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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襟开阔的陈达教授
陈先生之为人和他的教学方法，与他的为学有些相似。他平时不苟言笑，衣履整洁朴素，讲究严谨踏实，不够灵活，缺乏亲和力。他上课时正襟危坐，按照事前准备的提纲，字斟句酌地讲，显得枯燥而无风趣。对他的这种教学法，同学们在课外有些闲言碎语。
在上学期最后一课时，他郑重地问同学们对他讲课有何意见。由于陈先生名气大，大家平时虽有意见，但这时却噤若寒蝉。沉静了一会儿，我忍不住说：“陈先生这种讲课法，我曾琢磨过。我们每星期上课3次，共6小时。从宿舍到教室往返1次1小时，3次共3小时；上课加往返，1星期总共要花9小时。1学期如以18星期计算，共为162小时。如果陈先生将讲课内容印成讲义发给我们，我们只要几小时或1天便可仔细阅读完毕，剩下的时间可以读别的书，不更好吗?”
陈先生听了后，从他的脸色变化来看，是很生气的。但他克制着没大发脾气，只是说：“照你这种说法，那么办大学便没什么必要了。”我说：“的确，这是我一再思考的问题。我曾问过潘先生、吴先生，他们也未给我满意的答复。”他说：“恐怕比潘先生、吴先生再高明的人也答复不了你这个问题。”
下课以后，我失悔言辞过激，伤了陈先生感情。同学们则为我捏一把汗，担心我今后学习中会遇到困难。我虽觉得陈先生作为一个深有素养的大学者，即使一时生气，但决不会长期放在心里。不过，我心里也不能说毫无芥蒂。然而，以后的事实证明，陈先生毕竟是一个胸襟旷达的大学者。他先是给我的课程论文打了95分，学年考试成绩也列全班之冠。由他指导的我的学士论文，也得了95分。而且毕业后，他还留我在他主持的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工作；当我因故要去重庆工作时，他又给我写介绍信，将我推荐给经济部属的资源委员会的负责人。
1946年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书时，陈先生被邀请到芝加哥大学作《现代中国人口》讲演。主持演讲会的是我的导师威廉·奥格本，也就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的老师。当他从奥格本那里知道我的“高等代数”和“高级统计学”两门课程的学习成绩特别突出时，他托人转告我，希望我专攻社会统计学，将来回清华任教。后来，我因对文化人类学、知识社会学更感兴趣，辜负了他的期望，但他的这种肚量和他对学生的关心，我是永远记在心里的。
反右时，陈先生因学术观点被错划为右派。据清华社会学系校友王胜泉回忆，有一年他去陈先生家贺春节，谈话中涉及当时的中国人口问题，陈先生十分肯定地对他说：“中国人口太多，就会给经济建设带来负担，绝不会因为人多就力量大。中国人口规模非得控制不可。”王胜泉听后大吃一惊，因为这些话当时是被看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的，反右时他的这种观点便被痛批过，然而为了坚持真理，他还是要说，足见他的骨气。
风趣的社会学家潘光旦
潘先生虽非严格意义的社会学家，却超越了社会学家，在优生学、性心理学、教育学、民族学、谱牒学等领域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在清华园时，只知潘先生是清华社会学系教授兼清华教务长，提倡通才教育和优生学，但无缘亲识。到西南联大后才选读了潘先生的“优生学”和“中国社会思想史”两门课程。
我虽不同意潘先生的某些学术思想，但对他的为人是很敬佩的。首先，他十分坚强。他在清华因跳高受伤而失去右腿，且有1200度的高度近视，但经过艰苦锻炼，他行动敏捷，走路做事，从不落人后，种种磨难，丝毫没有影响他做人为学的高尚志愿。闻一多先生因此曾为他刻过一枚“胜残补阙闲藏”的印章。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他能推己及人，自己觉得对的事才去做，自己感觉到不对的、不舒服的事，就不去那样对待别人。所以不管上下左右，朋友也好，保姆也好，都说他是个好人。
