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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共中央于2015年推出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为重大国家战略，有序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是这一战略的核心，以产业升级转移为其中一大重点。文章试图基于梯度推移理论，探究京津冀地区制造业转移过程中可用其进行阐释的特点与机理。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归纳整合和官方统计数据的整理，文章最终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京津冀制造业现状的不均衡产生了制造业转移的驱动力。第二，京津冀制造业转移呈现出明显的单向性，具体来看由北京转入津冀、天津转入河北;转移规模与制造业类型密切相关，规模效益、转入地经济发展特征、区域功能定位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三，京津冀制造业在转移过程中推动了制造业转型升级;体现了科学的转移顺序;同时促进了三地差异化分工。
关键词：京津冀一体化;梯度推移;制造业;产业转移
一、引言
京津冀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省的地级市、直管市，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是中国的“首都经济圈”、北方经济规模最大且最具活力的地区。2019年，三地合计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总量的8.5%。《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在2015年推出时，就将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国家重大战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同时在一体化、产业升级转移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聚焦于区域经济领域。京津冀地区是国家战略重点区域，内部有不同的功能定位。其中，科技创新中心是北京的功能定位;天津将建成为改革开放先行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河北省承担着京津冀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的重要角色。不同城市的区域定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制造业转移的深度和广度。
制造业的基本内涵，是将资源经过加工，转化为可供使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消费品的过程。制造业质量和规模，代表了国家的综合生产力水平，是划分发展中与发达国家的重要指标。有鉴于此，制造业转移关乎区域经济的平稳过渡，是京津冀实现联动发展的重要条件。关注其特点与机理，有助于对制造业转移现状有更深入的认识，探寻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因此，本文选取的重点研究对象是京津冀地区的制造业，通过文献法与相关统计数据的整合归纳，探究京津冀地区在不同功能定位下制造业转移的特点与机理，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
二、京津冀制造业转移现状
（一）京津冀制造业发展现状
1. 制造业发展不均衡
梯度推移理论可概括为：无论世界范围内，还是一国范围内，经济技术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因此在客观上已形成一种技术梯度，有梯度就有空间推移。高梯度地区首先掌握先进生产技术，再逐步向处于二、三级阶梯的地区推移。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逐步实现地区间梯度差距缩小、推移速度提高、整体经济分布相对均衡。在我国，区域梯度推移理论被引入区域研究与整体布局研究。
存在梯度推移的前提是地区间存在梯度差异，为定量比较地区间专业化差異水平，引入了区位商的概念。区位商是指一个地区某部门产值与当地总产值的比重与全国范围内该部门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之比率，它反映了该地区该部门生产的专业化水平。商值越大，说明该地区该产业专业化水平越高。当某地区某产业的区位商大于1.5，表明该产业在该地区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及相关计算公式，计算出2017年北京市制造业分行业（部分）的区位商数值（见表1），并结合已有GDP数据得出以下结论。
表1数据显示，京津冀地区内部存在着产业结构的梯度差异。首先，三省市第一产业的产值在GDP中占比逐渐萎缩，第三产业比重在平稳中上升。截止至2018年末，北京、天津、河北已全部属于“三二一”型结构但三地三产次占比仍有明显差距，其中北京市的三产业占比最高，天津比北京低约22%;河北最低。由此可见，北京在产业结构上较津冀更优。
