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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是一场相对和平的革命,而其中最离奇的一幕是,清廷的垮台竟然是因为“没钱”所导致。因为没钱,北洋军无法继续镇压革命军;而另一边,革命军也同样因为没钱而无力继续北伐。在这个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上,双方居然达成默契,王朝的倾覆也就以和平的方式了结。民国成立后,财政困窘的问题依旧如影随形,并没有因为清廷覆亡而有所改善。相反,问题变得更为严峻。
“无米之炊”:民国首任总理为钱所困
清廷入关之初,中央年财政收入不足两千万两(白银),康熙朝时发展到三千万两,雍正朝则接近四五千万两。及至乾隆朝中期,其顶峰时盈余近八千万两库银,这也是近代以前国库积累的最高水平。然而,嘉庆、道光年后,清王朝盛极而衰、每况愈下,到太平天国时期财政更是几近崩溃。同治年后有所回升,光绪年间一度恢复到收支平衡并略有盈余。
可惜的是,甲午战败后,清廷一下子赔掉2.3亿两白银,非但把老底掏空,还得借债度日。而在庚子年中,颟顸无知的亲贵们胡搞一气,结果八国联军侵华,又是赔款4.5亿两白银。为了支付这笔赔款,清廷又举借了沉重的外债,这利滚利得赔出近10亿两白银。
庚子年后,为挽救即将崩溃的王朝,慈禧太后决定实行新政。但是,办新政就得花钱,如当时的重中之重编练新军,光这一项每年就需要五千万两以上。为此,清廷通过增加新税、扩充旧税、发行公债、兴办银行等办法,居然使得每年的财政收入以接近30%的速度增长。至1903年,财政收入创纪录地突破一个亿,之后数年更是很快突破了两亿两。
推行新政固然好,但各项事务如练兵、教育、警政、实业,加上庚子赔款等,处处需要银子张罗。由此,清廷的财政收入虽然每年都在快速增长,但亏空也同样惊人。据统计,至1911年,清廷财政赤字已接近1.2亿两。由此,尽管清廷东挪西借、寅吃卯粮,使尽浑身解数,仍无法摆脱破产的边缘。
财政上的困窘并不会因为民国成立而有所改善。相反,由于朝代更替,原本应缴纳的税收大都没有正常收取。如浙江都督朱瑞于民国元年(1912年)的报告:上年光复后至今年三月无丝毫入款。三月以后,赋税稍稍收入……以言开源,则生计凋敝,民气嚣张,向来应纳各税捐尚多观望,遑论加增负担,另辟税源。
辛亥年的革命大多发生在省城,地方行政系统无从敷设,各项税赋一时收不上来尚属正常。况且,在局势未定的情况下,各级地方即便收到了,也绝不会主动解送中央。因此,无论是南京临时政府,还是袁世凯的北京政权,其实都是一贫如洗的穷光蛋,只恨自己不能生出钱来。
1912年4月29日,临时参议院在北京复会时,身为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亲往道贺并在演讲中算了一笔账:1911年清廷预算收入有26000万两白银,但半年以来,工商荒废,税入锐减,每年应还借款、赔款本息约5000万,各省借款1000余万,因革命爆发而欠付庚子赔款1200余万,所有这些均须列入新政府的大借款项下速为偿还。
丁中江在《北洋军阀史话》中说:民国成立时最艰苦的莫过于财政问题,仅北京一地,每月需款就达350万元。每月25日发饷时,当局中人一个个如热锅蚂蚁。在那350万元支出中,收入只有长芦每月解款10万,北方数省每月各解二三十万,合共不到80万元。加上每月积欠,以及拖欠应还未还外债,这个刚刚呱呱落地的中华民国,已被债务压得气也喘不过来了。
经济不自由,万事皆休。作为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当时最重要的任务莫过于去搞钱。也许有人会问,堂堂一个中华民国,怎么会没钱呢?岂不可笑荒唐!但现实就是这样的残酷,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时情况是真的没钱、确实没钱。
