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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提起吴雨铭的名字，大家都会感到十分陌生，然而他却是中共“一大”前的早期党员之一，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还曾当选过中共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后来，吴雨铭被开除党籍，却成为了张学良的“秘书”，并亲眼见证了西安事变的发生。现在，就让我们走进吴雨铭跌宕起伏的前半生，去重温那一段风云激荡的历史。从“辅仁学社”到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吴雨铭(1898 1959)，又名汝铭、雨溟，湖南长沙人。他在长沙第一联合中学上学时，就作为一名进步分子加入了学校的“辅仁学社”。“辅仁学社”名称取其意为“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开始只是一个纯学术团体，主要以研究科学知识为主，后来它的许多成员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斗争，并成为了其中的领导者或积极分子。在这里，吴雨铭结识了同为“辅仁学社”成员的罗章龙。
中学毕业后，吴雨铭考入了北京大学法学院。这时，正值北大内部新旧思想激烈交锋，革新氛围非常浓厚。时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一再强调，要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这正符合了吴雨铭等一批激进青年的内心想法。于是，吴雨铭与李梅羹、罗章龙等各院校的激进青年积极响应陈独秀的号召，在“五四”前夕秘密成立了一个行动小组，并在“五四”那天采取了“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的直接行动。吴雨铭是这次行动的核心人物，在行动中负责探查卖国贼的住宅以及行动的进出路线等。
1919年秋，吴雨铭与北京高师、北京工专、北京医专等国立八校的一部分思想激进的同学，在北大附近东皇城根达教胡同二号成立了“曦园”。“曦园”成员不仅从事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等学术活动，还提倡青年采取具体行动，深入北方地区的工矿、农村与城市调查贫民的生活，并积极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在这里，吴雨铭的思想受到洗礼，革命的思想正在心中逐步酝酿。
此后，吴雨铭逐渐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与“五四”运动中倾向于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核心小组成员一起，酝酿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刚成立时处于秘密状态，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阅读和翻译，以及一些工人运动的实践，组织比较松散。后来，小组成员逐渐感到研究会长期处于秘密状态，开展活动时人力物力都非常不足。于是，为了把研究会的牌子打出去，在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吴雨铭与其他十八个成员一起在《北大日刊》上发表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启事发出后，研究会遂由秘密转为公开，成员也大大增加了。
吴雨铭通过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工作，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同时还参加了直接干预革命的行动组织。为了更好地指导工人运动，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1年成立了长辛店补习学校。吴雨铭积极响应号召，去补习学校当教员，后来成为该校的负责人。在这里，吴雨铭忠厚踏实、埋头苦干，深得工人信任。由于吴雨铭思想进步，1921年3月被吸收加入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了中共早期党员之一。
从京汉铁路特派员到中共五届中央候补委员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了统一领导工人运动，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同时也在北京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吴雨铭被任命为北方分部京汉铁路特派员，从此开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生涯。