潘先生平易近人，热情好客，从来不摆大学者、名教授的架子，所以他家常常是“高朋满座”。我和张宗颖一同去过几次，每次都能喝到潘夫人自制的清甜的豆腐脑，一次遇见过后来蜚声国际的大数学家陈省身及其夫人，一次遇见过后来名闻退迩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还有一件事很能说明潘先生这种平易近人的性格。昆明府甬道有个清华人宿舍，十几位住户常在深夜打麻将，既扰邻居，还引来小偷。有人告到潘先生那里，他写信给那些麻将客说：“听说你们近来常打麻将到深夜，这不好，希望你们刹住。”但他话锋一转，又说：“其实这种困难时期打打麻将也没什么不好，娱乐一下也不错，我也偶尔打打，只是应该找合适的时间。”接着话锋再一转：“如果各位有兴趣，不妨找个星期天，到舍下打几圈，如何?”从此以后，府甬道清华宿舍再也不闻麻将声了。
潘先生幽默风趣，有妙语三则：一、清华社会学系毕业生周荣德和冯荣女士结婚时，潘先生赠一横幅，上书“一德共荣”四字；二、清华女同学黎宪初在校时，与欧阳采薇等四女生被称为“四喜元子”，她选在1月15日结婚，宴客于“三和酒家”，潘先生赠喜联云：“三和四喜元夜双星”；三、赵访熊教授结婚日大雨，有客说：“天公太不作美。”潘先生却说：“既云且雨，天地交泰之象，是天公为新夫妇现身说法，大可贺也。”
潘先生还有几件轶事很值得一提。1939年，潘先生为了证实老鼠肉究竟是不能吃还是人们不愿意吃，说服家人做了个试验。昆明的老鼠又肥又大，他一次捕杀了几只，将肉洗净，用香油辣椒拌炒，请来客人共餐，先不说明，等客人吃了赞美时才揭秘。这件事经媒体曝光，一时震动了整个昆明。
1949年秋，清华社会学系的迎新会上有个余兴节目：让大家提出世界上一件最美或最丑的事物，有个男同学竟说：“世界上最丑的事物是潘先生的牙齿”，惹得大家哄堂大笑。的确，潘先生多年吸烟斗，满口牙齿黄得发黑，特别是他那东歪西倒的门牙，确实难看。最后，潘先生自己笑嘻嘻地表态说：“我的牙齿确实不好看，但是否是世界上最丑的事物，还有待商榷。”又是一阵哄笑。
潘先生不仅平易近人，风趣幽默，而且胸襟豁达，真诚坦率，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比如，他提倡优生学、反对女权运动、批评自由恋爱，常常不为人所理解，甚至受到攻击、谩骂，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应当说，他是一个肝胆相照、真正具有透明度的人。
我所知道的吴宓教授
我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期间，曾选读吴宓教授的“欧洲文学史”课程，是他的及门弟子。1947～1949年我在武汉大学教书期间，吴宓先生是我的同事和邻居，我们虽无私交，但他的传奇经历不断引起我的注意和兴趣。
在我的印象中，吴宓先生是一个有学问、责任心强、教学效果很好的教授，他被称为诗人、西洋文学史家、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人。1936年秋我进清华园后便熟悉他的大名，他为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文革”中遭受无理批判和迫害。是极其不公平而理应为其平反昭雪的。
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某些文章和发言 中，有的对先生未免过誉，而对其缺点则一字不提，这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比如，1997年某报所载《钱锺书与吴宓》一文中称：“吴宓先生是伟大的，是现代中国的一位英雄，他的正直、刚强以及牢固的气节，值得我们后人深深敬仰……”又比如，2004年在某大学纪念吴宓诞辰110周年会上，有发言者说：“吴先生不愧是治学、教学和做人的一代宗师，一个铮铮傲骨的学者，一个真正的人，一代真、善、美知识分子的楷模。”1 989年，一本回忆吴宓先生的书的编者甚至不顾人所共认的吴宓思想保守的事实，在后记中赞扬他“与时代俱进的不懈求索精神”，这就未免矫枉过正了。
