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最憧憬的是能成为一名像我表哥表姐一樣的军人。
　　上世纪50年代，我的表姐才十几岁，就毅然自己报名参军，远离家乡和亲人。相片上的她，剪着齐耳短发，穿着厚厚的棉军装，英姿飒爽，深深刻在我脑海里。照片中的表哥，头戴大盖帽，肩上戴肩章，英俊挺拔，简直就是我的偶像。
　　1966年我上高三，面临毕业，正在紧张备战高考。一日，校长办公室通知我去沧州饭店，说是军区文工团让我去面试。我满心欢喜，理想终于快要实现了。进了饭店，长长的走廊，一个人都没有，只听见自己的心脏怦怦地跳。轻轻敲开房门，里面有几位高大的穿军装的军人，用今天的话说，都是高颜值的。他们分别简单问了我几句话，就给我一张纸，让我读一下。我眼睛一扫，哦，是《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闫妮给忘本的陈喜的一封信。
　　我一字一句地读，不知怎么回事，读到最后，想到我参军后，可能马上会离开家，离开上海，我的眼睛酸酸的，眼眶里热乎乎的。
　　他们笑着点头，和我具体说了些什么，我都记不清了。再后来，这事没了下文。随着紧张的高考复习，我也就淡忘了此事。
　　我从1958年起，就进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电视台的少儿演播小组，兼职录音、演播。读书时，我也渴望当广播电台播音员。多年后，听一位老师说，高中毕业前，电台曾来我们学校找我，可因为我家有海外关系，就没了下文。
　　毕业后我下了乡，在乡下曾九死一生，医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由此萌生了学医的念头。
　　很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去县医院，见到一位医术精湛的上海籍院长。我告诉他，我很想像他一样，穿上白大褂，治病救人。他对我说：“你有医生的气质，可以考医学院啊。”这应该是我的第三个理想。我参加了考试，在县里举行的选拔考试中成绩优异，被医学院录取。遗憾的是，还是因为前面的那个原因，我和“白大褂”失之交臂。
　　最终我成了三尺讲台上的一名教师，一站就是一辈子。有意思的是，我曾经的梦想，在我的学生身上一一实现。
　　我的学生毕业后成了军人的有很多。他们来看我，很英武地向我敬礼，我每次欢喜得想掉泪。他们圆了我的军人梦。
　　有个学生毕业后穿上白大褂，后来当了博士生导师，过年给我发微信，说：“董老师，我之所以有今天，就是因为您曾经给我鼓励与鞭策。”我想起来了，她读书时是优等生，门门考第一。一件洗得掉了色的碎花小褂子可以穿三季，除了冬天。仔细读着她的微信，我觉得自己没当上大夫，有个当医学教授的学生，也够宽慰自己了。
　　今年春节，在新加坡电视台供职的小焦来我家看我。她也是我的学生，当她紧紧搂住我时，我觉得好幸福！
　　我曾经有过一个又一个理想、梦想，唯独没有当教师这个想法。奇怪的是，如果时光倒转，让我重新选择，我仍然会选择教师这一极其普通，却让我引以为傲的职业，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