1923年1月底，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吴雨铭作为筹备委员会副总干事参加了这次大会，并被选为中共京汉铁路总工会党团成员。2月1日上午，军阀吴佩孚派出大批军警对郑州实行全城戒严，企图阻止这次大会的召开。但是，吴雨铭与其他几名代表不顾生死，高呼着口号奋勇冲进会场，由主席史文彬宣布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为了抗议军警的暴行，总工会决定各地代表立即返回发动京汉铁路总罢工。吴雨铭北返后，担任了长辛店罢工的负责人。2月4日，他与史文彬一起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罢工。这次大罢工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恐慌，吴佩孚调集两万多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对罢工工人进行了残酷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吴雨铭在这次惨案中被捕入狱。
在狱中，吴雨铭遭受了非人的折磨，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然而，这不仅没有消磨他的斗志，反而激起了他强烈的革命热情。吴雨铭在忍受痛苦的同时，偷偷地在短凳上写下了著名诗集《烈火集》。他在诗中高度赞扬革命斗争，深切呼唤革命高潮，还对失去信心的人们进行谆谆劝导。后来，这些诗被发表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中央刊物《中国青年》上，对革命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吴雨铭一直非常重视文学作品的革命宣传作用，1923年以前就在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刊物《工人周刊》任编委。1923年9月，中共“三大”会议后，吴雨铭接替罗章龙任周刊的总负责人。
吴雨铭被营救出狱后，继续领导工人运动，并于1925年被选为第二届铁路总工会常委、上海总工会组织部长。在此期间，青岛日商纱厂18000多名中国工人，为争取成立工会权利和改善劳动待遇，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与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先后举行了三次大罢工。吴雨铭受铁路总工会指派，曾携款到青岛慰问，指导工人运动。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北京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共中央通知李大钊等人离开北京南下武昌。李大钊从全局出发，决定调中共北方区委的大部分中坚骨干力量，支援武汉地区和南方省委。于是，吴雨铭被调往南方。
吴雨铭到达南方后，曾任中共汉口市委书记。1927年4-5月，吴雨铭参加了中共“五大”，并被选为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吴雨铭先后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江苏临时省委常委、江苏省委候补委员等职。1929年转任全国总工会秘书长、中共党团成员。同年6月初，曾任中共顺直省委书记的王藻文和省委常委李德顺，因经济问题受批评对组织产生不满而投敌叛变，造成多名干部被捕，顺直省委遭到严重破坏。不久，吴雨铭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与张金刃、李子芬组成了中共顺直省委常委会。
从中共“非委”骨干到张学良的“秘书”
1931年1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强行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扶植王明等人篡夺了党的领导权。此举引发了大规模的党内斗争，同时也改变了吴雨铭的政治生涯。
当时，在会场内外，工人领袖罗章龙带头反对米夫和王明等人的倒行逆施，拒绝承认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的合法性。最后，双方矛盾激化，罗章龙等几十名反对派骨干被米夫以“分裂党”的罪名宣布开除党籍。吴雨铭作为“罗派”分子也随即被中共顺直省委开除党籍。新的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写报告时，专门提到吴雨铭去北方进行反对四中全会的行动。在离开共产党后，罗章龙与何孟雄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员会”(简称“非委”)。吴雨铭作为罗章龙的同道人，也加入了“非委”。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由于王明等人的出卖，国民党当局先后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地大肆逮捕“非委”骨干成员。1931年2月10日，吴雨铭在天津被捕入狱。他以为这次入狱肯定在劫难逃了，没想到遇见 了黎天才。
