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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关系到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文章通过超效率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分别从静态和动态角度测度2014-2020年我国28个省份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并运用Tobit模型对支出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存在效率损失，且不同省份之间的效率差异较大。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与居民收入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关系，与政府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财政支出结构存在负向关系。今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需要统筹城乡公共文化建设、优化支出结构、构建财政资金投入长效机制等，从而繁荣我国乡村文化，实现乡村振兴。
关键词：乡村公共文化;财政支出效率;DEA-Malmquist-Tobit模型;乡村振兴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measure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expenditure， reveal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efficiency of expenditure，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optimizing the precise layou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This paper uses super efficiency DEA model to measure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expenditure on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n 28. regions from 2014 to 2020. The Malmquist index model is used to dynamically analyze the fiscal expenditure efficiency and a Tobit model is built to study the factors affecting expenditure efficienc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phenomenon of efficiency loss in the fiscal expenditure efficiency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n China and the efficiency value varies greatly among different provi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ternal influencing factors， government scal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fiscal expenditure structure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expenditure efficiency， and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residents' income level， while population density and residents' supervision ability a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This paper measures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expenditure from both dynamic and static perspective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treamlining government size， coordinating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public cultural constructi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input management，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fiscal expenditure and constructing the long-term mechanism of expenditure project input.
Key words rural public culture; efficiency of fiscal expenditure; DEA-Malmquist-Tobit model
1 引 言
乡村公共文化振兴承载了我国农村居民的美好生活期盼，高质量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文化乐民、文化富民和文化强民的重要途径。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指出乡村文化振兴是“五个振兴”的中心任务之一。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离不开财政资金的有力保障[1-2]，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保障经费是政府的财政责任[3]。随着我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规模的不断扩大，政府及公众希望了解：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究竟如何？财政资金有没有发挥到应有作用？如何才能有效地配置财政资源满足于我国乡村文化振兴战略需要？
目前有关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研究主要有三条路径：一是从受益主体出发探讨公共文化财政供给效率。贾康[4]提出，要从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着手，发挥公共文化服务的自身能动性来满足公众文化需求。杨林[5]、赵佳佳[6]、韩军[7]等通过测算省级层面公共文化服务财政供给效率，指出公共文化财政投入产出率较低。姚林香和欧阳建勇[8]研究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政策绩效发现，我国农村公共文化财政支出资金存在浪费现象;二是公共文化财政支出效率的测度方法，通常采用参数法和非参数法两种方式，其中參数法以研究样本为基础，通过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求出具体的解析解;而非参数估计的方法包括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和无边界分析方法（FDH），DEA方法已在财政支出效率测算中得到广泛应用[9-10]。非参数估计的“数据包络模型”（DEA）与Tobit模型相结合的二阶段模型是目前评价各领域财政支出效率及探究影响因素的主流方法，但由于DEA模型无法动态反映财政支出效率变化，王银梅[11]、孙群力[12]等通过引进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对公共文化财政支出效率分别进行静态和动态测度，最后通过Tobit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此外，吴浩然和吴祁宗[13]通过三阶段DEA模型来研究公共文化财政支出效率;三是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探究。郭剑雄[14]、陈世香[15]等基于市级层面分析社区文化中心公共文化供给状况，发现社区公共文化供给难以满足群众多样化文化需求，需要通过协同治理来提升供给水平。李少惠和韩慧[16]基于Malmquist指数模型[17]分析了我国西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情况，发现西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增长率为负，存在文化供给水平日渐式微的问题。 纵观现有文献，多数学者对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研究主要聚焦在省市级层面，对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研究尚未述及，且现有研究多停留在静态支出效率探讨上，忽略了动态研究视角;在DEA模型的构建上也缺少对有效决策单元效率值之间的比较。因此，本文利用2014-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评价指标，通过超效率DEA模型[18]和Malmquist指数模型，从静态和动态双视角测度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并运用Tobit模型对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最后提出保障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策略建议。区别于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宏观公共文化服务投入产出指标，本文将构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微观指标，借助财政支出数据测度我国乡村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效率，揭示影响财政支出效率的主要因素，为政策制定部门和基层执行者提供理论参考。
2 理论分析与模型设定
2.1 理论分析
乡村（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作为公共产品，具有明显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主要是满足农村居民基本文化权益和精神文化需求，以政府为主体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体系。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主要包括鄉村文化基础设施、文化传播网络、文化活动、文化教育、文化保护等[19]。通常而言，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水平之后，财政支出更倾向于公共文化和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20]，政府作为供给主体，有责任为农民提供普遍均等的公共服务，保障他们的权利[21]。根据公共需要理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公众的公共需要[22-23]，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异质性，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水平差异较大，各地政府并非都能提供等量的公共文化服务，但无论财政支出数额有多少，确保财政支出效率却是非常必要且可行的，做到财政支出“少花钱、多办事”，从而繁荣各地区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
