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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被称为“状元实业家”的张謇临危受命，出任中国银行商股联合会会长，抗争政府将中行与另一家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合并的安排。6年后（1922年），70岁的张謇又出任交通银行股东联合会会长，应对中国银行意欲合并交通银行的危局。
他的两次赴任，是中国早期央行艰难发展史上的两段趣闻。两次合并之争最终促成两行实行改革的决心。这之后，中交两行渐渐脱离北洋政府财政挤压，朝独立、“商办”方向迈进。
二元央行
对于1912年出任交通银行总经理的梁士怡，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这样描述：“广东人，身材矮胖，脑袋很大，像拿破仑一样；他沉默寡言，但他的插话表明，他总是首先提出问题引导讨论，在他研究问题时也是如此；在直接 问到他的时候，他总能对任何事情做出清楚的、有条理的说明。中国官员一向利用金钱来达到政治目的，他也不例外。对某些人来说，他是欺诈和贪污的老手，另一 些人则把他看作财神，还有一些人佩服他的组织才能，对他很尊重。”
在袁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时，梁士怡与袁世凯结交，更在袁世凯迫使清帝逊位及通往洪宪皇帝的道路上战功显赫。1912年，梁士怡迎来仕宦生涯的黄金时期。这年3月，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梁士怡获任总统府秘书长；5月，兼任交行总理（1928年后总理改称总经理），一年后，代理财政部部务，人称 “二总统”。
权高位重的梁士怡令交行业务快速发展。到1915年，与他执掌初期相比：公积金及盈余滚存额增长9.1倍，存款增长2.25倍，放款增长4.15倍，汇款增长5.32倍，纯益增长6.22倍。梁士怡还为交行谋求到了中央银行的特权——货币发行权、国库代理权。
而中行虽然在大清银行基础上被改组为中华民国的中央银行，但官股占绝大比重，正副总裁由财政部简派，高层随政局变化而频繁更换。
1915年10月，袁世凯的大总统申令，把交行正式定位为具有中央银行性质的国家银行，中交两行正式相提并称，北洋政府的二元中央银行格局形成。
矛盾公开化
梁士怡常把交行的发展与政府财政相结合。为筹集帝制费用，更不惜滥发交行纸币作巨额垫款。中行在人事、财权上受财政部控制，成为财政的附庸，同样无独立性可言。
1915年底，中交两行发行额猛增到3844 万元和3729 万元，而现金准备仅约2200万元。特别是交行，此时政府垫款超过发行额，达到4750 万元，占全部放款的94 %；中行的垫款也达到1204 万元。
财政对中交两行的挤压，引起社会恐慌，进而在一些地方出现挤兑风潮。1916年3月起，中交两行忙于应付兑换银元的钞票持有者。
5月初，政府财政状况更加恶化，梁士怡等人主张合并中交两行，集中现金，发行不兑换钞票。风声外泄，挤兑风潮迅速在京津等地爆发。5月12日，北京政府发布停兑令：停止兑付中交两行纸币和存款停止付现。
中交两行接到停兑令后，交行绝大多数分支行停兑，中行部分分行则群起反对。就中交两行最大分行——上海分行而言，交行遵令办理，中行照常营业。中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素以保护商股利益著称，副经理张嘉璈则有银行应独立于财政的理念。他们在周密部署后毅然抗命，并获得成功。
中交两行多数分行停兑，两行信用丧失，汇兑不通，百货不流。
6月7日，即袁世凯去世第二天，黎元洪接任总统，筹议挽救中交两行办法。梁士怡再次提议中交两行合并。得到消息，中行旅沪商股联合会、天津交行股东均致电国务院、财政部，坚决反对合并。
财政部复电称并无合并之议，但署理财政总长周自齐随即发表十条整顿金融大计，两行合并正是整顿金融计划的主要内容。