民国初年,国库囊空如洗,各项建设自然无从谈起。当然,救急的办法也不是没有,那就是向外国借款。辛亥革命前,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团与清廷签订了一份600万英镑的铁路借款,另外还有一份1000万英镑的币制实业借款,以用于币制改革及开发东北。但革命一爆发,借款也就不了了之。
待到民国初立,袁世凯重掌政权后,四国银行团再次找上门来。对此,袁世凯自是求之不得,不过他认为1000万英镑的借款不足以应付当时的财政窘境,于是希望四国银行团能提供一笔6000万英镑的大借款,这就是后来风波不断的“善后大借款”。
当年3月上旬,四国银行团在达成初步意向后,先后提供了约1000万两的垫款。不过,洋人的钱也不好借,他们开出的前提条件是:除四国银行团外,袁世凯政府不得与其它机构接洽重要借款。意图很明显,那就是要垄断对华借款权,独揽中国这桩大生意。
作为内阁总理,唐绍仪当然不甘心财政受控,于是背着四国银行团与华比银行达成借款协议,并取得了100万英镑的垫款。四国银行团得知后,立刻找到本国公使并由后者向袁世凯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取消华比银行借款,否则“善后大借款”之事无法继续。
华比银行不如四国银行团财大气粗,100万英镑也不能与6000万英镑相提并论,袁世凯不想因小失大,于是指示唐绍仪去与四国银行团解释。无奈之下,唐绍仪只能向四国公使道歉,并取消了后续的华比银行借款(本拟借1000万英镑)。风波平息后,四国银行团再次增加了两项约束监督条件:每月预算先列表,经外国顾问官核准才能给付;军队遣散费事宜须由外国武官会同商定办法,并由外国武官会同监督发给。
相比于之前的借款优先权,本次银行团的条件非但苛刻,而且直接侵害中国主权,唐绍仪在谈判时即予以拒绝,借款会议不欢而散。之后,银行团对唐绍仪颇具恶感,而唐绍仪为了脱身,也借此将借款事宜推给了新上任的财政总长熊希龄。
熊希龄与黄兴隔空对骂 财政总长熊希龄上台时,中央政府库存只有9万元,除借债别无他途。在出席临时参议院的致辞中,熊希龄分析了当时的财政情况与整顿财政的办法,他表示:清末财政已濒临破产,民国成立又因各省独立而致财政更加窘迫;当前财政的特色,是只有支出全无收入,而支出的费用则全赖举借外债,实在是非常危险的情况。
熊希龄接手借款事宜时,四国银行团在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美国花旗银行及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基础上又加入了两个新成员,那就是俄国华俄道胜银行与日本正金银行,四国银行团也就变成了六国银行团。
熊希龄负责借款的交涉后,六国银行团已初步拟定借款的原则条件,即总额为6000万英镑,分5年陆续支出,借款用途须加以监督,以盐税作为抵押,并按关税制度进行整顿管理。但在洽商的过程中,因为用款极缺,袁世凯命熊希龄请求银行团先垫付300万两以应付局面。按洋人的规矩,即使是小数额的垫款,也须按照章程办理。而其章程实为监督条款,与之前要挟唐绍仪的大同小异。
经多次力争无效并请示袁世凯后,熊希龄无奈同意了银行团的苛刻条件,并于5月17日用信函的形式同银行团签订了垫款合同与章程。之后,银行团即垫款300万两,并承诺在下月12日和17日分别再拨300万两。
垫款合同与章程经报界曝光后,舆论一片哗然,作为原革命阵营的一方更是激愤异常。5月23日,《民立报》刊文直骂熊希龄将“断送吾新造之民国”,乃“亡国之罪魁”。由于章程涉及监督军队,南方的民军将领们更是坚决不同意。最出人意料的是,原本催款最急的南京留守黄兴,这时也突然调转枪头,他致电各省都督痛陈垫款章程之弊端,并主张立即毁约而筹募国民捐款,将军队欠饷酌换为公债票。