黎天才何许人也?早在京汉铁路大罢工时，黎天才曾参加过吴雨铭与史文彬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组织的声援罢工的大游行，并担任游行副总指挥。1927年5—9月，黎天才还曾接替牺牲的李大钊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内“左”风日渐盛行，黎天才被撤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职务。后来，黎天才在参加一次散发传单的活动中，遭到张作霖的军警逮捕。在狱中，军阀当局动用酷刑，黎天才低头招认了。张作霖非常赏识黎天才的才华学识，便留其在北京公安局训政部任秘书兼宣传科长。张学良继任其父位置后，黎天才更加得到信任，逐渐成为少帅倚重的心腹。
此次“非委”事件，对于政治敏感性极高的黎天才来说，当然是非常清楚的。他看到自己的老上级罗章龙沦为逐臣，自己的入党介绍人何孟雄慷慨就义，认为有必要尽自己所能为“非委”做点什么。碰巧，张学良对待逮捕的这些“非委”共产党人的方针，只限于取缔“暴动分子”，而对“研究学者”型的共产党人则似乎明显宽容一些。于是，黎天才利用张学良委派他主办共产党人案件的便利，把吴雨铭营救出狱，并吸收他进入了东北军。
吴雨铭起初在东北军中只是一个小人物，但他并没有就此沉沦下去，而是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未改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初衷。吴雨铭与李希逸等在东北军中的“非委”成员一起，秘密接受在河南大学任教的罗章龙的领导，继续寻找机会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有益的事情。1934年，游欧返国的张学良为谋求出路，开始了解和研究共产主义。但他不满足于纯理论的讲法，希望听人讲讲中国的工人运动历史。于是，黎天才抓住机会，把工运经验丰富的吴雨铭推荐到张学良身边做老师。这使张学良在接受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的同时，也了解了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的革命实践。
吴雨铭对于张学良思想的转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在讲解工人运动时，多次提到工运领袖罗章龙的名字，使罗章龙的名字深深地印在了张学良的脑海中。这是后来张学良几次秘密会见罗章龙并引以为“教授”的重要原因。张学良对于吴雨铭非常器重，委之以“中校秘书”的军衔，并把他当作自己的智囊团成员之一。
从张罗会晤的牵线人到西安事变的见证人
随着接触共产主义理论及工人运动历史的增多，张学良逐渐萌发了与罗章龙会晤的想法。当时，就其所处的客观环境来说，为了寻找出路，他也急需与罗章龙面商对策。这也符合吴雨铭、罗章龙等“非委”成员想为国家做点事的愿望。
1935年4月23日，经吴雨铭的牵线搭桥，张学良与罗章龙在开封第一次会晤。张学良坦率表示“个人对目前政治抱负与企图，毫不含糊”，还谈到了“打开目前政治僵局的问题”。这次会晤成为一个良好的开端，为今后双方合作奠定了基础。几个月后，东北军移师西安驻军，张学良再次出任“剿共”副总司令。吴雨铭多次奔波于西安和开封间，成为张学良与罗章龙之间联系的桥梁。
1936年4月，罗章龙利用带领河南大学毕业生参观实习之机，曾有过一次西北之行。到西安时，在吴雨铭的具体安排下，罗章龙与张学良实现了第二次会晤。此时，张学良正谋划筹建西北抗日基地，四处招揽人才，遂有意邀请罗章龙来西安的西北大学任教，共作图谋。后来，张学良又派吴雨铭以西安代表的身份，多次与罗章龙接触，请其到西北大学演讲，并正式送上聘书。罗章龙接受了邀请，准备秋后束装西行，在西安“另起炉灶”，后因身体原因未能成行。
1936年7月，在吴雨铭等人的安排下，罗章龙赴西安与张学良进行了第三次会晤。在两次西行期间，罗章龙与东北军中的“非委”成员一起，为张学良设计了经营西北的方略，其中包括建设西北为坚实的抗日根据地，挽救民族危亡并力争民主的政治远景设计。此后，张学良据此实行了西北大联合的部署：开始与红军合作，并派人与山西、新疆等地方实力派联络，甚至为打通河西走廊至新疆的通道做物质准备。
吴雨铭看到张学良的一系列举动非常亢奋，似乎从困境和绝望中看到了转机和希望。然而，1936年12月，西安形势发生了急变，蒋介石再度坐镇西安督促剿共，并透出调换将帅的意图。诸多因素促使张学良在12月12日发动了临潼捉蒋行动。当时吴雨铭就在现场，目睹了蒋介石被推上军车，押往西安的过程。吴雨铭等人万万没有想到会发生这一变化。他们在东北军中积蓄力量、蓄势待发，原本想依托张学良和西北方面的力量做一次大文章。如今看来，大势已去。东北军中的“非委”秘密组织从此被迫画上了句号。
西安事变之后，吴雨铭几经辗转到了南方。在武汉时曾有人劝他去延安，然而他心存芥蒂，选择了悄然南去。最后，在国民党当局谋了一个社会服务部的差事，后来又做过行政区秘书。1940年，吴雨铭加入了国民党，后来又参加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活动，参与组织黄色工会并镇压工人运动。1949年解放军南下时，吴雨铭到景德镇公安局自首，被判无期徒刑，1959年死于狱中。
主要参考文献：
①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出版，1984年版。
②无文：《在张学良身边另起炉灶的前共产党人》，《文史精华》2003年第9期。
③无文：《张学良的心腹谋士黎天才》，《炎黄春秋》2001年第8期。
