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家大力提倡通过并购重组促进企业外延式成长。2013年可谓是企业并购年，文化产业并购热带动了整个市场再一次的并购浪潮。能否取得較好的并购绩效便成为关注点，而并购无法取得预期并购绩效的根源就在于并购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并购整合风险，而随着并购活动在资本市场的日益活跃，并购的交易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业绩补偿承诺作为一种创新的并购契约形式，在越来越多的并购交易中被采用，已经成为推动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交易顺利完成的重要契约安排。该类协议是由并购双方签订的，一般是标的企业及其管理层，就交易标的未来几年的经营业绩向主并企业做出的承诺。而对业绩补偿承诺的制度也在逐步完善，2008年5月我国实施《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管理办法要求如果交易标的的定价基础是未来盈利预期，交易双方应签订业绩补偿承诺协议;2014年我国证监会发布了《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管理办法规定交易双方在不确定交易标的未来盈利能力时可签订业绩承诺协议，并针对盈利预测值和盈利实际值间的差额确定补偿方式;2015年9月，证监会对借壳上市中业绩补偿的计算和股份补偿比例提出具体要求;2016年6月，证监会要求重组方严格按照业绩补偿协议履行承诺，不得变更其做出的业绩承诺;2019年3月，证监会发布《关于业绩承诺方质押对价股份的相关问题与解答》，业绩承诺方应保证对价股份优先用于履行业绩补偿承诺，不得通过质押股份等方式逃废补偿义务。随着监管部门对业绩承诺制度不断加以完善以及并购交易的频繁发生，多数被并购企业会因为行业竞争加剧、市场开拓低于预期等因素造成业绩承诺未完成，按照补偿协议规定，若交易标的在并购后一定期限内的实际盈利达不到承诺的盈利水平时，需给予主并企业一定的补偿，因此对业绩补偿承诺研究的必要性愈发凸显。
　　随着并购市场的日益活跃，交易方式也日趋多样化，业绩补偿承诺这一创新型的契约工具也得到广泛的使用，而业绩补偿承诺作为新生事物，对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业绩补偿承诺的内容、形式和特征等方面，包括业绩补偿承诺增长率;业绩补偿承诺方向，单项还是双向承诺：业绩补偿承诺的内容，补对价还是补利润;业绩补偿承诺的补偿方式，股权还是现金补偿等（吕长江和韩慧博，2014;杨超等，2018;）;但是， 随着并购市场的市场化程度的提升， 业绩补偿制度中的强制单边业绩对赌的弊端开始显现，有学者指出当前重组盈利预测补偿制度与商业谈判逻辑不符、操作性较差、极易流于形式、难于兼顾多元化的并购需求等弊端，甚至“高股价、高盈利预测、高业绩补偿”三者相互推波助澜（赵立新和姚又文，2014）。（2）个别学者探讨了业绩承诺协议的合法性及可能涉及的法律问题、经济学问题、会计处理方法及现存的监管方面的问题（赵立新和姚又文，2014）;（3）更多的学者研究分析业绩补偿承诺的实施效果，并购交易中引入业绩补偿承诺，能够对并购双方和中小股东等带来某些程度的积极效应，比如对整体而言，业绩补偿承诺可以显著提升并购的协同效应水平，这种协同效应的提升主要来自于业绩补偿承诺的信号作用，促进并购交易达到双赢的效果（吕长江和韩慧博，2014）;对主并企业而言，引入业绩补偿承诺能显著提升收购方的短期股价绩效（荣麟和朱启贵，2018）;在研究业绩承诺协议及其条款设置对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的影响之后，发现存在业绩补偿承诺的并购交易中会显著提高上市公司的并购绩效，而且进一步研究发现标的方原股东包含私募股权机构，替代了业绩补偿承诺发挥的降低信息不对称的部分作用，因此降低业绩承诺协议设置与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的显著正向关系（杨超等，2018）;研究发现业绩补偿承诺的补偿方式中股权补偿比现金补偿方案更能改善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同时更能制约大股东在并购重组活动中对过高评估或过高盈利预测的“冲动”因而更能保护中小股东权益（高闯等，2010）;对标的企业而言，业绩补偿承诺作为一种事后交易定价的契约工具，对并购后标的企业业绩的提升具有激励效应（潘爱玲等，2017）;以上多为针对业绩承诺期间的研究，也有学者从业绩承诺到期后的视角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业绩承诺到期后，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会下滑，且并购标的业绩达标的上市公司，比并购标的业绩不达标的上市公司经营业绩更好（饶茜和侯席培，2017）;但是也会存在消极效应，由于业绩补偿承诺存在的“三高”问题，会使得公司存在调高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在盈余管理方法选择上倾向于采用非经常性交易（刘浩等，2011）;另外，研究发现盈余管理是并购业绩补偿承诺影响审计收费的中介因子，即业绩补偿承诺会引发公司盈余管理行为，进而提高审计收费（刘向强等，2018）。
　　这些文献从不同方面探讨了业绩补偿承诺这一交易工具，通过对这一工具的内容、形式、特征等的制度设计对企业并购产生的积极效应或者消极效应进行研究。
　　因此，文章从业绩补偿承诺协议出发，剖析了对并购绩效的影响，为我国资本市场中业绩补偿承诺协议的签订条款及设置提供了经验依据。作为监管机构，应加强并购重组交易的监管审核力度，杜绝非理性并购交易，促进承诺方业绩达标，应鼓励并购标的公司多采用股份补偿形式，并建立起更为有效的补偿机制，持续强化并购重组业绩承诺监管，对违法违规事项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参考文献：
　　[1] 吕长江，韩慧博.业绩补偿承诺、协同效应与并购收益分配[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4（06）：3-13.
　　[2] 杨超，谢志华，宋迪.业绩承诺协议设置、私募股权与上市公司并购绩效[J].南开管理评论，2018（06）：198-209.
　　[3] 赵立新，姚又文.对重组盈利预测补偿制度的运行分析及完善建议[J].证券市场导报，2014（04）：4-15.
　　[4] 胡晓珂.风险投资领域“对赌协议”的可执行性研究[J].证券市场导报，2011（09）：68-73.
　　[5] 荣麟，朱启贵.业绩补偿承诺对收购方短期股价绩效影响的实证检验[J].统计与决策，2018（13）：163-167.
　　[6] 潘爱玲，邱金龙，杨洋.业绩补偿承诺对标的企业的激励效应研究———来自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J].会计研究，2017（03）：46-52.
　　[7] 饶茜，侯席培.并购重组业绩承诺与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基于业绩承诺到期视角的分析[J].商业研究，2017（04）：89-96.
　　[9] 刘向强，孙健，袁蓉丽.并购业绩补偿承诺与审计收费[J].会计研究，2018（12）：70-76.
　　作者简介：
　　耿丽（1994），女，籍贯：山西省平遥县段村镇弓村，学历：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证券市场与资本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