黄兴的提议得到南方一些省份的支持,云南都督蔡锷随即提议举办“爱国公债”解决财政困难。不过,这种东西嘴上说说是容易的,真要交出真金白银来,却不是这么简单了。一个最简单的数据,截至1912年底,国民捐款收入也不过255万元,与浩繁无边的军费开支相比,几乎就是杯水车薪。
黄兴与熊希龄都是湖南人,两人私交也相当不错。熊希龄这次借款,主要也是因为黄兴裁军的需要,何况黄兴在电报中一再表示南方危急万状,军队随时有哗溃的可能。让熊希龄感到愤怒而心寒的是,黄兴竟然“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他费尽心力上下奔走,最终却换来声讨。如此,熊希龄不禁怨从中来,与黄兴一方开始了一段极不体面的隔空对骂。
继黄兴之后与熊希龄交骂的是黄兴的手下、参谋长李书城,而后者更是年轻气盛,在电报中对熊希龄极尽嘲讽之能事。熊希龄之前曾指责黄兴“于政治少所经验,第一次主张建都南京而北方兵变;第二次主张国务员(民国初年置国务院,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称为国务员——编者注)拥兵北上而苏州又兵变”。李书城借此反唇相讥:熊希龄说黄兴少于政治经验,那想必自己“以大政治家自命”了,但当上财政总长以来,既不曾有所建树,也未见有什么轰轰烈烈之事,唯独“此次所订垫款合同七条,可以骄人耳”;熊希龄说“将来国家必亡于克公(黄兴)之手”,但熊订此合同,“将来国家必亡于公之手,而国家或不至亡者,则克公反对之功”;熊希龄“负亡国之罪,而责有功之人”,简直就是丧心病狂。话至于此,和骂大街没什么差别了。
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作为一个没钱的财政总长,熊希龄的日子当然好过不了。各省各地纷纷“飞电借款,迫不及待”,陕西代表于右任甚至要到北京来“坐索”,但熊希龄也不是金元宝,变不出钱来。当时情况就是如此,要想缓解财政上的燃眉之急,就必须借款;要借款,就只能接受外国银行团的监督条件,舍此别无良策。
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熊希龄不得不在随后的谈判中变得越来越强硬。1912年6月12日,银行团再次拨付300万两垫款。鉴于须付款项甚多,熊希龄突然要求银行团在6月17日拨付600万两垫款,而不是之前约定的300万两;19日至月底再拨付1500万两,如果银行团不照办的话,民国政府将另向其它资本团筹借巨款。
银行团并未回应熊希龄的要求,相反,于6月24日正式提出四条大借款的条件:一是“须予该团以经理五年债票之专利权”;二是“须以盐务改照海关办法”;三是“须延聘该团中一人为财政顾问”;四是“须聘外人为稽核处长”。如此一来,银行团已不再是纯粹的金融组织,而变身为列强对中国卡脖子的政治工具了。
对此,熊希龄表示“万万不能办到”。为了降低监督条件,熊希龄提议将原借款额6000万英镑减为1000万英镑。银行团方面对此当然不能甘心,于是六国公使再次现身并照会新任总理陆征祥(唐绍仪已辞职):要么按原定借款额并接受监督条件,要么一分钱都不借了!列强的咄咄逼人让熊希龄气得跳脚,当场表示谈判无法继续,各省只能自行设法解决自己的财政困难。之后,熊希龄称病辞职,“善后大借款”的谈判至此宣告破裂。
烫手的外债:“善后大借款”难以善后
熊希龄之后,接手财政总长的是实业家周学熙。周学熙出身名门,其父周馥曾任两广、两江总督,他本人则于1900年入幕袁门,是袁世凯当年推行直隶新政特别是实业方面的得力助手,曾创办滦州煤矿、启新洋灰公司等企业,并做过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等要职,是北洋集团中为数不多的理财专家。