通过2017年北京区位商值计算可知，北京市在计算机等电子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产业的专业化程度高，属于高梯度地区，具备向低梯度地区推移的条件。
天津市工业基础雄厚，特殊的港口位置使其交通运输优势明显，在三省市中属于中等梯度地区，具备承接北京市部分产业转移并向河北省转出产业的基础。
河北省的产业模式于近年来顺利转型，实现第三产业占比最高、第二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低的模式。且21世纪以来，第三产业占比增长比与京津差距不大。2018年，与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占比仅高出约1.75%。可以预计，在未来较长的时间段内，河北产业模式仍将处于过渡阶段，属于京津冀地区内的低梯度地区，在制造业转移过程中主要承接北京、天津两地的转移。
综上，京津冀地区在国内属于制造业发达地区，但区域内仍存在较大的发展不均衡。梯度从高到低为北京—天津—河北，其中天津、河北在第三产业发展方面尚大幅度落后于北京。
2. 制造业转移的未来方向
为推动各类产业合理有序转移，工信部发布《产业转移指导目录》，从实践来看，成功地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根据该目录，京津冀地区优先承接发展内容中制造业15个。其中，北京市共10类，电子信息产业最多;除此之外汽车、航空航天、新材料等制造业也优先承接发展目录中项目数量较多;医药、智能制造装备等也有涉及。可以看出，北京是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其制造业正在向全面发展并重点突破高精尖产业的方向进发。天津市汽车、电子信息、医药领域项目数量较多，分别为9、8、7项，食品、轻工、新材料、纺织等也紧随其后。可见，天津在先进制造研发基地方面拥有独特优势，并有进一步强化该优势的趋势。河北省优先承接发展项目最多，15个制造业领域全部涉及，轻工、机械、食品项目最多，高端制造业项目数量相对较少。
综上，京津冀三地制造业在协同发展的全局下又有着不同的重点，未来将朝着分工合理、优势互补、缓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方向前进。 （二）京津冀制造业转移驱动因素
京津冀地区制造业转移的驱动因素主要有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和制度。
首先，自然因素。在地理区位上，京津冀三省市基本属于嵌套型结构，河北省环绕京津两市，加之天津作为天然良港，给区域内制造业转移提供了有利支撑。加之有限的水资源及土地资源对各类产业提出合理布局、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要求，为制造业由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转移至资源相对充足的地区提供了动力。
其次，经济与技术水平因素。京津冀三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三地区中北京产业结构存在较大优势。而技术水平方面，北京市科技进步环境指数2014年以88.06居于全国第一;2015年以82.83位于全国第三。天津市2014年86.69，全国第二;2015年89.45，全国第一。河北省2014年的指数是44.20，全国排名25;2015年48.21，全国排名21。可见三地科技进步环境指数总体改善，但河北明显靠后。京津冀存在明显的产业和技术梯度，为制造业转移提供了前提。
第三，制度因素。近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越来越得到重视和深入落实。各类指导意见①围绕五大发展理念，从政策层面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支持;2017年中央通过了在河北设立雄安新区的决定。逐步推进的制度与政策支持为京津冀制造业转移提供了便利条件。
三、京津冀制造业转移特点分析
（一）转移呈明显单向性
1. 北京市转入津冀
北京市受到现实约束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疏解非首都功能目标等影响，制造业向外转移趋势明显。首先，北京城市边界外延，受到土地、资源等约束。而临近的津冀地区，尤其是河北省还存在较大的开发空间，制造业转移自然成为一项可行的选择。《2019年北京市执行的禁限产业目录》规定在全市范围内制造业禁止新建和扩建。颁布以来实施成效显著，区域差异化发展明显，京津产业结构在改善同质化、不断优化升级方面均有改善。说明北京制造业在接近饱和的状态下，将掌握的先进制造业生产技术逐步向处于二、三级阶梯的天津、河北推移，推进协同发展。
其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的。协同即是要缩小区域间差异。曹妃甸、首钢京唐二期、张家口地区承接冷链蔬菜生产基地、亦庄·永清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京津冀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等都是协同发展的重点项目。2020年河北省《重点项目计划》中，108项制造业转移项目来自北京。即北京以合作和支持建设科技园区和基地的方式带动津冀地区，在此过程中实现互动和梯度转移。随着经济的发展，推移速度提高、支持力度加大，三地经济的相对均衡逐步推进。
