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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道光初年，浙江嘉兴郊外。
一位老者坐在院子里，凝视着绕膝玩耍的孙子。他叫沈铭彝，曾是县里的候补训导，相当于县中学候补校长。晚年身体不适，回乡闲居。坐拥一二百亩田地，加上开馆授课的微薄收入，还能维持全家八口的生计。然而，他的乡绅生活过得并不如意，一切麻烦都源于一个闻所未闻的新名词——“道光萧条”。
癸未大水
沈铭彝居住的村子名叫竹林里，夹在嘉兴县新丰镇和新篁镇之间，是个水网密布的小村庄，人们每次出行都得预约船只和船工。
道光三年（1823年）五月二十日，沈铭彝送继子到县城读书，赶二十二日的迎送入学仪式和文庙祭祀典礼。然而，他赶上了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癸未大水”。
这年的天气很怪，苏杭地区的大雨从阴历二月一直下到九月，引发严重水灾。沈铭彝目光所及，“水深三尺，几及岸矣，近田俱没”。竹林里“惟大塘环桥可过，余外乡村小桥俱不能去”。沈铭彝犹豫再三，还是觉得“入学谒圣乃士子进身之始”，就是下刀子也得参加。于是，他找了条小船，冒险出发，途遇小桥就卧倒，到了新坊镇再换乘大船，抵达县城时天已擦黑。几十里水路走了一整天。
更让沈铭彝闹心的，是水灾对农业的毁灭性打击。田地被水浸泡良久，不仅水稻绝收，而且肥力受损。天灾导致农田减产，许多佃户交完租税，几乎剩不下口粮。而收不齐租子，沈铭彝这样的中小地主，就有可能饿肚子。
癸未大水后，催租催粮成了他日常生活中的大事。每年都忙活好几个月，还得给县官送礼，请官差抓人，逼迫佃户交齐租粮。
既然收租困难，那就干脆把田地卖了吧？种地给地主和佃户都带不来好处，地价自然就涨不起来，甚至不断下滑。有些地方的地价在二三十年间下跌了80%，依旧无人问津。即便田租打折，也找不来合适的佃户。
沈铭彝做梦也想不到，他正经历着中国气候史的转折时期。1740?1790年间，年均气温比今天高0.6摄氏度;1791?1850年，年均气温低0.8摄氏度。尤其是1816年的平均气温，竟低2摄氏度。低温导致夏季季风和冬季季风在华东停留和交锋，降水和降温交织。
通常说来，温润气候会促进水稻产量提升，成为促成乾隆盛世的诱因之一。而低温天气和连绵降水，只能促使水稻减产，对以农业为支柱产业的清代中国带来深远影响。
低温时代的来临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一部分。当时北半球进入了为期15年的气温骤降期，1816?1830年平均气温创造了1600年以来最低纪录。低温促使农作物减产，导致很多国家发生“粮食骚乱”。道光初年的中国也不例外。
道光十三年（1833年），苏杭地区再次遭遇罕见大水。连年水灾，改变的不光是出行习惯，更是沈铭彝和竹林里的生活状态。
银贵钱贱
沈铭彝的继子到县里读书后，多次赶考未果。直到道光三年（1823年），一个远房亲戚的门生当了浙江学政，沈铭彝多次拜会，反复送礼，疏通关系，才给继子捞了个功名。而更多穷书生，如果科考落榜，就难以改变命运，只好沉淀乡村，过着谋生艰难的日子。
进入道光年间，这些读书人的生活更加困顿。沈铭彝发现，道光十三年（1833年）二月，“菜油每斤一百四十文，花油每斤一百十文，桕椤每斤一百八十文，棉花每斤一百文，皆从来所未有，其余无不昂贵。米价虽不至如上秋六洋，此时亦每石四洋以外，寒士何以过活”。就连文史书籍，售价也高不可攀。一部《昭代丛书》卖十两银子，一般的读书人根本买不起。
物价上涨带来的，不光是生活成本的提升，更有农村副业的凋敝。中国传统社会，男耕女织互为补充，一旦“耕”掉链子，“织”还能维持生计。然而，在道光年间，“标布不消，布价遂贱，加以棉花地荒歉者及今四年矣。棉木既贵，纺织无赢，只好坐食，故今岁之荒，竟无生路也”。 棉花歉收，棉价上涨，棉布滞销，布价下跌，这一涨一跌，使棉纺织业陷入困局。
让沈铭彝烦心的不光是物价上涨，还有越来越高的纳税成本。官府规定，纳税须用银两，但市面上常用铜钱。雍正乾隆年间，银钱比价长期稳定在1：1000的水平，即1两银子可兑1000文铜钱。而到道光年间，这个比价增至1：2200。如果纳银交税，就得多花一倍的铜钱。
学者林满红发现，嘉庆十三年（1808年）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中国市场上流通的白银减少了30%，从而出现银两的“通货紧缩”。与此同时，私铸小钱和外国轻钱的流入，使铜钱的流通量猛增，从而出现了铜钱的“通货膨胀”。那么，这些银子究竟去哪了呢？