财政支出效率通常包括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生产效率是指财政资金的投入产出状况，而资源配置效率则是根据消费者偏好和预算约束对公共产品进行配置。提高财政支出效率有利于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经济社会发展[24-25]，在财政补贴有限的情况下，吸引更多的公众参与文化活动体现出了财政支出的社会效益[26]。已有文献和相关资料显示，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出结构、人口密度、地方政府规模、文化消费需求和财政支出监管力度等都会影响到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其中，经济发展程度关系到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状况和公共文化建设的财政支出结构，在推动经济发展与丰富本地居民文化生活的博弈中，多数地方政府往往偏好经济建设而轻视文化投入，那么公共文化建设的生产效率也会由此下降;人口密度通常与地方公共文化财政支出有关联，科学合理地配置文化资源，有助于拓宽当地居民的公共文化受益面;地方政府规模与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关系比较复杂，当财政支出既定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规模越大，用于行政事务的支出就越多，地方公共文化服务支出就会受到影响，从而导致支出效率降低;文化消费需求水平的高低同样对公共文化财政支出产生影响，公众对地方公共文化质量的需求越高，财政投入到相应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也就越多;居民监督作为外部监督机制，对公共文化财政支出的有效监督直接影响到公共文化资金运行透明度，也会传递到财政支出效率上来。
2.2 模型设定
2.2.1 超效率DEA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是一种非参数效率分析方法，能够评价不同个体之间相对效率的大小。传统的DEA模型包括CCR与BCC两种基础模型，在此基础上许多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对模型进行拓展，超效率模型便是其中一种重要扩展模型。
传统的DEA模型通常会出现多个决策单元均为有效的情况，由于有效值均为1，这些有效的决策单元之间的效率高低无法得到区分，针对上述问题，Andersen和Petersen[27]于1993年提出了对有效决策单元进行进一步区分的方法，该方法后来被称为超效率模型（Super Efficiency Model）。超效率模型的主要思想是，将被评价的决策单元剔除在参考集之外，即被评价的决策单元的效率是基于其他决策单元所构成的前沿面得出的，因此有效决策单元的效率值一般会大于1，通过该方法能够对有效决策单元之间效率值的高低进行区分。同时，非有效的决策单元在超效率DEA模型中的效率值不变。
以投入导向的CRS径向模型为例，超效率模型就是从参考集中将被评价决策单元DMUk剔除在外，也即在标准模型的基础上施加约束条件j≠k：
超效率模型的基本思想以投入导向径向传统效率模型为例阐释，图中A、B、 C三个有效决策单元构成效率前沿，以有效决策单元B为例，B的超效率是根据除了B以外的其他决策单元所构成的生产前沿计算所得，B在生产前沿AC上的投影为B'，从图1中可以直观看出，B的效率高于B'，其效率高出的部分为BB'，相应的效率值为θ=OB'/OB，由此便得到了B的超效率值（见图1）。
2.2.2 Malmquist指数模型
超效率DEA模型能够测算出各地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的静态效率，若要观察动态变化趋势，可以引入Malmquist指数模型（又称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模型），主要是通过距离函数计算得出技术进步变化和技术效率变化，进而来动态反映全要素生产效率的变化，其中技术进步率变化表示两个相邻时期全国乡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技术进步程度或创新程度;技术效率变化反映出是否合理配置资源以及是否存在浪费现象。随后Ray和Desli[25]将技术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并被广泛应用于动态分析各领域的投入产出效率，其中纯技术效率变化即指剔除规模效应后完全由文化事业财政支出水平变化带来的变化，主要反映地方政府对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管理水平的高低;规模效率变化是指由于财政投入规模大小的改变对其效率的影响，用来衡量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支出是否处在最优生产规模。因此，本文采用Malmquist指数模型对2014-2020年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进行动态分析。其基本表达式如下： 其中，Dt表示t时期的距离函数，Xt表示第t期的投入值，Yt表示第t期的产出值。TFP表示某一决策单元在t至t+1期生产率的变化程度。若TFP>1，则表示全要素生产率随着时间推移呈上升趋势;反之，若TFP<1，则表示全要素生產率随着时间推移呈下降趋势。
2.3 数据来源和指标构建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鉴于北京、上海和天津三个直辖市城镇化水平较高，其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数据代表性较弱，因此本文数据来源的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剔除了这三个直辖市。并将28个省份设置为28个决策单元，并将其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作为观察对象。
关于获取数据的起始时间，按照宋洪远[28]有关我国农村改革阶段的划分，2012年以后我国农村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2012年3月，国家发改委下发了《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其中要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投入保障机制。从2013年3月开始，中央加大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投入力度，推动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23.6万个建制村划入直播卫星服务区域。因此，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投入效应的滞后性，本文将研究样本数据的选取时间确定在2014年。
结合我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实际，财政支出涉及到广播电视、电影、图书室、互联网、报刊、文艺演出等多种服务形式，由于财政支出中没有单列的公共文化服务条目，本文借鉴了杨林[5]、姚香林[8]、江朦朦[29]等构建的指标体系。即将投入指标设定为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如文化事业费;产出指标包括公共文化资源和文化服务能力，如文化机构数、文化机构从业人员数、公共图书馆藏书量、文化服务次数、艺术表演（映）场次等。基于此，文章将乡镇文化事业费作为财政投入指标，产出指标选取与乡镇文化事业费相对应的有代表性的几类服务活动，包括公共图书室服务、群众文化服务、文艺表演服务、文化信息传播服务四个一级指标，为了量化评价财政投入产出的效率，又在一级指标下设立了二级指标，形成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3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测度
3.1 基于超效率DEA模型的静态财政支出效率测度分析
3.1.1 指标的相关性检验
超效率模型要求投入指标与产出指标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因此在测算不同省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值之前，需对所采用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检验，并显示出不同指标之间的皮尔森相关系数（见表2）。从该表可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各个指标之间的相关性总体上比较明显，因此所选择的效率评价指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3.1.2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分析
通过超效率DEA模型测算出我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见表3）。从总体来看，我国2014-2020年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均值为0.75，尚未达到有效状态（θ<1），表明我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存在一定程度的效率损失，部分财政资金并未得到充分利用，资金支出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
从“均值”项可以得知，不同省份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存在较大差异，河北、山西、辽宁、安徽、江西、山东、河南以及青海8个省份均达到有效状态（θ≥1），其中山西的效率值最高，为1.57。其他省份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均处于非有效状态，其中效率值在0.6以上的省份有黑龙江、江苏、福建、湖北、湖南、广西、海南、云南、陕西以及新疆10个省份，内蒙古、吉林、浙江、广东、重庆、四川、贵州、西藏、甘肃以及宁夏10个省份的效率值则在0.6以下（见表3）。该效率测算结果表明，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如浙江、广东等，其乡村公共文化财政支出效率处于低效状态，效率值均低于0.6;而经济相对欠发达的省份，如江西、青海等其乡村公共文化财政支出效率则处于有效状态;即使是没有达到有效状态的经济欠发达省份，如海南、广西等，其乡村公共文化财政支出效率也超过0.6。原因可能在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在乡村公共文化投入经费有限的情况下，相较于经济发达地区对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经费管理更为重视，从而把有限的公共文化资金“用在刀刃上”;而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政府财力雄厚，可供配置的财政资金较为充裕，政府更偏好经济发展，对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保障有力但精细化管理不够，导致支出效率不佳。还有种可能是由于广东、浙江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投入产出效率高但资金配置效率低，也会影响最终的效率评价结果。从不同年度各省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来看，辽宁、江西等省份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不断提高;而江苏、湖北等省份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逐年降低。
