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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武器自诞生以来，已经发展了数十个品种，但很多已被淘汰，生命力强的并不多。路易氏气毒剂是为数不多的生命力较强的化学武器之一。但很少有人知道，这种战剂实际作战效果并不好，只是出于不同目的，它长期被人们称为“毒剂之王”、“死亡之露”。这使很多国家盲目地生产和发展，最终成为这些国家今天的沉重负担。
“死亡之露”的诞生
有资料称，路易氏气毒剂最早是由美国的路易氏上尉等人发明的，而实际上它最早是在1903年由位于华盛顿区的美国天主教神学院的一位牧师在进行医学药剂实验时生成的。这位名为尼鲁兰德的牧师研究乙炔反应时，在氯化铝中将电石与三氯化砷混合，生成一种有毒化合物。尼鲁兰德在论文中说明了这种反应，但并未引起人们重视。1917年美国化学战局研究部在美国天主教神学院成立，主任为温弗德·李·里维斯。这时候德国在战场上已经使用了“黄十字炮弹”——内装芥子气毒剂的炮弹。芥子气的巨大杀伤力使之成为了“毒剂之王”。由于当时尚没有芥子气的解毒剂，因此对抗的最好办法就是研制出威力更大的化学武器-这时人们再次想到了尼鲁兰德的论文。里维斯的研究部很快就提纯了尼鲁兰德的化合物，并开始进行测试。
美国大学在对动物和人进行实验后提交的报告认为，路易氏气足以抗衡德国的化学战剂。空气吸入或皮肤接触都会引起死亡，而且不到一匙的量就可杀死一成年人。根据这一报告，美国投资了相当于今天的6000万美元，在俄亥俄州威洛比建设了一座秘密工厂生产路易氏气毒剂。到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该工厂已具备了日产10吨路易氏气毒剂的能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军方的宣传，报章开始对路易氏气毒剂大肆吹捧。《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1919年5月25日都报道说，路易氏气“是已知的最致命毒气”，《泰唔士报》宣称两架携带路易氏气战剂的飞机就可以扫荡“柏林的所有生命——动物和蔬菜。美国仅一天的路易氏气产量就可以消灭曼哈顿岛上的所有生命”。1919年6月15日，《克利夫兰正直者报》发表一篇文章说明路易氏气可以杀死德国一半的军队，因为其毒性是芥子气的72倍。《哈16杂志》在1919年宣称，“路易氏气是美国在战争中最伟大的发明．是战争中可用的威力最大的武器”。在1925年《纽约时报》发表的故事连载中，路易氏气甚至被藏于银行的房顶以防止抢劫。这时在公众心里路易氏气是真正的“毒剂之王”，远比德国人的芥子气厉害。可见，美国公众当时盲目相信路易氏气的效果，实际上政府和公众只是一厢情愿地希望这种毒剂能够与德国抗衡。
二战期间，美国3个军工厂共生产了23000吨路易氏气，还按照严格的战场条件对路易氏气进行了测试，数万士兵“志愿者”暴露在路易氏气中。这次试验的长期后果最终在医学研究所1993年公开纳《风险中的老兵：芥子气和路易氏气的健康影响》中披露：路易氏气与呼吸疾病有关，而且有可能与眼、癌症和免疫系统紊乱等有关。
由于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大肆宣传，美国的盟国和一些敌对国家也开始开发和生产路易氏气。但德国人一开始就对美国的路易氏气嗤之以鼻。为什么对同一成果，暗中敌对的两个集团的态度却相去甚远呢?