中国的白银产量有限，市场上流通的白银主要来自中西贸易。整个18世纪，中西贸易的基本结构，是西方列强用美洲白银作为支付手段，换购中国的茶叶、生丝、瓷器等。长期顺差的状态，被大量输入的鸦片打破。鸦片逐渐取代白银，成为英美列强在中西贸易中的主要支付手段。为了购买鸦片，中国市场上的白银大量外流。1800?1834年间，白银外流的总量多达2941.6万两，比当时国库的存银还多。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美洲白银的减产，使全球白银供应紧缺，中国市场也受到了影响。白银外流和减产，成为银贵钱贱的主要诱因。考虑到官府95%的支出，以及民间75%的支出，都用白银给付，银贵钱贱的市场影响之大，可以想见。
银贵钱贱带来的后果很严重。以白银计价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价格下跌，使这些行业遭受了较大冲击，一方面导致商业活动减少，加剧了市场的萧条，一方面导致赋税征收艰难，拖欠成为常态，维持官员薪俸和军队饷银已属不易，遑论加薪。量入为出的财政体制，导致吃皇粮者长期不加薪，合法收入与物价无法匹配，对官场陋规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未能跨过去的转型门槛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清代诗人龚自珍在一篇题为《西域置行省议》的文章里写道：“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日月，奚暇问年岁！”这就是同年登基的道光帝必须面临的局面，也是沈铭彝所处的时代。当代一些学者，将其称为“道光萧条”。
这是一次经济增速下滑的衰退。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运用购买力平价法的测算，1700?1820年间，中国GDP在全球所占比重从23.1%提高到32.4%，年均增速0.85%;而欧洲的GDP的比重仅从23.3%提高到26.6%，年均增速0.21%。然而，此后100年间，中国经济不仅增速放缓，而且比重下滑，到1900年时只剩11%。显然，1820年是个由繁荣到萧条的转折点。这年及其以后的30年间，正是道光帝统治时期。
这是一次新旧问题叠加的衰退。
乾隆后期凸显的人口膨胀、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物价上涨、人均耕地面积减少等问题，在道光年间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叠加了气候变冷、银贵钱贱等新问题。这是历代统治者都未曾遇到的新情况，是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走到极限后边际效用递减的体现。化解这样的新局面，需要决策层既懂经济学，又有大智慧，更有创新思维和进取的勇气。
这又是一次主动寻求改变的机遇。
纵观世界历史，衰退从来都不是世界末日，而是提供了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历史性机遇。对于道光帝来说，破题之道在主动求变。改“抑商”为“重商”，发展近代工商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消化人口膨胀带来的生计压力;结束闭关，扩大外贸，获取源源不竭的海外资源，弥补国内市场的流动性短缺;改变人才评价机制，默许发明创造，认可多元发展，杜绝“万马齐喑”，给社会注入积极向上的创新驱动力。遗憾的是，道光君臣没有这样的见识和勇气。他所重用的大臣，如曹振镛、穆彰阿，以“多磕头少说话”为能事。面对外部世界对中国经济潜移默化的影响，道光君臣倾向于小修小补。就连改漕运为海运这样的微改革，都要争论多年，久拖不决。“道光萧条”带来的转型门槛，中国终究没能主动跨越。
历史提供的机遇，“有效期”截至1840年。其后，中国只能被动融入全球经济，而这一过程充满艰辛、波折、动荡和屈辱，代价更大、成本更高。
乡绅沈铭彝对此一无所知，只是把他在“萧条”岁月的生活和疑惑，通通写进了一本题为《沈竹岑日记》的书里，流传至今，成为我们认识和理解那个时代的一把钥匙。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