此外，在乡村振兴战略驱动下，多数省份在2018年增加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投入，但在财政支出效率上并没有体现出上升趋势，根本原因在于财政投入的效应存在滞后性。
3.2 基于Malmquist指数模型的动态财政支出效率测度分析
3.2.1 总体分析
2014-2020年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Malmquist指数显示，综合技术效率总体水平明显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见表4），年均增长率为-5.1%。由于综合技术效率是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乘积，纯技术效率年均增长为-5.6%，说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动态财政支出效率有下降的趋势，存在公共资源配置低效问题。从全要素生产率上看，全要素生产率均值和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935和-3.4%，同样显示我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有待提升。此外，表4显示，规模效率在2017-2018年度较以往年度增长较快，但总体上呈现相对稳定的态势。纯技术效率总体上增长为负，表明我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动态效率的下降主要是受技术变动影响。 3.2.2 具体分析
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年均乡村公共文化动态财政支出效率的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来看（见表5），共有12个省份TFP值大于1，占总数的42.85%，有8个省份TFP值小于均值，占总数的28.57%。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幅为-3.9%，纯技术效率下降幅度较为显著，说明各省乡村公共文化资源配置效率下降，需要加大对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精准投入，提升乡村公共文化供给的科学化水平。在TFP小于均值的8省中，河北、福建、湖北和湖南均由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共同导致支出效率低下;广东、西藏和新疆主要是因为纯技术效率、而江苏则是由于规模效率而导致支出效率低下。
4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影响因素分析
4.1 变量设计和模型构建
本文通过DEA模型核算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的效率值，但DEA模型无法识别哪些因素影响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因此，本文将DEA测算的支出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并通过Tobit模型回归分析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因素。由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与各种经济社会因素相关联，本文从经济发展水平、规模效应、财政支出结构、政府规模、文化消费需求以及财政支出监管力度等六个方面来实证分析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的影响要素（具体变量情况见表6）。
其中，经济发展水平（Econ）采用地区GDP衡量;规模效应（Peo）利用人口密度反映;财政支出结构（Exp）根据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来反映;政府规模（Scal）则采用政府消费占GDP比重衡量;文化消费（Inc）需求通过乡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来反映;财政支出监管力度（Sup）根据当地高中以上学历的居民数量来衡量。此外，区域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及地理位置等因素也会对支出效率产生影响，鉴于这些因素难以量化或者对支出效率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因此放入随机误差项（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7）。
基于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影响因素假设，由于DEA方法测算的效率值具有典型的归并数据特征，故适用Tobit回归模型。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本文采用面板Tobit随机效应模型進行实证分析，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式中，Y表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α为常数项，β代表各解释变量的系数，Xit为各个影响因素变量，μi是随个体变化而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εit是随机干扰项。
4.2 实证结果分析
为缓解异方差等的影响，本文对地区GDP、乡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乡村居民监督能力、人口密度四个变量的原始数据进行对数处理，通过构建面板Tobit随机效应模型对2014-2020年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模型2为回避模型1中不显著变量后的验证结果（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8）。
从表8的模型回归结果可知：
（1）经济发展水平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呈负向关系。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地区GDP每增长1%，则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会下降0.0064个单位。究其原因，地区GDP的上升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成正向关系，但财政支出效率是否同向上升并不确定，支出效率与支出数额无直接关系，而是与财政资金的预算、执行水平紧密相关。当然，经济发展水平与财政支出效率也并非总是负相关，当支出效率下降到某个临界点，就会随着财政治理水平的提高而上升，呈现出“U”型结构。
（2）乡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支出效率存在正向相关。随着乡村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对精神层面的文化服务需求也更多更高，也会倒逼地方政府加大对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投入，而且，由于财政资金是根据当地居民的实际需求“定向精投”，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财政资金的配置效率。
（3）财政支出结构对支出效率存在负向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的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面对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哪些方面需要重点投入，哪些方面存在重复建设，都需要全面梳理，强化财政支出的指向性。随着互联网技术应用和“村村通”项目的落实，乡村居民获得文化服务的途径不再单一，对有些文化项目的继续投入，可能导致产出边际效率递减，从而影响了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此外，也不排除乡村公共文化资金被寻租而导致支出效率不增反降的情况。
（4）政府规模与支出效率在5%的显著水平上存在负相关关系。政府规模代表了地方机关事业单位的整体规模，随着政府职能日益完善和人员机构的增加，机构内部的消费性支出会逐渐扩大。在各地财政资金收紧、民生支出渐增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往往会压缩公共文化建设资金以保障政府机构正常运行，从而影响了所规划的文化建设项目，导致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趋弱。
（5）居民监督能力和人口密度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表明上述两个因素与财政支出效率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农民监督能力水平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关系不显著，可能在于农民监督保障机制不完善，或者怯于监督财政支出违规违法行为。另外，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可能已经考虑到人口的分布问题，因此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6]，但是系数为正，说明人口密度大的地方容易形成规模经济效应，能够有效降低地方公共文化服务投入成本，使得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达到最大化。