“死亡之露”是“毒剂之王”吗?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有人对使用路易氏气作为战剂表示出疑义，这主要是根据路易氏气的基本化学原理提出的。因为当路易氏气接触到水，甚至水蒸汽时，很容易被水解，水解物质的毒性降低很多。这也是德国没有选择路易氏气作为化学武器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美国科学家对这一化学过程也十分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负责美国路易氏气生产的科学家布兰特·康南特，在他关于一战中工作的自传中就写到，“关于路易氏气是否真的有效确实存在着诸多疑问”。美国化学战局在1918年关于路易氏气的报告也认为，“路易氏气的效果估计不大”，并指出，与液态不同的是路易氏蒸汽的毒性较低，而且不易渗透过衣服，加上当时大多数国家军队都已装备防毒面具，因此其实战效果不会太大。
此后，关于路易氏气的实际效果一直存在着激烈争论。1936年，化学战局在一份保密的出版物——《化学战剂手册》中指出，路易氏气“在冰冻和干热的土地中仍然有效，在这些地方水解的可能性较小”。而且水解反应的生成物——氧化路易氏气可以长时间污染一个地区，可以引发严重的水泡，而且不会蒸发，也不会被雨水冲刷掉。美国外科军医爱尔兰将军在1926年《毒气战的医学前景》一节中说，尽管水解可能阻止路易氏气发挥作用，但是当它被人皮肤上的潮气水解后，形成的水滴反而容易渗入皮肤并造成伤害。普兰迪斯少校在其1937年的书《战争中的化学》中说，路易氏气即使在水解后仍是有效的，而且普兰迪斯声称，大多数情况下，战场环境都是干燥的。美国之外也有许多文献说明了关于路易氏气威力的情况。德国汉斯．里普曼在1937年出版的《来自天空的死神》一书中曾说，他“目睹”了一个人无意进入一间充满路易氏蒸汽的房间。该人很快感到强烈的疼痛并伴随无法抑制的呕吐，4天后患慢性砷中毒并精神崩溃，3个月后死于路易氏气中毒。
另一方面，也有很多科学家对这种武器的实用性提出疑问。1925年美国凡达少校写的《化学战的医学前景》指出，因为路易氏气倾向于水解，而且足够的蒸汽才能致死，因此根本不实用。德国物理学家荷尔曼在1931年的《德国，绿色和黄色十字》一书中记录了他使用芥子气和路易氏气对人皮肤的实验，发现路易氏气的效果比芥子气差很多。另一位德国人在1932年写的《化学武器》一书中甚至认为，如果盟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了路易氏气，他们会感到十分失望。以后移民到美国的德国人瓦奇泰尔曾在1918年向德国军方评估了路易氏气，他在1941年出版的《化学战争》中曾认为路易氏气在战场上不会发挥什么作用。
问题是美国科学家既然知道这些疑问，为什么还在二战中继续生产和研究路易氏气，甚至推广到了其盟国英国?现在已经无从查问当事人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对路易氏气的开发、生产和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了美国国家荣誉的问题。美国人需要向盟国展示他们有能力在化学战对抗中胜出。
在二战期间，美国对路易氏气进行了全面测试。试验表明，尽管汽化的路易氏气可以马上达到很高的浓度，但是其扩散空间很小，一般不会超过爆炸区域。同样，从飞机上施放的蒸汽也非常短暂。二战时关于路易氏气的报告也表明，路易氏气污染的土壤释放出有味的蒸汽，但却没有伤害性。进行的11次试验表明路易氏气只有在液态直接沾染的情况下才有效。美国进行的人员野外试验表明， 除非士兵毫无防备或无意识，一般情况下剧痛、眼睛的刺激、天竺葵的味道会使人员迅速疏散，而这时水解产生的蒸汽对人体不会造成太大的不适。也正是由于这次全面的测试，使美国化学战局下决心在1943年11月8日停止路易氏气的继续生产。但是美国仍保留路易氏气的库存，“以使敌人对毒气的处理变得更复杂”。在战争结束后，国防研究委员的总结报告认为可以公开路易氏气的秘密了，因为英国在1941年开发出了一种有效的解毒剂，而其它国家在未来也能获取这种解毒剂，“这使路易氏气作为化学战剂的可能性变得非常小”。