近年，产业转移、协同发展的效果较为显著。2018年北京外迁近800户企业中有170户迁往河北，43户迁往天津，两地共占总数的27.3%，超过总量的四分之一。北京制造业领域工商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数占比自2015年以来逐年下降，制造业规模以上法人单位共计数量逐年递减，除医药制造业外各项数量均处于下降或持恒状态，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数量下降尤其显著。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系列报告显示，在天津和河北地区，北京的法人产业活动单位有1.2万家，即区域内部跨省市产业活动单位总量的76.5%。
2. 天津市转入河北省
河北是京津冀三地中的低梯度地区，不仅承接来自高梯度地区的制造业转移，还承接来自中梯度地区制造业转移，未来制造业在河北省的发展具有广阔空间和良好机遇。天津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制造业部门呈集聚态势。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客观上加速了三地之间的各类要素流动，天津相较于河北在制造业方面吸引了较多企业。北京先进生产技术向中梯度地区推移，在选择制造业承接地时更倾向于天津，河北在承接制造业转移方面处于劣势地位。但天津向高端制造业升级的需求促使其将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河北省转移。一方面对避免两地同质化有利，实现错位发展;一方面减小河北同京津两地的梯度差异。
2017年，三地协同办发布的《加强京津冀产业转移承接重点平台建设的的意见》明确了现代制造业平台20个，其中有12个在河北省。2020年河北《省重点项目计划》，计划安排重点项目500余项，天津的制造业在总占比中下降，表明其正加速转出制造业，转入地主要为河北省。
（二）转移规模与制造业类型相关
除转移方向外，转移规模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京津冀制造业转移过程中，呈现出转移规模与制造业类型相关的特点。
首先，由于规模效益的存在，大部分行业需将企业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若企业规模过大，则会由于管理成本上升、获取决策所需信息难度加大等原因导致规模收益递减现象。加之一些企业转型升级困难，难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充分精简规模，转出成为维持规模效益递增和扩展企业影响范围的方式。因此，制造业转移的规模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实现规模效益不变的临界点。企业规模超出实现规模效益递增的临界点越多，转出的规模越大。
其次，转移规模的大小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产业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当地的发展。京津冀三地整体制造业水平较高，在低端制造业方面，高梯度地区已不具有比较优势。如北京与河北相比，在鋼铁、化工等低附加值产业的品质上相差不大，加之资源稀缺导致的高成本，盈利能力显然不如河北。这与北京作为高梯度地区加快转型升级的发展目标不相适应，因此低端制造业转出北京的规模较大。电子设备、医药制造业等高附加值产业适应于北京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转出规模较小。
最后，制造业转移规模与三地在协同发展中的定位与分工相关。三地的不同定位引导三地在协同发展中发挥各自优势。如北京的定位是我国科技创新的中心，创新的要求促使其将高耗能、低附加值、科技创新价值低的制造业大规模转出，将稀缺资源用于创新研发与投入;同时，作为文化中心，酒、茶文化历史最悠久，受众最广泛，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数量稳定，转移规模很小。河北省是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其优先承接的节能环保产业项目数量多、规模大，可见制造业转移规模的发展趋势充分体现了其定位。 四、京津冀制造业梯度转移机理分析
（一）转移过程推动制造业结构升级
京津冀制造业转移的过程遵循梯度推移理论的同时，三地内部制造业的结构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北京近年来通过逐步退出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出技术密集型产业、保留并发展高端制造业，实现制造业结构更优化。一方面，北京制造业从业人数占比下降、各方面成本不断上升，资本密集型产业资金周转慢、投资显效慢，已不能适应高梯度地区制造业更新换代要求的高质量和高速度;另一方面，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出形成的空余资源为高端制造业所用，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使北京制造业构成更符合科技创新中心定位。天津、河北分别以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基础，同时承接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这样，二者均在原来的基础上调整了产业结构，通过高梯度地区的技术引入，增加了附加值，提升了制造业水平。
