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形势不景气，打击了欧洲的奢侈品行业。“奢侈品”，法文是Produits de luxe，英文是luxury goods，定义是“让人舒适、愉悦、享受却并非必需的东西”。奢侈是个相对的概念，劳斯莱斯永远是奢侈品，空调未普及的时候也算奢侈品。但是，西欧报刊约定俗成，说到奢侈品就是特指时尚领域的世界级品牌产品，原材料最好、技艺最精湛、质量最好、品质最高，如路易·威登、两三千欧元一套的夏奈尔当季成衣、1000欧元一个的爱马仕皮包。
　　消费不旺，奢侈品行业步入了寒冷的冬天。时尚品牌公司的股票以前一直是稳升不降的长线，这两年也有大波动。古奇（Gucci），世界第三大奢侈品集团，近年销售额下滑，去年12月初又调低了2003年的前景预测。其他品牌也有类似举动。奢侈品这次衰落显然不那么好对付，年底时分，总部在巴黎的英文《国际先驱论坛报》组织了“奢侈无限制”的研讨会，把大品牌老板聚在一起，共同寻找奢侈品的春天在哪里。
　　奢侈品面临两难：它必须大众化才能赚钱，但是一大众化就庸俗了，就背离“奢侈”的本义。事实上，时尚奢侈品走过的这个世纪，就是一个大众化和庸俗化的过程。时尚品牌开始于19世纪中期，高品质高价格的产品仅适用于上流社会；作为一门生活的艺术，高级时装等奢侈品在二战以前的欧洲大陆达到顶峰，战后因出现了迪奥、夏奈尔、圣洛朗一批天才而得到继承；六七十年代随着中产阶级社会逐步成型，奢侈品主打系列是成衣、化妆品和配件饰物；八九十年代至今，为了吸引青年消费群体，即“准中产阶级”，奢侈品行业的底线越来越低，以期吸引尽可能多的消费者。
　　迪奥这几年在品牌推广方面的努力非常明显。迪奥核心顾客为20岁-40岁，这三年来，迪奥重点开发面向20岁-25岁消费群体的产品，本来七八百欧元一只的皮包，如今也有200-250欧元的同类低档款。其中赚钱的逻辑是：低端产品创造销售额的主体部分，这钱用作品牌形象投资，保证高端产品的高额利润。六十年代，圣洛朗将高档时装成衣化，之后又推出圣洛朗化妆品，就出自这个思路。圣洛朗唇膏的成本，一支1欧元，在巴黎平均售价18-25欧元，一般家庭的姑娘也都买得起，如果一位姑娘从她那支圣洛朗唇膏爱上了圣洛朗这个牌子，以后等她成为中产阶级的上层，她就可能买圣洛朗成衣甚至高级时装。
　　这种做法的问题是：当圣洛朗销售额的很大一部分取决于普通姑娘买不买它的唇膏，圣洛朗所属公司的股票就会像其他股票一样随世界经济形势的波动而波动；当普通姑娘也可拥有圣洛朗唇膏或迪奥皮包，在打折季节也能买上一两身品牌成衣，那消费者是否还会保持对其“一旦拥有别无所求”的独特欲望？奢侈品还能因标榜自己的奢侈而诱人吗？
　　被广泛拥有的东西，必然不是奢侈的东西，奢侈品如果获得大众化的商业成功，那它就可能成为自身成功的牺牲品。
　　奢侈童装就是一个既成功又失败的例子。迪奥高档童装已有35年历史，2003年春季款式更多选择，价格也更便宜。如今拉克鲁瓦、古奇、范思哲等品牌也都做高档童装系列。这一潮流最初是为了拓展市场，因为宝宝的穿着打扮也能体现父母的社会地位。现在这一市场被成功开发，越来越多的成功女性选择晚育，初为人母的时候已有经济实力为宝宝购买奢侈童装，但调查发现，一些年轻母亲如果给宝宝买了两三百欧元一身的迪奥，就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欲望给自己买两三千欧元一身的迪奥了。
　　“奢侈无限制”讨论会上，也有观点认为，奢侈品的牺牲，是中产阶级社会平民化生活的必然。作为身份和地位的标识，品牌的作用不可低估；但是当一个社会普遍比较富裕，不同阶层之间的分界有多种选择来标志，时尚品牌的独特意义反而会损失，甚至会矫枉过正，出现对它的“反动”：既然不用刻意标识什么，那我为什么还要执迷于品牌？为了显得自己有品味而挤入“时尚受害者”的行列，那岂不是很没有品味？
　　像其他很多行业一样，奢侈品对形成过程中的中产阶级社会充满期待。那里的金字塔，从底到顶各个阶层正在成型，人们对身份地位的标识充满了夸张而混乱的欲望。所以“奢侈无限制”研讨会还介绍了大陆人在香港的奢侈品消费，有人认为奢侈品的春天在中国，尽管那还要再等待一段时间才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