虽然路易氏气的实际作战效果不很理想，但很多国家将其与真正的“毒剂之王”——芥子气混合，取长补短，生成了比“毒剂之王”危害性更大、实战性更好的化学武器。
罪行累累的“死亡之露”
尽管有很多人预测纳粹德国将生产路易氏气，但德国化学家始终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评估结论，因此德国军方始终对路易氏气不感兴趣。而远在东方的另一个战争狂——日本对路易氏气倒是十分青睐。1927年，日本陆军在离广岛县忠海郡3千米的濑户内海的无人岛——大久野岛上秘密建造了其第一座化学毒剂工厂。海军则在神奈川县建造了毒剂生产厂，生产路易氏气等化学战剂。侵华战争中，日军还曾在我国沈阳和太原等地建立毒剂生产厂。
在大多数情况下，日本化学炮弹装填的是路易氏气和芥子气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会造成不同的效果。“毒剂之王”芥子气虽然有较好的使用性能，但也有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从中毒到出现症状有一个潜伏期，少则几个小时，多则一昼夜以上。芥子气的使用密度无论多大，染毒浓度不管多高，要使中毒人员立即丧失战斗力是不可能的。芥子气的持续时间长，妨碍了己方对染毒地域的利用。另外，芥子气的凝固点很高，在严寒条件下就会凝固，呈针状结晶，影响战斗使用。如果把路易氏气与芥子气混合起来使用，两种毒剂非但没有降低毒性，还可以相互取长补短，大大提高了中毒后的救治难度，同时还明显降低了芥子气的凝固点。一般情况下，芥子气的凝固点是14．4℃，别说是冬季，就是在春季或秋季使用，也可能凝固。混合使用就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如芥子气含量为36．2％(重量)，其混合物凝固点可降至—26℃，在通常情况下都可使用。再如芥子气33．4％(体积)，路易氏气33．3％和二氯乙烷33．3％混合，可使凝固点降至—50℃。因此二战期间及此后出现的芥子气一般都混合有路易氏气。二战后，日本人也证实，将路易氏气加到芥子气中的主要原因是可以使芥子气在像我国东北这样的低温情况下发挥更大作用。
在1931年开始的侵华战争中，日军对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和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使用了包括路易氏气在内的大量化学武器。日军对华化学战地域遍及18个省，有准确记载的战例达2000多次，造成中国军队伤亡8万多人(实际使用的次数和伤亡应多于此)。由于芥子气和路易氏气毒性大且作用时间长，反而会限制日军自己的行动，因此日军往往在作战不利时大量使用这种混合毒剂，特别是在防御和退却时。日军撤退时为了阻止追兵，有时用火炮发射混合剂炮弹迟滞对方，有时用布毒车布洒。在日军放弃的阵地、村庄或退却的路上形成数千米宽、持续十几天甚至几十天的染毒区，追兵进入后不会马上发现，待发现时已造成大量伤亡。
至今仍有上百万枚被遗弃的日本化学弹药遗留在中国，并造成了大量伤亡。2003年8月4日在齐齐哈尔发生的“8·4”事件的元凶就是芥子气和路易氏气的混合毒剂。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日本政府对当年日军究竟掩埋了多少毒气弹，具体掩埋在何处仍闭口不谈。
“死亡之露”在哪里?
除了日本外，世界许多国家都生产过路易氏气，今天这些“死亡之露”都到哪里去了?
