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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十多年,我家后院正房大门上常年挂两把大铁锁,从门前经过,能闻到里面散发出的麦子与杀虫剂的混合气味,辛辣、浓烈、刺鼻,从后院向前院弥漫,与家的气息很不协调。人的鼻子是有记忆的,成年后,每次闻到这种气味,我立马能敏感地判断出,附近肯定有粮仓。后院正房是公家占用的,带有强制性。我家有前后两进四合院,二十多间房子。中国传统方法计算房子,不以面积计,论间。我家房子间数不少,其实没多少面积,门房、厢房进深都很小,用料不讲究,只有后院正房质量相对好些,木料壮,进深大,高门槛,两扇高大的护门,铜门环,门两旁有花格窗。做了粮仓,就有粮仓的样子,墙壁刷成白色,门窗漆成黑色,在前后院残破的房屋中很特别,又是北房,高高在上,带几分神秘。北房西端是去后园的过道,窄窄的,不满三尺宽。晋南乡村茅厕都在后园,我家的后园面积不大,是北房后墙与院墙的间隙,宽不盈丈。夜晚,摸黑上茅厕,先闻到正房呛人的气味,再听到里面老鼠的闹腾声。过道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脚下是通往院里的水道,上面只篷一层松动的砖,人走过去,声音空洞,若内急,脚步一猛,这种声音一路响,像身后有人赶。
我七岁那年,一家三口住进我家后院西厢房,夫妻俩都是河北籍,男人姓罗,四十多岁,性情温和,从不高声说话。女人与当地女人气质不一样,白净、利落,同时又娇弱,剪齐耳短发,背微驼,有两个孩子,老大上大学,老二比我大三岁,还念小学。老罗是粮站职工,住到我家后院西厢房,一是他们没有自己的家,二是兼管粮仓。这家人对孩子严厉,我从外面玩回来,常看到他们在训斥二小子。那孩子倔强,爸妈训斥时,一边抽泣,一边梗着脖子,很不服气。十多年后,那孩子当生产队长,在我家对门,盖了座只有西厢房的院子。
老罗一家在后院西厢房住了不长时间,又搬到东街口的药王庙,那里的正殿翘角高挑,琉璃瓦铮亮,散发着与我家正房一样的气味,是座较大的粮库。老罗在那里也住西厢房。南面有山门、戏台,自他们家住到那里,我和四弟常去戏台上玩,有时还学戏剧人物,装模作样地吼上两嗓子。
老罗一家走后,西厢房又换了一家人,本村的,与我家仅隔一座院子,姓宋,所以要住到我家,是因为婆媳不和,属于临时借住,与正房里的粮食无关。正房散发的气味还很大,粮食却很少动,门缝、窗缝都用报纸剪的纸条封得严实。我每次经过,都歪着头,读纸条上残断的字。有时候,家门前停辆马车,上面摞满装在麻袋里的粮食,我和四弟站在大门前的圪台上,愣愣地看。两位壮汉将麻袋背上,双手扣住麻袋下面两角,脚步沉重,进了我家大门,踩在砖地上,嗵嗵响,又踩着捶布石下了圪台,走过前院,再上圪台,穿过前后院之间的腰厅,经过后院。我和四弟跟在后面,只能看见一只硕大的麻袋随着下面的两条细腿晃动,抓麻袋角的双手,大而粗糙,因为用力变了颜色。最后,麻袋晃动着,进了正房,有人将口解开,飒一声,黄澄澄的麦子流泻下来。一位小个子光头男人持木锨,将麦子归拢成一堆,锨板擦着麦粒,哗——哗——哗,声音嘶哑,很刺耳。扛麻袋的人走了,小个子男人还要忙一会,走出来后,先锁门环上的锁,再锁门扇下的锁,最后,提着一大串钥匙,咣咣当当,走出我家大门。
我十五岁那年,有一天,放学回家走到后院,发现北房大门敞开,整个后院都弥漫着粮仓的气味,刺鼻,呛人。走进去,里面没有粮食了,我第一次仔细打量我们家这面最好的房子,房梁、檩条和椽都粗壮通直,带着浅浅的赭石色,地面铺农家少见的方砖。墙壁雪白,坑洼处沾上薄薄的尘土,北墙偏西有一面墙柜,柜门也刷成白色,打开看,里面除了老鼠屎,没别的东西。农村的上房多为一明两暗,这房子却三间通敞,中间没有隔断,不知一开始就是这样,还是做库房后才将隔墙拆除。房子打扫得很干净,看不到一粒粮食,可能连老鼠也没有想到会突然断了口粮,方砖破损处,有老鼠新扒出的土。
问妈怎么回事,说是库房搬走了,以后,北房就还给咱家了。
北房是家里位置最好的房子,冬暖夏凉,称之为正房、上房,以后十多年,我們家谁也没在北房住过,家里人习惯性地将北房叫库房。北房就这么空着,偶尔走进去,还能闻到那种粮食混合着杀虫剂的气味。我结婚后,将北房拆除重建,起开方砖,鼠洞四通八达,能看见几粒粮食,早已腐朽发黑。
重建后的北房分成两部分,一明一暗,变成了适合人住的房子。如今又过去三十年,每当走进这座房子,似乎还能闻到淡淡的粮仓气味,让人回到当年。
与公家的粮仓相比,自家粮仓的气味亲切温馨,尽管也能听到老鼠打闹的声音。
集体化之前之后,晋南农家都有自己的粮仓,位置一般在门房,其中有两样必备之物,一是粮囤,一是面瓮,还放各种杂物。门房又叫倒座,不向阳,正面受风,是家里最不宜住人的房屋,进出却方便,麦收之后,麦子一毛裢(鬃毛织的口袋)一毛裢扛进家门,顺势拐进去,倒进囤里。面瓮一般是陶制的,大肚小口,能放百十斤面。新麦下来,头一件事是磨面。将麦子淘洗,晾干,去村里磨房磨好,扛进家,倒进面瓮,望着白生生的面粉,心里的踏实喜悦,是农耕时代百姓独有的。
我家的仓房在腰厅东侧的房子里。家里人就把这间房子叫客房,却从没见过住客人。后来实际变成仓房,里面放满了盛粮食的瓷瓮、盛面用的大瓦罐和各种杂物,选这样的地方也有原因,院子东侧以前是我家场院,听大人说,客房与前院东厢房之间的夹巷内以前开有小门,晒好的粮食可以方便地进入客房。粮囤是藤条编的,内侧抹泥,下面有口,要用粮食时,打开口粮食就流出来。我的印象中,这只藤条粮囤有五六尺高,像个呆板而又腹内空空的大汉,长年站在腰厅,春节前,祖父用颜体书法,写了个大大的繁体“丰”字,贴在藤条粮囤正中,粮囤这才像绽开笑靥,生动了许多。只是我始终没弄明白,那么高的藤条囤,一开始是怎样将粮食倒进去的。