④李德友：《烈火练就的诗魂——吴雨铭小诗略论》，《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⑤陈铁健：《历史功罪向谁论——<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读后感》，《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
吴雨铭(1898 1959)，又名汝铭、雨溟，湖南长沙人。他在长沙第一联合中学上学时，就作为一名进步分子加入了学校的“辅仁学社”。“辅仁学社”名称取其意为“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开始只是一个纯学术团体，主要以研究科学知识为主，后来它的许多成员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斗争，并成为了其中的领导者或积极分子。在这里，吴雨铭结识了同为“辅仁学社”成员的罗章龙。
中学毕业后，吴雨铭考入了北京大学法学院。这时，正值北大内部新旧思想激烈交锋，革新氛围非常浓厚。时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一再强调，要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这正符合了吴雨铭等一批激进青年的内心想法。于是，吴雨铭与李梅羹、罗章龙等各院校的激进青年积极响应陈独秀的号召，在“五四”前夕秘密成立了一个行动小组，并在“五四”那天采取了“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的直接行动。吴雨铭是这次行动的核心人物，在行动中负责探查卖国贼的住宅以及行动的进出路线等。
1919年秋，吴雨铭与北京高师、北京工专、北京医专等国立八校的一部分思想激进的同学，在北大附近东皇城根达教胡同二号成立了“曦园”。“曦园”成员不仅从事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等学术活动，还提倡青年采取具体行动，深入北方地区的工矿、农村与城市调查贫民的生活，并积极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在这里，吴雨铭的思想受到洗礼，革命的思想正在心中逐步酝酿。
此后，吴雨铭逐渐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与“五四”运动中倾向于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核心小组成员一起，酝酿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刚成立时处于秘密状态，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阅读和翻译，以及一些工人运动的实践，组织比较松散。后来，小组成员逐渐感到研究会长期处于秘密状态，开展活动时人力物力都非常不足。于是，为了把研究会的牌子打出去，在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吴雨铭与其他十八个成员一起在《北大日刊》上发表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启事发出后，研究会遂由秘密转为公开，成员也大大增加了。
吴雨铭通过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工作，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同时还参加了直接干预革命的行动组织。为了更好地指导工人运动，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1年成立了长辛店补习学校。吴雨铭积极响应号召，去补习学校当教员，后来成为该校的负责人。在这里，吴雨铭忠厚踏实、埋头苦干，深得工人信任。由于吴雨铭思想进步，1921年3月被吸收加入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了中共早期党员之一。
从京汉铁路特派员到中共五届中央候补委员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了统一领导工人运动，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同时也在北京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吴雨铭被任命为北方分部京汉铁路特派员，从此开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生涯。
1923年1月底，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吴雨铭作为筹备委员会副总干事参加了这次大会，并被选为中共京汉铁路总工会党团成员。2月1日上午，军阀吴佩孚派出大批军警对郑州实行全城戒严，企图阻止这次大会的召开。但是，吴雨铭与其他几名代表不顾生死，高呼着口号奋勇冲进会场，由主席史文彬宣布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为了抗议军警的暴行，总工会决定各地代表立即返回发动京汉铁路总罢工。吴雨铭北返后，担任了长辛店罢工的负责人。2月4日，他与史文彬一起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罢工。这次大罢工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恐慌，吴佩孚调集两万多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对罢工工人进行了残酷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吴雨铭在这次惨案中被捕入狱。
