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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家迁徙是20世纪40年代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作家在迁徙过程中产生深刻的生命体验。40年代胡风经历迂回曲折的迁徙过程，颠沛流离、苍茫悲愤是胡风在迁徙中的生命体验。通过对胡风40年代在迁徙流亡中生命体验的个案分析，可以对40年代作家迁徙的生命体验进行全面观照。
关键词：40年代 胡风 迁徙 生命体验
由于战争等因素的影响，40年代作家在中华大地焦土上迁徙奔走，大多经历了颠沛流离的迁徙流亡过程。作家迁徙是40年代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由于战争，40年代作家有的从沦陷区迁徙到国统区，有的从国统区迁徙到解放区，经历了迂回曲折的迁徙历程和特殊的生命体验。40年代作家迁徙是多种多样的。抗战爆发后，作家废名从北京迁回故乡黄梅隐居乡间。朱自清等清华北大教授作家随北大清华等高校集体迁徙到昆明。丁玲出狱后从国统区奔赴延安。王实味、高长虹等作家也奔赴延安。作家迁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现象、一道特别景观。如果说40年代作家迁徙被人们所熟知，但作家迁徙过程中的生命体验、内心变化却很少有人研究。
生命体验是文艺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创作主体从事文学创作时不可或缺的心理感受，一部伟大作品的产生一般都有作家独特而深沉的生命体验，生命体验在文学创作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家通过现实生活的生命体验，经过内心的提炼与改造，成为可供观照的审美对象，然后发诸笔端形成文学作品，这就是文学的创作过程。生命体验对文学创作的重要作用可见一斑。王国维也说过：“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1}王国维的话说出了生命体验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曹雪芹若不是经历家破人亡的家庭变故和举家食粥的底层经历，就不会对封建社会青年男女的不幸生活有极深刻的体验和描写。这些例子都说明不同寻常的生命体验对产生文学作品的巨大震撼力和催生力。这里简单地分析了生命体验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可见生命体验与文学创作密不可分，没有生命体验就没有文学创作。
中国现代作家也是如此。40年代因为战争，在迁徙前，首先在面对去留的问题上，作家普遍处于前所未有的焦灼矛盾之中。抗战爆发后，老舍在济南平静的写作生活被打破，在去留问题上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老舍回忆说：“直到二十六年十一月中旬，我还没有离开济南。第一，我不知道上哪里去好：回老家北平吧，道路不通；而且北平已沦陷敌手，我曾函劝诸友逃出来，我自己又怎能去自投罗网呢？到上海去吧，沪上的友人告诉我不要去，我只好按兵不动。第二，从泰安到徐州，火车时常遭受敌机的轰炸，而我的幼女才不满三个月，大的孩子也不过四岁，实在不便去冒险。第三，我独自逃亡吧，把家属留在济南，于心不忍；全家走吧，麻烦又危险。这是最凄凉的日子。齐鲁大学的学生已都走完，教员也走了多一半。那么大的院子，只剩下我们几家人。只要是晴天，必有警报：上午八点开始，下午四点才解除。院里静得可怕：卖青菜的、卖果子的都已不再来，而一群群失去了主人的猫狗都跑来乞食吃。”“几次我把一只小皮箱打点好，几次又把它打开。看看痴儿弱女，我实不忍独自逃开。……可是，我终于提起了小皮箱，走出了家门。”但最后老舍还是决定独自离开，依依不舍地逃亡到武汉。{2}当战争来临，面临去留选择时，40年代作家普遍的焦灼矛盾感受也是他们真实的生命体验。
