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宋徽宗在靖康二年北狩途中最早制造了“太祖誓约”的传说，其原因是为了将汴梁的失陷归咎于宋钦宗。由此看来，“太祖誓约”实是徽宗为了将赵宋大统传于宋高宗，而向其转达的一系列复杂政治讯息中的一部分。根据曹勋在其回忆录《北狩见闻录》中所记，徽宗向高宗传达的口谕主旨并非“太祖誓约”，而是一系列预言高宗未来登基的“瑞应”故事。本文通过解读《中兴瑞应图》画卷来探寻曹勋如何参与、影响这段历史。然而，“太祖誓约”的核心思想——即宋朝的“祖宗之法”及宋朝皇帝与士大夫之间的相互平衡、制约——并非曹勋作为一个曾效力于四朝帝王的“近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宋徽宗在靖康二年北狩途中最早制造了“太祖誓约”的传说，其原因是为了将汴梁的失陷归咎于宋钦宗。由此看来，“太祖誓约”实是徽宗为了将赵宋大统传于宋高宗，而向其转达的一系列复杂政治讯息中的一部分。根据曹勋在其回忆录《北狩见闻录》中所记，徽宗向高宗传达的口谕主旨并非“太祖誓约”，而是一系列预言高宗未来登基的“瑞应”故事。本文通过解读《中兴瑞应图》画卷来探寻曹勋如何参与、影响这段历史。然而，“太祖誓约”的核心思想——即宋朝的“祖宗之法”及宋朝皇帝与士大夫之间的相互平衡、制约——并非曹勋作为一个曾效力于四朝帝王的“近习”所关心的重点。虽然宋高宗在其执政前期认为“太祖誓约”的传说对证明其继位的正统性有一定的政治价值，然而后来秦桧为相期间朝廷对文人士大夫言路大加压制，事实上与誓约的主旨背道而驰，这才最终导致誓约的内容不见于高宗朝的正史记载。曹勋所记载的“太祖誓约”传说在不同史料文本中的差异，极有可能来源于他本人为了迎合高宗朝政局而对徽宗原话所做的修改。李心传于宁宗嘉定元年完成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乃是最早把曹勋版本的“太祖誓约”融入了宏观历史叙事的现存史料。
其他文献
旧说商鞅变动即压抑商贾的地位，但是认真考察秦史，可知“抑商”政策在秦行政方针中并不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抑商”是“重农”的辅助策略。秦的“市”曾经相当繁荣，成为秦经济生活的重要构成。秦管理“市”的制度亦相当成熟。通过吕不韦的政治表演可以察知，秦的政治传统并非绝对排斥商人参政。秦始皇时代不仅允许出身商人者把握最高执政权，嬴政亲政之后对于乌氏倮和巴寡妇清的礼遇，以及《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记录的秦商的成就，都提供了有关秦行政史和经济史的重要信息。
近百年来社会形态讨论的各种观点均映射着时代发展、现实政治与史学研究的关系，深化了对中国古代历史属性的认识。其不足或是以既定的理论框架解释历史事卖，或者将某一种或者是某一时期的社会关系、制度等同于社会形态。科学之道是要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统一、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统一的前提下，从经济基础入手、在总体上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及其逻辑关系，从而把社会形态研究推向深入。
政治文化研究当包括从政制精神、政治价值、政治思想、政治生态四重维度，对特定时期、特定社会共同体公共权力设置与运作情况的考察。明清时代的中国，在社会生活与经济结构乃至文化风气各领域都发生深刻变迁的同时，政治文化之主导方面仍沿着帝制体系传统轨道推演。明清时代中国社会形态的突出特征，正是商业经济发展与社会自由度的增强以及庶民文化的发达趋势与中央集权的君主-官僚-贵族体制的持续发展，构成了一种自洽格局。这种自洽格局显示出帝制农商社会在商品经济繁荣情况下继续延伸的潜能。19世纪中叶的中西方冲突，不是处于同一历史过程