祖父名儒昌,字聘卿,中学毕业,当过乡村教师,是村里的文化人,至今,村里还流传着祖父当年巧妙应对日本人征粮的故事。我们村名韩家场,紧邻旧县城,抗战时,受日本人骚扰最多。听老辈人说,每年到麦收时节,日本人会来村里征粮。祖父应对的办法是,麦子碾打后,只扇出一小部分,多数麦子并不扇,连同麦衣混放在一起,堆在不起眼的角落,需要时,用多少扇多少。平常百姓家,麦衣一般是烧炕用的,与麦衣混在一起的麦子,不怕发霉,重要的是,能起到遮掩作用,一般人根本想不到那还是一堆没扇的麦子。如此说来,日本人占领时期,我家的粮囤也一直是空的。 我记事已是生产队时期,粮囤也没什么用场,空荡荡,根本没有可往里面放的麦子。那个藤条粮囤空放了几年,占地方,又钻老鼠,很快就破损了。生产队分了粮,只好放在瓷瓮里。大小三四口瓷瓮,每只能盛三百多斤麦子,全家八口人一年的口粮全部放进去也不能满。
上世纪八十年代,可能是中国农民购置粮囤最多的年代。所有乡村似乎都弥漫着粮食的气息,从集体化禁锢中解脱出来,农民头一件大事,是喂饱自己的肚子,自己耕作,自己经营,自己收获,自己储存,面对多少年都不曾拥有的粮食,用一种特殊的粮囤来盛放。有几年,家家都置办一种白铁皮粮囤。这种粮囤看似简单,以前的农民却从没有用过。将整张白铁皮卷起,直径约一米,高八十公分,共分三节,下面一节有出粮口,一节节摞起来,放在屋里,直达房梁,可放两千斤粮食。这种粮囤最大的好处是防潮、防鼠,占地面积小。置办这样一个粮囤,要一百三十多块钱。也有自己买来白铁皮,请白铁匠箍的。人口多的农家,往往置办数个,一起放在房间里,蔚为大观,提人底气。经历过饥饿的那代人,有这么多粮食放在家里,确是“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那份自豪,那份踏实,不是年轻一代能理解的。
置办不起这种粮囤的人家,也有自己的办法。那几年,至少北方各地农村都做一种水泥瓮,先做模具,和好水泥沙子,抹好,干后可盛水,可放粮食,有的家庭一次抹五六口,放在家里,也颇壮观。还有连水泥缸也做不起的。一位朋友谈到自己家当年的粮囤时哭笑不得。说他家的粮囤是用废弃的水泥管子替代的。这种水泥管子直径八十公分,高一米,村里打大锅锥水井时,一节节放到井下,防泥沙,可透水。那时候,这位朋友二十岁出头,正是娶媳妇的年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女方来家相亲,一看房子,二看粮囤,三看面瓮。别家的粮囤不是白铁皮,就是水泥缸做的,他家的水泥管子让人一看就是个穷家。好在姑娘还愿意,终成姻缘。三十多年过去,小两口变为老两口,提起家里的水泥管粮囤,苦涩之余,又哈哈笑。
后来,我们这里由粮乡变为果乡,不产麦子了,乡村也买面吃,粮囤变为无用物,鸡肋般存在了几年,慢慢消失。前些天,去豫西乡村游玩,那里是真正的产粮区,走进农家,同样看不到粮囤。农耕时代已悄无声息结束了,“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自西汉贾谊提出这个命题以来,积贮多少,可衡量国力强弱,“文景之治”后,“京师之钱万巨,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这样的盛景,成为历代王朝楷模。民间说起谁家没有积贮陈粮,那叫不会过光景。现在的农村,没有谁因为囤里没粮,担心吃不上饭。连积贮之器也远离了农村,曾经家家必有的粮囤、面瓮,已成文物之时,积贮不再是衡量贫富的标准。
中国两千多年农耕社会里,始终存在一条从下往上的粮食供应链,像一根根毛细血管。这条供应链环环相扣,每个环节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囤放粮食的粮仓,当时也叫仓廒。每个农家都连接着这根链条,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集体化后,生产队接过了农户的这个职能,农民变成了纯粹的劳动者,只负责干活。向国家粮食供应链条输送粮食,变成了一种带有政治意味的壮举,以生产队为单位负责完成。生产队是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组织,处于国家权力的最末端,中国历史上没有与之对应的乡村组织。皇权社会和民国时期,尽管有保甲里正之类的乡村制度,却与生产队有着性质上的不同。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乡村集体经济兴起,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解体,二十多年过去,这个体系仍不完善,譬如:粮食储藏系统还没有完全建立。
前些天,我做了一趟乡村文物考察,跑过许多村子,看过几座被冠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乡村古庙,有两三处过去是做生产队粮仓才得以保存至今的。
在村民的言说中,还有许多本应该保留下来的古代建筑,例如祖祠、旧宅院,因为生产队要建粮仓被拆除。我看过的运城市盐湖区寨里村关帝庙,是一座元代建筑,建于元大德十年(1306),历七百多年风雨沧桑,仅剩下的献殿仍斗拱繁复,颇具气势。问看护文物的老汉,正殿什么时候拆除的?说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木料建了村里粮仓。
