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史记》，上起黄帝，下至“今上”（汉武帝），横贯三千年，大小事件无以数计，其人物，更是纵横往来，错综复杂。如何将这浩如烟海的时、世、事包容一体，一脉贯之，密而不杂呢？太史公积其才、识、胆、力，首创以人物为中心，包括纪、传、世家、书、表五种体例的通史，择其每一历史时期之显人要事，运大匠之斧凿，治文史于一炉，容汇三千年之往古，而且把那些在每一重大历史事件当中，丑、妍、勇、怯、善、恶、邪万般人物写得形神毕肖，栩栩如生。
　　项羽历来被认为是《史記》中最为鲜明丰满的文学形象。作者饱含对这一个人物的同情、惋惜和批判，以复杂而又充沛的感情，把他置于“巨鹿之战”“鸿门宴”“ 垓下之围”三个关乎项羽毕生事业成败的关键性场面中加以集中描绘和刻画。这三场斗争，具有扭转秦汉历史乾坤的重大意义，而项羽勇而无谋，仁而无识的性格特征，也在其中得以深刻地展现。“巨鹿之战”是一场决定秦朝统治被终结的重要战役，当时，多路抗秦力量惨遭失败，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暴秦力量死灰复燃，起义军与暴秦处于决定胜负的紧要关头。危机之中，项羽奋然而起，杀宋义，过黄河 ， 破釜沉舟决死一战，以压制一切的英雄气概，扫荡了大秦王朝，夺取了辉煌胜利。对于这场战斗，《史记·项羽本纪》中说：“叙巨鹿之战，踊跃振动，极羽平生。”巨鹿之战后，便是刘项智斗的“鸿门宴”，怀盘筹错之中，拉开楚汉之争的序幕。如果说刀光剑影的血肉之战，表现了项羽性格中“勇”的一面，那么这场酒肉之宴，则是项羽骄傲自大，目光短浅，轻信奉承的性格特征，被刻画得淋淋尽致。宴会前后，在刘邦集团的计谋之下，项羽由与刘邦的敌对，逐渐转向信任，胜利冲昏了头脑，奉承迷惑了心窍。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对敌人的心慈手软，就等于预示和宣告了自己的失败，所以鸿门之宴，便成了项羽命运和事业由盛至衰的转折点。太史公描写刘项相会鸿门。矛盾千头万绪，斗争时隐时显，尖锐激烈，起伏回环，各种人物的性格，于此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政治上的短视，自然导致军事上的失败， 垓下被围，自刎乌江，也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司马迁对于这个场面的描写尤为精细，恰如朱熹所说：“慷慨激烈，有千载不平之余愤。”由巨鹿到鸿门再到垓下，三个场面，三个故事，既独立成章，又水乳交融，把一个项羽，刻画得有血有肉，跃然纸上。《史记》之前，决无先列，在其之后，项羽的形象，也因之而世代流传。
　　司马迁不但把项羽这样叱咤风云的军事将领放在矛盾冲突的焦点上刻画，即就是对于那些官宦，朝臣，义士，名人，也总是注意通过各种斗争揭示其精神风貌和性格特征。著名的《魏其武安侯列传》，记录了魏其、武安两大贵族之间的勾心斗角，互相侧轧，互相争权的斗争。这篇传记中的主要人物窦婴都是外戚，窦婴靠窦太后的裙带爬上政治舞台，田玢靠王太后的荫庇而权重一时；另一个人物灌夫，则是因吴楚反叛时作战英勇，杀敌报仇，加封将军，而后来却成为两大贵族斗争中的牺牲品。窦婴有窦太后作靠山，官至大将军，声名显赫，权势极盛，而在当时，田玢还是一个微官，仰人鼻息，讨人欢心，“往来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姓。”然而数年之后，时运交转，窦太后“驾崩”，魏其失势，田玢则靠着太后的关系受到器重，窦婴与田玢虽然同为外戚，都是统治集团成员之一，但就其个人品质来说，窦婴比较耿直，坦率，讲义气。而田玢则阴险残酷，贪鄙骄横，滥用职权，安插亲信，骄奢淫逸，榨取民财，养肥自己。窦婴得势之时，他阿谀奉承；一旦失宠，他便换上另一个面孔，不但敢于与之分庭抗礼，而且步步凌驾其上。对于这些人物性格心理的刻画，在“东朝庭辩”一节中，发展到了最高峰。信陵君是太史公胸中得意之人，《魏公子列传》也是他得意之作，人物寄寓了作者的人生理想，文中凝结着无限深情，对于这样钟爱的历史人物，作者也并非事无巨细，一并揽之，而是集中笔力写他礼贤下士，“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的高尚品质。
　　《史记》作为史学名著，记事传人，当然不能象文学创作那样去虚构夸张。它要受历史事实的限制，要完全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表现它，反映它，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历史著作是过去时代一切史事的记账薄，历史人物的履历表。它可以在材料的取舍上进行认真仔细的选择。司马迁描写人物正是如此，他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典型化的方式，抛弃那些历史人物生活中某些次要的、非本质的东西，选取人物性格特征和思想襟怀的材料，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将他们生动地再现出来。《吕太后本纪》详细记载了吕后一生功过对于吕雉其人在历史上的功绩，司马迁是肯定的，但是，作者更主要地表现了这个女人的专横残暴，反映了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争宠夺权斗争的激烈无情。此传当中，作者描写了吕后迫害戚夫人的史实，寥寥数语，则将其狠凶心肠，残酷暴虐的本质暴露无余。再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大智大勇，先公而后私的高贵品质，作者选择了“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将相交欢”三个典型事件“完璧归赵”和“渑池之会”集中表现了蔺相如之智勇。不但表现在他临危不惧上，更为重要的还表现在他深明大义，先公而后私，不计个人恩怨的高贵品质上，这一点在“将相交欢”一节中得以体现，从而也使蔺相如的形象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成为《史记》以至整个中国史传文学当中为人崇拜和爱戴的人物。《淮阴侯列传》是《史记》文学色彩十分浓烈的一篇，作者选取韩信生平当中最有典型意义的几个事件加以细致传神地铺排描写，把这个具有深谋远虑，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庙堂之上的军事将领性格发展变化的全过程完全可信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从而使韩信生平的形象得以在中国千秋万代永远流传。
　　诸如此类选取典型材料，突出人物性格的例子，在《史记》人物传记当中，俯拾皆是，吴起的母死不归、杀妻求将（《孙子吴起列传》），吕不韦的结交子楚、公布《吕氏春秋》（《吕不韦列传》），直不疑的“盗金”“盗嫂”（《万石张叔列传》），张汤儿时的整治老鼠（《酷吏》），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越王勾践世家》），伍子胥的矢志复仇（《伍子胥列传》）等等，在各篇传记中，都起到了突现人物性格，展示本质特征的作用，也正是在这些地方，表现了司马迁观察认识和分析生活的能力。他善于舍末求本，选择和采用典型材料，这也是他的历史人物传记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作者系西安外事学院人文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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