4.3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对上述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以确保研究结论的一致性与稳定性。采用普通随机效应模型与Tobit随机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对比分析（见表9），普通随机效应模型所得结论与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因此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5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我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与繁荣，根本落脚点在于财政资金的保障与使用效率。2021年6月1日起实施的《乡村振兴促进法》要求，不断完善乡村公共文化设施，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作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有着不可或缺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超效率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对我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进行静态和动态测算，在此基础上运用Tobit模型对影响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从整体上看，我国2014-2020年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均值为0.75，尚未达到有效状态，存在效率损失。从不同省份的效率均值来看，我国不同省份之间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有8个省份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达到有效状态，20个省份的效率处于非有效状态;16个省份的效率值在0.6以上，12个省份的效率值在0.6以下。并且，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如广东、浙江等，尽管其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数额可观，但财政支出效率并未达到有效状态。从年度变化上看，不同省份在2014-2020年间对乡村公共文化投入的重视程度有所不同，有的省份更为重视，财政支出效率也逐年在提升。
2014-2020年我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动态财政支出效率Malmquist指数显示，我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总体水平呈现下降趋势，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为-3.4%，有16个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小于1。实证分析我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因素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呈现负向关系;乡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支出效率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财政支出结构与支出效率存在负向相关;政府规模与支出效率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5.2 对策建议
根据研究结论，基于提高我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旨在促进我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质量，特提出了以下策略建议。
一是统筹城乡公共文化建设均衡发展，精准配置财政资源，加快提升20个尚未达到有效省份的财政支出效率，满足乡村公共文化服務供给需要。我国在完成精准扶贫目标任务后，城镇化建设中城乡文化相对贫困的问题日益凸现。为缩小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方面差距，在考虑乡村居民的公共文化需求差异性的同时，统筹城乡公共文化建设，允许不同地区因地制宜，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导财政资金向优质文化服务项目投入。在财政资金预算、运行过程中确保公开透明，杜绝公共文化建设资金“跑冒漏滴”现象发生。对公共文化建设专项资金采取竞争性分配策略，引入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来评价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是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占有优势，精准识别、分析和调整原有公共文化项目和在建项目，优化乡镇公共文化服务资金的支出结构，避免供给边际效率递减。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资金投入始终以民众文化需求为导向，动态更新文化服务项目供给。有关部门组织的文化下乡、文艺演出、乡镇文化站活动，要做好民众兴趣的服务对接，活动安排契合乡村居民的空闲时间。对于边际效率递减的文化项目要及时停止投入或者考虑合并投入;对基本无效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资金投入，实施责任倒查机制。
三是构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项目投入的长效机制，鼓励对乡村传统文化项目的改造投入，支持与新时代特色相符合的创新，培育当地特色文化产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出台后，多数地区增加了当年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投入资金，为确保乡村文化建设资金的可持续性，需要更进一步地构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项目投入的长效机制，对于民众需求反响大的文化项目持续投入，不断丰富乡村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此外，政府规模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负相关，为确保最优的行政运行效率，需要进一步深化乡镇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简撤并合，并充分结合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实现“服务型政府”，从而提高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资金支出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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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姚维保，男，广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教授;李志聪，男，广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硕士研究生;林琳，女，广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乡村公共文化;财政支出效率;DEA-Malmquist-Tobit模型;乡村振兴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measure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expenditure， reveal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efficiency of expenditure，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optimizing the precise layou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This paper uses super efficiency DEA model to measure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expenditure on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n 28. regions from 2014 to 2020. The Malmquist index model is used to dynamically analyze the fiscal expenditure efficiency and a Tobit model is built to study the factors affecting expenditure efficienc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phenomenon of efficiency loss in the fiscal expenditure efficiency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n China and the efficiency value varies greatly among different provi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ternal influencing factors， government scal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fiscal expenditure structure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expenditure efficiency， and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residents' income level， while population density and residents' supervision ability a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This paper measures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expenditure from both dynamic and static perspective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treamlining government size， coordinating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public cultural constructi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input management，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fiscal expenditure and constructing the long-term mechanism of expenditure project input.
