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两万元也要冲

　　据调查显示，在贫困地区，“儿童营养不良率超过30%（而大城市低于1%），身高和体重水平比城市同龄儿童普遍相差2～3年。同时，营养供给不足还抑制了孩子们活泼好动的天性，对孩子们的体质、体能、心智发育等造成严重不良影响。”
　　这样的事实让邓飞“目瞪口呆又热血沸腾”。他找到了最初的伙伴—律师胡益华、记者沈雁冰以及演员马伊琍等人。
　　很快，邓飞到达贵州省黔西县，亲眼见到了一个小学里149名小学生和30名学龄前儿童都没有午饭，或只能用塑料袋带来的冷饭充饥的情况。那里的老师对邓飞说，因为饥饿，孩子们时常会昏厥，无法上体育课，其他课也无法集中注意力，下午三点多就必须放学……
　　而在中国，这样缺少基本照顾的留守儿童数量多达6100万。
　　调查记者邓飞最先想到的是报道，但又忍不住自问：靠写文章，能解决这个问题么？痛定思痛后，他决定身体力行去解决问题，于是，他飞往深圳筹款，并从一位企业家手中拿到了第一笔活动资金—两万元。
　　就这样，“免费午餐”首先在贵州省黔西县沙坝小学开餐。一边，是“孩子们的饭盒被米饭、煮蛋、酸菜炒肉、烧土豆白菜汤装得满满的”，另一边，是“一些一早赶到学校看孩子们吃饭的村民抹起眼泪”。
　　不久后，“免费午餐”挂靠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获得了合法公募权，同时，邓飞联合全国500名记者发起“中国乡村免费午餐计划”。官方宣传加上实时公布捐款的做法，让“免费午餐”很快筹集到数万元。
　　这个开头似乎不难，但，总是那句老话—真正的考验刚刚开始。

公益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在“免费午餐”发起初期，邓飞就与参与此公益项目的学校校长、老师作出就地取材、师生同食、厨师必须在当地乡村聘请等规定，整个运行过程接受老师、家长监督，确保食品安全等规则。
　　他还曾提出做公益“不公开，就会死”。“免费午餐”的这种公开曾事无巨细，甚至每一次出差都要在微博公示发票。但这样的公开也让他们受到质疑—怎么可以坐飞机去做公益？工作人员怎么能比孩子们吃得好？……
　　这些质问让邓飞发觉，大多数人对公益仍缺乏了解、远不能理性看待。“但，‘免费午餐’的迫切任务是为孩子做事，而不是展现光荣与正确，获得每一个人的表扬。”
　　邓飞接受了专业人士的意见，停止了每一张原始发票的公开。
　　然而，这并非一个容易解决的简单问题—邓飞也曾全部砍掉招待费，面对一些可报销费用，很多工作人员也会主动选择自行承担。
　　但这与网友们的“苛责”并无不同—它将导致公益成本过低，终究难以为继，反而抬高了整个公益行业的道德标准，且不利于公益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邓飞明白了一个道理：“要实实在在地发展，不要省钱带来的虚名。”
　　此后，“免费午餐”找到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监督财务并制作年度财务报告。公开后，“免费午餐”几乎再没有遭遇质疑。

期待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

　　当然，民间力量再大，也不可能解决中国1.3亿乡村儿童，尤其是6100万留守儿童校园午餐饥饿的问题。
　　很快，国家也启动了“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政府每年拨款160多亿元，按照每人每天三元的标准，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
　　对此，邓飞说，“免费午餐”愿意为国家营养项目提供参考，贡献自己的经验与教训。事实也的确如此—据说，教育部官员早前曾来拜访，仔细询问“免费午餐”的具体执行情况。“免费午餐”在湖北鹤峰、湖南新晃的成功案例，也已被数十名全国人大代表写进建议案。

　　与此同时，“免费午餐”继续前进，他们建立了“免费午餐”公益产品研发中心，尝试联合厂家推出一系列品牌衍生品，构筑一条更稳定的资金来源；设置“首席信息官”，积累整理乡村儿童方方面面的大数据，为服务提供精准的决策支持……
　　在“免费午餐”的发展过程中，擅长发现问题的邓飞还发起了“微博打拐”行动、为孩子们提供过冬物资的“暖流计划”、“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项目等。邓飞说，今后多年，他和他的伙伴们将整合这些公益项目，组建一个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从营养、图书、大病救治、人身安全、各类生活用品、精神抚慰到教育均衡，为6100万留守儿童提供一个安全、健康、公平的成长环境。
　　在《免费午餐—柔软改变中国》的结尾，他写道：很多个夜里，我会想起一个画面。大山弯路，泥泞里，一个扎着两根辫子的孩子背着书包，深一脚，浅一脚，随时可能被风吹倒，但她的眼里，分明扑闪着倔强、善良和希望。那是未来的眼神，它在凝视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