我们村是个只有200多口人的小村,集体化时,仅一个生产队,同样建立了自己的粮库。方法也是拆旧建新。我家斜对面,有座周围村少见的楼房,砖木结构、两层三间、有地下室,属村里前巷盐店家所有,是方圆数十里内最好的私人住宅。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家主已被赶出去十多年,老兄弟三家十多口人挤在一座小四合院内。这座楼房空置,风吹日晒,很快就废弃了。白天,灰鸽子飞进飞出,咕咕叫。傍晚,蝙蝠绕着房子飞,噗嗒嗒响。夜晚,这房子黑乎乎立在村中间,不时有野猫凄惨地叫春,很怕人。不住人的房子易损,没几年,这房子残破不堪,就拆了。砖瓦、木料堆积一大片,生产队请了匠人,以旧房檩条为大梁,让人打了些土坯,在村东头、打麦场前,建了六间粮仓。我和乡亲们走进去,只见那椽、那梁,那门、那窗,处处透露着财主家的气息。仅仅十多年后,生产队解体,粮仓被卖给一户人家,仍是村里最好的房子。
这六间粮仓中间用土坯墙隔开,分为两部分。我在村里八年,每年都多次在里面劳作。麦天,从麦场扇车下,将麦子装进毛裢或麻袋里,扛进粮仓,倒出来。等交公糧那天,再出库,一袋袋扛出来,暴晒多半天,下午再用毛裢或麻袋装起。日落时分,装上大车,一干年轻人跟着,浩浩荡荡,去公社粮站交公粮。
粮仓里的活就那么几样,从毛裢、麻袋里倒出、装上、扛进、扛出 。保管员称为入库、出库。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环节,叫倒库,就是将仓里的粮食倒腾一遍,目的有二,一是将下面的粮食倒到上面,通风。二是计数,用一种木制提斗量,看库里还有多少粮食。干这样的活很遭罪,仓库里闷热,尘土飞扬,一会儿就成个土人,若是夏天,汗流浃背,身上就是一道道泥印。苦是苦,大家都愿意做粮库里的活,因为至少可以不下地,免受阳光暴晒,又不出村,随时可以回家里喝口水。
除了这六间新建的库房,我们村另外还有三间仓库,在村西南的韩家祠堂。祠堂不大,门朝西,高大的正房也朝西。房子质量不错,派过多种用场,做管理区办公地时,嫌大门不够气派,拆了重建,门朝了北,修上那种两边有尖柱、中间三角带五星的俄式门楼,刷上红漆,写上字。后来还做过公社农业中学,村里人没人将这座房子叫祠堂,都随房子的用途叫,一开始叫公所,后来叫农中。祠堂有院子,南边还有个场子,不做公所、农中后,成了队里的仓库,放棉花,每天傍晚,女人们背着大包小包从地里回来,叽叽喳喳,将刚摘回的棉花过磅称重,送进库房山一般的棉花堆上。第二天早晨,保管员领两个女人,支上竹席,将头天下午摘回的棉花抱出来,晒一上午,下午再收回去。 祠堂没等生产队解散就没了。一天晚上,村里火光冲天,锣声大作。当时村里的精壮劳力全在二十多里外的引黄渠做工,在家的女人、老人从睡梦中惊醒,只见满村满巷映得通红,随着锣声来到祠堂救火时,已不能靠近,等消防车呼啸着从四十里外的县城赶来,熊熊大火中,数千斤棉花已化为灰烬,祠堂轰然倒下。从此,韩家场村再无韩家祠堂。
五年后,生产队解体,粮库没用了,曾经存在过的队级粮仓,拆的拆,卖的卖,从出现在粮食供应链末端到消失,仅仅二十多年时间,演绎出一段前所未有的历史。
即使到现在,全国各地的乡镇,都还有个奄奄一息的单位——粮站。计划经济的二十多年间,对于所有人而言,粮站都是个具有无上权威的地方,虽不决定人生死,却关系温饱。非农户要从这里领取口粮,调动工作、上大学除了去派出所开户口关系,还要来这里开具一份粮食关系,当年把这两种关系叫粮户关系,粮食关系比户口关系更重要,排在前面。对农民而言,粮站只负责向他们征收粮食,板着一副冰冷的面孔,张开吞噬人的大嘴,高高在上,不管你丰收歉收,都得将规定数量的粮食交到这里。
一般来说,粮站是各地乡镇占地面积最大的单位,有高高的围墙,宽敞的大门,一排排容积巨大的粮仓和宽阔到可以同时晾晒数万斤粮食的场地,还有一套管理办法。我老家所在地如今叫临晋镇,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是临晋县城。集体化后,粮站一开始在西关的一家财主院内,没几年,建在了西城墙下,占据了镇里一大片地方。
每年麦收后,生产队最重要的事就是往粮站交公粮。麦子晒一天,用麻袋装好,赶上马车,全村所有的精壮劳力都跟着。公粮的政治意味很强,被冠以爱国粮,需要浩浩荡荡去交,以壮声势,以振村威。实际是,每袋麦子二百斤重,要背上高高的粮堆,只有身强力壮的精壮汉子才能胜任。每年交公粮那几天,粮站门前车水马龙,人声鼎沸,马车排成几列,有数百米长。中心人物是一位冷冰冰的验粮员。在他面前,平时再粗壮暴躁的汉子,也做出一副讨好的样子,希望验粮员手下留情,因为他一不高兴,麦子就得拉回去重晒,全村所有的人又得再忙上一天甚至几天。乡村汉子谄媚讨好人的神情很好笑,生硬、呆板、无可奈何,黝黑的脸庞上,肌肉僵硬地扯出皱纹。在大家的恭维声中,验粮员将一根锥形探管刺进麻袋,带出一管麦子,倒在记数的夹板上,用探管刮平,先看成色,即颗粒是不是饱满,再看有无杂质,一点土屑沙粒,都不合格。最后一颗颗扔进嘴里咬,用这种主观方式来测试麦子的干燥程度。这时候,他身边会围一大圈庄稼人,瞪大了眼睛,望那人翕张的嘴,听他的牙齿啮咬麦粒发出的声音。一个人能被这么多人用如此渴望的眼神关注,怎能不心生得意。那几年,验粮员是我们这里知名度最高的公众人物。他们应该这样得意,一样干活,他们代表的是国家权力。
