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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两组数字：一是2012年全国共招录公务员18.8万人，其中中央机关1.8万人，地方17万人；二是北京市今年各高校有7.7万的研究生毕业，创历史新高。大学生就业意向已经是老生常谈，先公务员次事业单位再次央企国企等，甚至抢着去环卫局，就因为能捞个事业身份。今年又有新情况，求职者对中高院校有了更大的热情，像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虽然招聘职位特别严格，要求有教师资格证、普通话等级、全国科学竞赛一二等奖证书等，但仍然吸引了不少应聘者。就是为了能留在北京，更希望有户口，有一份“稳定、可持续”的工作。
看看现在的年轻人，觉得他们特成熟，特实际，而我们20多年前大学毕业的时候，应该说就业好、机会多、人傻。比如找上门的有铁道部党校，在北太平庄附近，离北师大近在咫尺，我们一帮人就没有愿意搭理人家的。当然，现在看铁道部的水够深，不去也对。80年代进中央和北京市的大机关，今天混到司局级以上的大有人在。可那时的年轻人有“不知趣”的，90年代初形成一阵风，说走就走了。
最有名的如中坤集团的黄怒波先生，前几日在央视一频道的“公开课”开讲感慨：如果不离开中央部委，现在也会是部级干部了。再比如著名京味文学作家、《北京晚报》高级记者刘一达，1985年开始在北京市委统战部工作，1991年去了《北京晚报》。《北京纪事》的专栏作家步雄先生1985年～1990年在市委组织部，后来就出来了，现如今供职于市属大企业北辰公司。他们都没了官位，这是真事。2013年1月11日《北京纪事》北京精神宣讲会在宣武商务酒店紫金厅召开，见着他们又核实了一下。
我大学同学，当年去北京市公安局、国家安全局的，跳槽到报社电视台，成了文化学者、老记；在国家体委的现在自己开物业公司；更有离开教育部去深圳，从此玩“消失”成了单干个体户。如此行事的优劣，曾经让不少人纠结，专栏作家连岳的一段文字，比较切中要害，看了有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心灵安慰。他说：“最近刚好有件事，接触了一些公务员，让我非常吃惊的是，几位20多年前毕业于国内一流大学的人，在发达城市当公务员，竟然有不知道电子邮箱为何物的人，而且不是个例。若不是自己的经历，我绝不会相信别人类似叙述——我相信读者中也有很多人不信我说的这件事。这也是我不建议优秀人才去当公务员的原因，这种职业太过安稳，对知识和技能几乎没有更新要求，用进废退，再聪明的脑袋，在这种环境中，都会变笨。这对个人和社会来说，都是个巨大的损失。只有竞争，那种强手压境的风险，才能让一个人的本事越来越大。这种危机不是什么秘密，很多人看得出来，不过这仍然无法阻止中国那种高达一万度的公务员热。如果中国做实业越来越难，开发度与自由度下降，那么公务员热还会继续升温。为养活他们，必须得收更多的税，做实业就更难——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国家破产，跟公务员臃肿的希腊一样。”（摘自《北京Time Out》双周刊2012第22期）
我对“性格决定命运”论调深信不疑，1984年从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可以选择的工作岗位之多就不说了。是新思潮影响，也是性格鬼使神差，我放弃了从政、从军、从商、从教的N个机会，去了位于北京车公庄附近，市委党校院里的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早已改成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在科研处一呆就是7年。走上社会就遇着几位好领导，最先见到的顶头上司处长是已故的高起祥院长。我在他手下整一年，1985年10月他调到市委组织部，后来任副部长兼市委副秘书长。1991年4月他又回到社科院当院长，在这之前不久我已离开，去了福州市政府驻京办，工作关系出了北京。
还是说高院长，最近看北京国安超重量级球迷、社科院老朋友金汕兄2005年的回忆，甚是感人，抄录如下：
我是在五一黄金周的时候，在河南林县得到了孟固的长途知道高院长去世这个非常不幸的消息的，我感到非常震惊。在这期间，我给孟固回了电话，一再询问，希望会有奇迹发生，尽管我也知道奇迹发生不了。我感到这个黄金周是如此的不快。
我认识高老师是在24年前，当时我是文学所的年轻人，他是文学所的党支部书记，我们有几次骑车一起回家。他没有什么领导的架子，他在调入我院以前已经是北京市水利局办公室主任了，而到我院担任所一级支部书记反而没有了行政级别。我有些不解，他说他喜欢做研究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初乃至今天，像高老师这样愿意弃官从文的人少之又少，足见他对做学问的偏爱。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要急需补上更多的人才，他说80年代初，日本研究鲁迅的就有3000人，而产生鲁迅的国度却远远达不到这个数字。