Key words rural public culture; efficiency of fiscal expenditure; DEA-Malmquist-Tobit model
1 引 言
乡村公共文化振兴承载了我国农村居民的美好生活期盼，高质量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文化乐民、文化富民和文化强民的重要途径。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指出乡村文化振兴是“五个振兴”的中心任务之一。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离不开财政资金的有力保障[1-2]，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保障经费是政府的财政责任[3]。随着我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规模的不断扩大，政府及公众希望了解：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究竟如何？财政资金有没有发挥到应有作用？如何才能有效地配置财政资源满足于我国乡村文化振兴战略需要？
目前有关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研究主要有三条路径：一是从受益主体出发探讨公共文化财政供给效率。贾康[4]提出，要从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着手，发挥公共文化服务的自身能动性来满足公众文化需求。杨林[5]、赵佳佳[6]、韩军[7]等通过测算省级层面公共文化服务财政供给效率，指出公共文化财政投入产出率较低。姚林香和欧阳建勇[8]研究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政策绩效发现，我国农村公共文化财政支出资金存在浪费现象;二是公共文化财政支出效率的测度方法，通常采用参数法和非参数法两种方式，其中參数法以研究样本为基础，通过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求出具体的解析解;而非参数估计的方法包括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和无边界分析方法（FDH），DEA方法已在财政支出效率测算中得到广泛应用[9-10]。非参数估计的“数据包络模型”（DEA）与Tobit模型相结合的二阶段模型是目前评价各领域财政支出效率及探究影响因素的主流方法，但由于DEA模型无法动态反映财政支出效率变化，王银梅[11]、孙群力[12]等通过引进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对公共文化财政支出效率分别进行静态和动态测度，最后通过Tobit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此外，吴浩然和吴祁宗[13]通过三阶段DEA模型来研究公共文化财政支出效率;三是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探究。郭剑雄[14]、陈世香[15]等基于市级层面分析社区文化中心公共文化供给状况，发现社区公共文化供给难以满足群众多样化文化需求，需要通过协同治理来提升供给水平。李少惠和韩慧[16]基于Malmquist指数模型[17]分析了我国西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情况，发现西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增长率为负，存在文化供给水平日渐式微的问题。 纵观现有文献，多数学者对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研究主要聚焦在省市级层面，对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研究尚未述及，且现有研究多停留在静态支出效率探讨上，忽略了动态研究视角;在DEA模型的构建上也缺少对有效决策单元效率值之间的比较。因此，本文利用2014-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评价指标，通过超效率DEA模型[18]和Malmquist指数模型，从静态和动态双视角测度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并运用Tobit模型对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最后提出保障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策略建议。区别于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宏观公共文化服务投入产出指标，本文将构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微观指标，借助财政支出数据测度我国乡村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效率，揭示影响财政支出效率的主要因素，为政策制定部门和基层执行者提供理论参考。
2 理论分析与模型设定
2.1 理论分析
乡村（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作为公共产品，具有明显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主要是满足农村居民基本文化权益和精神文化需求，以政府为主体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体系。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主要包括鄉村文化基础设施、文化传播网络、文化活动、文化教育、文化保护等[19]。通常而言，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水平之后，财政支出更倾向于公共文化和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20]，政府作为供给主体，有责任为农民提供普遍均等的公共服务，保障他们的权利[21]。根据公共需要理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公众的公共需要[22-23]，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异质性，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水平差异较大，各地政府并非都能提供等量的公共文化服务，但无论财政支出数额有多少，确保财政支出效率却是非常必要且可行的，做到财政支出“少花钱、多办事”，从而繁荣各地区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
财政支出效率通常包括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生产效率是指财政资金的投入产出状况，而资源配置效率则是根据消费者偏好和预算约束对公共产品进行配置。提高财政支出效率有利于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经济社会发展[24-25]，在财政补贴有限的情况下，吸引更多的公众参与文化活动体现出了财政支出的社会效益[26]。已有文献和相关资料显示，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出结构、人口密度、地方政府规模、文化消费需求和财政支出监管力度等都会影响到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其中，经济发展程度关系到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状况和公共文化建设的财政支出结构，在推动经济发展与丰富本地居民文化生活的博弈中，多数地方政府往往偏好经济建设而轻视文化投入，那么公共文化建设的生产效率也会由此下降;人口密度通常与地方公共文化财政支出有关联，科学合理地配置文化资源，有助于拓宽当地居民的公共文化受益面;地方政府规模与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关系比较复杂，当财政支出既定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规模越大，用于行政事务的支出就越多，地方公共文化服务支出就会受到影响，从而导致支出效率降低;文化消费需求水平的高低同样对公共文化财政支出产生影响，公众对地方公共文化质量的需求越高，财政投入到相应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也就越多;居民监督作为外部监督机制，对公共文化财政支出的有效监督直接影响到公共文化资金运行透明度，也会传递到财政支出效率上来。
2.2 模型设定
2.2.1 超效率DEA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是一种非参数效率分析方法，能够评价不同个体之间相对效率的大小。传统的DEA模型包括CCR与BCC两种基础模型，在此基础上许多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对模型进行拓展，超效率模型便是其中一种重要扩展模型。