周学熙上台后,于8月底通过日本财团代表小田切同银行团接洽并恢复谈判。谈判过程中,因为时近中秋,用款殷急,周学熙要求银行团垫款50万镑。但事出意外的是,这时又突然爆出一个“克里斯浦借款事件”,让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原来,熊希龄下台后,袁世凯密令各驻外代表寻求借款渠道,后在驻英公使刘玉麟努力下,袁世凯政府与伦敦鲁意特银行的负责人克里斯浦达成了一项1000万英镑的借款合同。这事说来其实也不奇怪,英国当时是资本大国,其它的银行财团对六国银行团垄断对华借款业务既眼红又不满,但因为缺乏政府的背景支持而作罢。 这次的“克里斯浦借款”,系袁世凯政府主动找上门来,英国银行财团当然不能放过。一番秘密谈判后,由伦敦鲁意特银行牵头,英国京郡银行、伦敦西南银行、麦加利银行及部分法美资本共同参与了本次借款。而且,这次借款仅以盐余为抵押,并不附带其它政治条件。9月15日,“克里斯浦借款”的第一笔50万英镑交付。消息传开后,六国银行团大为震惊,不但拒绝了周学熙的垫款要求,而且要求袁世凯政府立刻取消“克里斯浦借款”。
如前所说,六国银行团是一个政府背景的金融组织,绝不会让袁世凯政府轻易逃脱魔掌。之后,北京外交团提出抗议,称盐税是庚子赔款的担保,未经各国使节同意另行担保,有违《辛丑条约》的规定;英国外交部更是公开声明,英国政府反对“克里斯浦借款”且不能担保这项债务,企图以此阻止“克里斯浦借款”之债票在伦敦金融市场上发行和销售。
在种种因素催逼下,周学熙不得不作通盘考虑。在他看来,“克里斯浦借款”前途未卜,而且款项不足于解决善后问题。与其如此,不如尽早完成银行团的借款谈判,让几近崩溃的民国财政有个喘息的机会。在周学熙的意见主导下,“克里斯浦借款”最终以赔偿15万英镑而取消。
银行团的要求如愿以偿后,双方的谈判继续进行。经过反复的细节磋商,并经多次国际政治斗争风波后,美国以“借款涉嫌干涉中国内政”为由退出银行团,六国银行团变成了五国银行团。1913年4月26日晚,国务总理赵秉钧、财政总长周学熙、外交总长陆征祥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代表进行最后的谈判,双方代表一直谈到27日凌晨才最后议定各项具体条款。
在这个大借款合同中,五国银行团承诺向民国政府借款2500万英镑,年息5厘,期限47年;债券9折出售,扣除6%的佣金,等于只有2100万英镑,其中还需要扣掉之前的各项垫款及各国银行的借款共计600万英镑,各省向五国银行团所借的280万英镑,另外还有革命期间各国损失赔款200万英镑。七折八扣后,实际上拿到手的尚不足1000万英镑(约合1亿银元),到期归还的本息则高达6785万英镑,条件甚至比庚子赔款还要苛刻。
放债的才是大爷。在“善后大借款”的谈判过程中,中方代表可谓饱经摧残、备受折磨,到手的钱不多,保证手续却极其苛刻:外人稽核盐务,审计用途。具体来说,“善后大借款”以中国盐税、海关税及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的中央政府税项作为担保,银行团同时还享有各种优先权、监督权、审核权、用人权等。换句话说,“善后大借款”后,外人得以插手中国盐政。
更值得一提的是,“善后大借款”签订前夕正是“宋教仁遇刺案”的风潮时期,袁世凯凭着多年的政治经验,早已预料到要同革命党人摊牌,因此他需要筹措足够的资金来打仗。所谓“善后大借款”,实质上是给袁世凯提供了一笔战争经费。
大借款协议签订后,黄兴、李烈钧、胡汉民等人纷纷发电斥责袁世凯违法借款,藐视立法机关,一时间颇有汹汹问罪之势。但是,袁世凯既已做好战争准备,也就不在乎革命党人的抗议了。在将“二次革命”镇压下去后,“善后大借款”也就无所谓国会通过不通过了——因为国会都被袁世凯解散了!