1943年后，美国军方最终承认了对路易氏气的评估，不再生产路易氏气。1948年在“天竺葵行动”中，美国将二战中生产的2万吨路易氏气的绝大部分倒入了大西洋和太平洋，但仍保留了一定数量，放在1吨的容器中储存于犹他州化学品仓库里。但自2002年“9·11事件”后，美国就再没有公布相关的信息。当年在美国的鼓动之下，英国作为美国“最忠实”的盟友，也生产了路易氏气，在二战中的总产量大约为156吨。
苏联是世界上另一个路易氏气生产大国。由于在二战中美国率先掌握了原子弹，因此在战后一段时期内，苏联将化学武器作为对抗美国核武器的一种对策，没有停止路易氏气生产。苏联在1940年到1945年间共生产了大约2．2万吨路易氏气毒剂，在冷战中生产的路易氏气总量无人知晓，但仅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就有大约13．2万吨被倒入了北冰洋。像日本一样，苏联生产的路易氏气也是与芥子气一同混合装在炮弹中。这主要是考虑到苏联大部分地区气候寒冷。但有些路易氏气是放在桶中通过飞机布洒的——这说明苏联非常信任这种武器。苏联人总结德国“闪电战”的教训，将路易氏气作为阻滞西方军队长驱直入的一种手段。他们在战争计划中将路易氏气毒剂布洒到地面上，使敌人地面部队无法通过和利用战区内的资源，从而达到“坚壁清野”的目的。1982年，美国里根政府声称，苏联在阿富汗使用毒气杀死了3000人，其中就有路易氏气，但苏联始终否认在阿富汗战争中使用了化学武器。
苏联生产路易氏气的方法比较原始和危险，一个原因就是苏联没有进行过正式的测试。二战期间，苏联的路易氏气是在萨马拉区的察帕夫斯克化学武器弹药厂进行生产的。该厂的主要生产地点是7号车间，年产能力为4400吨。1992年俄罗斯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对该厂的情况进行了回忆：“在战争期间，不适合上前线的年轻人和妇女被火车运到这里，在这里工作不久就生病或死亡”，当地居民也受到影响。车间中的空气直接被排放到了城市，废水经常流入附近的河流，最终汇入伏尔加河。
今天我们仍能听到路易氏气毒剂的一些消息。2003年4月7日，美国第101空降师的密歇尔·汉姆雷特在伊拉克报告说发现了14桶化学战剂，包括神经性毒剂塔崩和沙林，以及路易氏气。这些发现最后被证实是错误的，直到现在也没有在伊拉克找到化学武器库。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曾对伊朗军队使用过路易氏气，而且在中东战场的高温气候中使用效果更好。自从“基地”组织发动了“9·11”攻击后，人们一直担心路易氏气成为恐怖分子的武器。2002年，美国在圣迭哥郊区的雷蒙格拉夫城、皮特斯堡和华盛顿区三个地方进行了防恐怖毒气攻击的演习，假想毒气就是路易氏气。
目前，世界上已经没有国家公开生产路易氏气毒剂。但是这种毒剂的生产并不复杂，而且原材料很容易获得，加上路易氏气毒剂很稳定，便于运输。因此恐怖分子只要找到直接洒布这些化合物的方法，就会成为恐怖袭击的新手段。
降伏恶魔的代价
尽管路易氏气的测试数据说明其战场效果并不理想，但世界军事大国还是生产了大量的路易氏气毒剂，并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直到今天世界各国还没有找到销毁这种毒剂的好办法。
冷战结束后，美国陆军就一直在华盛顿特区附近的回春谷挖掘和回收被污染的土壤，清除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毒气弹的污染。由于路易氏气毒剂含有大量的砷，在土壤中的残留时间非常长，因此需要更换掉地表约0．6米厚的泥土。