6月15日，中行股东在上海召开商股联合会成立大会，选举政经界名人张謇为会长，重电政府要求不再议两行合并问题，并将中交合并之争在《申报》公开，争取更多社会支持。
交行股东见状，也成立商股联合会，选举陆宗舆为会长，并做出三项决议：交行商股占十分之六，政府应尊重商股权益，有关交行事宜须先征得商股同意；政府应速筹款归还交行垫款，以便恢复业务；政府不应歧视交行，应维持与中行同样的待遇。
在中交两行股东极力反对下，合并拟议流产。
两行的独立发展
1916年7月中旬，段祺瑞重新组阁，梁启超出任财政总长。在梁启超推荐下，声望日隆的28岁新秀张嘉璈获任中行副总裁。与此同时，中央下令惩办帝制祸首。梁士怡、周自齐逃往日本，“交通系”主宰中国财政金融的日子告一段落。
张嘉璈北上就职后，深感要挽回中行信用，奠定中行基础，首当其冲要扩充商股，成立有话语权的股东总会，扶持总裁、副总裁，使之能久于其位，不受政潮影响。必须修改银行则例、整理中行所发“京钞”，同时收回以前政府垫款、设法限制新垫款。
在张嘉璈等人努力下，1917年11月，大总统令公布修正《中国银行则例》。新则例规定：董事、监事由股东总会选任，总裁、副总裁从董事中兼任，中行总裁、副总裁走马灯般轮换成为历史，中行保持相对独立的新时代开始到来。同时，中行的资本构成也在发生重大转折，商股比重逐年增加：1915年为17.01%，1917年为59.29%，1921年为72.64%。中行朝着“完全商办”的方向发展。
经停兑风潮打击，交行实力锐减，信用一落千丈。1917年1月，曹汝霖出任交行总理开始慢慢摆脱危机。不过，整理京钞和限制政府垫款，花费了中交两行数年时间。
1921年11月15日，交行京津分行再次发生挤兑风潮。随后，中行京津分行也出现挤兑。中交京津分行只得宣告暂时停兑。停兑风潮再次发生时，交行再次提出了中交合并的问题，但遭到中行婉拒。
停兑风潮使中交两行遭受巨大冲击，交行受损尤其惨重：1922年银行巨亏，各项营业指标均较上年明显缩减；在新加坡和香港已设多年的支行先后停业；曹汝霖受股东指责提出辞职。交行跌入前所未有的低谷。
1922年2月， 交行召开临时股东总会，在营业方针上做出重大决策，即力避政治借款，重心转向工商业；发行独立；裁减机构和人员；核实账目。同时，股东会批准总理曹汝霖和协理任振采辞职，另选蒋邦彦和陈福颐为总、协理。然而，蒋邦彦不愿出任危局，陈福颐资望不足，难以应付危局，交行继续在风雨中飘摇。
就在这时，中行副总裁张嘉璈发动交行部分股东，动议召开股东会议，讨论中交合并问题。与此同时，电邀交行上海分行经理钱永铭北上洽商合并事宜。
交行处此艰难，急忙寻求对策。1917年起担任交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并在两年后升任经理的钱永铭，不仅长袖善舞，而且经营有方。交行希望他出面收拾局势，而他也正想有一番作为。
1922年5月，钱永铭等在上海成立商股联合会，公推张謇为会长，通过交行不与中行合并的决议，同时致电政府，申明不与中行合并理由。
经过钱永铭及交行南方股东的多方努力，中交合并拟议再次无果而终。
1922年6月，交行在北京召开股东大会，选举张謇为总理，钱永铭为协理，并商定张謇不必常驻北京，日常事务由钱永铭处理。
随后，交行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广拉存款，巩固行基；拒绝政治性借款，加强同工商业联系；实行分区域发行管理制度和足实准备金制度；精简机构，力图改变财政附庸不良形象，走自由经营、独立发展的道路。
经此改革，交行行基逐渐稳固。独立、公开、稳健，成为交行发展新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曾有把中交两行合成央行、或把中行改组为央行的拟议，但均未成功。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中央银行，中交两行分别改组为“国际汇兑银行”和“实业银行”。不过，两行继续拥有部分央行职能。直到1939年一切国库事务才由中央银行办理；1942年发钞权和外汇买卖才由中央银行一家发行和统筹管理。从此，中央银行才真正具备发行、国库、外汇职能，成为发行的银行、国家的银行和银行的银行。