（二）制造业按顺序转移
梯度推移理论认为，高梯度地区会将较落后的产业转移至低梯度地区。以往研究发现制造业转移的动力因素，按主体划分，可以分为市场与政府。其中，市场机制是产业转移的基础。京津冀地区由于协同发展相关政策出台，政府作用相对来说更显突出。因此，本文拟从技术水平、企业规模、距离三个方面探讨京津冀地区制造业转移顺序。
首先，從技术水平看，技术水平较高的制造业企业先于较低企业转移。来自市场的驱动力中，高端技术和先进制造方法是根本。二者使得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从而高梯度地区发展所产生的产业转移需求。技术越成熟，越便于企业转出且付出的成本越低，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同时扩大市场占有率。产业转出也使得高梯度地区用富余的资源研发新型制造业，推动产业结构循环优化升级。高梯度地区内同一行业中技术水平较高的向外技术溢出的倾向更加明显，企业能够承受转移带来成本的能力更强，受到政策鼓励和支持更多，因此会首先转移。同一行业中技术水平较低的在梯度转移规模扩大后会随后转移，并借鉴其他企业的经验，同时可能产生集聚效应，更好地将掌握的技术转移至低梯度地区。
其次，制造业的规模经济效益。从企业规模看，规模较小的企业所需劳动力、设备、资金等较少，条件相对宽松，可能会先于规模较大的企业转移，同时可为大企业转移提供试点效应和参考价值。规模大的企业在决策中需考虑的因素较多、过程较长，如技术转移、人才、设备等限制因素都可能使其倾向于靠后转移。高梯度地区将企业规模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同时向低梯度地区推移，既能够扩张市场、提高竞争力，又可以达到规模经济效益。
再从距离看，在处于同一梯度的前提下，与转出地距离较近的地区首先承接制造业转移。转入地距离越近，决策过程越简单，资金、人力等成本越少，恢复周期越短。转入地距离远，决策过程越复杂，转移所需的成本越高，判断转移产业是否适应于当地条件的难度也越大，因此较后承接制造业转移。以2015年京冀制造业的投资分布为例，位于北京东南方、距离较近的河北沧州市承接了25.7%的制造业投资，超过四分之一;位于北京东方、南方且毗邻的唐山、廊坊、保定共承接了47.5%的投资，将近半数，明显高于其他城市。而北部地区及非毗邻的河北省西南部地区承接投资相对较少。在总体趋势方面，河北承接来自北京的制造业投资随距离减少。
（三）转移过程促进差异化分工
梯度推移理论论述了随着经济的发展，首先掌握先进技术的高梯度地区将技术转移至低梯度地区。然而对于京津冀地区，还有一个重要的目标是协同发展，既要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也要在产业结构上有所差异、各有偏重。近年来，京津冀地区的制造业转移呈现出有所选择、异质化发展的特点。天津和河北原先均偏重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同质化现象严重，近年来在承接北京制造业转移的过程中各有不同偏重：天津注重加大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研发力度，向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的定位不断靠拢;河北主要发挥其资源优势，同时兼顾发展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实现成为全国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的目标。同时，三地间的制造业转移仍遵循梯度推移理论，由掌握先进技术的高梯度地区将技术转移至中、低梯度地区。这样，缓和了三地内部同质化竞争造成的资源内耗，使其更好地以整体形态推动发展。
目前，京津冀地区已形成明确分工的协同发展形势，可以预期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随着制造业转移进程的继续推进，三地制造业各有特点、协同发展的趋势会更加明显。
五、结语
制造业转移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对于调整产业结构、明确区域定位及经济发展提质增效起着重要作用。因此，了解京津冀制造业转移的特点与机理是必要的，可以起到总结已有成果、总结经验教训、为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借鉴的作用。分析中，梯度推移理论的应用为京津冀制造业转移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未来的启发。基于上述两个方面考虑，文章基于梯度推移理论，总结概括了京津冀地区制造业转移的特点及机理，得到了以下结论。
第一，京津冀制造业现状不均衡，由此产生其转移的驱动力。河北省与京津地区梯度差异较大，差距急需弥补。但同时也存在自然、经济、制度等有利因素，推动制造业转移，推动三地区协同发展。
第二，京津冀制造业转移呈现出明显的单向性，北京转入津冀、天津转入河北的现状证实了梯度推移理论;转移规模与制造业类型密切相关，规模效益、转入地经济发展特征、区域功能定位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三，京津冀制造业在转移过程中推动了制造业转型升级;体现了科学的转移顺序;同时促进了三地差异化分工。
参考文献：
[1]张贵，王树强，刘沙，贾尚键.基于产业对接与转移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J].经济与管理，2014，28（04）：14-20.