“保路运动”期间,世人皆骂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卖国”,但盛宣怀的借款毕竟用于铁路实业,而且利息相对甚轻,更不曾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并没给予外人干涉中国财政的机会。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与之相比,恐怕只能用“一蟹不如一蟹”来形容了。
而更可悲的是,整个北洋时期,除了袁世凯当政的几年勉强收支正常外,其它时期基本入不敷出,收支严重倒挂。袁世凯死后,各路军阀霸据一方,中央财政更是无以为继,除了借外债,实无他途。由此,北洋财政之困窘,也就可想而知了。
“无米之炊”:民国首任总理为钱所困
清廷入关之初,中央年财政收入不足两千万两(白银),康熙朝时发展到三千万两,雍正朝则接近四五千万两。及至乾隆朝中期,其顶峰时盈余近八千万两库银,这也是近代以前国库积累的最高水平。然而,嘉庆、道光年后,清王朝盛极而衰、每况愈下,到太平天国时期财政更是几近崩溃。同治年后有所回升,光绪年间一度恢复到收支平衡并略有盈余。
可惜的是,甲午战败后,清廷一下子赔掉2.3亿两白银,非但把老底掏空,还得借债度日。而在庚子年中,颟顸无知的亲贵们胡搞一气,结果八国联军侵华,又是赔款4.5亿两白银。为了支付这笔赔款,清廷又举借了沉重的外债,这利滚利得赔出近10亿两白银。
庚子年后,为挽救即将崩溃的王朝,慈禧太后决定实行新政。但是,办新政就得花钱,如当时的重中之重编练新军,光这一项每年就需要五千万两以上。为此,清廷通过增加新税、扩充旧税、发行公债、兴办银行等办法,居然使得每年的财政收入以接近30%的速度增长。至1903年,财政收入创纪录地突破一个亿,之后数年更是很快突破了两亿两。
推行新政固然好,但各项事务如练兵、教育、警政、实业,加上庚子赔款等,处处需要银子张罗。由此,清廷的财政收入虽然每年都在快速增长,但亏空也同样惊人。据统计,至1911年,清廷财政赤字已接近1.2亿两。由此,尽管清廷东挪西借、寅吃卯粮,使尽浑身解数,仍无法摆脱破产的边缘。
财政上的困窘并不会因为民国成立而有所改善。相反,由于朝代更替,原本应缴纳的税收大都没有正常收取。如浙江都督朱瑞于民国元年(1912年)的报告:上年光复后至今年三月无丝毫入款。三月以后,赋税稍稍收入……以言开源,则生计凋敝,民气嚣张,向来应纳各税捐尚多观望,遑论加增负担,另辟税源。
辛亥年的革命大多发生在省城,地方行政系统无从敷设,各项税赋一时收不上来尚属正常。况且,在局势未定的情况下,各级地方即便收到了,也绝不会主动解送中央。因此,无论是南京临时政府,还是袁世凯的北京政权,其实都是一贫如洗的穷光蛋,只恨自己不能生出钱来。
1912年4月29日,临时参议院在北京复会时,身为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亲往道贺并在演讲中算了一笔账:1911年清廷预算收入有26000万两白银,但半年以来,工商荒废,税入锐减,每年应还借款、赔款本息约5000万,各省借款1000余万,因革命爆发而欠付庚子赔款1200余万,所有这些均须列入新政府的大借款项下速为偿还。
丁中江在《北洋军阀史话》中说:民国成立时最艰苦的莫过于财政问题,仅北京一地,每月需款就达350万元。每月25日发饷时,当局中人一个个如热锅蚂蚁。在那350万元支出中,收入只有长芦每月解款10万,北方数省每月各解二三十万,合共不到80万元。加上每月积欠,以及拖欠应还未还外债,这个刚刚呱呱落地的中华民国,已被债务压得气也喘不过来了。
经济不自由,万事皆休。作为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当时最重要的任务莫过于去搞钱。也许有人会问,堂堂一个中华民国,怎么会没钱呢?岂不可笑荒唐!但现实就是这样的残酷,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时情况是真的没钱、确实没钱。