传统的DEA模型通常会出现多个决策单元均为有效的情况，由于有效值均为1，这些有效的决策单元之间的效率高低无法得到区分，针对上述问题，Andersen和Petersen[27]于1993年提出了对有效决策单元进行进一步区分的方法，该方法后来被称为超效率模型（Super Efficiency Model）。超效率模型的主要思想是，将被评价的决策单元剔除在参考集之外，即被评价的决策单元的效率是基于其他决策单元所构成的前沿面得出的，因此有效决策单元的效率值一般会大于1，通过该方法能够对有效决策单元之间效率值的高低进行区分。同时，非有效的决策单元在超效率DEA模型中的效率值不变。
以投入导向的CRS径向模型为例，超效率模型就是从参考集中将被评价决策单元DMUk剔除在外，也即在标准模型的基础上施加约束条件j≠k：
超效率模型的基本思想以投入导向径向传统效率模型为例阐释，图中A、B、 C三个有效决策单元构成效率前沿，以有效决策单元B为例，B的超效率是根据除了B以外的其他决策单元所构成的生产前沿计算所得，B在生产前沿AC上的投影为B'，从图1中可以直观看出，B的效率高于B'，其效率高出的部分为BB'，相应的效率值为θ=OB'/OB，由此便得到了B的超效率值（见图1）。
2.2.2 Malmquist指数模型
超效率DEA模型能够测算出各地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的静态效率，若要观察动态变化趋势，可以引入Malmquist指数模型（又称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模型），主要是通过距离函数计算得出技术进步变化和技术效率变化，进而来动态反映全要素生产效率的变化，其中技术进步率变化表示两个相邻时期全国乡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技术进步程度或创新程度;技术效率变化反映出是否合理配置资源以及是否存在浪费现象。随后Ray和Desli[25]将技术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并被广泛应用于动态分析各领域的投入产出效率，其中纯技术效率变化即指剔除规模效应后完全由文化事业财政支出水平变化带来的变化，主要反映地方政府对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管理水平的高低;规模效率变化是指由于财政投入规模大小的改变对其效率的影响，用来衡量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支出是否处在最优生产规模。因此，本文采用Malmquist指数模型对2014-2020年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进行动态分析。其基本表达式如下： 其中，Dt表示t时期的距离函数，Xt表示第t期的投入值，Yt表示第t期的产出值。TFP表示某一决策单元在t至t+1期生产率的变化程度。若TFP>1，则表示全要素生产率随着时间推移呈上升趋势;反之，若TFP<1，则表示全要素生產率随着时间推移呈下降趋势。
2.3 数据来源和指标构建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鉴于北京、上海和天津三个直辖市城镇化水平较高，其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数据代表性较弱，因此本文数据来源的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剔除了这三个直辖市。并将28个省份设置为28个决策单元，并将其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作为观察对象。
关于获取数据的起始时间，按照宋洪远[28]有关我国农村改革阶段的划分，2012年以后我国农村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2012年3月，国家发改委下发了《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其中要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投入保障机制。从2013年3月开始，中央加大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投入力度，推动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23.6万个建制村划入直播卫星服务区域。因此，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投入效应的滞后性，本文将研究样本数据的选取时间确定在2014年。
结合我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实际，财政支出涉及到广播电视、电影、图书室、互联网、报刊、文艺演出等多种服务形式，由于财政支出中没有单列的公共文化服务条目，本文借鉴了杨林[5]、姚香林[8]、江朦朦[29]等构建的指标体系。即将投入指标设定为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如文化事业费;产出指标包括公共文化资源和文化服务能力，如文化机构数、文化机构从业人员数、公共图书馆藏书量、文化服务次数、艺术表演（映）场次等。基于此，文章将乡镇文化事业费作为财政投入指标，产出指标选取与乡镇文化事业费相对应的有代表性的几类服务活动，包括公共图书室服务、群众文化服务、文艺表演服务、文化信息传播服务四个一级指标，为了量化评价财政投入产出的效率，又在一级指标下设立了二级指标，形成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3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测度
3.1 基于超效率DEA模型的静态财政支出效率测度分析
3.1.1 指标的相关性检验
超效率模型要求投入指标与产出指标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因此在测算不同省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值之前，需对所采用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检验，并显示出不同指标之间的皮尔森相关系数（见表2）。从该表可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各个指标之间的相关性总体上比较明显，因此所选择的效率评价指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3.1.2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分析
通过超效率DEA模型测算出我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见表3）。从总体来看，我国2014-2020年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均值为0.75，尚未达到有效状态（θ<1），表明我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存在一定程度的效率损失，部分财政资金并未得到充分利用，资金支出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
从“均值”项可以得知，不同省份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存在较大差异，河北、山西、辽宁、安徽、江西、山东、河南以及青海8个省份均达到有效状态（θ≥1），其中山西的效率值最高，为1.57。其他省份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均处于非有效状态，其中效率值在0.6以上的省份有黑龙江、江苏、福建、湖北、湖南、广西、海南、云南、陕西以及新疆10个省份，内蒙古、吉林、浙江、广东、重庆、四川、贵州、西藏、甘肃以及宁夏10个省份的效率值则在0.6以下（见表3）。该效率测算结果表明，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如浙江、广东等，其乡村公共文化财政支出效率处于低效状态，效率值均低于0.6;而经济相对欠发达的省份，如江西、青海等其乡村公共文化财政支出效率则处于有效状态;即使是没有达到有效状态的经济欠发达省份，如海南、广西等，其乡村公共文化财政支出效率也超过0.6。原因可能在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在乡村公共文化投入经费有限的情况下，相较于经济发达地区对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经费管理更为重视，从而把有限的公共文化资金“用在刀刃上”;而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政府财力雄厚，可供配置的财政资金较为充裕，政府更偏好经济发展，对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保障有力但精细化管理不够，导致支出效率不佳。还有种可能是由于广东、浙江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投入产出效率高但资金配置效率低，也会影响最终的效率评价结果。从不同年度各省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来看，辽宁、江西等省份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不断提高;而江苏、湖北等省份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逐年降低。