[2]石林.京津冀地区产业转移与协同发展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15，37（05）：65-69.
[3]陈柳钦.京津冀三省市产业发展比较分析[J].经济前沿，2004（10）：19-23.
[4]刘红光，王云平，季璐.中国区域间产业转移特征、机理与模式研究[J].经济地理，2014，34（01）：102-107.
（作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关键词：京津冀一体化;梯度推移;制造业;产业转移
一、引言
京津冀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省的地级市、直管市，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是中国的“首都经济圈”、北方经济规模最大且最具活力的地区。2019年，三地合计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总量的8.5%。《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在2015年推出时，就将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国家重大战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同时在一体化、产业升级转移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聚焦于区域经济领域。京津冀地区是国家战略重点区域，内部有不同的功能定位。其中，科技创新中心是北京的功能定位;天津将建成为改革开放先行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河北省承担着京津冀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的重要角色。不同城市的区域定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制造业转移的深度和广度。
制造业的基本内涵，是将资源经过加工，转化为可供使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消费品的过程。制造业质量和规模，代表了国家的综合生产力水平，是划分发展中与发达国家的重要指标。有鉴于此，制造业转移关乎区域经济的平稳过渡，是京津冀实现联动发展的重要条件。关注其特点与机理，有助于对制造业转移现状有更深入的认识，探寻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因此，本文选取的重点研究对象是京津冀地区的制造业，通过文献法与相关统计数据的整合归纳，探究京津冀地区在不同功能定位下制造业转移的特点与机理，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
二、京津冀制造业转移现状
（一）京津冀制造业发展现状
1. 制造业发展不均衡
梯度推移理论可概括为：无论世界范围内，还是一国范围内，经济技术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因此在客观上已形成一种技术梯度，有梯度就有空间推移。高梯度地区首先掌握先进生产技术，再逐步向处于二、三级阶梯的地区推移。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逐步实现地区间梯度差距缩小、推移速度提高、整体经济分布相对均衡。在我国，区域梯度推移理论被引入区域研究与整体布局研究。
存在梯度推移的前提是地区间存在梯度差异，为定量比较地区间专业化差異水平，引入了区位商的概念。区位商是指一个地区某部门产值与当地总产值的比重与全国范围内该部门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之比率，它反映了该地区该部门生产的专业化水平。商值越大，说明该地区该产业专业化水平越高。当某地区某产业的区位商大于1.5，表明该产业在该地区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及相关计算公式，计算出2017年北京市制造业分行业（部分）的区位商数值（见表1），并结合已有GDP数据得出以下结论。
表1数据显示，京津冀地区内部存在着产业结构的梯度差异。首先，三省市第一产业的产值在GDP中占比逐渐萎缩，第三产业比重在平稳中上升。截止至2018年末，北京、天津、河北已全部属于“三二一”型结构但三地三产次占比仍有明显差距，其中北京市的三产业占比最高，天津比北京低约22%;河北最低。由此可见，北京在产业结构上较津冀更优。
通过2017年北京区位商值计算可知，北京市在计算机等电子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产业的专业化程度高，属于高梯度地区，具备向低梯度地区推移的条件。
天津市工业基础雄厚，特殊的港口位置使其交通运输优势明显，在三省市中属于中等梯度地区，具备承接北京市部分产业转移并向河北省转出产业的基础。
河北省的产业模式于近年来顺利转型，实现第三产业占比最高、第二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低的模式。且21世纪以来，第三产业占比增长比与京津差距不大。2018年，与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占比仅高出约1.75%。可以预计，在未来较长的时间段内，河北产业模式仍将处于过渡阶段，属于京津冀地区内的低梯度地区，在制造业转移过程中主要承接北京、天津两地的转移。