在狱中，吴雨铭遭受了非人的折磨，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然而，这不仅没有消磨他的斗志，反而激起了他强烈的革命热情。吴雨铭在忍受痛苦的同时，偷偷地在短凳上写下了著名诗集《烈火集》。他在诗中高度赞扬革命斗争，深切呼唤革命高潮，还对失去信心的人们进行谆谆劝导。后来，这些诗被发表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中央刊物《中国青年》上，对革命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吴雨铭一直非常重视文学作品的革命宣传作用，1923年以前就在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刊物《工人周刊》任编委。1923年9月，中共“三大”会议后，吴雨铭接替罗章龙任周刊的总负责人。
吴雨铭被营救出狱后，继续领导工人运动，并于1925年被选为第二届铁路总工会常委、上海总工会组织部长。在此期间，青岛日商纱厂18000多名中国工人，为争取成立工会权利和改善劳动待遇，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与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先后举行了三次大罢工。吴雨铭受铁路总工会指派，曾携款到青岛慰问，指导工人运动。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北京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共中央通知李大钊等人离开北京南下武昌。李大钊从全局出发，决定调中共北方区委的大部分中坚骨干力量，支援武汉地区和南方省委。于是，吴雨铭被调往南方。
吴雨铭到达南方后，曾任中共汉口市委书记。1927年4-5月，吴雨铭参加了中共“五大”，并被选为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吴雨铭先后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江苏临时省委常委、江苏省委候补委员等职。1929年转任全国总工会秘书长、中共党团成员。同年6月初，曾任中共顺直省委书记的王藻文和省委常委李德顺，因经济问题受批评对组织产生不满而投敌叛变，造成多名干部被捕，顺直省委遭到严重破坏。不久，吴雨铭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与张金刃、李子芬组成了中共顺直省委常委会。
从中共“非委”骨干到张学良的“秘书”
1931年1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强行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扶植王明等人篡夺了党的领导权。此举引发了大规模的党内斗争，同时也改变了吴雨铭的政治生涯。
当时，在会场内外，工人领袖罗章龙带头反对米夫和王明等人的倒行逆施，拒绝承认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的合法性。最后，双方矛盾激化，罗章龙等几十名反对派骨干被米夫以“分裂党”的罪名宣布开除党籍。吴雨铭作为“罗派”分子也随即被中共顺直省委开除党籍。新的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写报告时，专门提到吴雨铭去北方进行反对四中全会的行动。在离开共产党后，罗章龙与何孟雄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员会”(简称“非委”)。吴雨铭作为罗章龙的同道人，也加入了“非委”。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由于王明等人的出卖，国民党当局先后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地大肆逮捕“非委”骨干成员。1931年2月10日，吴雨铭在天津被捕入狱。他以为这次入狱肯定在劫难逃了，没想到遇见 了黎天才。
黎天才何许人也?早在京汉铁路大罢工时，黎天才曾参加过吴雨铭与史文彬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组织的声援罢工的大游行，并担任游行副总指挥。1927年5—9月，黎天才还曾接替牺牲的李大钊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内“左”风日渐盛行，黎天才被撤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职务。后来，黎天才在参加一次散发传单的活动中，遭到张作霖的军警逮捕。在狱中，军阀当局动用酷刑，黎天才低头招认了。张作霖非常赏识黎天才的才华学识，便留其在北京公安局训政部任秘书兼宣传科长。张学良继任其父位置后，黎天才更加得到信任，逐渐成为少帅倚重的心腹。