此外，在乡村振兴战略驱动下，多数省份在2018年增加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投入，但在财政支出效率上并没有体现出上升趋势，根本原因在于财政投入的效应存在滞后性。
3.2 基于Malmquist指数模型的动态财政支出效率测度分析
3.2.1 总体分析
2014-2020年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Malmquist指数显示，综合技术效率总体水平明显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见表4），年均增长率为-5.1%。由于综合技术效率是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乘积，纯技术效率年均增长为-5.6%，说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动态财政支出效率有下降的趋势，存在公共资源配置低效问题。从全要素生产率上看，全要素生产率均值和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935和-3.4%，同样显示我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有待提升。此外，表4显示，规模效率在2017-2018年度较以往年度增长较快，但总体上呈现相对稳定的态势。纯技术效率总体上增长为负，表明我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动态效率的下降主要是受技术变动影响。 3.2.2 具体分析
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年均乡村公共文化动态财政支出效率的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来看（见表5），共有12个省份TFP值大于1，占总数的42.85%，有8个省份TFP值小于均值，占总数的28.57%。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幅为-3.9%，纯技术效率下降幅度较为显著，说明各省乡村公共文化资源配置效率下降，需要加大对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精准投入，提升乡村公共文化供给的科学化水平。在TFP小于均值的8省中，河北、福建、湖北和湖南均由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共同导致支出效率低下;广东、西藏和新疆主要是因为纯技术效率、而江苏则是由于规模效率而导致支出效率低下。
4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影响因素分析
4.1 变量设计和模型构建
本文通过DEA模型核算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的效率值，但DEA模型无法识别哪些因素影响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因此，本文将DEA测算的支出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并通过Tobit模型回归分析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因素。由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与各种经济社会因素相关联，本文从经济发展水平、规模效应、财政支出结构、政府规模、文化消费需求以及财政支出监管力度等六个方面来实证分析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的影响要素（具体变量情况见表6）。
其中，经济发展水平（Econ）采用地区GDP衡量;规模效应（Peo）利用人口密度反映;财政支出结构（Exp）根据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来反映;政府规模（Scal）则采用政府消费占GDP比重衡量;文化消费（Inc）需求通过乡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来反映;财政支出监管力度（Sup）根据当地高中以上学历的居民数量来衡量。此外，区域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及地理位置等因素也会对支出效率产生影响，鉴于这些因素难以量化或者对支出效率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因此放入随机误差项（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7）。
基于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影响因素假设，由于DEA方法测算的效率值具有典型的归并数据特征，故适用Tobit回归模型。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本文采用面板Tobit随机效应模型進行实证分析，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式中，Y表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α为常数项，β代表各解释变量的系数，Xit为各个影响因素变量，μi是随个体变化而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εit是随机干扰项。
4.2 实证结果分析
为缓解异方差等的影响，本文对地区GDP、乡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乡村居民监督能力、人口密度四个变量的原始数据进行对数处理，通过构建面板Tobit随机效应模型对2014-2020年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模型2为回避模型1中不显著变量后的验证结果（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8）。
从表8的模型回归结果可知：
（1）经济发展水平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呈负向关系。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地区GDP每增长1%，则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会下降0.0064个单位。究其原因，地区GDP的上升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成正向关系，但财政支出效率是否同向上升并不确定，支出效率与支出数额无直接关系，而是与财政资金的预算、执行水平紧密相关。当然，经济发展水平与财政支出效率也并非总是负相关，当支出效率下降到某个临界点，就会随着财政治理水平的提高而上升，呈现出“U”型结构。
（2）乡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支出效率存在正向相关。随着乡村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对精神层面的文化服务需求也更多更高，也会倒逼地方政府加大对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投入，而且，由于财政资金是根据当地居民的实际需求“定向精投”，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财政资金的配置效率。
（3）财政支出结构对支出效率存在负向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的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面对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哪些方面需要重点投入，哪些方面存在重复建设，都需要全面梳理，强化财政支出的指向性。随着互联网技术应用和“村村通”项目的落实，乡村居民获得文化服务的途径不再单一，对有些文化项目的继续投入，可能导致产出边际效率递减，从而影响了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此外，也不排除乡村公共文化资金被寻租而导致支出效率不增反降的情况。
（4）政府规模与支出效率在5%的显著水平上存在负相关关系。政府规模代表了地方机关事业单位的整体规模，随着政府职能日益完善和人员机构的增加，机构内部的消费性支出会逐渐扩大。在各地财政资金收紧、民生支出渐增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往往会压缩公共文化建设资金以保障政府机构正常运行，从而影响了所规划的文化建设项目，导致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趋弱。