民国初年,国库囊空如洗,各项建设自然无从谈起。当然,救急的办法也不是没有,那就是向外国借款。辛亥革命前,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团与清廷签订了一份600万英镑的铁路借款,另外还有一份1000万英镑的币制实业借款,以用于币制改革及开发东北。但革命一爆发,借款也就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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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到民国初立,袁世凯重掌政权后,四国银行团再次找上门来。对此,袁世凯自是求之不得,不过他认为1000万英镑的借款不足以应付当时的财政窘境,于是希望四国银行团能提供一笔6000万英镑的大借款,这就是后来风波不断的“善后大借款”。
当年3月上旬,四国银行团在达成初步意向后,先后提供了约1000万两的垫款。不过,洋人的钱也不好借,他们开出的前提条件是:除四国银行团外,袁世凯政府不得与其它机构接洽重要借款。意图很明显,那就是要垄断对华借款权,独揽中国这桩大生意。
作为内阁总理,唐绍仪当然不甘心财政受控,于是背着四国银行团与华比银行达成借款协议,并取得了100万英镑的垫款。四国银行团得知后,立刻找到本国公使并由后者向袁世凯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取消华比银行借款,否则“善后大借款”之事无法继续。
华比银行不如四国银行团财大气粗,100万英镑也不能与6000万英镑相提并论,袁世凯不想因小失大,于是指示唐绍仪去与四国银行团解释。无奈之下,唐绍仪只能向四国公使道歉,并取消了后续的华比银行借款(本拟借1000万英镑)。风波平息后,四国银行团再次增加了两项约束监督条件:每月预算先列表,经外国顾问官核准才能给付;军队遣散费事宜须由外国武官会同商定办法,并由外国武官会同监督发给。
相比于之前的借款优先权,本次银行团的条件非但苛刻,而且直接侵害中国主权,唐绍仪在谈判时即予以拒绝,借款会议不欢而散。之后,银行团对唐绍仪颇具恶感,而唐绍仪为了脱身,也借此将借款事宜推给了新上任的财政总长熊希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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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与黄兴隔空对骂 财政总长熊希龄上台时,中央政府库存只有9万元,除借债别无他途。在出席临时参议院的致辞中,熊希龄分析了当时的财政情况与整顿财政的办法,他表示:清末财政已濒临破产,民国成立又因各省独立而致财政更加窘迫;当前财政的特色,是只有支出全无收入,而支出的费用则全赖举借外债,实在是非常危险的情况。
熊希龄接手借款事宜时,四国银行团在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美国花旗银行及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基础上又加入了两个新成员,那就是俄国华俄道胜银行与日本正金银行,四国银行团也就变成了六国银行团。
熊希龄负责借款的交涉后,六国银行团已初步拟定借款的原则条件,即总额为6000万英镑,分5年陆续支出,借款用途须加以监督,以盐税作为抵押,并按关税制度进行整顿管理。但在洽商的过程中,因为用款极缺,袁世凯命熊希龄请求银行团先垫付300万两以应付局面。按洋人的规矩,即使是小数额的垫款,也须按照章程办理。而其章程实为监督条款,与之前要挟唐绍仪的大同小异。
经多次力争无效并请示袁世凯后,熊希龄无奈同意了银行团的苛刻条件,并于5月17日用信函的形式同银行团签订了垫款合同与章程。之后,银行团即垫款300万两,并承诺在下月12日和17日分别再拨300万两。
垫款合同与章程经报界曝光后,舆论一片哗然,作为原革命阵营的一方更是激愤异常。5月23日,《民立报》刊文直骂熊希龄将“断送吾新造之民国”,乃“亡国之罪魁”。由于章程涉及监督军队,南方的民军将领们更是坚决不同意。最出人意料的是,原本催款最急的南京留守黄兴,这时也突然调转枪头,他致电各省都督痛陈垫款章程之弊端,并主张立即毁约而筹募国民捐款,将军队欠饷酌换为公债票。