80年代初我们到密云调研的时候，奔走在崇山峻岭之中。其实那时候也挺苦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也好，作为一个有良心的公民也好，他说我们的调查一定要讲真话。而且我们到了密云最穷的番子牌乡，我当时看了很震惊。隆冬三九天，居然有屋顶都敞口朝天的农户，但在不远的地方当地的书记已经建了自家的四合院。他跟曹院长说我们一定要如实向市里报告，他当时敏锐地感觉到，新一轮经济的到来，不正之风和贫富差别拉大可能要成为一个社会的问题。他真是有先见之明。
所以后来我就感到高院长所以能够提出这么精辟的办院方针，能够让咱们北京社科院在一度困难和比较困惑的状况下力挽狂澜，既有他的领导艺术和他的政治才干，也有他对学术的深刻理解。一个单位一把手能够从濒临绝境的环境中，让这个单位起死回生，这需要一把手有正确的意识，超人的智慧，超前的思维，他还要把他的权力结合起来，才能洞察社科院的危机在哪里，选择社科院正确的研究方向。
看了上面这几段话，读者可以想象，一个刚出道的大学生，到了十分陌生的单位和自己人生的第一个工作岗位，能遇到这样一位领导，是何等的幸运。
我们这些大学生多是社会生存的“低能儿”，我和高院长近距离亲近的一年，不但得到了“鱼吃”，还学会了一些“捕鱼”的本事。虽然是干科研管理，他仍然让我研究一些文学课题，比如作家中的“布衣”孙犁，作品虽没有吃透，但作家的人格精神却一点一滴渗透到骨血里。还有公文写作、调查报告等的指导，让我受用了20多年。甚至待人接物、言谈举止都在影响，让你学会快乐工作和生活。
高院长1995年率先进行北京文化产业的研究，从资料到理论举步维艰乐此不疲，他是向市委提出“北京要吃文化饭”的第一人。1996年，我从市文联调到市委宣传部研究室，受他影响开始关注文化问题，冷板凳坐了10年。2005年5月，我以理想加自信投入到文艺院团体制改革工作，水深火热之中又过了七八年。而高起祥院长不幸在2005年5月1日去世，人生失去一位良师，四顾有些茫然。想想那几年有时在市委走廊碰到，问起他身体可好，他总是带着轻松的口吻说：“颈动脉堵了，说不行就不行。”谁能想到真的就是个“定时炸弹”。遗憾的是在他活的时候没多几次深谈，遗憾的是到八宝山送他一程，赶到时已是室空人散。
“更稳定的工作”其实就是人生道路的选择，心智的修炼，如同国家需要正确的道路和领导人的大智慧，有了就有大稳定，就有大希望。最后，以习近平总书记的一段文章自勉：有的干部辞职下海了，还“无车弹铗怨冯笙”，抱怨组织上给他的“平台”不够大。多大的“平台”才够大呢？平心而论，一个干部到了县里的主要领导，就不能说“大材小用”“英雄无用武之地”了。（《不求“官”有多大，但求无愧于民》2003年6月18日）
编辑/麻 雯 mawen214@163.com
看看现在的年轻人，觉得他们特成熟，特实际，而我们20多年前大学毕业的时候，应该说就业好、机会多、人傻。比如找上门的有铁道部党校，在北太平庄附近，离北师大近在咫尺，我们一帮人就没有愿意搭理人家的。当然，现在看铁道部的水够深，不去也对。80年代进中央和北京市的大机关，今天混到司局级以上的大有人在。可那时的年轻人有“不知趣”的，90年代初形成一阵风，说走就走了。
最有名的如中坤集团的黄怒波先生，前几日在央视一频道的“公开课”开讲感慨：如果不离开中央部委，现在也会是部级干部了。再比如著名京味文学作家、《北京晚报》高级记者刘一达，1985年开始在北京市委统战部工作，1991年去了《北京晚报》。《北京纪事》的专栏作家步雄先生1985年～1990年在市委组织部，后来就出来了，现如今供职于市属大企业北辰公司。他们都没了官位，这是真事。2013年1月11日《北京纪事》北京精神宣讲会在宣武商务酒店紫金厅召开，见着他们又核实了一下。
我大学同学，当年去北京市公安局、国家安全局的，跳槽到报社电视台，成了文化学者、老记；在国家体委的现在自己开物业公司；更有离开教育部去深圳，从此玩“消失”成了单干个体户。如此行事的优劣，曾经让不少人纠结，专栏作家连岳的一段文字，比较切中要害，看了有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心灵安慰。他说：“最近刚好有件事，接触了一些公务员，让我非常吃惊的是，几位20多年前毕业于国内一流大学的人，在发达城市当公务员，竟然有不知道电子邮箱为何物的人，而且不是个例。若不是自己的经历，我绝不会相信别人类似叙述——我相信读者中也有很多人不信我说的这件事。这也是我不建议优秀人才去当公务员的原因，这种职业太过安稳，对知识和技能几乎没有更新要求，用进废退，再聪明的脑袋，在这种环境中，都会变笨。这对个人和社会来说，都是个巨大的损失。只有竞争，那种强手压境的风险，才能让一个人的本事越来越大。这种危机不是什么秘密，很多人看得出来，不过这仍然无法阻止中国那种高达一万度的公务员热。如果中国做实业越来越难，开发度与自由度下降，那么公务员热还会继续升温。为养活他们，必须得收更多的税，做实业就更难——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国家破产，跟公务员臃肿的希腊一样。”（摘自《北京Time Out》双周刊2012第22期）