我认为，吴先生一生的成就中，最能得到学术界公认的，是作为一个诲人不倦的大学教授的业绩。比如备课，温源宁教授说他备课像“奴隶船上划船苦工那样辛苦”。他在西南联大蒙自分校的备课情况，据钱穆记述：“当时四人一室，室中只有一长桌。入夜雨僧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提要，逐条书之，有合并，有增加，写成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勾勒。雨僧在清华教书，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中上课，其严谨不苟有如此。……翌晨，雨僧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所写各条，反复循诵，俟诸人尽起，始重返室中。”
我选读的是吴先生教授的《欧洲文学史》。为教授此课程，他不仅自编讲义《欧洲文学史纲》，还指定原清华大学教授翟孟生的《欧洲文学简史》作为必读参考书。此书1 500余页，从古代希伯来和希腊文学一直写到20世纪20年代欧美文学，内容十分丰富。吴先生自编讲义中，除欧美文学史外，也涉及印度、日本、埃及、中东国家文学史。吴先生非常熟悉所讲内容，许多文学史上大事，比如重要作家的生卒年代、著述情况、生平事迹(例如歌德一生6个恋人名字和生卒年代)，重要作品的出版时间、地点、出版机构，他都能脱口而出，不出差错。
他上课不独从来不迟到，而是提前到教室写黑板。讲课时十分投入，比如讲但丁《神曲》时，用手势比划着天堂与地狱，时而抚掌仰首望天，时而低头蹲下。当讲到但丁对贝亚特里切那段恋情时，竟情不自禁地大呼“Beatrice”!他把课讲得很生动，同学们特别喜欢听。不过，他对同学要求却很严，除督促同学认真读参考书外，还规定同学写读书报告，而且批改作业极其仔细认真。即使你的英文单词漏掉一个字母，或者你的标点符号不正确，他都要帮你纠正过来。看到学生作业中精彩的地方，他就加上圈点，并写出赞扬评语。他的考试题涉及面广，内容多，答起来很费时间，有几个同学用了5个小时，误了晚餐，他请他们上了饭馆。
课堂外，吴先生和学生关系也不同一般。你可以和他平等地讨论问题，诗歌唱和；你请他答疑解惑时，他是有求必应，尽心尽力；他也和学生一同散步、谈天，请学生上餐馆。特别是对女同学，他尤其照顾。女同学茅于美记述道：“我们师生数人走在狭窄的铺着石板的街道上，先生总是尽量照顾我们，遇有车马疾驰而来，他就非常敏捷地用手杖横着一拦，唤着苏生和我，叫我们走在街道里边，自己却绅士派地挺身而立，站在路边不动，等车马驰过才继续行走。”
凡与吴先生相识的人，一般都认为他正直、诚实、善良、天真，特重友谊，乐于助人。但是，由于他一方面信仰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一方面又深受西方浪漫文学，特别是19世纪英国浪漫诗人的影响，他的一生又充满了奇特和矛盾。季羡林先生在为《回忆吴宓先生》一书写的序中说：“雨僧先生是一个奇特的人，身上也有不少的矛盾。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诗，所以奇特。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写成的《红楼梦》，所以矛盾。他看似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学生来往，但又凛然、俨然，所以矛盾。”