一位老者坐在院子里，凝视着绕膝玩耍的孙子。他叫沈铭彝，曾是县里的候补训导，相当于县中学候补校长。晚年身体不适，回乡闲居。坐拥一二百亩田地，加上开馆授课的微薄收入，还能维持全家八口的生计。然而，他的乡绅生活过得并不如意，一切麻烦都源于一个闻所未闻的新名词——“道光萧条”。
癸未大水
沈铭彝居住的村子名叫竹林里，夹在嘉兴县新丰镇和新篁镇之间，是个水网密布的小村庄，人们每次出行都得预约船只和船工。
道光三年（1823年）五月二十日，沈铭彝送继子到县城读书，赶二十二日的迎送入学仪式和文庙祭祀典礼。然而，他赶上了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癸未大水”。
这年的天气很怪，苏杭地区的大雨从阴历二月一直下到九月，引发严重水灾。沈铭彝目光所及，“水深三尺，几及岸矣，近田俱没”。竹林里“惟大塘环桥可过，余外乡村小桥俱不能去”。沈铭彝犹豫再三，还是觉得“入学谒圣乃士子进身之始”，就是下刀子也得参加。于是，他找了条小船，冒险出发，途遇小桥就卧倒，到了新坊镇再换乘大船，抵达县城时天已擦黑。几十里水路走了一整天。
更让沈铭彝闹心的，是水灾对农业的毁灭性打击。田地被水浸泡良久，不仅水稻绝收，而且肥力受损。天灾导致农田减产，许多佃户交完租税，几乎剩不下口粮。而收不齐租子，沈铭彝这样的中小地主，就有可能饿肚子。
癸未大水后，催租催粮成了他日常生活中的大事。每年都忙活好几个月，还得给县官送礼，请官差抓人，逼迫佃户交齐租粮。
既然收租困难，那就干脆把田地卖了吧？种地给地主和佃户都带不来好处，地价自然就涨不起来，甚至不断下滑。有些地方的地价在二三十年间下跌了80%，依旧无人问津。即便田租打折，也找不来合适的佃户。
沈铭彝做梦也想不到，他正经历着中国气候史的转折时期。1740?1790年间，年均气温比今天高0.6摄氏度;1791?1850年，年均气温低0.8摄氏度。尤其是1816年的平均气温，竟低2摄氏度。低温导致夏季季风和冬季季风在华东停留和交锋，降水和降温交织。
通常说来，温润气候会促进水稻产量提升，成为促成乾隆盛世的诱因之一。而低温天气和连绵降水，只能促使水稻减产，对以农业为支柱产业的清代中国带来深远影响。
低温时代的来临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一部分。当时北半球进入了为期15年的气温骤降期，1816?1830年平均气温创造了1600年以来最低纪录。低温促使农作物减产，导致很多国家发生“粮食骚乱”。道光初年的中国也不例外。
道光十三年（1833年），苏杭地区再次遭遇罕见大水。连年水灾，改变的不光是出行习惯，更是沈铭彝和竹林里的生活状态。
银贵钱贱
沈铭彝的继子到县里读书后，多次赶考未果。直到道光三年（1823年），一个远房亲戚的门生当了浙江学政，沈铭彝多次拜会，反复送礼，疏通关系，才给继子捞了个功名。而更多穷书生，如果科考落榜，就难以改变命运，只好沉淀乡村，过着谋生艰难的日子。
进入道光年间，这些读书人的生活更加困顿。沈铭彝发现，道光十三年（1833年）二月，“菜油每斤一百四十文，花油每斤一百十文，桕椤每斤一百八十文，棉花每斤一百文，皆从来所未有，其余无不昂贵。米价虽不至如上秋六洋，此时亦每石四洋以外，寒士何以过活”。就连文史书籍，售价也高不可攀。一部《昭代丛书》卖十两银子，一般的读书人根本买不起。
物价上涨带来的，不光是生活成本的提升，更有农村副业的凋敝。中国传统社会，男耕女织互为补充，一旦“耕”掉链子，“织”还能维持生计。然而，在道光年间，“标布不消，布价遂贱，加以棉花地荒歉者及今四年矣。棉木既贵，纺织无赢，只好坐食，故今岁之荒，竟无生路也”。 棉花歉收，棉价上涨，棉布滞销，布价下跌，这一涨一跌，使棉纺织业陷入困局。
让沈铭彝烦心的不光是物价上涨，还有越来越高的纳税成本。官府规定，纳税须用银两，但市面上常用铜钱。雍正乾隆年间，银钱比价长期稳定在1：1000的水平，即1两银子可兑1000文铜钱。而到道光年间，这个比价增至1：2200。如果纳银交税，就得多花一倍的铜钱。
学者林满红发现，嘉庆十三年（1808年）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中国市场上流通的白银减少了30%，从而出现银两的“通货紧缩”。与此同时，私铸小钱和外国轻钱的流入，使铜钱的流通量猛增，从而出现了铜钱的“通货膨胀”。那么，这些银子究竟去哪了呢？