综上，京津冀地区在国内属于制造业发达地区，但区域内仍存在较大的发展不均衡。梯度从高到低为北京—天津—河北，其中天津、河北在第三产业发展方面尚大幅度落后于北京。
2. 制造业转移的未来方向
为推动各类产业合理有序转移，工信部发布《产业转移指导目录》，从实践来看，成功地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根据该目录，京津冀地区优先承接发展内容中制造业15个。其中，北京市共10类，电子信息产业最多;除此之外汽车、航空航天、新材料等制造业也优先承接发展目录中项目数量较多;医药、智能制造装备等也有涉及。可以看出，北京是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其制造业正在向全面发展并重点突破高精尖产业的方向进发。天津市汽车、电子信息、医药领域项目数量较多，分别为9、8、7项，食品、轻工、新材料、纺织等也紧随其后。可见，天津在先进制造研发基地方面拥有独特优势，并有进一步强化该优势的趋势。河北省优先承接发展项目最多，15个制造业领域全部涉及，轻工、机械、食品项目最多，高端制造业项目数量相对较少。
综上，京津冀三地制造业在协同发展的全局下又有着不同的重点，未来将朝着分工合理、优势互补、缓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方向前进。 （二）京津冀制造业转移驱动因素
京津冀地区制造业转移的驱动因素主要有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和制度。
首先，自然因素。在地理区位上，京津冀三省市基本属于嵌套型结构，河北省环绕京津两市，加之天津作为天然良港，给区域内制造业转移提供了有利支撑。加之有限的水资源及土地资源对各类产业提出合理布局、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要求，为制造业由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转移至资源相对充足的地区提供了动力。
其次，经济与技术水平因素。京津冀三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三地区中北京产业结构存在较大优势。而技术水平方面，北京市科技进步环境指数2014年以88.06居于全国第一;2015年以82.83位于全国第三。天津市2014年86.69，全国第二;2015年89.45，全国第一。河北省2014年的指数是44.20，全国排名25;2015年48.21，全国排名21。可见三地科技进步环境指数总体改善，但河北明显靠后。京津冀存在明显的产业和技术梯度，为制造业转移提供了前提。
第三，制度因素。近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越来越得到重视和深入落实。各类指导意见①围绕五大发展理念，从政策层面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支持;2017年中央通过了在河北设立雄安新区的决定。逐步推进的制度与政策支持为京津冀制造业转移提供了便利条件。
三、京津冀制造业转移特点分析
（一）转移呈明显单向性
1. 北京市转入津冀
北京市受到现实约束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疏解非首都功能目标等影响，制造业向外转移趋势明显。首先，北京城市边界外延，受到土地、资源等约束。而临近的津冀地区，尤其是河北省还存在较大的开发空间，制造业转移自然成为一项可行的选择。《2019年北京市执行的禁限产业目录》规定在全市范围内制造业禁止新建和扩建。颁布以来实施成效显著，区域差异化发展明显，京津产业结构在改善同质化、不断优化升级方面均有改善。说明北京制造业在接近饱和的状态下，将掌握的先进制造业生产技术逐步向处于二、三级阶梯的天津、河北推移，推进协同发展。
其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的。协同即是要缩小区域间差异。曹妃甸、首钢京唐二期、张家口地区承接冷链蔬菜生产基地、亦庄·永清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京津冀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等都是协同发展的重点项目。2020年河北省《重点项目计划》中，108项制造业转移项目来自北京。即北京以合作和支持建设科技园区和基地的方式带动津冀地区，在此过程中实现互动和梯度转移。随着经济的发展，推移速度提高、支持力度加大，三地经济的相对均衡逐步推进。
近年，产业转移、协同发展的效果较为显著。2018年北京外迁近800户企业中有170户迁往河北，43户迁往天津，两地共占总数的27.3%，超过总量的四分之一。北京制造业领域工商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数占比自2015年以来逐年下降，制造业规模以上法人单位共计数量逐年递减，除医药制造业外各项数量均处于下降或持恒状态，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数量下降尤其显著。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系列报告显示，在天津和河北地区，北京的法人产业活动单位有1.2万家，即区域内部跨省市产业活动单位总量的76.5%。