验粮员把守着入库第一关。麦子的干燥程度,决定着麦子的储藏安全,严苛一些无可厚非。我们那里的验粮员姓马,长一副黄板牙,长脸,不管走到哪辆粮车前,都板起面孔,眉头紧皱,仿佛所有的麦子全不合格。周围村的男人无端地憎恨这个人,将他的挑剔看作有意刁难。没有人相信毒烈的阳光下暴晒了一上午的麦子还会有水分。有一年,一群壮汉先和这个人大吵,接着动了手,这个平时威风八面的男人在众人的围殴中,抱着头狼狈地趴在地上,周围各村的庄稼汉一阵阵叫好起哄,人人都想趁机捣上一拳,以解胸中郁闷之气。那个夏天,每当看到马姓验粮员架着受伤的胳膊从镇上走过时,男人们都会幸灾乐祸,指指点点。第二年,马姓验粮员就调到其他地方了。
麦子验过关,接下来,马车吆到粮库前,考验男人力气的时候来了。一架大磅秤支在仓库门前,这时的过磅员也是个人物,不断呵斥、催促,大家必须手脚利落,两个人抬着,像沙包一样,将二百斤重的粮袋扔上磅秤,摞得有一人多高,等过磅员报出数字,壮汉们一个接一个弯下腰,脊背变做平台,另两位汉子抬起麻袋放上去,汉子脚步沉重,走进粮仓。仓里的麦子堆成一面高坡,上面放好一节节木板,脚踩上去,力气不够的,心跳,腿晃,稍一松懈,会连人带粮袋一齐跌落下来,要咬紧牙关,一步步往上走,到指定位置,有女人候着,手脚利落,解开口绳,袋里的麦子哗一声,流泻下来,顿时一阵轻松。
每年,扛麻袋进粮仓,是乡村汉子最显英雄豪气的时候,如果没有这把力气,再精明的庄稼人,在高高的粮堆面前,也只能英雄气短,甘心认输。村里的年轻人不是谁都能扛起二百斤重的麻袋,走上这要命的粮堆。去粮站交粮,队长要像点将一样,将村里所有男人过一遍,谁能扛得动,谁扛不动,然后计算好人数,一一排列,磅秤上一次要放十几条麻袋,要将人员排列好,一次性扛完,若有人往返第二次,就会误了时间,被过磅员训斥。
每次交公粮,要尽量早,迟了,粮库将满,仓门会封上挡板,一节节往上,扛进去会更费力。
去这么多人还有一个目的——随时准备打架、群殴。当然不是打验粮员,粮站前人流如潮,车水马龙,都是年轻人,长期困守村里的年輕人气壮如牛,戾气很重,动不动就会和人犯口舌、动手。这时候,决不能输了一村的人面子,该打就打,谁怕谁呢?不然,坏了村里名声,以后年轻人说媳妇都难。
这种景象,持续到生产队解体,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庄稼人再交粮,一家一户,用驴车拉来,一切都是自己干。农业税、农林特产税、教育附加费、民兵训练费、三提五统,都用交粮替代,一样样算过,需要多少交多少。交粮,只觉得是件很艰难的事,再没有那种荣耀感。
如今,镇上的粮站萧条冷落,无人问津,不复当年景象,偌大的粮站,竟包给私人当了小作坊。问粮食部门工作的朋友,说是全国各地的乡镇粮站都差不多。不收公粮,不配发非农户口粮。基本功能就没有了,职工或下岗或自谋职业,辉煌了二十多年的粮食系统,如今是最不景气的单位。
我如今的住宅前面,是旧县城的北城墙,直到现在,还留下一段,作为这座千年古城的见证。城墙下,原来是座古庙,祭祀中唐名将马燧,叫马王庙。主殿始建于唐朝,历代重修,后来做了城关粮站的粮库,散发着和所有粮库一样浓烈刺鼻的味道。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马王庙破败不堪,不得不拆除,大梁、斗拱拉到了博物馆大院里,横七竖八堆得满地,不久便不知去向。原址上建了新粮库,又建了职工住宅。没几年,先是门前的粮油店关门,接着,连新建的仓库也没用了,职工纷纷下岗。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黄河岸边工作时,曾接触过一座特别的粮库。
那座粮库十分隐秘,就在我每次回家路过的一条荒沟内。我在粮库所在地工作前半年,始终不知道。直到麦收过后,作为乡干部充当“催粮吏”,才发现,啊,原来这条荒沟里还藏着这样大一座粮库。黄河岸边民风剽悍,征收公粮不是件容易事,夏收过后的那几天,乡干部几乎天天泡在村里,盯着每一户农家,谁家交了,谁家没交,心里有一本账。碰上难缠的人家,带人守候在麦场,动用各种言词,软硬兼施,扇车下刚扇出麦子,立刻装进口袋,套上驴车去交。交公粮的地方就在沟里的那个粮仓。第一次走进去时,我被那种场面震惊到了,没想到粮仓居然可以这样,一孔孔进深达三四十米的土窑洞里,满满当当全装着粮食,和工作人员说起这座粮库,言语中充满神秘,称之为国库、战备库。我没想到国库会是这样子。交粮的农户早就见怪不怪,不管是不是国库,他们都得保质保量,按时将刚打下的新麦交到这里。
再次认真打量一座粮仓,是今年麦天,得知这座清代粮仓时,先是好奇,想象清朝的粮仓和现代粮仓有什么不同。
这座粮仓的位置在解州关帝庙旁。从我所在的小城来解州,先迎着中条山南行,山的颜色随距离变化,终于还原为苍翠时,路边出现了连片的水泊,盐卤的气味充溢天地之间,这就是解州盐池,过去叫解池。在池间公路行驶几分钟,很快就看到解州关帝庙的红墙绿瓦。顿时,眼前的解州氤氲出古老而神秘的气息。
本来只是一座普通的粮仓,因为诞生于百年前,又因为地处关老爷虎虎生威的地方,就有了粮仓以外的意义。由关帝庙东侧的街巷往里走,那座藏在大片民宅中的粮仓就出现在面前,灰顶白墙,满面沧桑。山西明清建筑特有的高圪台前,竖立着一块石碑,上写“同善义仓”。
