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往往由于生存本性而相互冲突，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要在什么条件下才会合作呢？从经济的角度看，这个问题的解决在于“交换”，包括由交换演进而成的“市场”规则。“交换”要求“等价”。交换的双方由于价值标准不一(至少通常如此)，导致交换前后效用总量增加(至少一方效用不减)。这种互惠(至少无一方遭损)效果丝毫不违背双方的利己动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这也许可以作为相当一部分东方人对于亚当·斯密著名的“无形的手”(也即“市场”)的最好的注脚。
　　但是，要形成、发展与完善市场机制，“法”的作用是绝对不可以不加以仰仗的。
　　就市场机制的形成与发展而言，就法治建设对不断增进市场秩序的竞争性、合作性和规范性而言，美国的情况可能比较地值得研究。美国市场机制是当代西方世界最为成熟和最富于效率的一个典范。由于种种特殊的条件，美国又是一个特别重视法治的国家。小说《根》曾经描述道，当年美国殖民者发现新大陆时，每建立一个居民点，别的什么事都可以不做，但有两个建筑是必须修建的，一个是教堂，一个就是法庭。美国的居民来自世界各地，没有共同的语言、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法的作用就显得特别重要。美国除了联邦宪法之外，各州还有宪法，因此成为当今世界上唯一拥有多达五十一个法系的国家；除了宪法之外，美国还有其它各类设计得比较精心的法律：司法组织和民事诉讼程序法、私法(包括合同法、侵权行为法、财产法、继承法、夫妻财产法和家庭法)、国际私法、商业法(包括公司法、破产法、竞争法、劳工法和社会福利法)、行政法、刑法与刑事诉讼程序法，等等。除了上述一般的法律之外，美国还有一系列更有特色的、无微不至的直接关于具体经济问题的立法：例如专利法、投资人保护法、证券交易法、银行法、消费者保护法、各种税法、州际贸易法和国际贸易法等等。其中单是税法中的八条所得税法，就曾经多至5105页，厚至十四英寸。
　　美国的宪法有几个特征。第一，它也许是唯一的一部在一个没有中央权威的条件下酝酿与颁发的宪法；第二，它也许是一部资本主义世界中对于个人的自由平等问题最为精心设计的宪法；第三，它也许是一部罕见的只允许修正而不允许推翻(且两个多世纪以来已经作到)的现代成文法；第四，它也许是一部分权与制衡原则最为彻底的政法学文献。前两个特征使得美国的市场合作机制发生的前提与上述古老命题的理论假设较为吻合，而这一点往往是那些历史悠久或者封建社会较长的国家所难以甚或不可能作到的。较为纯粹的无政府性和较为彻底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为利己前提下的合作行为的发生发展提供了较少的社会扭曲，也就是说，交换所带来的互惠利益的外溢的可能性比较小。这就使得人们努力交换从而健全市场、借助市场的动机的强烈性得以持续。
　　如果说前两个特征所创造的条件只是市场形成与存在下去的必要条件的话，那么后两个特征所创造的则是保证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重要条件。现代合作理论不仅仅表明：在适当的条件下，合作关系的确可以在一个没有中央权威的利己主义者的环境中产生。而且它还表明：合作关系的发展需要个人之间有充分的一再交往的机会，以使他们看到在将来的相互交往中存在着利害关系。关于“囚犯之迷”的研究表明：两个利己主义者如果只玩(交换)一次，他们就都会选择背叛。如果他们知道要玩多少次，仍然不会有合作的动机。至少他们在最后一次玩的时候不会选择合作，因为此时已无须顾虑。而在玩到倒数第二次时，他们也不大会有合作的动机，因为他们都料想对手将在下一轮中选择背叛。但是，如果不限定双方交锋的次数，这个推理就不会存在。由此可见，宪法，从而一个较为公平与有效的社会制度体系的稳定性(连续性)越好，各种游戏的基本竞赛规则越是不朝令夕改，人们的投机(背叛、不合作)动机产生的可能性便会越小。
　　不言而喻，这个结论的前提条件是规则必须合理，也就是说规则本身必须是不鼓励投机的，否则结局可能是其相反。因此，除了要求初始的规则基本合理并且尽可能地稳定与连续之外，还必须要求能够不断地及时地作必要的修正。而这个纠错(含补充)机制又要求规则修订者本身具有足够的动力和必要的能力。由此，美国代议制的上述的第三、第四个特征就显得极为重要。不许推翻基本原则显然有利于保持宪法的长期稳定，分权与制衡的体制则为各种必要的修订开辟了广阔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如果说，当今美国的市场机制被公认为是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最为成功的典范，那么，美国人为健全市场机制的可歌可泣的种种努力也可以说是最为艰辛与痛苦的。美国人关于市场的立法斗争的频繁性与尖锐性也可以说是最为突出的。
　　
　　且不说残暴的黑奴贩运和对于印第安人的血腥的屠戳，也不说南进、西进运动中的千难万险、暴力冲突与掳掠欺诈。即便是到了原始积累阶段的后期，美国市场的竞争秩序也可以说还是极为糟糕的，市场的竞争手段也是极为野蛮与卑劣的。为了到某一个城市推销灭鼠药剂便将老鼠运送到该城市去生长繁衍的案例有之；为了挤垮另外一条渡船，一条渡船的船主便将蝎子置于另一条渡船之上，以惊跑旅客并乘机加以吸引到自己的渡船上的情况有之；小儿益肝丸中采用鸦片配方却能大量流行十多年的事例有之；为了取得铁路修筑工程的土地实惠便将铁路设计并修筑得蛇路逶迤的怪诞现象也有之……