（作者为记者、历史学者）
他的两次赴任，是中国早期央行艰难发展史上的两段趣闻。两次合并之争最终促成两行实行改革的决心。这之后，中交两行渐渐脱离北洋政府财政挤压，朝独立、“商办”方向迈进。
二元央行
对于1912年出任交通银行总经理的梁士怡，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这样描述：“广东人，身材矮胖，脑袋很大，像拿破仑一样；他沉默寡言，但他的插话表明，他总是首先提出问题引导讨论，在他研究问题时也是如此；在直接 问到他的时候，他总能对任何事情做出清楚的、有条理的说明。中国官员一向利用金钱来达到政治目的，他也不例外。对某些人来说，他是欺诈和贪污的老手，另一 些人则把他看作财神，还有一些人佩服他的组织才能，对他很尊重。”
在袁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时，梁士怡与袁世凯结交，更在袁世凯迫使清帝逊位及通往洪宪皇帝的道路上战功显赫。1912年，梁士怡迎来仕宦生涯的黄金时期。这年3月，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梁士怡获任总统府秘书长；5月，兼任交行总理（1928年后总理改称总经理），一年后，代理财政部部务，人称 “二总统”。
权高位重的梁士怡令交行业务快速发展。到1915年，与他执掌初期相比：公积金及盈余滚存额增长9.1倍，存款增长2.25倍，放款增长4.15倍，汇款增长5.32倍，纯益增长6.22倍。梁士怡还为交行谋求到了中央银行的特权——货币发行权、国库代理权。
而中行虽然在大清银行基础上被改组为中华民国的中央银行，但官股占绝大比重，正副总裁由财政部简派，高层随政局变化而频繁更换。
1915年10月，袁世凯的大总统申令，把交行正式定位为具有中央银行性质的国家银行，中交两行正式相提并称，北洋政府的二元中央银行格局形成。
矛盾公开化
梁士怡常把交行的发展与政府财政相结合。为筹集帝制费用，更不惜滥发交行纸币作巨额垫款。中行在人事、财权上受财政部控制，成为财政的附庸，同样无独立性可言。
1915年底，中交两行发行额猛增到3844 万元和3729 万元，而现金准备仅约2200万元。特别是交行，此时政府垫款超过发行额，达到4750 万元，占全部放款的94 %；中行的垫款也达到1204 万元。
财政对中交两行的挤压，引起社会恐慌，进而在一些地方出现挤兑风潮。1916年3月起，中交两行忙于应付兑换银元的钞票持有者。
5月初，政府财政状况更加恶化，梁士怡等人主张合并中交两行，集中现金，发行不兑换钞票。风声外泄，挤兑风潮迅速在京津等地爆发。5月12日，北京政府发布停兑令：停止兑付中交两行纸币和存款停止付现。
中交两行接到停兑令后，交行绝大多数分支行停兑，中行部分分行则群起反对。就中交两行最大分行——上海分行而言，交行遵令办理，中行照常营业。中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素以保护商股利益著称，副经理张嘉璈则有银行应独立于财政的理念。他们在周密部署后毅然抗命，并获得成功。
中交两行多数分行停兑，两行信用丧失，汇兑不通，百货不流。
6月7日，即袁世凯去世第二天，黎元洪接任总统，筹议挽救中交两行办法。梁士怡再次提议中交两行合并。得到消息，中行旅沪商股联合会、天津交行股东均致电国务院、财政部，坚决反对合并。
财政部复电称并无合并之议，但署理财政总长周自齐随即发表十条整顿金融大计，两行合并正是整顿金融计划的主要内容。
6月15日，中行股东在上海召开商股联合会成立大会，选举政经界名人张謇为会长，重电政府要求不再议两行合并问题，并将中交合并之争在《申报》公开，争取更多社会支持。
交行股东见状，也成立商股联合会，选举陆宗舆为会长，并做出三项决议：交行商股占十分之六，政府应尊重商股权益，有关交行事宜须先征得商股同意；政府应速筹款归还交行垫款，以便恢复业务；政府不应歧视交行，应维持与中行同样的待遇。