不仅在迁徙前作家处于前所未有的焦灼矛盾状态中，而且在流亡般的迁徙过程中，颠沛流离，凶险莫测，历尽艰辛，灵与肉脱胎换骨。这种少有的经历使40年代作家产生特别的生命体验。本文主要探讨胡风40年代迁徙过程中的生命体验，深入分析胡风40年代迂回曲折的迁徙流亡经历和特别生命感受，窥一斑见全豹，从而达到对40年代作家迁徙过程中生命体验的全面观照。
先来看看胡风迂回曲折的迁徙经历。抗战爆发后，胡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经历颠沛流离的迁徙过程。抗战前夕，胡风在上海从事抗战文艺工作，创办了杂志《七月》，共出了三期。抗战爆发后，由于“商业联系和邮路受到阻碍，上海的刊物很难发到外地去，作者又纷纷离开上海”，所以胡风“决定把《七月》移到武汉去出版”。{3}因此，胡风带着家人迁徙到武汉继续编辑出版《七月》。由于武汉离前线越来越近，胡风于1938年9月匆匆离开武汉，坐船途径石首、宜昌等地，辗转到了重庆。在重庆，胡风经历了日军飞机的大轰炸，了解到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时重庆“能走的文化人都要离开重庆，一批去延安，另一批去香港或转新四军”{4}。胡风被组织安排去香港。胡风一家搭乘商货车离开重庆，途径贵阳、柳州、湛江，一路颠簸到香港。在香港继续从事抗战文艺工作。没过多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胡风与从香港撤离的上千文化人一起，在东江纵队的护送下，昼伏夜行，徒走千里，脱险到达桂林。没多久，后又返回重庆，创刊文学刊物《希望》，继续从事抗战文艺工作。抗战胜利后，重返上海。胡风在迁徙过程中不仅写下大量文章，促进了40年代文学的发展，而且其迁徙行为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40年代“七月派”的形成和消隐。
胡风对迂回曲折的迁徙过程有刻骨铭心的体验和记忆。“七七事变”后，战火危及上海，胡风无法继续在上海从事文艺工作，此时故乡蕲春也沦陷，更是有家不能回。胡风在滚滚烽烟中四处迁徙流亡。此时，孩子老大尚幼，老二在流亡途中出生，一家人辗转于各地，漂泊不定，租房子，跑行李，还要经常躲警报，一日三餐，微薄的收入勉强度日。最让胡风不能接受的是老父病死于迁徙途中，客死他乡。这些不同寻常的迁徙经历，深深印刻在胡风的内心，成为他一生无法忘记的生命体验。颠沛流离、苍茫悲愤是胡风40年代迁徙过程中的真实生命体验，而胡风更多的是通过旧体诗来表达这种生命体验。
抗战爆发，上海沦陷。胡风从上海坐车到南京，又转坐轮船到武汉，船上遇见淳朴忠厚的伤兵，大家纷纷募捐。又路过家乡蕲春，过故乡而不得入，只能在深夜凭栏眺望家乡，一种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山河破碎、满地伤兵，自己也颠沛流离，胡风深有感触，吟诗一首：“午夜凭栏望，乡园一梦横。欲呼卿小字，云水了无声。”小诗表达了诗人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和身处异乡的飘零感。 在武汉，生活并不安稳，胡风这一时期的旧体诗常常抒发苍茫悲愤之感。敌机经常来空袭，有时一天来两三次，武汉并没有防空洞，有时敌机的炸弹甚至把胡风住所围墙都炸倒了。这种生死叵测的感受是抗战以来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旧体诗《随感》颇能传达出胡风此时的心境：“十载飘零日，归来似梦回。大空飞敌鸟，宽路走穷黎；故友灾余蚁，新人雨后蕾。