2. 天津市转入河北省
河北是京津冀三地中的低梯度地区，不仅承接来自高梯度地区的制造业转移，还承接来自中梯度地区制造业转移，未来制造业在河北省的发展具有广阔空间和良好机遇。天津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制造业部门呈集聚态势。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客观上加速了三地之间的各类要素流动，天津相较于河北在制造业方面吸引了较多企业。北京先进生产技术向中梯度地区推移，在选择制造业承接地时更倾向于天津，河北在承接制造业转移方面处于劣势地位。但天津向高端制造业升级的需求促使其将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河北省转移。一方面对避免两地同质化有利，实现错位发展;一方面减小河北同京津两地的梯度差异。
2017年，三地协同办发布的《加强京津冀产业转移承接重点平台建设的的意见》明确了现代制造业平台20个，其中有12个在河北省。2020年河北《省重点项目计划》，计划安排重点项目500余项，天津的制造业在总占比中下降，表明其正加速转出制造业，转入地主要为河北省。
（二）转移规模与制造业类型相关
除转移方向外，转移规模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京津冀制造业转移过程中，呈现出转移规模与制造业类型相关的特点。
首先，由于规模效益的存在，大部分行业需将企业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若企业规模过大，则会由于管理成本上升、获取决策所需信息难度加大等原因导致规模收益递减现象。加之一些企业转型升级困难，难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充分精简规模，转出成为维持规模效益递增和扩展企业影响范围的方式。因此，制造业转移的规模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实现规模效益不变的临界点。企业规模超出实现规模效益递增的临界点越多，转出的规模越大。
其次，转移规模的大小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产业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当地的发展。京津冀三地整体制造业水平较高，在低端制造业方面，高梯度地区已不具有比较优势。如北京与河北相比，在鋼铁、化工等低附加值产业的品质上相差不大，加之资源稀缺导致的高成本，盈利能力显然不如河北。这与北京作为高梯度地区加快转型升级的发展目标不相适应，因此低端制造业转出北京的规模较大。电子设备、医药制造业等高附加值产业适应于北京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转出规模较小。
最后，制造业转移规模与三地在协同发展中的定位与分工相关。三地的不同定位引导三地在协同发展中发挥各自优势。如北京的定位是我国科技创新的中心，创新的要求促使其将高耗能、低附加值、科技创新价值低的制造业大规模转出，将稀缺资源用于创新研发与投入;同时，作为文化中心，酒、茶文化历史最悠久，受众最广泛，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数量稳定，转移规模很小。河北省是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其优先承接的节能环保产业项目数量多、规模大，可见制造业转移规模的发展趋势充分体现了其定位。 四、京津冀制造业梯度转移机理分析
（一）转移过程推动制造业结构升级
京津冀制造业转移的过程遵循梯度推移理论的同时，三地内部制造业的结构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北京近年来通过逐步退出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出技术密集型产业、保留并发展高端制造业，实现制造业结构更优化。一方面，北京制造业从业人数占比下降、各方面成本不断上升，资本密集型产业资金周转慢、投资显效慢，已不能适应高梯度地区制造业更新换代要求的高质量和高速度;另一方面，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出形成的空余资源为高端制造业所用，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使北京制造业构成更符合科技创新中心定位。天津、河北分别以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基础，同时承接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这样，二者均在原来的基础上调整了产业结构，通过高梯度地区的技术引入，增加了附加值，提升了制造业水平。
（二）制造业按顺序转移
梯度推移理论认为，高梯度地区会将较落后的产业转移至低梯度地区。以往研究发现制造业转移的动力因素，按主体划分，可以分为市场与政府。其中，市场机制是产业转移的基础。京津冀地区由于协同发展相关政策出台，政府作用相对来说更显突出。因此，本文拟从技术水平、企业规模、距离三个方面探讨京津冀地区制造业转移顺序。