其实，吴宓一生的奇特和矛盾，还不只季先生说的这些。比如他有时很谦虚，认为自己不够资格任清华国学研究院院长，只能做个相当于“执行秘书”的主任，但在筹办及出版《学衡》杂志时，却不顾同人的反对，硬是自任总编辑，并大言不惭地称“《学衡》乃天下中国之公器”，“乃理想中最完美高尚之杂志”。比如他一生不知恋爱多少次，朋友、学生访谈时，约定除学问爱情外，其他一切免谈，但又写诗云：“奉劝世人莫恋爱，此事无利有百害。”比如他平时外表严肃，彬彬有礼，但在昆明时看到有家牛内店取名“潇湘馆”，他却认为亵渎了林黛玉，提着手杖去乱砸该店招牌。他的学生钱锺书对他的评论入木三分，说“像他这种人，是伟人，也是傻瓜。……在他的内心世界中，两个自我仿佛黑夜中的敌手，冲撞着，撕扯着”；“他的心灵似乎又处在一种缺乏秩序的混沌状态——每一种差异在他脑海里都成为对立。……隐藏于他心理之后的是一种新旧之间的文化冲突。”
我之所以认为有些评论吴先生的文章对他过誉，或矫枉过正，主要是因为他在两个问题上具有严重的缺点。吴宓出生于晚清儒臣之家，17岁以前，饱读儒家经典。进清华学校之初，适逢辛亥革命，开始时他思想很不通，后因时代潮流和广大同学裹挟，才暂时改而拥护革命。不过，儒学在他思想中已深深扎根，而且爱屋及乌，不分皂白地珍视深受儒学影响的几乎一切中国传统文化。因此，1917年1月《新青年》2卷5号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新文化运动揭幕后，他就很反感；留美期间，对“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运动尤其恨之入骨，并与少数友人计划回国来唱对台戏。他不独反对当时的学生运动，连男女同校这一新鲜事物也不能容忍。1921年6月回国时，他与梅光迪等人筹办《学衡》杂志，就是为了与《新青年》对抗。
解放前，我们在武汉大学是同僚，他对我这个以前的学生参加进步活动是心存不满的，虽是邻居，从来不和我打招呼。我虽然偶尔默默地帮助他开门(他独居一室，往往回家来不会开锁，进不了屋)，但心里也有些嫌这位以前的老师太顽固、保守和落后。
关于吴先生的婚恋故事，评说的人很多。一知半解的人，往往予以同情，了解详情的人，则认为他自诩“殉情”乃是往自己脸上贴金。1918年11月，与他同在美国留学的清华同学陈烈勋向他介绍其姐(或妹)陈心一，两人第一次见面后第十三天便举行了婚礼。婚后陈心一完美地扮演着“贤内助”角色，为他生养了三个女儿，但对于富有浪漫情调的名教授来说，他是不会长期满足于这种婚姻的。
在清华读书时，吴宓为追求至交朱君毅的未婚妻毛彦文，置三个幼女的心理健康和诸亲友的劝阻谴责于不顾，与“辛勤安恬”“谦卑恭顺”的陈心一离了婚。在赴英国、法国进修期间，他又与身边两位留法美国女学生H和M打得火热，并携H游览意大利各地。另外，他又和远在北平的泰国华侨女留学生陈仰贤通信示爱。在欧洲旅游途中，又爱过一个德国女子诺伊伯。他以潇洒的新派作家和风流的旧派文人难以比拟的疯狂，制造着多角恋爱的故事。毛彦文忍无可忍，干1935年2月9日在上海和66岁的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结了婚，时年33岁。吴宓从没想到毛彦文会走这步棋，在接到毛邀请他参加婚礼的电报后，乃赋诗二首以自解。一曰：“渐能至理窥人天，离合悲欢各有缘。侍女吹笙引凤去，花开花落自年年。”另一曰：“殉道殉情对帝天，深心微笑了尘缘。闭门我自编诗话，梅蕊空轩似去年。”
陈先生之为人和他的教学方法，与他的为学有些相似。他平时不苟言笑，衣履整洁朴素，讲究严谨踏实，不够灵活，缺乏亲和力。他上课时正襟危坐，按照事前准备的提纲，字斟句酌地讲，显得枯燥而无风趣。对他的这种教学法，同学们在课外有些闲言碎语。
在上学期最后一课时，他郑重地问同学们对他讲课有何意见。由于陈先生名气大，大家平时虽有意见，但这时却噤若寒蝉。沉静了一会儿，我忍不住说：“陈先生这种讲课法，我曾琢磨过。我们每星期上课3次，共6小时。从宿舍到教室往返1次1小时，3次共3小时；上课加往返，1星期总共要花9小时。1学期如以18星期计算，共为162小时。如果陈先生将讲课内容印成讲义发给我们，我们只要几小时或1天便可仔细阅读完毕，剩下的时间可以读别的书，不更好吗?”