行囊姑卸下，濯足浣征衣。”《随感》描写了作家颠沛流离，敌机经常来轰炸，百姓穷途末路，故友新人劫后余生的景象，也抒发了继续奋战，抗战到底的决心。诗歌带有一种慷慨悲凉的心境与博大情怀，表达了诗人苍茫悲愤的生命体验。另外一首无题诗是这样写的：“剩有悲怀对夜空，一天冷雨一船风；夹江灯火明于烛，碧血华筵照不同。”在武汉，胡风却因战事将妻小丢在老家蕲春，几年来，从来没有与妻子孩子分离过，思念亲人使胡风回了一趟老家，把妻小接到身边。“他们（指胡风与妻子）结婚四年，可以说是从未离开过一天，这次突然地分开了四个月，又正是兵荒马乱之时，天上有飞机的威胁，地下有士兵难民的拥挤，怎能让人不挂心，不想念？”{5}在船抵达汉口时，经历离别之苦，又目睹国民党军队腐败，人民困苦不堪，抗战充满艰辛，在悲愤之中吟诗一首，表达此刻的感受，诗中的苍茫悲愤之情油然可见，深刻地传达了胡风在迁徙途中特有的生命感受。
辗转到重庆后，胡风的诗文依然表达了迁徙途中颠沛流离、苍茫悲愤的生命体验。由于武汉离前线越来越近，胡风匆匆离开武汉，坐船途径石首、宜昌等地。在辗转去重庆的途中，老父亲客死异乡。这对胡风的打击非常大，胡风后来悲恸的回忆道：“不幸的忧虑果然中了，不胜悲恸！劝家人出来逃难，而铸成此一大错，这个伤痛是无法弥补的。父亲刚强一生，终于客死旅途，这是我的没有果断和对国民党抗日救国的轻信，牺牲了这老人！”{6}笼罩着白雾的山城重庆，总是给人昏倦的感觉。在重庆目睹了日军飞机的大轰炸，了解到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又加之老父去世的悲恸和失业的痛苦，胡风在风雨之夜，荒凉斗室中，吟成旧体诗：“案头烂纸苍生哭，寨里堆金大盗狂。莫向临安寻往事，党碑残迹太凄凉。”小诗抒发了迁徙重庆的凄凉情绪与悲愤之情。同时，在重庆搞文艺工作，编辑出版《七月》并不如想象中的顺利，而是充满了苍茫无力的感伤，在爆竹声中的元宵节，胡风的旧体诗就抒发了这样的无助感：“几人欢笑几人悲，莽莽河山半劫灰。酒醋值钱高价卖，文章招骂臭名垂。侏儒眼媚姗姗舞，市侩油多得得肥。知否丛峰平野上，月华如海铁花飞。”诗歌中充满无可奈何的悲愤感正是胡风飘零重庆的生命体验。后又听到好友“七月派”作家丘东平、彭柏山战死的谣传，胡风激动气愤，久久夜不能寐，在悲愤中吟诗二首缅怀战友：“劫灰三载忆江南，地冻天荒又岁寒；幸有灾黎成劲卒，恨无明镜照西天。同袍喋血倭奴笑，一榻鼾眠傀儡闲。回收京华寻旧梦，石头城内血斑斑。”（《寒夜怀东平、柏山》（一））“书生毛戟非无用，为杀倭奴拾铁枪；赢得风霜磨壮骨，忍将愤懑对穹苍。温情不写江南梦，宿恨难忘塞上殇，‘耿耿此心’忧折笔，来今古往一沙场。”（《寒夜怀东平、柏山》（二））诗歌写出了书生也可以在战场上杀敌的壮志豪情，抒发书生报国的理想，带有一种壮怀激烈的苍茫感。即使是兴致浓厚的胡风诗作，也饱含了一种苍茫感悲愤感。旧历正月初五，胡风乘木船去重庆，船行江中，忽诗兴大发，连做三首。（一）“碧云天外有烽烟，劫里山河又一年。莫向棘源村外立，长空无极夜无边。”（二）“几声爆竹一炉烟，无米村翁也过年。念念有词三叩首，只缘有子戍疆边。”（三）“错将残雪当祥烟，蜀岭偏安到四年。剩有头颅夸大好，灾黎遍地恨无边。”三首诗兴浓厚的旧体诗，皆透露出山河破碎，灾黎遍地的忧国忧民的感情以及壮志未酬的苍茫感与悲愤感，这正是胡风重庆时期的真实的生命体验。
胡风后复辗转到香港，又从香港脱险奔走桂林等地继续从事抗战文艺工作，这时期的旧体诗亦传达出苍茫愤懑之情。在从重庆到香港的途中，一家人坐着破车颠簸途中，正值暮春，一簇簇的油桐花开得正旺，梯田里的麦子正在杨花抽穗，农人正在忙着插秧，看到农人的勤劳坚韧，相比之下，自己在抗战中一事无成，在重庆工作两年多，很多事情都没有做完，现在又匆忙离开，心情很复杂。胡风有无限的感慨，吟成《晨渡海棠溪》：“破晓横江渡，山城雾正浓。不弹游子泪，犹抱逐臣忠。负辱过关塞，吞声哭蚁虫。燎原由大地，一志万人同。”