盘的作器者“ ”是随州义地岗文峰塔33号基的主人。她是[太阝]君的长女，曾在周王朝为官。根据上博简《成王为城濮之行》和《左传》僖公二十七年的对读，可以判明“[太阝]”就是子玉治兵之地“蔿”。[太阝]君作为楚的重要封君，把女儿嫁到曾国，是当时两国关系的一个缩影。
对于《宋史·职官志》所载“爵一十二”，历来学者主要有两种解释。本文通过考辨相关史料，认为将“爵一十二”理解为“十二爵称”的观点较为合理。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开国县公”“开国县侯”与“开国郡侯”在宋代令文官典与实际封授中不同面貌的分析，认为宋代即便是比照唐令加以修订过的《天圣官品令》及之后的各朝《官品令》令文中，在爵位序列上均因沿袭唐令而未能反映宋代封爵的实际，故造成目前可见相关史料中所栽宋代爵位序列都存在讹误。
《隋书》卷八一《高丽传》载：“琏六世孙汤，在周遣使朝贡，武帝拜汤上开府、辽东郡公、辽东王。高祖受禅，汤复遣使诣阙，进授大将军，改封高丽王。岁遣使朝贡不绝……开皇初，频有使入朝。
商纣时期的“黎之蒐”，是殷末商人针对东夷族群进行的军事行动。举行大苋之“黎”地位于殷都以东，是商王朝经营东土的据点和策源地之一，与今长治境内的黎国无涉。殷墟卜辞中的田猎地“鹰”，坐落于古济水下游沿线的今济南境内，常为殷末商王巡行、苋狩所至。文字学、典籍异文与考古学证据表明，卜辞“”字当释作“楷”，可读为“黎”。通过对地理位置和地貌特征的考察可知，“大蓖于黎”的地点其实正是卜辞中的商王田猎地“座”，亦即《春秋》经传中的齐邑“犁丘”。“黎之蒐”地望问题的正本清源，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殷末东方政治地理形势的认识。
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霸国墓地出土的鸟形盉．其盖铭内容是器主“气（乞）”向“公”宣誓效忠，主要记录了誓约过程中的两次立誓，第一次是立誓服从公的命令，第二次是立誓保证不改变第一次立誓的誓辞，铭文中称为“誓”和“报厥誓”，提示我们先秦誓约规程中包舍立誓和报誓两个环节。两次立誓的誓辞都由誓约句、违约句、惩罚句构成，通过与传世文献和其他金文文献中记载的誓辞比较，可以知道这种由三部分组成的结构及其简省形式，是先秦时期各类誓辞的通用结构。而且，乞的誓辞是应答“公命”而立，提示我们审视“命”与“誓”在程序上的承接和语言形式
《左传》《国语》称引的“志”“前志”“军志”“史佚之志”等志书目前仅存二十余则佚文，通过钩稽相关史料及上博简古文字材料可进一步证实：志书又称作“记”，一则完整的志书文本由警句格言和历史事件两部分构成。传世文献征引志书有三种方式：一是只征引警句格言部分，二是只征引历史事件部分，三是征引完整的志书文本。《逸周书·史记》是目前所见唯一一篇完整志书。志书体裁具有“二重性”，从“学在官府”的背景审视，可以将其看作官府档案；以“六经皆史”的标准衡量，亦可将其视为古代史籍。志书乃史官为君王提供鉴戒而作，实为史家撰作史书
《梁书·王僧辩传》记载侯景之乱时，提到侯景“遣五千兔头肉薄苦攻”，其中的“兔头”一词，难以理解。学者或认为“兔头”是“锐头”的形讹，指的是凶悍的士卒。事实上，“兔头”一词保存于道教文献中，本为方术六丁、六甲神中的丁卯神，形象为头戴兔头冠或兔首。通过历时和共时的材料比对，可知《梁书》中的“兔头”很可能是指戴“兔头”面甲的士兵。侯景通过佩戴“兔头”以符合作战时间，目的是祈求神助、获得战斗胜利。这种行为属于方术中的厌胜之术，反映了南北朝时兵学与方术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