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大部分遗产，也继承了化学武器这一巨大负担。今天，世界最大的路易氏气库存(大约有7500吨)就在俄罗斯的乌尔摩地亚区的卡姆巴卡及萨拉托夫区的乔尔尼。由于俄罗斯经济困难，目前德国、荷兰、瑞典等国家和欧盟已经向俄罗斯提供资金用于销毁这些毒剂。专家估计，销毁的费用可能也不会少于当初生产的费用。
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偷偷生产了路易氏气等毒剂，今天也面临着花巨资销毁的问题，而这颗苦果也只能自己暗暗吞下。但谁知道还有没有人仍在重复着这劳民伤财的事情，
路易氏气是一种糜烂性毒剂，学名p—氯乙烯二氯胂，化学式：ClCH=CH-AsCl2。
路易氏气纯品为无色油状液体，工业品呈棕褐色，有刺激臭味。沸点190℃，凝固点－18℃。
“死亡之露”的诞生
有资料称，路易氏气毒剂最早是由美国的路易氏上尉等人发明的，而实际上它最早是在1903年由位于华盛顿区的美国天主教神学院的一位牧师在进行医学药剂实验时生成的。这位名为尼鲁兰德的牧师研究乙炔反应时，在氯化铝中将电石与三氯化砷混合，生成一种有毒化合物。尼鲁兰德在论文中说明了这种反应，但并未引起人们重视。1917年美国化学战局研究部在美国天主教神学院成立，主任为温弗德·李·里维斯。这时候德国在战场上已经使用了“黄十字炮弹”——内装芥子气毒剂的炮弹。芥子气的巨大杀伤力使之成为了“毒剂之王”。由于当时尚没有芥子气的解毒剂，因此对抗的最好办法就是研制出威力更大的化学武器-这时人们再次想到了尼鲁兰德的论文。里维斯的研究部很快就提纯了尼鲁兰德的化合物，并开始进行测试。
美国大学在对动物和人进行实验后提交的报告认为，路易氏气足以抗衡德国的化学战剂。空气吸入或皮肤接触都会引起死亡，而且不到一匙的量就可杀死一成年人。根据这一报告，美国投资了相当于今天的6000万美元，在俄亥俄州威洛比建设了一座秘密工厂生产路易氏气毒剂。到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该工厂已具备了日产10吨路易氏气毒剂的能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军方的宣传，报章开始对路易氏气毒剂大肆吹捧。《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1919年5月25日都报道说，路易氏气“是已知的最致命毒气”，《泰唔士报》宣称两架携带路易氏气战剂的飞机就可以扫荡“柏林的所有生命——动物和蔬菜。美国仅一天的路易氏气产量就可以消灭曼哈顿岛上的所有生命”。1919年6月15日，《克利夫兰正直者报》发表一篇文章说明路易氏气可以杀死德国一半的军队，因为其毒性是芥子气的72倍。《哈16杂志》在1919年宣称，“路易氏气是美国在战争中最伟大的发明．是战争中可用的威力最大的武器”。在1925年《纽约时报》发表的故事连载中，路易氏气甚至被藏于银行的房顶以防止抢劫。这时在公众心里路易氏气是真正的“毒剂之王”，远比德国人的芥子气厉害。可见，美国公众当时盲目相信路易氏气的效果，实际上政府和公众只是一厢情愿地希望这种毒剂能够与德国抗衡。
二战期间，美国3个军工厂共生产了23000吨路易氏气，还按照严格的战场条件对路易氏气进行了测试，数万士兵“志愿者”暴露在路易氏气中。这次试验的长期后果最终在医学研究所1993年公开纳《风险中的老兵：芥子气和路易氏气的健康影响》中披露：路易氏气与呼吸疾病有关，而且有可能与眼、癌症和免疫系统紊乱等有关。
由于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大肆宣传，美国的盟国和一些敌对国家也开始开发和生产路易氏气。但德国人一开始就对美国的路易氏气嗤之以鼻。为什么对同一成果，暗中敌对的两个集团的态度却相去甚远呢?