诗作抒发了颠沛流离、奔走颠簸、一事无成的愤恨和感慨，正如胡风所言：“对于自己不能在重庆继续为抗战尽力，我有一种被逐的愤恨。”{7}从香港脱险，胡风徒步来到东江游击区惠阳，在西湖公园看到殷红的木棉花，又想到国民党军队没有坚决抵抗就匆匆撤退以及日军在惠阳的屠杀，吟诗二首：（一）“拾得孩儿骨，殷然见血痕。一夫褫重寄，千命殉孤城。鸡豕悲同劫，禽虫失秦声。黯云湿欲泣，凄切不成春。”（二）“劫后湖山冷，萧然得此游。荒碑七尺石，热血几人头。木落花犹赤，云低雾不收。荣枯缘底事，厉鬼笑封侯。”两首诗皆对日寇屠杀民众、国民党军队溃败充满愤恨，表达了诗人苍茫悲愤的生命感受。
胡风迁徙途中所作的旧体诗，一方面描写了山河破碎，人民饱受战乱之苦，诗人自己颠沛流离的流亡历程；另一方面，也抒发了诗人在抗战洪流中壮志未酬的苍茫悲愤和慷慨悲凉，这些都是胡风迁徙流亡途中真实的生命体验。
以上深入研究了胡风在战火纷飞的40年代，颠沛流离的迁徙途中的生命体验，比较具有代表性，可以管窥中国现代作家这一时期整体的内心变化和生命体验。通过分析40年代作家经历的不同寻常的生命体验，进而管窥40年代作家的思想变化与创作变化，可以为进一步研究作家迁徙与文学关系提供基本参照。这就是分析40年代作家迁徙中生命体验的意义。
{1} 周锡山编：《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67页。
{2} 老舍：《八方风雨》，《老舍生活创作自述》，香港三联书店1981年版，转引自张武军：《北京、上海文学中心的陷落与重庆文学中心的形成——略论抗战对中国现代文学格局的影响》，《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05年第2期，第75页。
{3}{4} 晓风编：《胡风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70页，第157页。
{5} 梅志：《胡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63页。
{6}{7} 胡风：《胡风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9页，第229页。
关键词：40年代 胡风 迁徙 生命体验
由于战争等因素的影响，40年代作家在中华大地焦土上迁徙奔走，大多经历了颠沛流离的迁徙流亡过程。作家迁徙是40年代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由于战争，40年代作家有的从沦陷区迁徙到国统区，有的从国统区迁徙到解放区，经历了迂回曲折的迁徙历程和特殊的生命体验。40年代作家迁徙是多种多样的。抗战爆发后，作家废名从北京迁回故乡黄梅隐居乡间。朱自清等清华北大教授作家随北大清华等高校集体迁徙到昆明。丁玲出狱后从国统区奔赴延安。王实味、高长虹等作家也奔赴延安。作家迁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现象、一道特别景观。如果说40年代作家迁徙被人们所熟知，但作家迁徙过程中的生命体验、内心变化却很少有人研究。
生命体验是文艺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创作主体从事文学创作时不可或缺的心理感受，一部伟大作品的产生一般都有作家独特而深沉的生命体验，生命体验在文学创作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家通过现实生活的生命体验，经过内心的提炼与改造，成为可供观照的审美对象，然后发诸笔端形成文学作品，这就是文学的创作过程。生命体验对文学创作的重要作用可见一斑。王国维也说过：“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1}王国维的话说出了生命体验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曹雪芹若不是经历家破人亡的家庭变故和举家食粥的底层经历，就不会对封建社会青年男女的不幸生活有极深刻的体验和描写。这些例子都说明不同寻常的生命体验对产生文学作品的巨大震撼力和催生力。这里简单地分析了生命体验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可见生命体验与文学创作密不可分，没有生命体验就没有文学创作。
