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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理论衰落之后,轻易的复苏是不可能的,而折中主义和包容法也难以奏效。因此我们可以思考理论的历史,试着跳出理论,以便从外部来审视它。不过,直到最后我们还是一直想要讨论我们自身变化的这个过程,因为这于我们而言最为重要。但是,那种将形而上学和生成变化联系起来的理论,正是我们走到如今僵局的原因。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抛弃形而上学来谈论生成变化的方法:一种从文化的层面讨论我们如何成为如今这个状态的方法。*
关键词:过程理论;折中主义;包容性;形而上学;生成;解释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过真正的理论的历史。我怀疑,对很多人来说,这个主题是难以想象的。当我跟对理论有所研究的几位老朋友和其他人提出这个主题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普遍是,对我所说的东西完全没有兴趣。有时这种情况更加糟糕,就好像没有人愿意思考:理论也可以有自己的历史。因为假如说理论有其历史,那就意味着理论像其他有历史的事物一样,早晚也会有其终点。对很多人而言,这看上去完全不能想象。与此相反,对此最常见的反应是有意无意地选择生活在一种永恒的天真当中,就像是回到列维-斯特劳斯和他那代人所创造的人类学“黄金时代”。假如没有时间,那么一切都可以拿来对比和类比。而且,就像我刚开始教授理论时所发现的那样,这也是大多数理论教科书的组织方式:不以任何一种时间顺序排列,而是假装它们都处于某种不受时间影响的空间。我们可以说,这仿佛是伊甸园里的那些果树,都在等着我们去摘果子……而实际上,我记得至少有一项研究尝试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理论。但那是一项长达两卷的研究,一直追溯到古典时期。有意思的是,它将理论与批评的历史结合了起来,这种方法我觉得现在恐怕很少会有人愿意接受。我猜想大多数对理论感兴趣的人会作出显著的区分:批评的历史属于过去,理论才是不会终结的现在。其中原因就是:批评的历史表明人们过去如何思考,而理论是我们如今思考的方式。我想到一位维多利亚时期作家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的小说标题:《如今世道》(The Way We Live Now)。理论是我们如今思考和生活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对很多人来说它不能仅仅成为我们用历史的方法去处理的对象。
也许,我们还可以把理论看作是我们逐渐获得自我意识的过程。自我意识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旦我们获得了它,就无法走回头路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离开伊甸园了。就各种理论形式而言,我们也许想要活在永恒的天真里,而不想从历史的角度去讨论它们。但是有种永恒的天真是我们再也不愿意生活在其中的,那就是前理论状态。我们一旦获得了自我意识,就无法回到永恒的天真,因为那就像是在说你要回到获得知识之前的状态。这是我们不会想去做的事情。知识就是力量。因此我们不会想从拥有知识的状态回到天真的状态。我们都知道英语研究作为语文学时是怎样的,也知道社会理论在列维-斯特劳斯之前的状况。那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因为我们现在更加意识到一个领域和它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能有多么的复杂。换句话说,一旦你了解了笛卡尔的认识论以及认识的不确定性,你就不可能回到对外部世界确实可知性的天真信念中。相反,如今我们知道,对任何一个领域而言,我们都不仅需要考虑它的研究对象是什么,还要思考与之相关的哪种知识可以算作是有意义的,以及如何才能最好地获得这种知识。
但假如我们要的是自我意识,那么关于理论,我们首先需要意识到的就是它是如何走到终点的。似乎没有人想要承认理论有终结的可能。但也许是时候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在这里我们可以想一想数学逻辑的历史以及20世纪初非常流行的建立数论基础的整个计划。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认为这样的计划可行,不同的人也作了不同的尝试。一开始这看上去似乎就是一个简单的找到几个正确公理再继续向上推理的问题(Whitehead
关键词:过程理论;折中主义;包容性;形而上学;生成;解释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过真正的理论的历史。我怀疑,对很多人来说,这个主题是难以想象的。当我跟对理论有所研究的几位老朋友和其他人提出这个主题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普遍是,对我所说的东西完全没有兴趣。有时这种情况更加糟糕,就好像没有人愿意思考:理论也可以有自己的历史。因为假如说理论有其历史,那就意味着理论像其他有历史的事物一样,早晚也会有其终点。对很多人而言,这看上去完全不能想象。与此相反,对此最常见的反应是有意无意地选择生活在一种永恒的天真当中,就像是回到列维-斯特劳斯和他那代人所创造的人类学“黄金时代”。假如没有时间,那么一切都可以拿来对比和类比。而且,就像我刚开始教授理论时所发现的那样,这也是大多数理论教科书的组织方式:不以任何一种时间顺序排列,而是假装它们都处于某种不受时间影响的空间。我们可以说,这仿佛是伊甸园里的那些果树,都在等着我们去摘果子……而实际上,我记得至少有一项研究尝试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理论。但那是一项长达两卷的研究,一直追溯到古典时期。有意思的是,它将理论与批评的历史结合了起来,这种方法我觉得现在恐怕很少会有人愿意接受。我猜想大多数对理论感兴趣的人会作出显著的区分:批评的历史属于过去,理论才是不会终结的现在。其中原因就是:批评的历史表明人们过去如何思考,而理论是我们如今思考的方式。我想到一位维多利亚时期作家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的小说标题:《如今世道》(The Way We Live Now)。理论是我们如今思考和生活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对很多人来说它不能仅仅成为我们用历史的方法去处理的对象。
也许,我们还可以把理论看作是我们逐渐获得自我意识的过程。自我意识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旦我们获得了它,就无法走回头路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离开伊甸园了。就各种理论形式而言,我们也许想要活在永恒的天真里,而不想从历史的角度去讨论它们。但是有种永恒的天真是我们再也不愿意生活在其中的,那就是前理论状态。我们一旦获得了自我意识,就无法回到永恒的天真,因为那就像是在说你要回到获得知识之前的状态。这是我们不会想去做的事情。知识就是力量。因此我们不会想从拥有知识的状态回到天真的状态。我们都知道英语研究作为语文学时是怎样的,也知道社会理论在列维-斯特劳斯之前的状况。那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因为我们现在更加意识到一个领域和它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能有多么的复杂。换句话说,一旦你了解了笛卡尔的认识论以及认识的不确定性,你就不可能回到对外部世界确实可知性的天真信念中。相反,如今我们知道,对任何一个领域而言,我们都不仅需要考虑它的研究对象是什么,还要思考与之相关的哪种知识可以算作是有意义的,以及如何才能最好地获得这种知识。
但假如我们要的是自我意识,那么关于理论,我们首先需要意识到的就是它是如何走到终点的。似乎没有人想要承认理论有终结的可能。但也许是时候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在这里我们可以想一想数学逻辑的历史以及20世纪初非常流行的建立数论基础的整个计划。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认为这样的计划可行,不同的人也作了不同的尝试。一开始这看上去似乎就是一个简单的找到几个正确公理再继续向上推理的问题(Whiteh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