于它最充分地体现了汉语言文学的内在精神,并且藉由丰富多样的表现手段呈现出来.《女神》在继承和转化汉语本质特征和内在精神方面的艺术手法主要有:诗骚传统的艺术传承,口语风格以及互文见义手法的自如运用;充分利用汉语句法象似性特征和韵律驾驭
普罗普与巴赫金是20世纪苏联著名的民间文艺理论家.普罗普在科学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开展幻想故事的形态学与历史学研究,巴赫金则在现象学的原则下探讨言语体裁与社会交往的复杂关系.普罗普试图在幻想故事文本中寻找稳定不变的要素,从而建构故事类型的“基本形式”与“派生形式”,并为其历史起源研究奠定基础;巴赫金则把文本还原为言语交流活动,着眼于人类言语行为的整体,努力探索的是人类“派生的言语体裁”中所隐藏的社会学诗学问题.在国际民间文艺学界,上述两种研究范式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然而,当前民间文艺学家反思与批评“民间
提及赵树理的土改叙事,学界通常将写于1948年的《邪不压正》视为土改的“文学样本”,以考察其土改叙事与土改实践之关联,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赵树理在同年撰写的一系列土改“短论”.这批“短论”具有篇幅短小、动员性强的特征,它们紧跟土改时势,与小说实为一体两面.赵树理参与的“驻村群众运动”及其撰写的“短论”,深入探讨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解放区土改这一群众运动背后“有法”与“无法”的关系,并借此对现实与虚构、文学与土改的关系作出了进一步思考.
中国现代文学视界中的朝鲜,往往于亲近中隐含疏离,是一个咫尺天涯的"内他者".基于跨界内外之内他者来塑造民族认同,是东亚民族主义的普遍症候.至于无所不在的历史中国,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诸国无法祛除的内在情结,东亚民族主义处理的首要问题从来不是西方,而是彼此之间的历史、文化和地缘纠葛.在现代社会,人们难以根据某种同质性形成稳定的社群,只能在流动的世界状况中反复界定彼此关系,进而想象性地建立内外有别的身份认同,内他者概念正是为了表征民族、阶级等现代共同体的间杂性.追溯中国现代文学的朝鲜想象,意在建构一个内外连
先秦占梦书写兼备占断、识象与阐释的多重维度,从中化生出多种书写形态.殷商占梦活动具有偶然性和自发性,往往起于商王对梦的畏惧,由商王及贞人进行甲骨占卜,得出吉凶二元的占断结论.西周时期,梦象被符号化,"占断"逐渐被"识象"取代.春秋以后,大量职业占梦者服务于上层贵族,通过辨识梦象进行占梦并提出对策,此外还负责编纂和保藏"占梦书"这类职业文献.与此同时,一些贵族卿士也利用其历史知识及道德思辩介入占梦活动.这一群体的政治身份与话语优势,使其在史传占梦叙事中成为更受关注的主体,并为占梦书写提供了更多阐释空间.
列维纳斯的伦理学是一种走向他者的伦理学,为了走近他者,主体必须从存在回到负于存在.他认为语言在结构上分为道说和所说,而所说在结构上又分为存在和存在者.传统的形而上学只关注存在者,海德格尔则把被遗忘的存在重新放置进哲学的核心.但在列维纳斯看来,存在者和存在,都属于所说,至于更为原始的道说则被遗忘了.道说的核心并非所说,而是道说本身,因为道说在现象学上的原始意义就是接近他者.道说首先是一种回答,是对他者所发出的呼吁、要求和乞求的回答,所以道说本质上乃是一种对他者的责任.道说就是接近他者,就是为他者负责,就是暴
《烟火漫卷》带有城市传记的意味,是迟子建对哈尔滨的历史文化、身世之谜和身份体认的一次大规模发问和作答.小说的运思从"署名"切入,以迟暮老人为叙事中心,聚焦中华巴洛克风格的榆樱院空间,采取代际传递的史述策略,围绕"谁来署名的早晨""谁来落幕的黄昏"展开,在族群身份、城市历史、建筑空间的交叉叙述中,叠加出人与城的相互署名状况.署名的更改、冒用、恢复,带来城市人群的身世纠缠,导致人生的晦暗无常或存在感的复苏.更改、冒用的署名需要通过寻找来确认初始身份,人与城都陷入了身份寻找的宿命.寻找与署名构成了哈尔滨叙事的动
中国古代文体分类思想及文体分类体系的建构体现了"经"与"文"之间的抗衡关系.在这个关系中,"文本于经"的文体分类思想,带有强烈的"尊经"观念,将后世文体之源追溯到儒家六经,以此探求文体的发展流变,弱化了"文"本身的发展规律;"六经皆文",则剥离了"六经"作为"圣经"的光环,将其视为圣人之"文",从"文法"的角度探讨六经文章,并依据文体本身的发展规律进行分类,偏向于"重文"."尊经"与"重文"呈现了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两个思想维度,但其本质都脱离不了"儒道"的价值观念,以"道"为体,以"经""文"为用,共同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