陈先生听了后，从他的脸色变化来看，是很生气的。但他克制着没大发脾气，只是说：“照你这种说法，那么办大学便没什么必要了。”我说：“的确，这是我一再思考的问题。我曾问过潘先生、吴先生，他们也未给我满意的答复。”他说：“恐怕比潘先生、吴先生再高明的人也答复不了你这个问题。”
下课以后，我失悔言辞过激，伤了陈先生感情。同学们则为我捏一把汗，担心我今后学习中会遇到困难。我虽觉得陈先生作为一个深有素养的大学者，即使一时生气，但决不会长期放在心里。不过，我心里也不能说毫无芥蒂。然而，以后的事实证明，陈先生毕竟是一个胸襟旷达的大学者。他先是给我的课程论文打了95分，学年考试成绩也列全班之冠。由他指导的我的学士论文，也得了95分。而且毕业后，他还留我在他主持的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工作；当我因故要去重庆工作时，他又给我写介绍信，将我推荐给经济部属的资源委员会的负责人。
1946年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书时，陈先生被邀请到芝加哥大学作《现代中国人口》讲演。主持演讲会的是我的导师威廉·奥格本，也就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的老师。当他从奥格本那里知道我的“高等代数”和“高级统计学”两门课程的学习成绩特别突出时，他托人转告我，希望我专攻社会统计学，将来回清华任教。后来，我因对文化人类学、知识社会学更感兴趣，辜负了他的期望，但他的这种肚量和他对学生的关心，我是永远记在心里的。
反右时，陈先生因学术观点被错划为右派。据清华社会学系校友王胜泉回忆，有一年他去陈先生家贺春节，谈话中涉及当时的中国人口问题，陈先生十分肯定地对他说：“中国人口太多，就会给经济建设带来负担，绝不会因为人多就力量大。中国人口规模非得控制不可。”王胜泉听后大吃一惊，因为这些话当时是被看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的，反右时他的这种观点便被痛批过，然而为了坚持真理，他还是要说，足见他的骨气。
风趣的社会学家潘光旦
潘先生虽非严格意义的社会学家，却超越了社会学家，在优生学、性心理学、教育学、民族学、谱牒学等领域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在清华园时，只知潘先生是清华社会学系教授兼清华教务长，提倡通才教育和优生学，但无缘亲识。到西南联大后才选读了潘先生的“优生学”和“中国社会思想史”两门课程。
我虽不同意潘先生的某些学术思想，但对他的为人是很敬佩的。首先，他十分坚强。他在清华因跳高受伤而失去右腿，且有1200度的高度近视，但经过艰苦锻炼，他行动敏捷，走路做事，从不落人后，种种磨难，丝毫没有影响他做人为学的高尚志愿。闻一多先生因此曾为他刻过一枚“胜残补阙闲藏”的印章。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他能推己及人，自己觉得对的事才去做，自己感觉到不对的、不舒服的事，就不去那样对待别人。所以不管上下左右，朋友也好，保姆也好，都说他是个好人。
潘先生平易近人，热情好客，从来不摆大学者、名教授的架子，所以他家常常是“高朋满座”。我和张宗颖一同去过几次，每次都能喝到潘夫人自制的清甜的豆腐脑，一次遇见过后来蜚声国际的大数学家陈省身及其夫人，一次遇见过后来名闻退迩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还有一件事很能说明潘先生这种平易近人的性格。昆明府甬道有个清华人宿舍，十几位住户常在深夜打麻将，既扰邻居，还引来小偷。有人告到潘先生那里，他写信给那些麻将客说：“听说你们近来常打麻将到深夜，这不好，希望你们刹住。”但他话锋一转，又说：“其实这种困难时期打打麻将也没什么不好，娱乐一下也不错，我也偶尔打打，只是应该找合适的时间。”接着话锋再一转：“如果各位有兴趣，不妨找个星期天，到舍下打几圈，如何?”从此以后，府甬道清华宿舍再也不闻麻将声了。
潘先生幽默风趣，有妙语三则：一、清华社会学系毕业生周荣德和冯荣女士结婚时，潘先生赠一横幅，上书“一德共荣”四字；二、清华女同学黎宪初在校时，与欧阳采薇等四女生被称为“四喜元子”，她选在1月15日结婚，宴客于“三和酒家”，潘先生赠喜联云：“三和四喜元夜双星”；三、赵访熊教授结婚日大雨，有客说：“天公太不作美。”潘先生却说：“既云且雨，天地交泰之象，是天公为新夫妇现身说法，大可贺也。”
潘先生还有几件轶事很值得一提。1939年，潘先生为了证实老鼠肉究竟是不能吃还是人们不愿意吃，说服家人做了个试验。昆明的老鼠又肥又大，他一次捕杀了几只，将肉洗净，用香油辣椒拌炒，请来客人共餐，先不说明，等客人吃了赞美时才揭秘。这件事经媒体曝光，一时震动了整个昆明。
