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世纪》杂志结缘是16年前。
　　那年，有人登报声称拥有一方吴昌硕“大吉羊”印章。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吴昌硕后人质疑，认为此方印章为赝品。更令人气愤的是，造假者在市场拿赝品牟利，一个钤印收费数千元。身为吴昌硕第三、四代后人的吴长邺、吴超父子以及上海吴昌硕艺术研究协会，遂决定委托我担任律师，诉诸法律。在调查取证、发表律师声明等整个维权过程中，我得到了上海吴昌硕艺术研究协会会长韩天衡，以及程十发、高式熊等老艺术家的大力支持。由于证据确凿，社会舆论一边倒地谴责造假，在我的律师声明甫一发表，对方便销声匿迹，再不敢招摇撞骗。
　　因为这场“大吉羊”事件，也开始了我和吴昌硕后人的友谊。
　　在一次纪念吴昌硕先生的艺术活动中，吴长邺、曹用平先生将我介绍给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当时的吴孟庆馆长。经两位前辈推荐，我于2006年5月25日受聘担任市文史研究馆的常年法律顾问，接受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颁发的《聘书》，同时，又担任了《世纪》杂志的常年法律顾问。相关消息刊在2006年7月3日出版的《上海文史》2006年第5期上。嗣后，现任馆长沈祖炜先生又向我补发了《世纪》杂志常年法律顾问的《聘书》。
　　担任常年法律顾问以来，我对馆里所有馆员的法律咨询总是有求必应。有些老先生郁结于心的房屋产权等历史遗留问题，经过几次沟通了解，我都能运用法律知识，结合通俗易懂的比喻，不厌其烦地耐心解释，来化解难题，赢得了老先生们的信任和好评。
　　一枚赝品“大吉羊”成了我的敲门砖，敲开了艺术殿堂的大门，使我能有幸近距离接触那么多文化艺术界的精英翘楚。
　　现在，《世纪》杂志已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沈祖炜馆长的每期首篇 “世纪遐想”文章，以及诸多如“笔记掌故”等栏目的丰富内容，每每读来都不禁叫绝，这些也正是我当“扶法师”（“扶”者，助也，在法律的旗帜下，更多地搀扶人，帮助人，援助人，以维护人间公道）的源源不绝的养料。
　　（作者为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