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曾几何时，“地方”被看作是乡土经验的一种体现，而“先锋文学”则是纯精神的探索，“先锋无涉地方”。其实这还是比较直观也较为“初级”的“地方”概念。地方作为具体某一乡土经验的聚合，我们固然可能如实地概括、描述，但是作为一种对自我精神原乡的难以摆脱的说明记忆，却是任何时候任何状态下都无法否定的事实。它不一定都是“故乡的山水与人情”，但一定深埋着自己的最原初的生命的感觉，这个意义的“地方”也可以说是“地方作为方法”的思维的意义。因此，地方经验无分先锋与常态。本期推出的先锋诗歌的研讨就是这样。另外，李劼人和巴金都以成都为“地方”，但性质有差异，对于李劼人而言，成都就是他念兹在兹的乡土，而巴金在一开始就是把成都当作中国，是借助成都看中国，那么，对于此时此刻的巴金，成都还是不是他的“地方”呢？后来的事实证明是的，青年巴金竭力走出成都，而中年巴金则发现走不出成都，这是一种奇异的“地方的召唤”，青年巴金走进中年巴金，再一次证实了“地方作为方法”的深刻意义。
　　—— 李 怡
　　摘要：“现代性经验”与“地方品质”的融合、制约和相互成就，构成了新时期内蒙古先锋诗歌的独特样貌，也为其铺设了与众不同的诗学路径。所处地域的边缘化，使得诗人的创作具有“延时性”和包藏长久创新精神的“延宕性”;“草原”地域文化的给养，帮助诗人完成了由“我观物”到“我观我”，由外物通达内心的自省;作为“边缘”和“异域”的“草原”，提醒诗人对现代性潮流持有审慎的态度，诗歌创作呈现出形式节制与意蕴深刻的理性写作范式。兼具地方性与现代性的内蒙古“诗歌地方”，在填充“诗歌中国”诗意多样性的同时，更为后者反观其自身问题提供了诸多有益经验。
　　关键词：新时期;内蒙古先锋诗歌;现代性;地方性
　　当代内蒙古诗歌在发展和演进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具有个体意识、创新意识和文体意识的先锋诗人。他们既受到当代文化大潮流的熏染，又始终葆有地方品质与鲜明个性;他们既继承本地老一辈诗人的写作传统，又勇于打破既定的思维、写作、语言以及观照世界的范式，且将探索和创新精神保留至今。但是由于所处地域的边缘、语言的限制，再加上“草原”与“少数民族”的惯常定位，这些诗人的意义和价值尚有待深入挖掘。抛开事先设定的中国当代先锋诗歌范型，以非预设的眼光重新打量它们就会发现，新时期以降的内蒙古诗歌，从外形到内质，从写作技艺到诗歌精神，同样具有鲜明的先锋性。所不同的是，这种先锋性具有非典型性，或曰以“草原经验”为显在特色的“异质性”，因而形成了内蒙古当代先锋诗歌的独特样貌。
　　本文所论及的内蒙古先锋诗歌，主要是指1978年以降，在内蒙古涌现出的、具有鲜明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在写作技艺、思想蕴含、观照世界方式等方面与传统现实主义诗歌不同，更多地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某些观念和写作方法，同时又在当地产生较大影响的诗人及其诗作，包括擅长汉语创作、蒙古语创作在内的多民族诗人。他们或“在诗歌主题和表现手法上大胆革新，将内蒙古诗歌引领至全新的发展境地”①，或“致力于蒙古文诗歌的现代化探索，实现了蒙古文诗歌与世界现代诗的融合”②。
　　在作家构成上，新时期内蒙古先锋诗人主要包括1980年代受“新诗潮”“后新诗潮”影响的诗人，1990年代以及新世纪“更趋向于现代主义，热衷于现代经验的前卫表达”③的诗人：主要有从事汉语创作的张廓、张之静、赵健雄、阿古拉泰、默然、雁北、方燕妮、温古、广子、赵卡、青蓝格格、刘不伟、孟芊等，还有以蒙古语创作为主的特·官布扎布、波·宝音贺希格、瓦·赛音朝克图、多兰、海日寒等。“这一规模足够庞大的内蒙古本土现代主义诗群，以绝不亚于主流现代主义诗群的先锋意识，以绝不输主流现代主义诗群传统的现代诗艺，以迥异于主流现代主义诗群的对生命、死亡那些所谓终极哲学问题的极具北方色彩和草原气象的思想，卓然独立于中国诗坛”。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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