仓而曰义,容易让人想到赈灾。义仓始于隋代,“贫富差等,储之闾巷,以备凶年,名曰义仓。”因地处里社,设于闾巷,由社人管理,又名社仓。清代,解州是州治,领安邑、夏县、芮城、平陆四县,同善义仓在州府衙门正南,紧临官道。从外面看,义仓大门朝北,简朴高大,没有一般中国木构建筑的雕刻、斗拱,更注重实用。从开在正中的大门进去,雪白的墙、整齐的院落、灰色的屋瓦,虽给人以熟悉的感觉,仍难脱中国古代建筑格局。大门两侧的司事房,显然是看管粮仓吏员的办公室兼卧室,像大户人家的门房一样。迎面是一排七间背向的粮仓,中间辟门洞,走过去,就是同善义仓的主体部分了。仍是左右对称的四合院格局,与住宅不同的是,东西两侧的厢房间数格外多,各十七间,进深也格外大,多达四椽,前檐墙下有长方形的通气口。进去看,篷在地面的防潮木板、掛在柱子上的通风竹笼,都提醒人们,这里不久前还是座真正的粮库。就在这时,板缝中、墙角处飘来久违的粮仓呛味,立刻将同善义仓由光绪年间拉回到现代,仿佛昨天这里还人如潮、粮满仓。据领我们来的年轻人介绍,这里做了几十年解州粮站,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粮站撤出。二十多年过去,粮仓呛人的气味仍不能去除。
宽七间、长十七间房屋组成的四合院,若放在清代,即使王公贵族也没有资格享受,北京紫禁城里,也找不到一处这样长的四合院。只有这个盛放庄稼人汗水、官家威恩的地方,才需要这样大的院子。以前,走过的古院落都是住人的,放粮食的古院落,我是第一次进来,感觉就怪怪的。走在其中,不由想,清代农人在这里交纳粮食是什么景象。肯定不会像我年轻时那样,心怀激动,将自己天生的力气与政治联系的一起,将农人的辛劳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毫无来由地激动兴奋。中国古代文化中,交纳赋税、粮食从来就是官府残暴的象征,寄托着文人的同情,会让人想起阳光下黧黑悲苦的佃农,好像那时的农人个个都天生一张苦兮兮的面庞。炙热的太阳炙烤清代的土地时,不会和现在的温度有多大差异。但对交纳粮食的描写,似乎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激情澎湃。杜甫、白居易、范成大、杨万里们笔下的农人,全都是悲催的,供后人在遐想中怜悯。
同善义仓修于大灾之后。中国古建筑中,元代建筑最不讲究木料质量,做工也粗糙。看到同善义仓后,才知道古建筑中还有比元代建筑更不讲究的。粮仓本来最具实用性,毋须雕饰。当年建义仓,在大灾之后,有应急性质,时间仓促,资金来自朝廷下拨的赈灾银两,修建时遇到的难处可想而知。从房屋的建筑用料,我仿佛看到了一位留着山羊胡、面容清瘦的清朝官员皱着眉头,为建这座粮仓发愁。从北往南,数十间房屋一一看过,找不到一根通脱直顺的立柱,没有一根粗壮的大梁,连墙也是砖包土。能省的钱都省了,灾后官府的窘迫可见,官员们的无奈可见。
才过去一百多年,历史的视野里已经朦胧迷漫模糊不清,现有的史料,只记住了修这座义仓的官员叫阎迺珏,清代光绪六年(1880)任河东道台。此人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即清朝名臣、来山西督办赈灾事务的钦差大臣阎敬铭的侄儿。光绪三至四年(1877-1878),中国北方发生一场罕见的特大旱灾,席卷直隶、山西、山东、河南、陕西五省,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大饥荒。因1877年为丁丑年,1878年为戊寅年,史称“丁戊奇荒”。五省之中,山西灾情最重,山西数晋南最重,晋南又数解州最重,有人这样描述当时的惨状,“草根食尽,继以树皮,树皮食尽,继以树叶,今将并此而无。倒毙饿夫,在上为鸟鸢之食。恒饥之子,沿村半鸠鹄之形,殆有云汉之诗不能赋,郑侠之图所不能绘者。”又有人云:“贫者饥,贱者饥,富者饥,贵者饥,老者饥,壮者饥,妇女饥,儿童饥,六畜饥……食草根,食树皮,食牛皮,食石粉,食泥,食纸,食死人肉……食人者死,忍饥死,疫病死,自尽死,……饿殍载途,白骨盈野。”时任山西巡抚曾国荃称之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大灾当年(光绪三年)九月,清廷急派东阁大学士阎敬铭为钦差大臣来山西赈灾。这位瘦弱而又精明的陕西朝邑老汉,在朝中以善理财著称。来山西后,开放义仓、社仓赈灾、调拨赈灾粮银,动员社会募捐,允许洋人参与。在连续三年的大灾荒中,竟奇迹般地没有发生过一次民变。对刚刚经历过太平天国的清廷来说,这是天大的奇迹。阎敬铭因此为自己赢得了“救时宰相”美誉,得到西太后赏识。大灾过后,其侄阎迺珏任河东道台,光绪八年(1882),先在解州建成这座同善义仓。光绪二十年(1894),又在运城老东街创建运安同善义仓(上世纪七十年代拆除)。 清朝的粮食存储系统沿袭前朝,分四级,分别是京仓(设于京畿地区,储备漕粮)、常平仓(设于省会及府州县城)、义仓(设于市镇)、社仓(设于乡村) 。丁戊奇荒之前,解州有义仓、社仓共四十间,位置在州署西,因年久失修,即将塌圮。
当时,总揽山西军政大权的是山西巡抚曾国筌,往下,河东道台是阎迺珏、解州知州叫马丕瑶、解縣知县名孙守恒,总监赈灾事务的是钦差大臣、东阁大学士阎敬铭。修建义仓事关赈灾大计,牵扯到各个方面,阎敬铭下拨赈灾余银,修好同善义仓后,又派员前往江淮等地,购得粮谷22000石,以下辖各县名义,放进义仓存储,以备灾荒。
同善义仓建成,又存满粮谷。这样一座诞生于奇荒之后的粮仓,若一座标志,见证着官府与百姓的依存关系。从光绪八年(1882)建成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空置,作为粮仓使用了一百年以上。解州在山西是个很特别的地方,立于中条山下、盐湖岸畔,水浅地湿,民风质朴,做了上千年州府,清代以后变县,民国以后变镇,行政建置越来越小,因为有关羽关老爷,名声却越来越大。同善义仓始终是关帝庙之外,解州最重要的建筑。
一州之义仓,尚且如此规模。再往上,京畿之太仓、省府之常平仓,该有多大?