中国现代作家也是如此。40年代因为战争，在迁徙前，首先在面对去留的问题上，作家普遍处于前所未有的焦灼矛盾之中。抗战爆发后，老舍在济南平静的写作生活被打破，在去留问题上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老舍回忆说：“直到二十六年十一月中旬，我还没有离开济南。第一，我不知道上哪里去好：回老家北平吧，道路不通；而且北平已沦陷敌手，我曾函劝诸友逃出来，我自己又怎能去自投罗网呢？到上海去吧，沪上的友人告诉我不要去，我只好按兵不动。第二，从泰安到徐州，火车时常遭受敌机的轰炸，而我的幼女才不满三个月，大的孩子也不过四岁，实在不便去冒险。第三，我独自逃亡吧，把家属留在济南，于心不忍；全家走吧，麻烦又危险。这是最凄凉的日子。齐鲁大学的学生已都走完，教员也走了多一半。那么大的院子，只剩下我们几家人。只要是晴天，必有警报：上午八点开始，下午四点才解除。院里静得可怕：卖青菜的、卖果子的都已不再来，而一群群失去了主人的猫狗都跑来乞食吃。”“几次我把一只小皮箱打点好，几次又把它打开。看看痴儿弱女，我实不忍独自逃开。……可是，我终于提起了小皮箱，走出了家门。”但最后老舍还是决定独自离开，依依不舍地逃亡到武汉。{2}当战争来临，面临去留选择时，40年代作家普遍的焦灼矛盾感受也是他们真实的生命体验。
不仅在迁徙前作家处于前所未有的焦灼矛盾状态中，而且在流亡般的迁徙过程中，颠沛流离，凶险莫测，历尽艰辛，灵与肉脱胎换骨。这种少有的经历使40年代作家产生特别的生命体验。本文主要探讨胡风40年代迁徙过程中的生命体验，深入分析胡风40年代迂回曲折的迁徙流亡经历和特别生命感受，窥一斑见全豹，从而达到对40年代作家迁徙过程中生命体验的全面观照。
先来看看胡风迂回曲折的迁徙经历。抗战爆发后，胡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经历颠沛流离的迁徙过程。抗战前夕，胡风在上海从事抗战文艺工作，创办了杂志《七月》，共出了三期。抗战爆发后，由于“商业联系和邮路受到阻碍，上海的刊物很难发到外地去，作者又纷纷离开上海”，所以胡风“决定把《七月》移到武汉去出版”。{3}因此，胡风带着家人迁徙到武汉继续编辑出版《七月》。由于武汉离前线越来越近，胡风于1938年9月匆匆离开武汉，坐船途径石首、宜昌等地，辗转到了重庆。在重庆，胡风经历了日军飞机的大轰炸，了解到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时重庆“能走的文化人都要离开重庆，一批去延安，另一批去香港或转新四军”{4}。胡风被组织安排去香港。胡风一家搭乘商货车离开重庆，途径贵阳、柳州、湛江，一路颠簸到香港。在香港继续从事抗战文艺工作。没过多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胡风与从香港撤离的上千文化人一起，在东江纵队的护送下，昼伏夜行，徒走千里，脱险到达桂林。没多久，后又返回重庆，创刊文学刊物《希望》，继续从事抗战文艺工作。抗战胜利后，重返上海。胡风在迁徙过程中不仅写下大量文章，促进了40年代文学的发展，而且其迁徙行为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40年代“七月派”的形成和消隐。