黄兴的提议得到南方一些省份的支持,云南都督蔡锷随即提议举办“爱国公债”解决财政困难。不过,这种东西嘴上说说是容易的,真要交出真金白银来,却不是这么简单了。一个最简单的数据,截至1912年底,国民捐款收入也不过255万元,与浩繁无边的军费开支相比,几乎就是杯水车薪。
黄兴与熊希龄都是湖南人,两人私交也相当不错。熊希龄这次借款,主要也是因为黄兴裁军的需要,何况黄兴在电报中一再表示南方危急万状,军队随时有哗溃的可能。让熊希龄感到愤怒而心寒的是,黄兴竟然“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他费尽心力上下奔走,最终却换来声讨。如此,熊希龄不禁怨从中来,与黄兴一方开始了一段极不体面的隔空对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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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黄兴之后与熊希龄交骂的是黄兴的手下、参谋长李书城,而后者更是年轻气盛,在电报中对熊希龄极尽嘲讽之能事。熊希龄之前曾指责黄兴“于政治少所经验,第一次主张建都南京而北方兵变;第二次主张国务员(民国初年置国务院,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称为国务员——编者注)拥兵北上而苏州又兵变”。李书城借此反唇相讥:熊希龄说黄兴少于政治经验,那想必自己“以大政治家自命”了,但当上财政总长以来,既不曾有所建树,也未见有什么轰轰烈烈之事,唯独“此次所订垫款合同七条,可以骄人耳”;熊希龄说“将来国家必亡于克公(黄兴)之手”,但熊订此合同,“将来国家必亡于公之手,而国家或不至亡者,则克公反对之功”;熊希龄“负亡国之罪,而责有功之人”,简直就是丧心病狂。话至于此,和骂大街没什么差别了。
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作为一个没钱的财政总长,熊希龄的日子当然好过不了。各省各地纷纷“飞电借款,迫不及待”,陕西代表于右任甚至要到北京来“坐索”,但熊希龄也不是金元宝,变不出钱来。当时情况就是如此,要想缓解财政上的燃眉之急,就必须借款;要借款,就只能接受外国银行团的监督条件,舍此别无良策。
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熊希龄不得不在随后的谈判中变得越来越强硬。1912年6月12日,银行团再次拨付300万两垫款。鉴于须付款项甚多,熊希龄突然要求银行团在6月17日拨付600万两垫款,而不是之前约定的300万两;19日至月底再拨付1500万两,如果银行团不照办的话,民国政府将另向其它资本团筹借巨款。
银行团并未回应熊希龄的要求,相反,于6月24日正式提出四条大借款的条件:一是“须予该团以经理五年债票之专利权”;二是“须以盐务改照海关办法”;三是“须延聘该团中一人为财政顾问”;四是“须聘外人为稽核处长”。如此一来,银行团已不再是纯粹的金融组织,而变身为列强对中国卡脖子的政治工具了。
对此,熊希龄表示“万万不能办到”。为了降低监督条件,熊希龄提议将原借款额6000万英镑减为1000万英镑。银行团方面对此当然不能甘心,于是六国公使再次现身并照会新任总理陆征祥(唐绍仪已辞职):要么按原定借款额并接受监督条件,要么一分钱都不借了!列强的咄咄逼人让熊希龄气得跳脚,当场表示谈判无法继续,各省只能自行设法解决自己的财政困难。之后,熊希龄称病辞职,“善后大借款”的谈判至此宣告破裂。
烫手的外债:“善后大借款”难以善后
熊希龄之后,接手财政总长的是实业家周学熙。周学熙出身名门,其父周馥曾任两广、两江总督,他本人则于1900年入幕袁门,是袁世凯当年推行直隶新政特别是实业方面的得力助手,曾创办滦州煤矿、启新洋灰公司等企业,并做过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等要职,是北洋集团中为数不多的理财专家。