我对“性格决定命运”论调深信不疑，1984年从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可以选择的工作岗位之多就不说了。是新思潮影响，也是性格鬼使神差，我放弃了从政、从军、从商、从教的N个机会，去了位于北京车公庄附近，市委党校院里的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早已改成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在科研处一呆就是7年。走上社会就遇着几位好领导，最先见到的顶头上司处长是已故的高起祥院长。我在他手下整一年，1985年10月他调到市委组织部，后来任副部长兼市委副秘书长。1991年4月他又回到社科院当院长，在这之前不久我已离开，去了福州市政府驻京办，工作关系出了北京。
还是说高院长，最近看北京国安超重量级球迷、社科院老朋友金汕兄2005年的回忆，甚是感人，抄录如下：
我是在五一黄金周的时候，在河南林县得到了孟固的长途知道高院长去世这个非常不幸的消息的，我感到非常震惊。在这期间，我给孟固回了电话，一再询问，希望会有奇迹发生，尽管我也知道奇迹发生不了。我感到这个黄金周是如此的不快。
我认识高老师是在24年前，当时我是文学所的年轻人，他是文学所的党支部书记，我们有几次骑车一起回家。他没有什么领导的架子，他在调入我院以前已经是北京市水利局办公室主任了，而到我院担任所一级支部书记反而没有了行政级别。我有些不解，他说他喜欢做研究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初乃至今天，像高老师这样愿意弃官从文的人少之又少，足见他对做学问的偏爱。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要急需补上更多的人才，他说80年代初，日本研究鲁迅的就有3000人，而产生鲁迅的国度却远远达不到这个数字。
80年代初我们到密云调研的时候，奔走在崇山峻岭之中。其实那时候也挺苦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也好，作为一个有良心的公民也好，他说我们的调查一定要讲真话。而且我们到了密云最穷的番子牌乡，我当时看了很震惊。隆冬三九天，居然有屋顶都敞口朝天的农户，但在不远的地方当地的书记已经建了自家的四合院。他跟曹院长说我们一定要如实向市里报告，他当时敏锐地感觉到，新一轮经济的到来，不正之风和贫富差别拉大可能要成为一个社会的问题。他真是有先见之明。
所以后来我就感到高院长所以能够提出这么精辟的办院方针，能够让咱们北京社科院在一度困难和比较困惑的状况下力挽狂澜，既有他的领导艺术和他的政治才干，也有他对学术的深刻理解。一个单位一把手能够从濒临绝境的环境中，让这个单位起死回生，这需要一把手有正确的意识，超人的智慧，超前的思维，他还要把他的权力结合起来，才能洞察社科院的危机在哪里，选择社科院正确的研究方向。
看了上面这几段话，读者可以想象，一个刚出道的大学生，到了十分陌生的单位和自己人生的第一个工作岗位，能遇到这样一位领导，是何等的幸运。
我们这些大学生多是社会生存的“低能儿”，我和高院长近距离亲近的一年，不但得到了“鱼吃”，还学会了一些“捕鱼”的本事。虽然是干科研管理，他仍然让我研究一些文学课题，比如作家中的“布衣”孙犁，作品虽没有吃透，但作家的人格精神却一点一滴渗透到骨血里。还有公文写作、调查报告等的指导，让我受用了20多年。甚至待人接物、言谈举止都在影响，让你学会快乐工作和生活。
高院长1995年率先进行北京文化产业的研究，从资料到理论举步维艰乐此不疲，他是向市委提出“北京要吃文化饭”的第一人。1996年，我从市文联调到市委宣传部研究室，受他影响开始关注文化问题，冷板凳坐了10年。2005年5月，我以理想加自信投入到文艺院团体制改革工作，水深火热之中又过了七八年。而高起祥院长不幸在2005年5月1日去世，人生失去一位良师，四顾有些茫然。想想那几年有时在市委走廊碰到，问起他身体可好，他总是带着轻松的口吻说：“颈动脉堵了，说不行就不行。”谁能想到真的就是个“定时炸弹”。遗憾的是在他活的时候没多几次深谈，遗憾的是到八宝山送他一程，赶到时已是室空人散。
“更稳定的工作”其实就是人生道路的选择，心智的修炼，如同国家需要正确的道路和领导人的大智慧，有了就有大稳定，就有大希望。最后，以习近平总书记的一段文章自勉：有的干部辞职下海了，还“无车弹铗怨冯笙”，抱怨组织上给他的“平台”不够大。多大的“平台”才够大呢？平心而论，一个干部到了县里的主要领导，就不能说“大材小用”“英雄无用武之地”了。（《不求“官”有多大，但求无愧于民》2003年6月18日）
编辑/麻 雯 mawen21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