胡风对迂回曲折的迁徙过程有刻骨铭心的体验和记忆。“七七事变”后，战火危及上海，胡风无法继续在上海从事文艺工作，此时故乡蕲春也沦陷，更是有家不能回。胡风在滚滚烽烟中四处迁徙流亡。此时，孩子老大尚幼，老二在流亡途中出生，一家人辗转于各地，漂泊不定，租房子，跑行李，还要经常躲警报，一日三餐，微薄的收入勉强度日。最让胡风不能接受的是老父病死于迁徙途中，客死他乡。这些不同寻常的迁徙经历，深深印刻在胡风的内心，成为他一生无法忘记的生命体验。颠沛流离、苍茫悲愤是胡风40年代迁徙过程中的真实生命体验，而胡风更多的是通过旧体诗来表达这种生命体验。
抗战爆发，上海沦陷。胡风从上海坐车到南京，又转坐轮船到武汉，船上遇见淳朴忠厚的伤兵，大家纷纷募捐。又路过家乡蕲春，过故乡而不得入，只能在深夜凭栏眺望家乡，一种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山河破碎、满地伤兵，自己也颠沛流离，胡风深有感触，吟诗一首：“午夜凭栏望，乡园一梦横。欲呼卿小字，云水了无声。”小诗表达了诗人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和身处异乡的飘零感。 在武汉，生活并不安稳，胡风这一时期的旧体诗常常抒发苍茫悲愤之感。敌机经常来空袭，有时一天来两三次，武汉并没有防空洞，有时敌机的炸弹甚至把胡风住所围墙都炸倒了。这种生死叵测的感受是抗战以来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旧体诗《随感》颇能传达出胡风此时的心境：“十载飘零日，归来似梦回。大空飞敌鸟，宽路走穷黎；故友灾余蚁，新人雨后蕾。行囊姑卸下，濯足浣征衣。”《随感》描写了作家颠沛流离，敌机经常来轰炸，百姓穷途末路，故友新人劫后余生的景象，也抒发了继续奋战，抗战到底的决心。诗歌带有一种慷慨悲凉的心境与博大情怀，表达了诗人苍茫悲愤的生命体验。另外一首无题诗是这样写的：“剩有悲怀对夜空，一天冷雨一船风；夹江灯火明于烛，碧血华筵照不同。”在武汉，胡风却因战事将妻小丢在老家蕲春，几年来，从来没有与妻子孩子分离过，思念亲人使胡风回了一趟老家，把妻小接到身边。“他们（指胡风与妻子）结婚四年，可以说是从未离开过一天，这次突然地分开了四个月，又正是兵荒马乱之时，天上有飞机的威胁，地下有士兵难民的拥挤，怎能让人不挂心，不想念？”{5}在船抵达汉口时，经历离别之苦，又目睹国民党军队腐败，人民困苦不堪，抗战充满艰辛，在悲愤之中吟诗一首，表达此刻的感受，诗中的苍茫悲愤之情油然可见，深刻地传达了胡风在迁徙途中特有的生命感受。
辗转到重庆后，胡风的诗文依然表达了迁徙途中颠沛流离、苍茫悲愤的生命体验。由于武汉离前线越来越近，胡风匆匆离开武汉，坐船途径石首、宜昌等地。在辗转去重庆的途中，老父亲客死异乡。这对胡风的打击非常大，胡风后来悲恸的回忆道：“不幸的忧虑果然中了，不胜悲恸！劝家人出来逃难，而铸成此一大错，这个伤痛是无法弥补的。父亲刚强一生，终于客死旅途，这是我的没有果断和对国民党抗日救国的轻信，牺牲了这老人！”{6}笼罩着白雾的山城重庆，总是给人昏倦的感觉。在重庆目睹了日军飞机的大轰炸，了解到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又加之老父去世的悲恸和失业的痛苦，胡风在风雨之夜，荒凉斗室中，吟成旧体诗：“案头烂纸苍生哭，寨里堆金大盗狂。莫向临安寻往事，党碑残迹太凄凉。”小诗抒发了迁徙重庆的凄凉情绪与悲愤之情。同时，在重庆搞文艺工作，编辑出版《七月》并不如想象中的顺利，而是充满了苍茫无力的感伤，在爆竹声中的元宵节，胡风的旧体诗就抒发了这样的无助感：“几人欢笑几人悲，莽莽河山半劫灰。酒醋值钱高价卖，文章招骂臭名垂。侏儒眼媚姗姗舞，市侩油多得得肥。知否丛峰平野上，月华如海铁花飞。”诗歌中充满无可奈何的悲愤感正是胡风飘零重庆的生命体验。后又听到好友“七月派”作家丘东平、彭柏山战死的谣传，胡风激动气愤，久久夜不能寐，在悲愤中吟诗二首缅怀战友：“劫灰三载忆江南，地冻天荒又岁寒；幸有灾黎成劲卒，恨无明镜照西天。