在中交两行股东极力反对下，合并拟议流产。
两行的独立发展
1916年7月中旬，段祺瑞重新组阁，梁启超出任财政总长。在梁启超推荐下，声望日隆的28岁新秀张嘉璈获任中行副总裁。与此同时，中央下令惩办帝制祸首。梁士怡、周自齐逃往日本，“交通系”主宰中国财政金融的日子告一段落。
张嘉璈北上就职后，深感要挽回中行信用，奠定中行基础，首当其冲要扩充商股，成立有话语权的股东总会，扶持总裁、副总裁，使之能久于其位，不受政潮影响。必须修改银行则例、整理中行所发“京钞”，同时收回以前政府垫款、设法限制新垫款。
在张嘉璈等人努力下，1917年11月，大总统令公布修正《中国银行则例》。新则例规定：董事、监事由股东总会选任，总裁、副总裁从董事中兼任，中行总裁、副总裁走马灯般轮换成为历史，中行保持相对独立的新时代开始到来。同时，中行的资本构成也在发生重大转折，商股比重逐年增加：1915年为17.01%，1917年为59.29%，1921年为72.64%。中行朝着“完全商办”的方向发展。
经停兑风潮打击，交行实力锐减，信用一落千丈。1917年1月，曹汝霖出任交行总理开始慢慢摆脱危机。不过，整理京钞和限制政府垫款，花费了中交两行数年时间。
1921年11月15日，交行京津分行再次发生挤兑风潮。随后，中行京津分行也出现挤兑。中交京津分行只得宣告暂时停兑。停兑风潮再次发生时，交行再次提出了中交合并的问题，但遭到中行婉拒。
停兑风潮使中交两行遭受巨大冲击，交行受损尤其惨重：1922年银行巨亏，各项营业指标均较上年明显缩减；在新加坡和香港已设多年的支行先后停业；曹汝霖受股东指责提出辞职。交行跌入前所未有的低谷。
1922年2月， 交行召开临时股东总会，在营业方针上做出重大决策，即力避政治借款，重心转向工商业；发行独立；裁减机构和人员；核实账目。同时，股东会批准总理曹汝霖和协理任振采辞职，另选蒋邦彦和陈福颐为总、协理。然而，蒋邦彦不愿出任危局，陈福颐资望不足，难以应付危局，交行继续在风雨中飘摇。
就在这时，中行副总裁张嘉璈发动交行部分股东，动议召开股东会议，讨论中交合并问题。与此同时，电邀交行上海分行经理钱永铭北上洽商合并事宜。
交行处此艰难，急忙寻求对策。1917年起担任交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并在两年后升任经理的钱永铭，不仅长袖善舞，而且经营有方。交行希望他出面收拾局势，而他也正想有一番作为。
1922年5月，钱永铭等在上海成立商股联合会，公推张謇为会长，通过交行不与中行合并的决议，同时致电政府，申明不与中行合并理由。
经过钱永铭及交行南方股东的多方努力，中交合并拟议再次无果而终。
1922年6月，交行在北京召开股东大会，选举张謇为总理，钱永铭为协理，并商定张謇不必常驻北京，日常事务由钱永铭处理。
随后，交行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广拉存款，巩固行基；拒绝政治性借款，加强同工商业联系；实行分区域发行管理制度和足实准备金制度；精简机构，力图改变财政附庸不良形象，走自由经营、独立发展的道路。
经此改革，交行行基逐渐稳固。独立、公开、稳健，成为交行发展新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曾有把中交两行合成央行、或把中行改组为央行的拟议，但均未成功。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中央银行，中交两行分别改组为“国际汇兑银行”和“实业银行”。不过，两行继续拥有部分央行职能。直到1939年一切国库事务才由中央银行办理；1942年发钞权和外汇买卖才由中央银行一家发行和统筹管理。从此，中央银行才真正具备发行、国库、外汇职能，成为发行的银行、国家的银行和银行的银行。
（作者为记者、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