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好友古垣喜爱葫芦,不仅爱把玩,还种一手好葫芦,每年都会送我一对不错的葫芦。一次,古垣问我为何不把葫芦揉出来,我答没时间。古垣也不急,让我看他手中揉出的一对小葫芦,真漂亮,玲珑剔透,古色古香,闪烁出奇异的光彩。原来人手竟有如此奇妙之法术,让葫芦变得这样神奇。我很受感染,也选出一对满意的小葫芦把玩起来,谁知当我将这对小葫芦盘得有些眉目的时候,古垣因肝癌驾鹤西去了!只留下这几对葫芦让我时时惦念着他。
一次,我在颐和园遇到一位工作人员,他无意中看见我手中把玩的葫芦很漂亮,问我多少钱买的,我说是朋友送的。他继续追问我朋友是从哪里买的,我如实回答是朋友自己在天坛种的。他说难怪这葫芦竟像天坛祈年殿的形。古垣在天坛附近的一家医院做保卫工作,每年的春季他都要在单位的空地上种几粒葫芦籽,天天精心侍候,结出的葫芦肚上小下大,似有祈年殿的风韵。
其实我与葫芦结下的情缘恐怕比古垣还要早,京城玩葫芦的人我都曾采访过,并与其中几位有幸成为朋友。
京城“葫芦徐”无人不晓
葫芦徐老爷子在京城玩葫芦那是响当当的人物,十年前我曾在潘家园葫芦徐店拜访过徐肇庆老人。徐老热情地接待了我。我曾问徐老,咱北京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范制葫芦的?徐老慢慢与我道来:正经葫芦的模子活,是从康熙乾隆年间开始的。主要是在宫廷贵族中盛行,老百姓一般玩不了什么好的。瓷器不是分“官窑”和“民窑”吗?葫芦也有“官模”和“民模”之分。“官模”很讲究,文官玩小一号的,武官玩大一号的。“官模”比官窑瓷器要难得多,您想啊,瓷器这批做不好可以再做一批,葫芦就不行了,它是天然长成的,长好了不容易。一年就这一回,不好了就只能明年再说了。
看着这满屋丰富的葫芦藏品,我不得不为徐家三代人对葫芦器的执着所感动。当我提出拍摄一些葫芦的照片时,徐老欣然同意,并告诉我:“我这儿常常接待媒体的采访,包括有不少北京玩葫芦的名家到我店内拍摄葫芦。报国寺拍的22集电视剧《葫芦张》剧组使的都是我的葫芦,俩仨月,他们怕影响我的生意,要我开个价算是补偿。我一个子儿没要,我又不指着它吃饭,我这就是玩儿!后来他们给我送一锦旗——‘德艺双全’。”徐老不厌其烦地拿下他的展品一一摆好,供我拍摄,为我拍摄尽了不少力,徐老的热情与好客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著书立说的张连桐
张连桐先生爱葫芦在京城也是有名的,我在华生老天桥他开的店里见到他。老人热情好客,不仅收藏有好葫芦,与京城玩葫芦的名家都有交往,深入实际搜集第一手资料,写出《幽谷鸣秋》《清秋雅器》等书,是京城玩葫芦的有心人。周继烈先生在《幽谷鸣秋》序中说:“北京张连桐先生玩虫数十年,于虫之饲养、繁殖、选择均有老到经验,尤对鸣虫用具之收藏、养护、鉴别大有心得。”
张连桐出版《幽谷鸣秋》时,他特意送我一本,不仅签名还盖了印章,以示郑重。另外一次在琉璃厂春节庙会东街见到张连桐的临时摊位,张老正认真地给大家讲解葫芦,绘声绘色让大家信服。旁边立着一块展板,展示着京城名家玩过的葫芦,可见张连桐先生与名家的交往颇多。
玩葫芦玩出了世界水平的王世襄
提起我与京城大玩家王世襄的通信,也是因为葫芦一事。焦雄先生写过一篇《葫芦李轶事》,文中说:“李长友,北京人,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生,13岁在圆明园御膳房当差,翌年因种葫芦得名,被调到内务府奉宸院,当花匠领班。李长友对种葫芦有研究,使葫芦可以长成各种形状,如圆的、长圆的、三个圆肚形的、元宝形的、佛手形的……他还用嫁接的方法,让葫芦长成红、黄、绿、橙等各种颜色。”
笔者没有看到这种清代葫芦,非常诧异,因而请教王世襄先生(号畅安)。畅安先生在来信中写道:“葫芦李轶事,孤陋前所未闻,不知焦雄先生在何许发表。嫁接可生五色,不敢轻信,除非染色,恐难成功。康乾大内所种,都是本色,年久转深。小件饰物可能有染色者,全凭染沁而成。愚见如此,仅供参考。”
畅安先生对于葫芦极有研究,他饱览了故宫内清三代流传下来的各种葫芦制品,自己有丰富的葫芦藏品,并将所藏著书立说。先生还有种植的经验,早在40年代,畅安先生在成府金家(畅安先生母亲家的花园,就是现在北大附小的一部分)花园时,不仅种植葫芦,而且用模具种植出不同样子的葫芦。为了不让这种技艺失传,“文革”后,畅安先生曾经辅导过京郊种植葫芦的专业户,可见畅安先生是位集葫芦种植、把玩、研究、著书立说于一身的全面型人物,他的《说葫芦》已经成为葫芦学的经典。
畅安先生在《范匏绝艺庆重生》一文中,讲了一件在成府金家花园试种葫芦的事,很有意思,不妨转载如下:“1938年我就学燕京大学,在校园东门外菜圃试种葫芦,手削六瓣木模,摹张和庵《百花诗笺谱》中之月季一枝于上,左下加印‘又筠制’三字。镌成浮雕花纹后,送东郊六里屯盆窑翻制成内有阴文花纹的瓦范。印纹‘又筠’,乃因唐冯贽《记事珠》称梁王筠‘好弄葫芦,每吟咏则注水于葫芦,倾已复注。若掷之于地,则诗成矣’,故忝以为号。是年蚜虫为虐,仅得两三器,且胎薄欠坚实。此范后为虫贩赵子臣借去,交天津陈某范种,成器流往香港,1983年出版古玩展览图录,所标年代竟为十八世纪。我不禁哑然失笑,若然,区区岂不是乾隆以上人!”