同袍喋血倭奴笑，一榻鼾眠傀儡闲。回收京华寻旧梦，石头城内血斑斑。”（《寒夜怀东平、柏山》（一））“书生毛戟非无用，为杀倭奴拾铁枪；赢得风霜磨壮骨，忍将愤懑对穹苍。温情不写江南梦，宿恨难忘塞上殇，‘耿耿此心’忧折笔，来今古往一沙场。”（《寒夜怀东平、柏山》（二））诗歌写出了书生也可以在战场上杀敌的壮志豪情，抒发书生报国的理想，带有一种壮怀激烈的苍茫感。即使是兴致浓厚的胡风诗作，也饱含了一种苍茫感悲愤感。旧历正月初五，胡风乘木船去重庆，船行江中，忽诗兴大发，连做三首。（一）“碧云天外有烽烟，劫里山河又一年。莫向棘源村外立，长空无极夜无边。”（二）“几声爆竹一炉烟，无米村翁也过年。念念有词三叩首，只缘有子戍疆边。”（三）“错将残雪当祥烟，蜀岭偏安到四年。剩有头颅夸大好，灾黎遍地恨无边。”三首诗兴浓厚的旧体诗，皆透露出山河破碎，灾黎遍地的忧国忧民的感情以及壮志未酬的苍茫感与悲愤感，这正是胡风重庆时期的真实的生命体验。
胡风后复辗转到香港，又从香港脱险奔走桂林等地继续从事抗战文艺工作，这时期的旧体诗亦传达出苍茫愤懑之情。在从重庆到香港的途中，一家人坐着破车颠簸途中，正值暮春，一簇簇的油桐花开得正旺，梯田里的麦子正在杨花抽穗，农人正在忙着插秧，看到农人的勤劳坚韧，相比之下，自己在抗战中一事无成，在重庆工作两年多，很多事情都没有做完，现在又匆忙离开，心情很复杂。胡风有无限的感慨，吟成《晨渡海棠溪》：“破晓横江渡，山城雾正浓。不弹游子泪，犹抱逐臣忠。负辱过关塞，吞声哭蚁虫。燎原由大地，一志万人同。”诗作抒发了颠沛流离、奔走颠簸、一事无成的愤恨和感慨，正如胡风所言：“对于自己不能在重庆继续为抗战尽力，我有一种被逐的愤恨。”{7}从香港脱险，胡风徒步来到东江游击区惠阳，在西湖公园看到殷红的木棉花，又想到国民党军队没有坚决抵抗就匆匆撤退以及日军在惠阳的屠杀，吟诗二首：（一）“拾得孩儿骨，殷然见血痕。一夫褫重寄，千命殉孤城。鸡豕悲同劫，禽虫失秦声。黯云湿欲泣，凄切不成春。”（二）“劫后湖山冷，萧然得此游。荒碑七尺石，热血几人头。木落花犹赤，云低雾不收。荣枯缘底事，厉鬼笑封侯。”两首诗皆对日寇屠杀民众、国民党军队溃败充满愤恨，表达了诗人苍茫悲愤的生命感受。
胡风迁徙途中所作的旧体诗，一方面描写了山河破碎，人民饱受战乱之苦，诗人自己颠沛流离的流亡历程；另一方面，也抒发了诗人在抗战洪流中壮志未酬的苍茫悲愤和慷慨悲凉，这些都是胡风迁徙流亡途中真实的生命体验。
以上深入研究了胡风在战火纷飞的40年代，颠沛流离的迁徙途中的生命体验，比较具有代表性，可以管窥中国现代作家这一时期整体的内心变化和生命体验。通过分析40年代作家经历的不同寻常的生命体验，进而管窥40年代作家的思想变化与创作变化，可以为进一步研究作家迁徙与文学关系提供基本参照。这就是分析40年代作家迁徙中生命体验的意义。
{1} 周锡山编：《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67页。
{2} 老舍：《八方风雨》，《老舍生活创作自述》，香港三联书店1981年版，转引自张武军：《北京、上海文学中心的陷落与重庆文学中心的形成——略论抗战对中国现代文学格局的影响》，《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05年第2期，第75页。
{3}{4} 晓风编：《胡风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70页，第157页。
{5} 梅志：《胡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63页。
{6}{7} 胡风：《胡风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9页，第2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