读《隋书》,方知道与当时的国家粮仓相比,同善义仓太小了。
晋、陕、豫三省都有一个火麦连天的六月,晋南称之为麦天。眼看又一年麦天到了,我用了两天时间,驱车穿过中条山,跨越黄河,绕行河南,驻足洛阳、陕州、途经函谷关,进入陕西境内,站立在新修复的潼关城城楼前。这一路,我走过了中国古代最早的三个产麦区,从涑水平原,到中原平原,再到关中平原。中国古代农耕文化最发达的三片土地上,到处是黄澄澄的麦子。历史上,潼关城曾数次因黄河水冲刷改换位置,修复后的潼关城楼远离黄河,地处高埠之上,面向关中平原,背对滔滔河水。站在城门前四望,黄色的麦子与埠下奔流的黄河、沟梁间裸露的黄土融成同一种色调,将这座古老的关城围合。每年只有麦天,大地的颜色才会如此一致。麦黄色重重逼近,似乎又要将这座关隘攻破。明知道这个所谓的天下第一关,在现代社会只是一种景致,除了观赏,别无他用。还是想象着金戈铁马,耳畔似乎杀声四起,曹操、马超、杨素、哥舒瀚、郭子仪等古人的成败得失,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如今的麦天,开始即结束,从收割机开进地头的那一刻算起,少则几十分钟,多则几小时。但从潼关城头望,仍能感受到麦天的气息。大地、河流,还有湛蓝的天空,都静谧得让人惶恐,隔着薄薄的雾霭,黄河敞亮地流淌。不远处,一股细流从西北方向斜斜汇入,那是渭河与黄河交汇处。过去的两千多年间,那里是一条黄金水道,春秋时期,曾发生过著名的“泛舟之役”。秦汉隋唐,则是王朝的生命之脉。每天从江淮经三门,溯流而上的漕运船只首尾相接进入渭河,将粮食和各种物资运抵京城,供皇室和官家用度。
在史籍中寻觅古代粮仓,除了粮仓本身,我感兴趣的还有伴着粮仓屡屡出现的仓城。这种因粮仓而建、消失在现代社会的古代城池,到底是什么模样?
隋唐时期,洛阳实际是大运河与黄河的连接点,江淮、江南产的粮食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运抵洛阳,存入仓廒,再经黄河、渭河运往长安。洛阳周围如同珍珠般,点缀着几座赫赫有名的大粮仓。如:回洛仓,隋代的一座大粮仓,仓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隋朝强盛时,回洛仓里的粮食可供百万军队吃一年。
还有洛口仓。一名兴洛仓,位于洛州巩县(今县东北旧巩县)东面洛水东岸,因地处洛水入黄河口,故有是称。大业二年置,筑仓城周围二十余里,穿三千窖,每窖容八千石,置监官并镇兵千人守卫。全仓储米约有二千四百万石,是隋朝最大的一座粮仓。
从这两座大得惊人的古代粮仓中,我读到了窖这个词。以前,我所见的窖,多放蔬菜、红薯,后来还见过酒窖,难道古代的粮食也放在窖里?读洛口仓考古资料,果然,洛口仓的粮仓是一座座深挖的坑。隋唐时期,还有一座著名的粮仓,叫太原仓。坐落在陕州附近,“地控两京水陆二运”,是“蓄巨万之仓”。也是唐代长安粮食供应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仓城“周回六里”。与前面两座仓城相比,小了不少。若与一般的城池做比较,会发现这个仓城仍大得惊人。我老家所在的旧临晋县城,在唐朝算个中等规模的县城, 1993年版《临猗县志》记载:“唐天宝二年(743),筑临晋城,周三里二百零三步,高二丈八尺。”一县之城,竟然比一座仓城小得不是一点。
仓城的作用是保护粮仓。每次争夺仓城的战斗,都会影响到战争进程。事关王朝命运的粮仓,有坚固的仓城环拱,有众多兵士守卫,不会轻易让人攻破。
唐朝,潼关城西,渭河与黄河相交的地方,也有一座大型粮仓。叫永丰仓。
如今,站在潼关城楼西望,水天相接的地方,只有白茫茫的雾霭。一千多年前,这一段河流是全世界最繁忙的黄金水道,漕运、货运船只往来不绝。帆影幢幢,水流湍湍,混浊的黄河水实际是王朝的命脉。李唐王朝建都长安后,丰饶的关中平原渐渐不能供养日渐庞大的官僚集团,需要从江淮调入大量粮食,却因沿途水路过长,又有三门水险,常常船毁人亡,加之一旦遇到天灾,长安的物资供应就发生困难,堂堂大唐皇帝不得不率领群臣,在长安与东都洛阳八百里间来回奔走,说是去办公,实际是去就食。开元二十一年,唐明皇李隆基受够了过去二十多年的东奔西跑,任命京尹兆裴耀卿为宰相兼江淮河南转运都使,改善黄河漕运状况。
裴耀卿出身河东名门望族裴氏家族,学识渊博,他的办法叫“转般法”,即从江淮到黄河,分段置仓,分段运输,以取代原来的“直达法”。如此一来,从大运河到汴河、洛河,再到黄河、渭河沿岸,就留下了许多国家粮仓。裴耀卿曾上奏玄宗:“请于河口(即汴河入黄河口)置一仓,纳江南租米,便令江南船回。其从河口即分入河洛,官自雇船载运。河运者,至三门之东置一仓。既属水险,即于河岸榜山车运十数里。至三门之西,又置一仓。每运置仓,即般下贮纳,水通即运,水细便止。渐至太原仓,泝河入渭,更无停留,所省巨万。”裴耀卿用的是笨办法,河中既然有险滩,就在三门北的山中开路十八里,用车载运,以免有覆舟之险。车运抵三门仓后,再用船运往太原仓,然后由河入渭,以实关中。 永丰仓就是设在渭河口的粮仓。当年,河、渭交汇处的漕船百帆竞竖,船工号子不绝于耳,可以想象,盛况远非春秋时代的“泛舟之役”所能比。