“死亡之露”是“毒剂之王”吗?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有人对使用路易氏气作为战剂表示出疑义，这主要是根据路易氏气的基本化学原理提出的。因为当路易氏气接触到水，甚至水蒸汽时，很容易被水解，水解物质的毒性降低很多。这也是德国没有选择路易氏气作为化学武器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美国科学家对这一化学过程也十分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负责美国路易氏气生产的科学家布兰特·康南特，在他关于一战中工作的自传中就写到，“关于路易氏气是否真的有效确实存在着诸多疑问”。美国化学战局在1918年关于路易氏气的报告也认为，“路易氏气的效果估计不大”，并指出，与液态不同的是路易氏蒸汽的毒性较低，而且不易渗透过衣服，加上当时大多数国家军队都已装备防毒面具，因此其实战效果不会太大。
此后，关于路易氏气的实际效果一直存在着激烈争论。1936年，化学战局在一份保密的出版物——《化学战剂手册》中指出，路易氏气“在冰冻和干热的土地中仍然有效，在这些地方水解的可能性较小”。而且水解反应的生成物——氧化路易氏气可以长时间污染一个地区，可以引发严重的水泡，而且不会蒸发，也不会被雨水冲刷掉。美国外科军医爱尔兰将军在1926年《毒气战的医学前景》一节中说，尽管水解可能阻止路易氏气发挥作用，但是当它被人皮肤上的潮气水解后，形成的水滴反而容易渗入皮肤并造成伤害。普兰迪斯少校在其1937年的书《战争中的化学》中说，路易氏气即使在水解后仍是有效的，而且普兰迪斯声称，大多数情况下，战场环境都是干燥的。美国之外也有许多文献说明了关于路易氏气威力的情况。德国汉斯．里普曼在1937年出版的《来自天空的死神》一书中曾说，他“目睹”了一个人无意进入一间充满路易氏蒸汽的房间。该人很快感到强烈的疼痛并伴随无法抑制的呕吐，4天后患慢性砷中毒并精神崩溃，3个月后死于路易氏气中毒。
另一方面，也有很多科学家对这种武器的实用性提出疑问。1925年美国凡达少校写的《化学战的医学前景》指出，因为路易氏气倾向于水解，而且足够的蒸汽才能致死，因此根本不实用。德国物理学家荷尔曼在1931年的《德国，绿色和黄色十字》一书中记录了他使用芥子气和路易氏气对人皮肤的实验，发现路易氏气的效果比芥子气差很多。另一位德国人在1932年写的《化学武器》一书中甚至认为，如果盟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了路易氏气，他们会感到十分失望。以后移民到美国的德国人瓦奇泰尔曾在1918年向德国军方评估了路易氏气，他在1941年出版的《化学战争》中曾认为路易氏气在战场上不会发挥什么作用。
问题是美国科学家既然知道这些疑问，为什么还在二战中继续生产和研究路易氏气，甚至推广到了其盟国英国?现在已经无从查问当事人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对路易氏气的开发、生产和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了美国国家荣誉的问题。美国人需要向盟国展示他们有能力在化学战对抗中胜出。
在二战期间，美国对路易氏气进行了全面测试。试验表明，尽管汽化的路易氏气可以马上达到很高的浓度，但是其扩散空间很小，一般不会超过爆炸区域。同样，从飞机上施放的蒸汽也非常短暂。二战时关于路易氏气的报告也表明，路易氏气污染的土壤释放出有味的蒸汽，但却没有伤害性。进行的11次试验表明路易氏气只有在液态直接沾染的情况下才有效。美国进行的人员野外试验表明， 除非士兵毫无防备或无意识，一般情况下剧痛、眼睛的刺激、天竺葵的味道会使人员迅速疏散，而这时水解产生的蒸汽对人体不会造成太大的不适。也正是由于这次全面的测试，使美国化学战局下决心在1943年11月8日停止路易氏气的继续生产。但是美国仍保留路易氏气的库存，“以使敌人对毒气的处理变得更复杂”。在战争结束后，国防研究委员的总结报告认为可以公开路易氏气的秘密了，因为英国在1941年开发出了一种有效的解毒剂，而其它国家在未来也能获取这种解毒剂，“这使路易氏气作为化学战剂的可能性变得非常小”。