1949年秋，清华社会学系的迎新会上有个余兴节目：让大家提出世界上一件最美或最丑的事物，有个男同学竟说：“世界上最丑的事物是潘先生的牙齿”，惹得大家哄堂大笑。的确，潘先生多年吸烟斗，满口牙齿黄得发黑，特别是他那东歪西倒的门牙，确实难看。最后，潘先生自己笑嘻嘻地表态说：“我的牙齿确实不好看，但是否是世界上最丑的事物，还有待商榷。”又是一阵哄笑。
潘先生不仅平易近人，风趣幽默，而且胸襟豁达，真诚坦率，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比如，他提倡优生学、反对女权运动、批评自由恋爱，常常不为人所理解，甚至受到攻击、谩骂，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应当说，他是一个肝胆相照、真正具有透明度的人。
我所知道的吴宓教授
我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期间，曾选读吴宓教授的“欧洲文学史”课程，是他的及门弟子。1947～1949年我在武汉大学教书期间，吴宓先生是我的同事和邻居，我们虽无私交，但他的传奇经历不断引起我的注意和兴趣。
在我的印象中，吴宓先生是一个有学问、责任心强、教学效果很好的教授，他被称为诗人、西洋文学史家、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人。1936年秋我进清华园后便熟悉他的大名，他为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文革”中遭受无理批判和迫害。是极其不公平而理应为其平反昭雪的。
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某些文章和发言 中，有的对先生未免过誉，而对其缺点则一字不提，这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比如，1997年某报所载《钱锺书与吴宓》一文中称：“吴宓先生是伟大的，是现代中国的一位英雄，他的正直、刚强以及牢固的气节，值得我们后人深深敬仰……”又比如，2004年在某大学纪念吴宓诞辰110周年会上，有发言者说：“吴先生不愧是治学、教学和做人的一代宗师，一个铮铮傲骨的学者，一个真正的人，一代真、善、美知识分子的楷模。”1 989年，一本回忆吴宓先生的书的编者甚至不顾人所共认的吴宓思想保守的事实，在后记中赞扬他“与时代俱进的不懈求索精神”，这就未免矫枉过正了。
我认为，吴先生一生的成就中，最能得到学术界公认的，是作为一个诲人不倦的大学教授的业绩。比如备课，温源宁教授说他备课像“奴隶船上划船苦工那样辛苦”。他在西南联大蒙自分校的备课情况，据钱穆记述：“当时四人一室，室中只有一长桌。入夜雨僧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提要，逐条书之，有合并，有增加，写成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勾勒。雨僧在清华教书，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中上课，其严谨不苟有如此。……翌晨，雨僧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所写各条，反复循诵，俟诸人尽起，始重返室中。”
我选读的是吴先生教授的《欧洲文学史》。为教授此课程，他不仅自编讲义《欧洲文学史纲》，还指定原清华大学教授翟孟生的《欧洲文学简史》作为必读参考书。此书1 500余页，从古代希伯来和希腊文学一直写到20世纪20年代欧美文学，内容十分丰富。吴先生自编讲义中，除欧美文学史外，也涉及印度、日本、埃及、中东国家文学史。吴先生非常熟悉所讲内容，许多文学史上大事，比如重要作家的生卒年代、著述情况、生平事迹(例如歌德一生6个恋人名字和生卒年代)，重要作品的出版时间、地点、出版机构，他都能脱口而出，不出差错。
他上课不独从来不迟到，而是提前到教室写黑板。讲课时十分投入，比如讲但丁《神曲》时，用手势比划着天堂与地狱，时而抚掌仰首望天，时而低头蹲下。当讲到但丁对贝亚特里切那段恋情时，竟情不自禁地大呼“Beatrice”!他把课讲得很生动，同学们特别喜欢听。不过，他对同学要求却很严，除督促同学认真读参考书外，还规定同学写读书报告，而且批改作业极其仔细认真。即使你的英文单词漏掉一个字母，或者你的标点符号不正确，他都要帮你纠正过来。看到学生作业中精彩的地方，他就加上圈点，并写出赞扬评语。他的考试题涉及面广，内容多，答起来很费时间，有几个同学用了5个小时，误了晚餐，他请他们上了饭馆。