首先，從技术水平看，技术水平较高的制造业企业先于较低企业转移。来自市场的驱动力中，高端技术和先进制造方法是根本。二者使得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从而高梯度地区发展所产生的产业转移需求。技术越成熟，越便于企业转出且付出的成本越低，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同时扩大市场占有率。产业转出也使得高梯度地区用富余的资源研发新型制造业，推动产业结构循环优化升级。高梯度地区内同一行业中技术水平较高的向外技术溢出的倾向更加明显，企业能够承受转移带来成本的能力更强，受到政策鼓励和支持更多，因此会首先转移。同一行业中技术水平较低的在梯度转移规模扩大后会随后转移，并借鉴其他企业的经验，同时可能产生集聚效应，更好地将掌握的技术转移至低梯度地区。
其次，制造业的规模经济效益。从企业规模看，规模较小的企业所需劳动力、设备、资金等较少，条件相对宽松，可能会先于规模较大的企业转移，同时可为大企业转移提供试点效应和参考价值。规模大的企业在决策中需考虑的因素较多、过程较长，如技术转移、人才、设备等限制因素都可能使其倾向于靠后转移。高梯度地区将企业规模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同时向低梯度地区推移，既能够扩张市场、提高竞争力，又可以达到规模经济效益。
再从距离看，在处于同一梯度的前提下，与转出地距离较近的地区首先承接制造业转移。转入地距离越近，决策过程越简单，资金、人力等成本越少，恢复周期越短。转入地距离远，决策过程越复杂，转移所需的成本越高，判断转移产业是否适应于当地条件的难度也越大，因此较后承接制造业转移。以2015年京冀制造业的投资分布为例，位于北京东南方、距离较近的河北沧州市承接了25.7%的制造业投资，超过四分之一;位于北京东方、南方且毗邻的唐山、廊坊、保定共承接了47.5%的投资，将近半数，明显高于其他城市。而北部地区及非毗邻的河北省西南部地区承接投资相对较少。在总体趋势方面，河北承接来自北京的制造业投资随距离减少。
（三）转移过程促进差异化分工
梯度推移理论论述了随着经济的发展，首先掌握先进技术的高梯度地区将技术转移至低梯度地区。然而对于京津冀地区，还有一个重要的目标是协同发展，既要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也要在产业结构上有所差异、各有偏重。近年来，京津冀地区的制造业转移呈现出有所选择、异质化发展的特点。天津和河北原先均偏重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同质化现象严重，近年来在承接北京制造业转移的过程中各有不同偏重：天津注重加大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研发力度，向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的定位不断靠拢;河北主要发挥其资源优势，同时兼顾发展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实现成为全国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的目标。同时，三地间的制造业转移仍遵循梯度推移理论，由掌握先进技术的高梯度地区将技术转移至中、低梯度地区。这样，缓和了三地内部同质化竞争造成的资源内耗，使其更好地以整体形态推动发展。
目前，京津冀地区已形成明确分工的协同发展形势，可以预期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随着制造业转移进程的继续推进，三地制造业各有特点、协同发展的趋势会更加明显。
五、结语
制造业转移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对于调整产业结构、明确区域定位及经济发展提质增效起着重要作用。因此，了解京津冀制造业转移的特点与机理是必要的，可以起到总结已有成果、总结经验教训、为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借鉴的作用。分析中，梯度推移理论的应用为京津冀制造业转移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未来的启发。基于上述两个方面考虑，文章基于梯度推移理论，总结概括了京津冀地区制造业转移的特点及机理，得到了以下结论。
第一，京津冀制造业现状不均衡，由此产生其转移的驱动力。河北省与京津地区梯度差异较大，差距急需弥补。但同时也存在自然、经济、制度等有利因素，推动制造业转移，推动三地区协同发展。
第二，京津冀制造业转移呈现出明显的单向性，北京转入津冀、天津转入河北的现状证实了梯度推移理论;转移规模与制造业类型密切相关，规模效益、转入地经济发展特征、区域功能定位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三，京津冀制造业在转移过程中推动了制造业转型升级;体现了科学的转移顺序;同时促进了三地差异化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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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