　　值的思索的是：这些明显的不正当的竞争通过不到半个世纪的社会净化运动，便基本得到了控制并且从那以后逐步地销声匿迹。而这个净化过程基本上(南北战争的根源在于美国宪法存有一项重大缺憾)是非暴力的。十九世纪后期与二十世纪初期，美国的社会运动可以说是风起云涌：“劳工骑士团”(Labor Knight)、““格兰其”(Grange)、“进步运动”(Prograssive Movement)、“平民党”(Populace)，等等。工人，农民，记者与知识分子，平民政治家等社会各阶层人士纷纷觉悟并奋起斗争，进行了一系列良化市场秩序的立法活动，终于使得美国社会逐步走出了拜金主义的投机行为通行无忌的“镀金时代”。
　　认为无限制地积累个人财富是自动走向普遍繁荣兴旺之动力的理论，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也许还会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当三十年代自由市场经济这部发动机几乎停止转动的时候，市场的进一步管理以及宏观经济干预立法等问题便严峻地横在每一个美国人的面前。
　　我们现在知道(当时并未像现在这样统计)，在一九三二年，美国的失业人口占劳动力的百分之二十五。而战后以来最高的失业率是一九八二年百分之九点七。这就是说，三十年代几乎每一个美国人都生活在已有或者将有失业者的家庭，而其中大批的户主可能已经长期失业并丧失了能够迅速找到工作的信心。在没有任何国家失业补贴的条件下，这种气氛只能意味着劳工市场的瘫痪。除了失业者急需救济，此起彼伏的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劳联、产联)、席卷全国的人民党的平等主义运动也在危及自由市场制度。此外，由于大危机，许多老人被迫提前退休。雪上加霜的是，由于没有存款保险，银行的纷纷倒闭往往在一夜之间就能够使他们的辛苦积蓄了几卜年的存款化为乌有。饥饿与穷困威胁着全国的老人并迫使他们求助于资金有限的私人慈善机构，同时也酿成了威振全国的主张老年社会保险的“汤仙运动”。至于证券市场，“黑色的星期四”更是使得千百万投资人面临灭顶之灾。
　　在这种市场窒息与充满冲突的关头，联邦政府能否迅速有效地恢复市场运作功能，实质上是对于美国社会法律制度的和平自救能力的检验。历史已经表明，在三十年代大危机中，美国经历了十多年的恐慌，但是并没有走向崩溃。相反，通过“新政”和一系列的艰苦的立法甚至修宪活动，美国为战后经济增长的黄金年代打下了基础。关于劳工、失业及其它各项社会保险的立法，关于银行业证券业的立法、关于大公司和小企业的立法，关于农业问题的立法，关于关税与外贸权限的立法，等等，无不在将近半个世纪内对于美国经济的正常发展起到了支撑作用，并成为当代市场机制趋向成熟的标志。
　　就更大的范围而言，这场自由市场大危机的结局是什么呢：欧洲一片废墟；亚洲赤地千里；而美国，则是一大堆立法。
　　
　　市场机制的发展与成熟的过程实质上是市场要求等价交换的本性不断地得到社会承认的过程。这一历史进程的推动力主要地是来自劳工大众而不是少数的百万富翁。“黑奴制”的废除、“八小时工作制”的采行、个人所得税与累进税的采行、消费者保护、投资人保护、劳资关系法、社会保险法，乃至战后的“最低工资法”，还有直接决定市场框架的《统一商法》(Uniform Commercial Code)，会计、审计、银行、证券、保险、专利等大量的交易法规，无一不是在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的背景上通过的。没有广大民众的奋斗，没有社会各界强大的舆论与呼声，没有整个社会的基本的权力体系的运行效力与支持能力，现代西方较为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秩序决不可能趋向公平与效率，按“劳”(包括风险与稀缺等)分配(利息、利润、股息、薪资、保险费、“评级”费、会计审计收费率等等)的相当精细的分配链条，从而一个良性的竞争与合作的经济机制决不可能形成并且相对地长期稳定下来。
　　市场交换机制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项最为杰出的文明成果。它与“资本”既不是同一概念，也不必取同样的性质。“资本来到世间，每根毛孔都流着血与肮脏的东西”(马克思语)；而市场只是资本增殖的一个必要条件，它的本性只是要求等价交换。与此相悖的并不是活劳动的非份与贪婪，而只是“资本”的欺诈与虚伪。
　　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是逐步增大整个经济中的市场经济比重。从理论上讲，经济改革所要寻求的是一种新的有效率的合作(而不是投机或“背叛”)机制。中国传统经济机制缺少效率的原因在于动力机制(大锅饭)与信息机制。而市场机制的优点恰好在于(微观产出)动力比较强大，努力与报酬的对应比较直观，按“劳”分配的“物质利益原则”能够落实得比较透明。就信息机制而言，其优劣“取决于信息空间的维数(dimension)”，维数愈少愈佳。而市场机制运转的全部所需信息可以说只有价格向量(物价、股价、利率、税率、汇率等)和总供求向量(总供给、总需求等)。这些信息的通约性比较强、政治性比较低、条条块块障碍少、容易传播。因此市场机制的信息的利用效率比较高。
　　人类需要合作、需要市场、需要秩序；但秩序需要时间，需要法律，需要多数人的不懈努力。历史短、中央权威弱的民族，合作关系的建立未必困难；历史悠久、中央权威强大的国家，市场机制的完善未必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