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 春：这篇东西可以视为“结构-后结构”主义的诸多理论的文本践行诸多片段，已初显其貌：索绪尔的语言共时观，雅各布森与特鲁别茨柯对音位学的革命性阐述，列维-斯特劳斯的以具体形象经验替代抽象逻辑的原始思维即类比，其中包括以古希腊俄狄浦斯神话系列为对象，所做的堪称经典的对叙述结构的基本原型的“二项”数据分栏透析，即寻找结构中的深层结构，假定一个先于叙事而存在的不变的，甚至是恒定的，超验色彩的基本故事。到了后结构的德里达或巴尔特那里，以“互文性”“可读”“可写”等概念，干脆取消与否定了前面结构与企图建立的一切，甚至文本的终极意义：“文本作为一个无中心的系统，没有终极意义就为表意活动的游戏开辟了无限境地。”个人以为这样的尝试固然有其智思或观念写作的形而上之美，同时却又显现出另一种匮乏：文本中对活生生的生存着的现实及自然构述，所做出的非本真努力及对个体不可重复命运的具备普适特征的自我超越的鲜明印迹之显示。诚然，这样一来，谈话的锋芒必然又指向了如何在本土根壤规模性培育此种话语言说的可能发生。并使其“活”下去！
　　霍香结：你点到的几个人的确是符号学、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在《阿味》的写作之初并不排除有这些企图的。更早的一个文本《铜座》中就有过这样的尝试。某种程度上说是中语言学和符号学的毒不浅。但也可以说是尝试着在写。摸着石头过河。
　　以上诸理论作为文本实践在汉语当中还不是太明显。一种过于明显的知性思维或者说逻辑显然会导致叙述趋向僵化。但它比那种静物素描式的写作又有某些显著的优点。
　　你指出的对存在的贫血构述我可能会持另一种观点——也就是说，如果我认为是存在现实的叙述如果会有别的方式我会那样去做的，但是没有，为什么呢？
　　除了你指出的谱系人物之外，我觉得对意识的物化这块一直是我感兴趣的，牵涉到心理学的一些东西，尤其如拓扑心理学等;我以为，文本也可以当作“物”来对待，当面对这个“物”的时候，我们如何来“格”它？如何做到最后的心物一元，使它成为心的本体，具有恒照的功能，王阳明说，这个心，以及要格的那个物，是一体的，也即合一的。物也就是我们的心。心性。天理。天道。从而在文本形态上做到“观念写作的形而上之美”。
　　另：你说的“本土根壤规模性培育此种话语言说的可能发生”有具体所指吗？
　　陶 春：符号学、原型批判、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本质是一系列西方物理思维的极端显示。既是依据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为首的智者学派（形式理念——概念框架），充分发展起来的一套科学分析法，通过对包括将文学创作及其作品视为现成一物的，小到一个音素、标点，大到将整个作品视为一个句子结构的详尽分析，企图总结与归纳出文学的文学性或文学之外，其他领域的本质或规律性。这样的做法，一旦过度，正如不得不解剖一只蟋蟀或夜鶯的喉管，去寻找到它们为何能够传递如此美妙天籁之声的来历。显然，最后所遭遇的虚无，比他们事先预想的还要糟糕得多。
　　无论怎样，阅读者总是期望在对一部作品的阅读中，获得一种比他自身所期待的意义，还要多得多的意外发生。
　　其次，意识的意识化并不意味着意识本身就是造就一物的材料。它只意味着一种主观意图的投射所必然遭遇到的一种先在的技术框架。了然于心，正如庖丁解牛或梓庆削木为鐻所怀的那种“以天合天”的技艺，使这种主观意图的投射所指之物，在消失心、物内外区别或间隙的同时，将潜隐的技术框架（器）潜隐于“道”本身的视而不见。而木匠遭遇的，正是在制作过程中并不需要，或者说需要的意识活动本身越少越好，因为现成的框架要求这样一种现成的实体来构成其意图的符合性。因此木匠在制作过程中大脑思想得越少，让渡给手操作的灵敏度与精确性，反而越能呈现对达到这支桶的构造所要求的：一只桶如何成为一只桶的技术造型标准。
　　但是，一只木桶如何成为或抵达一物的物性活动，这仍然是个问题。否则木匠只是赋予了木材以形状，却并没有制造出一只桶。意识本身的空在与不着一物，暗含了对自身的超越，永远先于被人的价值和观念体系造就为“器”。这意味着，意识本身必须被视为这样一束流动的，可穿透前面所言的内外区别的间隙思维空间，或者就是这样一束融合了空间，并与空间共在的光能。
　　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中对凡·高所描绘的那双农鞋的精彩阐释，以及在《物》一文中对一只壶的阐释已经以纯诗意的思维，对神性如何参入人、物与天、地相互映射之缘舞作了问答。
　　与知、行相关的‘格物致知’，从明宋以来才由一种纯粹的道德修养步跻，具有了普遍的认识论上的意义。从二程、朱熹到陆九渊、王阳明其实都是沿着张载的主体识度，去构筑绝对真理体系的。无论是朱熹“识理”的“豁然贯通，知止，止于至善”;还是王阳明的“良知”者，心之本体，即前所谓恒照也。心之本体无起无不起”。确然，东方的智思精粹之所处即有这样一种天然活势：整个宇宙的存在于个体的人有着物质与意识的一体性。
　　就我个人而言，我更趋进彦元或李塨对格物的态度：即直接体验到客观存在的具体事和物，包括审问、慎思与明辨。因此具体到我所说的“本土根壤规模性培育此种话语言说的可能发生”也就不难理解了。即是从抽象的概念召唤，回到与之对应的正在发生的现实或其现实中的超现实之纬，从死的文本样态召唤，回到与之对应的正在发生的人的人本塑形。从无所不在意识的绵延召唤，回到具体的生存着的个体的人正在发生着的具体命运，并要求我们的语言去承担与照亮。
　　作者简介：陶春，诗人，《存在诗刊》发起人。出版有《时代之血和他的冷漠骑手》等诗集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