现在的渭河口看不到一只船影,这段汉唐时期的黄金水道,变成了一段纯粹的河流。渭河口上,铁路公路交集,永丰仓就建在那里,已没人知道这座国家粮仓面积有多大,防守有多牢固,囤积过多少粮食。但只要读过唐史,就會知道那是座仓城,防御工事之坚固,远超一般州县城池。
唐至德二年(757)2月,黄河、渭河交汇处,曾发生过一场恶战。安史叛军占领长安后,老将郭子仪率领朔方军,一路南下,直取潼关,没想到攻打这座仓城会遇到大麻烦。为不被唐军切断供给线,叛军悍将安守忠率军死守永丰仓。唐军数员大将则举兵猛攻,结果,唐军杀敌一万,自己也伤亡惨重,双方伤亡人数在两万以上。永丰仓即使很大,两万多将士的鲜血,也足以漂杵。最令郭子仪伤痛的是,他的次子,唐军主将郭旰,在这次仓城争夺战中阵亡。郭子仪征战一生,经历过无数大战,陷城无数,只有这座小小的仓城最令他伤心。
古代的仓城到底是什么样子,能让数万兵马城下鏖战厮杀,而且双方死伤如此惨重?
两天后,我来到了同处黄河岸边的大荔县朝邑镇。古代的朝邑可称重镇,汉代与我的家乡同名,也叫临晋。因为位置重要,这里曾发生过多次战事,不过,战争中坚不可摧的城池,却经不起河水冲刷侵蚀,汉唐时期的朝邑早就随河水崩入河底,好在晚清的朝邑还留下遗迹。
那里有座粮仓。还是清代重臣阎敬铭赈灾时修的粮仓,叫丰图义仓。
清朝,京城早就东移,昔日的汉唐之都长安王气渐失。阎敬铭修建这座义仓,与修黄河东岸的同善义仓一样,同在“丁戊奇荒”之后,不再需要像唐朝的裴耀卿一样首先考虑京城供给。需要考虑的,只是如何储粮备灾。他选择的粮仓地址很有意思,在渭水、洛水(即北洛河)之北、黄河之西,距渭河二十多公里,距黄河不到十公里,距北洛河不过三四公里,三条河流加上时断时续的泾水,形成一个三角,将这座粮仓夹在中间。阎敬铭的家乡赵渡镇也在附近,直线距离超不过五公里。历时四年,动支白银三万余两,至光绪十一年(1885),义仓建成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关中又遇灾荒,丰图义仓开仓放赈,活人无数。同年秋天,慈禧西逃至西安,丰图义仓再为朝廷提供粮食。此时,阎敬铭已故去八年,但因为这座义仓,救时宰相之名日隆。
时过百年,当地特意塑了阎敬铭像,立在仓城大门前的广场上,官帽扣顶,穿朝服,戴朝珠,留山羊胡,瘦削得像个见惯了的陕西老汉,虽气宇轩昂,身上到底难脱陕西人的倔气,立在这里,就像个看大门的,仿佛至今还在为这座粮仓操心。
走进去,先看到被岁月浸染出的颜色,外城残破的夯土围墙、内城高大的砖墙都变成了土黄色,干硬、苍然,若流出一道道泪痕。这是黄土高原古建筑的标准色,需要用漫长的岁月才能涂上去。那墙、那砖、那箭垛,那铁扣,让人无端地想起至今在中国大地上随处可见的各种墙。万里长城和西安古城墙与这里的墙并没什么区别。
阎敬铭是个心思缜密的人,倡议修这座粮仓时,一定参考过前朝仓廒,比如洛阳的洛口仓、陕州的太原仓。中国古代仓政有一个完整的体系,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代代相袭。中国古代的仓廒也有一套完备的建筑式样,学识渊博的阎敬铭不会不拿来参考。现在遗存的古代建筑,多为宫殿庙宇,建筑技巧虽多讲结构,但无论什么用途的建筑,讲究最大的实际是安全性,仓廒更如此,厚实的墙,高大的门,坚实的照壁,四面围合的院落,是粮仓,更像个堡垒,不光要防匪患,还要防鬼怪。筑起高墙还不放心,还要请来神明。
旧朝邑城还没被三门峡库区淹没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丰图义仓修在朝邑城西,两城互为依托。义仓地势较高,处老崖之上,东南两面深沟,北面为官道,西面开大门。不等仓城修好,已居高临下,占据有利位置,既通风可晾粮,又踞高可迎敌。慈禧题写在外城大门上的“以资扞卫”四个字,道尽了仓城的作用。
如今,黄河赶走了旧朝邑城,丰图义仓孤零零立于高埠之上,遇到危险,只能靠北城墙上小庙里的紫阳仓神保佑了。
进入仓城,先看到的是外城,一圈高大的土夯城墙,将内城城门围得严严实实。那是座粮仓吗?直到走到砖墙前,仍不能相信,更愿意相信这是一座城堡,一座寨子,或者一座大宅院。坚固的城墙十多米高,上面的箭垛、箭孔分明都是军事设施才有的配置。城下,东西并列的两座城门,装有厚重的门扇,想当年,若有匪患,城门吱呀呀关上,城上士兵箭矢齐发,整座粮仓会固若金汤。