（5）居民监督能力和人口密度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表明上述两个因素与财政支出效率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农民监督能力水平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关系不显著，可能在于农民监督保障机制不完善，或者怯于监督财政支出违规违法行为。另外，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可能已经考虑到人口的分布问题，因此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6]，但是系数为正，说明人口密度大的地方容易形成规模经济效应，能够有效降低地方公共文化服务投入成本，使得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达到最大化。
4.3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对上述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以确保研究结论的一致性与稳定性。采用普通随机效应模型与Tobit随机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对比分析（见表9），普通随机效应模型所得结论与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因此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5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我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与繁荣，根本落脚点在于财政资金的保障与使用效率。2021年6月1日起实施的《乡村振兴促进法》要求，不断完善乡村公共文化设施，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作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有着不可或缺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超效率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对我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进行静态和动态测算，在此基础上运用Tobit模型对影响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从整体上看，我国2014-2020年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均值为0.75，尚未达到有效状态，存在效率损失。从不同省份的效率均值来看，我国不同省份之间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有8个省份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达到有效状态，20个省份的效率处于非有效状态;16个省份的效率值在0.6以上，12个省份的效率值在0.6以下。并且，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如广东、浙江等，尽管其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数额可观，但财政支出效率并未达到有效状态。从年度变化上看，不同省份在2014-2020年间对乡村公共文化投入的重视程度有所不同，有的省份更为重视，财政支出效率也逐年在提升。
2014-2020年我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动态财政支出效率Malmquist指数显示，我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总体水平呈现下降趋势，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为-3.4%，有16个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小于1。实证分析我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因素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呈现负向关系;乡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支出效率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财政支出结构与支出效率存在负向相关;政府规模与支出效率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5.2 对策建议
根据研究结论，基于提高我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旨在促进我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质量，特提出了以下策略建议。
一是统筹城乡公共文化建设均衡发展，精准配置财政资源，加快提升20个尚未达到有效省份的财政支出效率，满足乡村公共文化服務供给需要。我国在完成精准扶贫目标任务后，城镇化建设中城乡文化相对贫困的问题日益凸现。为缩小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方面差距，在考虑乡村居民的公共文化需求差异性的同时，统筹城乡公共文化建设，允许不同地区因地制宜，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导财政资金向优质文化服务项目投入。在财政资金预算、运行过程中确保公开透明，杜绝公共文化建设资金“跑冒漏滴”现象发生。对公共文化建设专项资金采取竞争性分配策略，引入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来评价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是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占有优势，精准识别、分析和调整原有公共文化项目和在建项目，优化乡镇公共文化服务资金的支出结构，避免供给边际效率递减。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资金投入始终以民众文化需求为导向，动态更新文化服务项目供给。有关部门组织的文化下乡、文艺演出、乡镇文化站活动，要做好民众兴趣的服务对接，活动安排契合乡村居民的空闲时间。对于边际效率递减的文化项目要及时停止投入或者考虑合并投入;对基本无效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资金投入，实施责任倒查机制。
三是构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项目投入的长效机制，鼓励对乡村传统文化项目的改造投入，支持与新时代特色相符合的创新，培育当地特色文化产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出台后，多数地区增加了当年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投入资金，为确保乡村文化建设资金的可持续性，需要更进一步地构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项目投入的长效机制，对于民众需求反响大的文化项目持续投入，不断丰富乡村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此外，政府规模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支出效率负相关，为确保最优的行政运行效率，需要进一步深化乡镇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简撤并合，并充分结合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实现“服务型政府”，从而提高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资金支出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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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姚维保，男，广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教授;李志聪，男，广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硕士研究生;林琳，女，广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