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球经济正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试图刺激经济增长的发达经济体降低了利率，由此产生的“熱钱”促使汇率与经济基本面脱节，并在发展中国家引发了通货膨胀和资产升值。同时，在各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武器库”中，外汇储备的累积和阻碍资金流入的不合理壁垒，已开始取代关税和配额制度。
　　然而，在愈演愈烈的“货币战争”可能会引起贸易冲突全面爆发之际，我们必须认清一个事实：这种状况将不会持续太久，长达30年的资金成本日益低廉的时代即将结束。全球经济很快将要面对的问题是资金太少，而不是资金过多。而对“热钱”过快流入新兴市场的担忧，可能很快就会被一个金融保护主义的时代所取代。在这个时代中，各国政府都会严格限制资本外流，以此来抵御对企业和消费者贷款的利率不断上升。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以及发展中国家风险溢价(确定的收入与较高的报酬之间的差)的降低，大多数国家的资金成本差异已经趋于一致。资金变得十分充裕，而长期利率也在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对固定资产(如基础设施和机器设备)的投资不断减少所致。全球投资急剧下降，造成了对资金需求的下降远远大于由亚洲的经常项目盈余所产生的资金供应的增长。换句话说，这种经常被当作低利率起因的“储蓄过剩”现象，实在是由于全球投资下降所致。
　　然而如今，这种趋势正在发生逆转。在整个非洲、亚洲和美洲，快速的城市化正在不断增加对道路、供水、电力、住房和工厂的需求。从现在起直至2030年，全球投资需求将会大幅上升，从而达到自欧洲和日本的战后重建以来从未到达的水平。
　　然而，由于几个原因，全球的储蓄却不太可能同步上升。中国正在鼓励更多的国内消费。为了解决或适应气候变化而增加开支也是原因之一。其结果是，全球将很快进入一个资金短缺、实际长期利率不断上升的新时代。这种利率的上升，反过来又会抑制投资，并最终可能使全球经济增长每年放慢1％。
　　这样一个资金持续紧张的时代，将会带来重大影响。各国政府应该预见到更高的债务成本，并立即采取行动，改善其公共财政状况。在未来，最近的低利率可能造成的财政赤字，将使融资变得更困难，并可能导致对私人投资更大的“挤出效应”(指政府支出增加所引起的私人消费或投资降低的效果)。
　　然而，即使公共财政保持克制，仍然存在一个非常现实的危险，这种危险在于，各国政府将会迅速采取金融保护主义措施，以使其经济免受资本成本不断上升的影响。为了阻止由国家担保的银行或国内的养老基金列境外进行贷款和投资，或者为了引导主权财富基金只在国内进行投资，很多国家可能会出台新的法规。对于全球经济而言，这些行动也许会“弄巧成拙”。各国之间实际利率的差异将会增大，这也就意味着，那些有着巨额经济项目赤字的国家，将会遭受经济增长放慢的打击，同时，顺差国家的储蓄者的投资回报率也会降低。
　　所以，各国政府必须对囤积资本的早期迹象保持警惕，而国际金融机构也必须开始制定一个受到资金制约的世界所需要的金融体系。为了促逃资本从全世界的储蓄者向可以投资的地方流动，需要建立新的机制，并辅之以合理监管的跨境银行中介。
　　考虑到新兴市场很低的国内储蓄率，采用各种新的方式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也很重要。新兴经济体必须努力发展更深入、更稳定的金融市场，以提高本地储蓄率，而成熟经济体则应该出台各种政策，刺激家庭增加储蓄，或者至少减少借贷。
　　企业需要努力适应一个资本成本更高的世界。正如在20世纪80年代那些拥有廉价资本的日本企业甚至比西方同行更具优势一样，在未来，能够获得廉价资本的国家或企业，比如那些立足于高储蓄率的国家，或者与主权财富基金有良好关系的企业，都将获得一种竞争优势的新来源。融资可能会与出口捆绑挂钩，将其作为一种独特的资金来源，而金融机构需要重新将自己的业务重点放在获取新的全球储蓄来源上。
　　30年来，这个世界已经逐渐习惯了比较廉价的资本。但是，全球化的下一阶段将会有所不同。各国政府将很快需要储备资金，而且在努力推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的同时，我们必须预见到，一个资金短缺成为经济增长新制约因素的时代正在到来。在未来，金融保护主义的滋生蔓延，将与今天的“货币战争”一样极具破坏性。我们必须从现在就开始采取预防措施，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