虽然路易氏气的实际作战效果不很理想，但很多国家将其与真正的“毒剂之王”——芥子气混合，取长补短，生成了比“毒剂之王”危害性更大、实战性更好的化学武器。
罪行累累的“死亡之露”
尽管有很多人预测纳粹德国将生产路易氏气，但德国化学家始终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评估结论，因此德国军方始终对路易氏气不感兴趣。而远在东方的另一个战争狂——日本对路易氏气倒是十分青睐。1927年，日本陆军在离广岛县忠海郡3千米的濑户内海的无人岛——大久野岛上秘密建造了其第一座化学毒剂工厂。海军则在神奈川县建造了毒剂生产厂，生产路易氏气等化学战剂。侵华战争中，日军还曾在我国沈阳和太原等地建立毒剂生产厂。
在大多数情况下，日本化学炮弹装填的是路易氏气和芥子气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会造成不同的效果。“毒剂之王”芥子气虽然有较好的使用性能，但也有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从中毒到出现症状有一个潜伏期，少则几个小时，多则一昼夜以上。芥子气的使用密度无论多大，染毒浓度不管多高，要使中毒人员立即丧失战斗力是不可能的。芥子气的持续时间长，妨碍了己方对染毒地域的利用。另外，芥子气的凝固点很高，在严寒条件下就会凝固，呈针状结晶，影响战斗使用。如果把路易氏气与芥子气混合起来使用，两种毒剂非但没有降低毒性，还可以相互取长补短，大大提高了中毒后的救治难度，同时还明显降低了芥子气的凝固点。一般情况下，芥子气的凝固点是14．4℃，别说是冬季，就是在春季或秋季使用，也可能凝固。混合使用就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如芥子气含量为36．2％(重量)，其混合物凝固点可降至—26℃，在通常情况下都可使用。再如芥子气33．4％(体积)，路易氏气33．3％和二氯乙烷33．3％混合，可使凝固点降至—50℃。因此二战期间及此后出现的芥子气一般都混合有路易氏气。二战后，日本人也证实，将路易氏气加到芥子气中的主要原因是可以使芥子气在像我国东北这样的低温情况下发挥更大作用。
在1931年开始的侵华战争中，日军对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和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使用了包括路易氏气在内的大量化学武器。日军对华化学战地域遍及18个省，有准确记载的战例达2000多次，造成中国军队伤亡8万多人(实际使用的次数和伤亡应多于此)。由于芥子气和路易氏气毒性大且作用时间长，反而会限制日军自己的行动，因此日军往往在作战不利时大量使用这种混合毒剂，特别是在防御和退却时。日军撤退时为了阻止追兵，有时用火炮发射混合剂炮弹迟滞对方，有时用布毒车布洒。在日军放弃的阵地、村庄或退却的路上形成数千米宽、持续十几天甚至几十天的染毒区，追兵进入后不会马上发现，待发现时已造成大量伤亡。
至今仍有上百万枚被遗弃的日本化学弹药遗留在中国，并造成了大量伤亡。2003年8月4日在齐齐哈尔发生的“8·4”事件的元凶就是芥子气和路易氏气的混合毒剂。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日本政府对当年日军究竟掩埋了多少毒气弹，具体掩埋在何处仍闭口不谈。
“死亡之露”在哪里?
除了日本外，世界许多国家都生产过路易氏气，今天这些“死亡之露”都到哪里去了?