中国的白银产量有限，市场上流通的白银主要来自中西贸易。整个18世纪，中西贸易的基本结构，是西方列强用美洲白银作为支付手段，换购中国的茶叶、生丝、瓷器等。长期顺差的状态，被大量输入的鸦片打破。鸦片逐渐取代白银，成为英美列强在中西贸易中的主要支付手段。为了购买鸦片，中国市场上的白银大量外流。1800?1834年间，白银外流的总量多达2941.6万两，比当时国库的存银还多。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美洲白银的减产，使全球白银供应紧缺，中国市场也受到了影响。白银外流和减产，成为银贵钱贱的主要诱因。考虑到官府95%的支出，以及民间75%的支出，都用白银给付，银贵钱贱的市场影响之大，可以想见。
银贵钱贱带来的后果很严重。以白银计价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价格下跌，使这些行业遭受了较大冲击，一方面导致商业活动减少，加剧了市场的萧条，一方面导致赋税征收艰难，拖欠成为常态，维持官员薪俸和军队饷银已属不易，遑论加薪。量入为出的财政体制，导致吃皇粮者长期不加薪，合法收入与物价无法匹配，对官场陋规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未能跨过去的转型门槛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清代诗人龚自珍在一篇题为《西域置行省议》的文章里写道：“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日月，奚暇问年岁！”这就是同年登基的道光帝必须面临的局面，也是沈铭彝所处的时代。当代一些学者，将其称为“道光萧条”。
这是一次经济增速下滑的衰退。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运用购买力平价法的测算，1700?1820年间，中国GDP在全球所占比重从23.1%提高到32.4%，年均增速0.85%;而欧洲的GDP的比重仅从23.3%提高到26.6%，年均增速0.21%。然而，此后100年间，中国经济不仅增速放缓，而且比重下滑，到1900年时只剩11%。显然，1820年是个由繁荣到萧条的转折点。这年及其以后的30年间，正是道光帝统治时期。
这是一次新旧问题叠加的衰退。
乾隆后期凸显的人口膨胀、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物价上涨、人均耕地面积减少等问题，在道光年间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叠加了气候变冷、银贵钱贱等新问题。这是历代统治者都未曾遇到的新情况，是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走到极限后边际效用递减的体现。化解这样的新局面，需要决策层既懂经济学，又有大智慧，更有创新思维和进取的勇气。
这又是一次主动寻求改变的机遇。
纵观世界历史，衰退从来都不是世界末日，而是提供了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历史性机遇。对于道光帝来说，破题之道在主动求变。改“抑商”为“重商”，发展近代工商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消化人口膨胀带来的生计压力;结束闭关，扩大外贸，获取源源不竭的海外资源，弥补国内市场的流动性短缺;改变人才评价机制，默许发明创造，认可多元发展，杜绝“万马齐喑”，给社会注入积极向上的创新驱动力。遗憾的是，道光君臣没有这样的见识和勇气。他所重用的大臣，如曹振镛、穆彰阿，以“多磕头少说话”为能事。面对外部世界对中国经济潜移默化的影响，道光君臣倾向于小修小补。就连改漕运为海运这样的微改革，都要争论多年，久拖不决。“道光萧条”带来的转型门槛，中国终究没能主动跨越。
历史提供的机遇，“有效期”截至1840年。其后，中国只能被动融入全球经济，而这一过程充满艰辛、波折、动荡和屈辱，代价更大、成本更高。
乡绅沈铭彝对此一无所知，只是把他在“萧条”岁月的生活和疑惑，通通写进了一本题为《沈竹岑日记》的书里，流传至今，成为我们认识和理解那个时代的一把钥匙。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