葫芦攻关自有后来人
京城还有为葫芦的种植煞费苦心的年轻人。一次,我接到一个电话,这位陌生的年轻人在2005年的《北京日报》上看到我写的关于葫芦的文章,通过编辑找到我,他说他正在研究基因葫芦的种植,就是焦雄先生说的不同颜色的葫芦,让我大为感慨,但是几次通话他告诉我都失败了!一次失败就是一年,先不说实验的结果,这样执着的态度就值得我们尊敬与羡慕。
2002年10月8日在中国档案报周末版《档案大观》上,我以整版篇幅写了《金秋话斗蟋》一文,那是十年前的事了。当时以全版的篇幅介绍蟋蟀文化的文章还不多见,以至于那期报纸在华声老天桥被一抢而空。后来华声老天桥搬到了十里河,而葫芦徐、张连桐、王世襄先生均已驾鹤西去,十里河鸣虫文化却日益红火。
这对古垣遗我的小葫芦,在我的几年盘揉之下,表面竟然有层柔和的光亮,晶莹剔透惹人喜爱。您看这对喜人的小葫芦那醉人的褐色,如同汝窑晶莹透亮的玛瑙釉水,再听那小葫芦撞击在一起发出和谐美妙之声。人手长期把玩物之神奇,要知道这千日的不离身,无数次地揉搓,它也以独特的风姿回报于你……
(编辑·王文娜)
wangwenna@yeah.net
一次,我在颐和园遇到一位工作人员,他无意中看见我手中把玩的葫芦很漂亮,问我多少钱买的,我说是朋友送的。他继续追问我朋友是从哪里买的,我如实回答是朋友自己在天坛种的。他说难怪这葫芦竟像天坛祈年殿的形。古垣在天坛附近的一家医院做保卫工作,每年的春季他都要在单位的空地上种几粒葫芦籽,天天精心侍候,结出的葫芦肚上小下大,似有祈年殿的风韵。
其实我与葫芦结下的情缘恐怕比古垣还要早,京城玩葫芦的人我都曾采访过,并与其中几位有幸成为朋友。
京城“葫芦徐”无人不晓
葫芦徐老爷子在京城玩葫芦那是响当当的人物,十年前我曾在潘家园葫芦徐店拜访过徐肇庆老人。徐老热情地接待了我。我曾问徐老,咱北京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范制葫芦的?徐老慢慢与我道来:正经葫芦的模子活,是从康熙乾隆年间开始的。主要是在宫廷贵族中盛行,老百姓一般玩不了什么好的。瓷器不是分“官窑”和“民窑”吗?葫芦也有“官模”和“民模”之分。“官模”很讲究,文官玩小一号的,武官玩大一号的。“官模”比官窑瓷器要难得多,您想啊,瓷器这批做不好可以再做一批,葫芦就不行了,它是天然长成的,长好了不容易。一年就这一回,不好了就只能明年再说了。
看着这满屋丰富的葫芦藏品,我不得不为徐家三代人对葫芦器的执着所感动。当我提出拍摄一些葫芦的照片时,徐老欣然同意,并告诉我:“我这儿常常接待媒体的采访,包括有不少北京玩葫芦的名家到我店内拍摄葫芦。报国寺拍的22集电视剧《葫芦张》剧组使的都是我的葫芦,俩仨月,他们怕影响我的生意,要我开个价算是补偿。我一个子儿没要,我又不指着它吃饭,我这就是玩儿!后来他们给我送一锦旗——‘德艺双全’。”徐老不厌其烦地拿下他的展品一一摆好,供我拍摄,为我拍摄尽了不少力,徐老的热情与好客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著书立说的张连桐
张连桐先生爱葫芦在京城也是有名的,我在华生老天桥他开的店里见到他。老人热情好客,不仅收藏有好葫芦,与京城玩葫芦的名家都有交往,深入实际搜集第一手资料,写出《幽谷鸣秋》《清秋雅器》等书,是京城玩葫芦的有心人。周继烈先生在《幽谷鸣秋》序中说:“北京张连桐先生玩虫数十年,于虫之饲养、繁殖、选择均有老到经验,尤对鸣虫用具之收藏、养护、鉴别大有心得。”