1943年后，美国军方最终承认了对路易氏气的评估，不再生产路易氏气。1948年在“天竺葵行动”中，美国将二战中生产的2万吨路易氏气的绝大部分倒入了大西洋和太平洋，但仍保留了一定数量，放在1吨的容器中储存于犹他州化学品仓库里。但自2002年“9·11事件”后，美国就再没有公布相关的信息。当年在美国的鼓动之下，英国作为美国“最忠实”的盟友，也生产了路易氏气，在二战中的总产量大约为156吨。
苏联是世界上另一个路易氏气生产大国。由于在二战中美国率先掌握了原子弹，因此在战后一段时期内，苏联将化学武器作为对抗美国核武器的一种对策，没有停止路易氏气生产。苏联在1940年到1945年间共生产了大约2．2万吨路易氏气毒剂，在冷战中生产的路易氏气总量无人知晓，但仅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就有大约13．2万吨被倒入了北冰洋。像日本一样，苏联生产的路易氏气也是与芥子气一同混合装在炮弹中。这主要是考虑到苏联大部分地区气候寒冷。但有些路易氏气是放在桶中通过飞机布洒的——这说明苏联非常信任这种武器。苏联人总结德国“闪电战”的教训，将路易氏气作为阻滞西方军队长驱直入的一种手段。他们在战争计划中将路易氏气毒剂布洒到地面上，使敌人地面部队无法通过和利用战区内的资源，从而达到“坚壁清野”的目的。1982年，美国里根政府声称，苏联在阿富汗使用毒气杀死了3000人，其中就有路易氏气，但苏联始终否认在阿富汗战争中使用了化学武器。
苏联生产路易氏气的方法比较原始和危险，一个原因就是苏联没有进行过正式的测试。二战期间，苏联的路易氏气是在萨马拉区的察帕夫斯克化学武器弹药厂进行生产的。该厂的主要生产地点是7号车间，年产能力为4400吨。1992年俄罗斯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对该厂的情况进行了回忆：“在战争期间，不适合上前线的年轻人和妇女被火车运到这里，在这里工作不久就生病或死亡”，当地居民也受到影响。车间中的空气直接被排放到了城市，废水经常流入附近的河流，最终汇入伏尔加河。
今天我们仍能听到路易氏气毒剂的一些消息。2003年4月7日，美国第101空降师的密歇尔·汉姆雷特在伊拉克报告说发现了14桶化学战剂，包括神经性毒剂塔崩和沙林，以及路易氏气。这些发现最后被证实是错误的，直到现在也没有在伊拉克找到化学武器库。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曾对伊朗军队使用过路易氏气，而且在中东战场的高温气候中使用效果更好。自从“基地”组织发动了“9·11”攻击后，人们一直担心路易氏气成为恐怖分子的武器。2002年，美国在圣迭哥郊区的雷蒙格拉夫城、皮特斯堡和华盛顿区三个地方进行了防恐怖毒气攻击的演习，假想毒气就是路易氏气。
目前，世界上已经没有国家公开生产路易氏气毒剂。但是这种毒剂的生产并不复杂，而且原材料很容易获得，加上路易氏气毒剂很稳定，便于运输。因此恐怖分子只要找到直接洒布这些化合物的方法，就会成为恐怖袭击的新手段。
降伏恶魔的代价
尽管路易氏气的测试数据说明其战场效果并不理想，但世界军事大国还是生产了大量的路易氏气毒剂，并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直到今天世界各国还没有找到销毁这种毒剂的好办法。
冷战结束后，美国陆军就一直在华盛顿特区附近的回春谷挖掘和回收被污染的土壤，清除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毒气弹的污染。由于路易氏气毒剂含有大量的砷，在土壤中的残留时间非常长，因此需要更换掉地表约0．6米厚的泥土。
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大部分遗产，也继承了化学武器这一巨大负担。今天，世界最大的路易氏气库存(大约有7500吨)就在俄罗斯的乌尔摩地亚区的卡姆巴卡及萨拉托夫区的乔尔尼。由于俄罗斯经济困难，目前德国、荷兰、瑞典等国家和欧盟已经向俄罗斯提供资金用于销毁这些毒剂。专家估计，销毁的费用可能也不会少于当初生产的费用。
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偷偷生产了路易氏气等毒剂，今天也面临着花巨资销毁的问题，而这颗苦果也只能自己暗暗吞下。但谁知道还有没有人仍在重复着这劳民伤财的事情，
路易氏气是一种糜烂性毒剂，学名p—氯乙烯二氯胂，化学式：ClCH=CH-AsCl2。
路易氏气纯品为无色油状液体，工业品呈棕褐色，有刺激臭味。沸点190℃，凝固点－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