周学熙上台后,于8月底通过日本财团代表小田切同银行团接洽并恢复谈判。谈判过程中,因为时近中秋,用款殷急,周学熙要求银行团垫款50万镑。但事出意外的是,这时又突然爆出一个“克里斯浦借款事件”,让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原来,熊希龄下台后,袁世凯密令各驻外代表寻求借款渠道,后在驻英公使刘玉麟努力下,袁世凯政府与伦敦鲁意特银行的负责人克里斯浦达成了一项1000万英镑的借款合同。这事说来其实也不奇怪,英国当时是资本大国,其它的银行财团对六国银行团垄断对华借款业务既眼红又不满,但因为缺乏政府的背景支持而作罢。 这次的“克里斯浦借款”,系袁世凯政府主动找上门来,英国银行财团当然不能放过。一番秘密谈判后,由伦敦鲁意特银行牵头,英国京郡银行、伦敦西南银行、麦加利银行及部分法美资本共同参与了本次借款。而且,这次借款仅以盐余为抵押,并不附带其它政治条件。9月15日,“克里斯浦借款”的第一笔50万英镑交付。消息传开后,六国银行团大为震惊,不但拒绝了周学熙的垫款要求,而且要求袁世凯政府立刻取消“克里斯浦借款”。
如前所说,六国银行团是一个政府背景的金融组织,绝不会让袁世凯政府轻易逃脱魔掌。之后,北京外交团提出抗议,称盐税是庚子赔款的担保,未经各国使节同意另行担保,有违《辛丑条约》的规定;英国外交部更是公开声明,英国政府反对“克里斯浦借款”且不能担保这项债务,企图以此阻止“克里斯浦借款”之债票在伦敦金融市场上发行和销售。
在种种因素催逼下,周学熙不得不作通盘考虑。在他看来,“克里斯浦借款”前途未卜,而且款项不足于解决善后问题。与其如此,不如尽早完成银行团的借款谈判,让几近崩溃的民国财政有个喘息的机会。在周学熙的意见主导下,“克里斯浦借款”最终以赔偿15万英镑而取消。
银行团的要求如愿以偿后,双方的谈判继续进行。经过反复的细节磋商,并经多次国际政治斗争风波后,美国以“借款涉嫌干涉中国内政”为由退出银行团,六国银行团变成了五国银行团。1913年4月26日晚,国务总理赵秉钧、财政总长周学熙、外交总长陆征祥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代表进行最后的谈判,双方代表一直谈到27日凌晨才最后议定各项具体条款。
在这个大借款合同中,五国银行团承诺向民国政府借款2500万英镑,年息5厘,期限47年;债券9折出售,扣除6%的佣金,等于只有2100万英镑,其中还需要扣掉之前的各项垫款及各国银行的借款共计600万英镑,各省向五国银行团所借的280万英镑,另外还有革命期间各国损失赔款200万英镑。七折八扣后,实际上拿到手的尚不足1000万英镑(约合1亿银元),到期归还的本息则高达6785万英镑,条件甚至比庚子赔款还要苛刻。
放债的才是大爷。在“善后大借款”的谈判过程中,中方代表可谓饱经摧残、备受折磨,到手的钱不多,保证手续却极其苛刻:外人稽核盐务,审计用途。具体来说,“善后大借款”以中国盐税、海关税及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的中央政府税项作为担保,银行团同时还享有各种优先权、监督权、审核权、用人权等。换句话说,“善后大借款”后,外人得以插手中国盐政。
更值得一提的是,“善后大借款”签订前夕正是“宋教仁遇刺案”的风潮时期,袁世凯凭着多年的政治经验,早已预料到要同革命党人摊牌,因此他需要筹措足够的资金来打仗。所谓“善后大借款”,实质上是给袁世凯提供了一笔战争经费。
大借款协议签订后,黄兴、李烈钧、胡汉民等人纷纷发电斥责袁世凯违法借款,藐视立法机关,一时间颇有汹汹问罪之势。但是,袁世凯既已做好战争准备,也就不在乎革命党人的抗议了。在将“二次革命”镇压下去后,“善后大借款”也就无所谓国会通过不通过了——因为国会都被袁世凯解散了!
“保路运动”期间,世人皆骂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卖国”,但盛宣怀的借款毕竟用于铁路实业,而且利息相对甚轻,更不曾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并没给予外人干涉中国财政的机会。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与之相比,恐怕只能用“一蟹不如一蟹”来形容了。
而更可悲的是,整个北洋时期,除了袁世凯当政的几年勉强收支正常外,其它时期基本入不敷出,收支严重倒挂。袁世凯死后,各路军阀霸据一方,中央财政更是无以为继,除了借外债,实无他途。由此,北洋财政之困窘,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