张连桐出版《幽谷鸣秋》时,他特意送我一本,不仅签名还盖了印章,以示郑重。另外一次在琉璃厂春节庙会东街见到张连桐的临时摊位,张老正认真地给大家讲解葫芦,绘声绘色让大家信服。旁边立着一块展板,展示着京城名家玩过的葫芦,可见张连桐先生与名家的交往颇多。
玩葫芦玩出了世界水平的王世襄
提起我与京城大玩家王世襄的通信,也是因为葫芦一事。焦雄先生写过一篇《葫芦李轶事》,文中说:“李长友,北京人,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生,13岁在圆明园御膳房当差,翌年因种葫芦得名,被调到内务府奉宸院,当花匠领班。李长友对种葫芦有研究,使葫芦可以长成各种形状,如圆的、长圆的、三个圆肚形的、元宝形的、佛手形的……他还用嫁接的方法,让葫芦长成红、黄、绿、橙等各种颜色。”
笔者没有看到这种清代葫芦,非常诧异,因而请教王世襄先生(号畅安)。畅安先生在来信中写道:“葫芦李轶事,孤陋前所未闻,不知焦雄先生在何许发表。嫁接可生五色,不敢轻信,除非染色,恐难成功。康乾大内所种,都是本色,年久转深。小件饰物可能有染色者,全凭染沁而成。愚见如此,仅供参考。”
畅安先生对于葫芦极有研究,他饱览了故宫内清三代流传下来的各种葫芦制品,自己有丰富的葫芦藏品,并将所藏著书立说。先生还有种植的经验,早在40年代,畅安先生在成府金家(畅安先生母亲家的花园,就是现在北大附小的一部分)花园时,不仅种植葫芦,而且用模具种植出不同样子的葫芦。为了不让这种技艺失传,“文革”后,畅安先生曾经辅导过京郊种植葫芦的专业户,可见畅安先生是位集葫芦种植、把玩、研究、著书立说于一身的全面型人物,他的《说葫芦》已经成为葫芦学的经典。
畅安先生在《范匏绝艺庆重生》一文中,讲了一件在成府金家花园试种葫芦的事,很有意思,不妨转载如下:“1938年我就学燕京大学,在校园东门外菜圃试种葫芦,手削六瓣木模,摹张和庵《百花诗笺谱》中之月季一枝于上,左下加印‘又筠制’三字。镌成浮雕花纹后,送东郊六里屯盆窑翻制成内有阴文花纹的瓦范。印纹‘又筠’,乃因唐冯贽《记事珠》称梁王筠‘好弄葫芦,每吟咏则注水于葫芦,倾已复注。若掷之于地,则诗成矣’,故忝以为号。是年蚜虫为虐,仅得两三器,且胎薄欠坚实。此范后为虫贩赵子臣借去,交天津陈某范种,成器流往香港,1983年出版古玩展览图录,所标年代竟为十八世纪。我不禁哑然失笑,若然,区区岂不是乾隆以上人!”
葫芦攻关自有后来人
京城还有为葫芦的种植煞费苦心的年轻人。一次,我接到一个电话,这位陌生的年轻人在2005年的《北京日报》上看到我写的关于葫芦的文章,通过编辑找到我,他说他正在研究基因葫芦的种植,就是焦雄先生说的不同颜色的葫芦,让我大为感慨,但是几次通话他告诉我都失败了!一次失败就是一年,先不说实验的结果,这样执着的态度就值得我们尊敬与羡慕。
2002年10月8日在中国档案报周末版《档案大观》上,我以整版篇幅写了《金秋话斗蟋》一文,那是十年前的事了。当时以全版的篇幅介绍蟋蟀文化的文章还不多见,以至于那期报纸在华声老天桥被一抢而空。后来华声老天桥搬到了十里河,而葫芦徐、张连桐、王世襄先生均已驾鹤西去,十里河鸣虫文化却日益红火。
这对古垣遗我的小葫芦,在我的几年盘揉之下,表面竟然有层柔和的光亮,晶莹剔透惹人喜爱。您看这对喜人的小葫芦那醉人的褐色,如同汝窑晶莹透亮的玛瑙釉水,再听那小葫芦撞击在一起发出和谐美妙之声。人手长期把玩物之神奇,要知道这千日的不离身,无数次地揉搓,它也以独特的风姿回报于你……
(编辑·王文娜)
wangwenna@yeah.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