课堂外，吴先生和学生关系也不同一般。你可以和他平等地讨论问题，诗歌唱和；你请他答疑解惑时，他是有求必应，尽心尽力；他也和学生一同散步、谈天，请学生上餐馆。特别是对女同学，他尤其照顾。女同学茅于美记述道：“我们师生数人走在狭窄的铺着石板的街道上，先生总是尽量照顾我们，遇有车马疾驰而来，他就非常敏捷地用手杖横着一拦，唤着苏生和我，叫我们走在街道里边，自己却绅士派地挺身而立，站在路边不动，等车马驰过才继续行走。”
凡与吴先生相识的人，一般都认为他正直、诚实、善良、天真，特重友谊，乐于助人。但是，由于他一方面信仰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一方面又深受西方浪漫文学，特别是19世纪英国浪漫诗人的影响，他的一生又充满了奇特和矛盾。季羡林先生在为《回忆吴宓先生》一书写的序中说：“雨僧先生是一个奇特的人，身上也有不少的矛盾。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诗，所以奇特。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写成的《红楼梦》，所以矛盾。他看似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学生来往，但又凛然、俨然，所以矛盾。”
其实，吴宓一生的奇特和矛盾，还不只季先生说的这些。比如他有时很谦虚，认为自己不够资格任清华国学研究院院长，只能做个相当于“执行秘书”的主任，但在筹办及出版《学衡》杂志时，却不顾同人的反对，硬是自任总编辑，并大言不惭地称“《学衡》乃天下中国之公器”，“乃理想中最完美高尚之杂志”。比如他一生不知恋爱多少次，朋友、学生访谈时，约定除学问爱情外，其他一切免谈，但又写诗云：“奉劝世人莫恋爱，此事无利有百害。”比如他平时外表严肃，彬彬有礼，但在昆明时看到有家牛内店取名“潇湘馆”，他却认为亵渎了林黛玉，提着手杖去乱砸该店招牌。他的学生钱锺书对他的评论入木三分，说“像他这种人，是伟人，也是傻瓜。……在他的内心世界中，两个自我仿佛黑夜中的敌手，冲撞着，撕扯着”；“他的心灵似乎又处在一种缺乏秩序的混沌状态——每一种差异在他脑海里都成为对立。……隐藏于他心理之后的是一种新旧之间的文化冲突。”
我之所以认为有些评论吴先生的文章对他过誉，或矫枉过正，主要是因为他在两个问题上具有严重的缺点。吴宓出生于晚清儒臣之家，17岁以前，饱读儒家经典。进清华学校之初，适逢辛亥革命，开始时他思想很不通，后因时代潮流和广大同学裹挟，才暂时改而拥护革命。不过，儒学在他思想中已深深扎根，而且爱屋及乌，不分皂白地珍视深受儒学影响的几乎一切中国传统文化。因此，1917年1月《新青年》2卷5号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新文化运动揭幕后，他就很反感；留美期间，对“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运动尤其恨之入骨，并与少数友人计划回国来唱对台戏。他不独反对当时的学生运动，连男女同校这一新鲜事物也不能容忍。1921年6月回国时，他与梅光迪等人筹办《学衡》杂志，就是为了与《新青年》对抗。
解放前，我们在武汉大学是同僚，他对我这个以前的学生参加进步活动是心存不满的，虽是邻居，从来不和我打招呼。我虽然偶尔默默地帮助他开门(他独居一室，往往回家来不会开锁，进不了屋)，但心里也有些嫌这位以前的老师太顽固、保守和落后。
关于吴先生的婚恋故事，评说的人很多。一知半解的人，往往予以同情，了解详情的人，则认为他自诩“殉情”乃是往自己脸上贴金。1918年11月，与他同在美国留学的清华同学陈烈勋向他介绍其姐(或妹)陈心一，两人第一次见面后第十三天便举行了婚礼。婚后陈心一完美地扮演着“贤内助”角色，为他生养了三个女儿，但对于富有浪漫情调的名教授来说，他是不会长期满足于这种婚姻的。
在清华读书时，吴宓为追求至交朱君毅的未婚妻毛彦文，置三个幼女的心理健康和诸亲友的劝阻谴责于不顾，与“辛勤安恬”“谦卑恭顺”的陈心一离了婚。在赴英国、法国进修期间，他又与身边两位留法美国女学生H和M打得火热，并携H游览意大利各地。另外，他又和远在北平的泰国华侨女留学生陈仰贤通信示爱。在欧洲旅游途中，又爱过一个德国女子诺伊伯。他以潇洒的新派作家和风流的旧派文人难以比拟的疯狂，制造着多角恋爱的故事。毛彦文忍无可忍，干1935年2月9日在上海和66岁的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结了婚，时年33岁。吴宓从没想到毛彦文会走这步棋，在接到毛邀请他参加婚礼的电报后，乃赋诗二首以自解。一曰：“渐能至理窥人天，离合悲欢各有缘。侍女吹笙引凤去，花开花落自年年。”另一曰：“殉道殉情对帝天，深心微笑了尘缘。闭门我自编诗话，梅蕊空轩似去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