此次“非委”事件，对于政治敏感性极高的黎天才来说，当然是非常清楚的。他看到自己的老上级罗章龙沦为逐臣，自己的入党介绍人何孟雄慷慨就义，认为有必要尽自己所能为“非委”做点什么。碰巧，张学良对待逮捕的这些“非委”共产党人的方针，只限于取缔“暴动分子”，而对“研究学者”型的共产党人则似乎明显宽容一些。于是，黎天才利用张学良委派他主办共产党人案件的便利，把吴雨铭营救出狱，并吸收他进入了东北军。
吴雨铭起初在东北军中只是一个小人物，但他并没有就此沉沦下去，而是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未改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初衷。吴雨铭与李希逸等在东北军中的“非委”成员一起，秘密接受在河南大学任教的罗章龙的领导，继续寻找机会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有益的事情。1934年，游欧返国的张学良为谋求出路，开始了解和研究共产主义。但他不满足于纯理论的讲法，希望听人讲讲中国的工人运动历史。于是，黎天才抓住机会，把工运经验丰富的吴雨铭推荐到张学良身边做老师。这使张学良在接受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的同时，也了解了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的革命实践。
吴雨铭对于张学良思想的转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在讲解工人运动时，多次提到工运领袖罗章龙的名字，使罗章龙的名字深深地印在了张学良的脑海中。这是后来张学良几次秘密会见罗章龙并引以为“教授”的重要原因。张学良对于吴雨铭非常器重，委之以“中校秘书”的军衔，并把他当作自己的智囊团成员之一。
从张罗会晤的牵线人到西安事变的见证人
随着接触共产主义理论及工人运动历史的增多，张学良逐渐萌发了与罗章龙会晤的想法。当时，就其所处的客观环境来说，为了寻找出路，他也急需与罗章龙面商对策。这也符合吴雨铭、罗章龙等“非委”成员想为国家做点事的愿望。
1935年4月23日，经吴雨铭的牵线搭桥，张学良与罗章龙在开封第一次会晤。张学良坦率表示“个人对目前政治抱负与企图，毫不含糊”，还谈到了“打开目前政治僵局的问题”。这次会晤成为一个良好的开端，为今后双方合作奠定了基础。几个月后，东北军移师西安驻军，张学良再次出任“剿共”副总司令。吴雨铭多次奔波于西安和开封间，成为张学良与罗章龙之间联系的桥梁。
1936年4月，罗章龙利用带领河南大学毕业生参观实习之机，曾有过一次西北之行。到西安时，在吴雨铭的具体安排下，罗章龙与张学良实现了第二次会晤。此时，张学良正谋划筹建西北抗日基地，四处招揽人才，遂有意邀请罗章龙来西安的西北大学任教，共作图谋。后来，张学良又派吴雨铭以西安代表的身份，多次与罗章龙接触，请其到西北大学演讲，并正式送上聘书。罗章龙接受了邀请，准备秋后束装西行，在西安“另起炉灶”，后因身体原因未能成行。
1936年7月，在吴雨铭等人的安排下，罗章龙赴西安与张学良进行了第三次会晤。在两次西行期间，罗章龙与东北军中的“非委”成员一起，为张学良设计了经营西北的方略，其中包括建设西北为坚实的抗日根据地，挽救民族危亡并力争民主的政治远景设计。此后，张学良据此实行了西北大联合的部署：开始与红军合作，并派人与山西、新疆等地方实力派联络，甚至为打通河西走廊至新疆的通道做物质准备。
吴雨铭看到张学良的一系列举动非常亢奋，似乎从困境和绝望中看到了转机和希望。然而，1936年12月，西安形势发生了急变，蒋介石再度坐镇西安督促剿共，并透出调换将帅的意图。诸多因素促使张学良在12月12日发动了临潼捉蒋行动。当时吴雨铭就在现场，目睹了蒋介石被推上军车，押往西安的过程。吴雨铭等人万万没有想到会发生这一变化。他们在东北军中积蓄力量、蓄势待发，原本想依托张学良和西北方面的力量做一次大文章。如今看来，大势已去。东北军中的“非委”秘密组织从此被迫画上了句号。
西安事变之后，吴雨铭几经辗转到了南方。在武汉时曾有人劝他去延安，然而他心存芥蒂，选择了悄然南去。最后，在国民党当局谋了一个社会服务部的差事，后来又做过行政区秘书。1940年，吴雨铭加入了国民党，后来又参加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活动，参与组织黄色工会并镇压工人运动。1949年解放军南下时，吴雨铭到景德镇公安局自首，被判无期徒刑，1959年死于狱中。
主要参考文献：
①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出版，1984年版。
②无文：《在张学良身边另起炉灶的前共产党人》，《文史精华》2003年第9期。
③无文：《张学良的心腹谋士黎天才》，《炎黄春秋》2001年第8期。
④李德友：《烈火练就的诗魂——吴雨铭小诗略论》，《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⑤陈铁健：《历史功罪向谁论——<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读后感》，《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