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在现实中进入“深水区”，改革的设计者已向市场开放更多的领域和空间，但有能力进入这些领域和空间的民间企业和民间资本却少之又少。原因在于中国的计划经济搞得太多，市场经济搞得太少。因此，当改革进程需要市场经济角色的时候才发现，能用的角色还真不多。尤其是一些需要巨额资本的领域，比如铁路、航空等，能够有实力进入并与国有企业竞争的民营经济寥若晨星，民营经济在中国本来就是“小散”的天下。
　　中国的经济增长尤其是产业发展需要投资，现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又开始降息、减税，甚至地方债也可以抵押借款，各种措施纷纷出台，但能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实际益处不多；相反，强化原有缺陷和问题的情况倒是不少。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在经济结构缺陷没有解决的条件下搞的任何量化宽松都是对缺陷的错误放大。债务该增加的还增加，产能过剩的更过剩，能够剩下的可能只是一个经济增长数字。以减息为例，民营经济本来能够拿到的信贷资源就非常少，所以减息只是利好国有企业，进一步为未来的市场改革创造难题。房地产的情况类似，本来不少城市的房地产已经搞过头，再实施减息等宽松政策，结果可想而知。
　　对此我们开出的“药方”是引入财团制度，利用财团法人实现资本积聚，化暗为明，积小为大，以此来刺激经济增长。
　　财团法人具有悠久的历史，甚至从古罗马时期就有萌芽。到了现代社会，像美国的洛克菲勒和日本、韩国的财团已经相当有名。
　　财团法人与其他法人形态相比，具有三大特点：第一是实力强。在法规和政策的影响下，财团可控制的产业部门得以遍及重工业、轻工业、传统工业、新兴工业、生产部门、流通部门等。第二是控制力强。他们的资本纽带关系以及产业纽带关系，非普通金融机构可比。第三是家族和地方色彩。各财团之间相互渗透和融合，一些财团可以由单个家族控制变为多家族控制，可以推动财团资本进一步社会化。
　　以中国现在的情况来看，如果平均每个省搞十个财团的话，政策划定财团底线为100亿，则中国的“财团经济”在短时期内就可凝聚3万亿的社会资本。一旦市场经济中出现这样的财团和资本实力，则可以运作的产业规模将会大为提升，竞争能力将会大为增强。尤为重要的是，政府同时还为家族企业的未来指明了一条共同发展、传宗接代的发展道路，避免了迫在眉睫的“富二代”接班问题。
　　从宏观环境看，未来如何从“全民搞金融的热潮”中挣扎出来，转向理性的产业投资，这应是一个重大挑战。毕竟中国这么大，大家都一门心思搞金融总不是个好事情，还是要有人搞搞产业。因此，鼓励一批财团发展，给予政策优惠和信贷支持，支持其专门从事产业投资，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