又闻到了那种熟悉的气息,有小麦的清香,有杀虫剂的刺鼻。场景却是陌生的,不同于镇上粮库的砖瓦房,也不同于河对面同善义仓的木构房,像个巨大的场院,高墙围合起一个封闭独立的空间,有廊檐和立柱,还有墙上小庙的飞檐翘角,墙下小院的古朴简洁,走在回廊之下,场院便有了温馨感,像个村落,像家,又像景观,若不是那股气味,谁能说这是粮仓?有资料显示,当年,义仓建设图纸绘就,阎敬铭曾呈给慈禧太后御览,太后大悦,朱批五字:天下第一仓。中国古人最重建筑的文化气息,建个粮仓也这么讲究。还有,晚清已是中国集权王朝的最后阶段,残阳夕照,气息奄奄,竟也能建出如此精致的粮仓。
重要的是,它完好保存至今,成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古代仓廒建筑的标本。比它更大、更重要的古代仓廒还有很多,可惜都只留在发黄的故纸中,深埋在黄土下,被称为遗址。只有丰图义仓还在,耸立在黄河岸边,面向关中大地,仅此,便让倡议者阎敬铭不朽,为积弱的晚清留下一处让人敬重之处。
这一切,与时代无关,全凭粮食,盖因所有的人,无论贵贱、不分朝代,都要吃饭,都会视粮食为生命。
丰图义仓的粮仓全是窑洞,共58孔,可储粮五千余吨。即使放在清代,也不能算个大粮仓。与史籍中记载的其他大粮仓相比,丰图义仓最奇特的地方是,直到现在,一百多年过去,还像最初一样正常使用。窑仓口都有高高的门槛,上面挡着一人多高的仓板,小麦的气息从豁口处呼呼往外冒。一位朋友跳上去,站在门槛上,伸手探进仓板,抓出一把小麦来,熟悉的颜色、熟悉的味道,出现在这古老的粮仓中,很突兀,仿佛抓出的是一把清朝的麦子,大家争相观看。朋友展开了手,麦粒平静地躺在掌心,暗黄的颜色,带着淡淡的麦香,与平常的麦子并无二致,事实上,那就是一把平常的麦子,明显不是今年的新麦。外面,田里的新麦即将成熟。粮仓每年都要倒库、换仓,再过几天,新麦下来,这一库库的旧麦就将出库,运往某面粉厂,变为面粉,再变为食物。 这是一把身份特殊的麦子,就像这座身份特殊的粮库一样,本来是一种普通的粮食,因为放在这座特别的粮仓之中,便有了象征意义,被人拿出来看稀罕。这座粮仓也一样,本身是座普通粮库,因为上了岁数,被人仔细打量着,希望找出与众不同处。
与大家一起看麦子,我的心境和别人不一样。过去交公粮的感觉骤然出现,这麦子好像不再是麦子,也不是供人食用的粮食,而是一种责任,一种重负,必须用汗水浸泡,用辛劳耕作,明知道这里并不是它们最后的归宿,能在这里邂逅,还是感到欣喜。
只是不知道,自从2006年国家取消农业税,农民不再交纳公粮后,这些麦子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进入这座古老粮仓的。
院子里摆着几件大型传送装置。可以想象,麦子拉到这里,再也不需要人扛进粮仓了。那种背负麻袋,颤颤巍巍攀上粮仓的场面,属于过去式。现在的麦子从播种、到收割,再到在这里入库,都被工业化,轻松、便捷、低成本,如同所有的農作物一样,被人类一番考量后,标上了价格,变成了一种商品。
从古到今,这都是麦子的宿命,但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急迫。
这里的麦子肯定没有经过火热的麦天,也不被无数双饥饿的眼睛盯着。经过工业化处理后,它们是一堆没有生命没有欲望的粮食,静卧在粮仓之中,变成人类的腹中物之前,先供人好奇的目光打量。
丰图义仓名义上是朝邑镇粮站,实际是国家粮仓。从进入义仓内城大门,到每间窑仓门前,都醒目地挂着一块“粮权公告牌”,特别提示来这里的每一个人,“本粮仓存储的都是中央事权粮食,权属归国务院,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用于抵押、质押、担保和清偿债务。”有了这块牌子,这里所有的麦子都有了身份,是真正的国字号。这座粮仓,就是国家灾荒储备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社会动荡不安时,墙的作用似乎很重要,丰图义仓因“丁戊奇荒”而建,墙就修得格外坚固。从外面看,高峻挺拔。从上面看,宽阔实用。比一般的城墙,甚至比长城还要宽。细看后,就不得不佩服当年设计的巧妙。原来,这坚固的仓城围墙,用了“仓墙合一”的方法,粮仓的外墙,即城墙外墙,粮仓是窑洞,窑洞的进深有多大,城墙的宽度就有多大。走在城墙上,实际是走在窑洞顶上,感觉却像走上一条宽阔的马路。远处,田畴万顷,麦子已黄,不久就会收割。北城墙正中的小庙,一般而言,供奉的是护佑之神,衙门供奉的是萧何、监狱供奉的是皋陶,粮仓供奉的是谁呢?没人能想到会是文绉绉又冷冰冰的朱熹朱夫子。小庙内,朱夫子身披红缎,高坐神龛之上,俨然已经成神灵,叫“紫阳仓祖”。朱熹是南宋理学家,中国的仓政史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更早,让朱熹来当仓祖,南宋以前的粮仓靠哪位神仙保佑呢?还有,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长期在江南为官,从没在关中待过一天的“紫阳仓祖”,怎么去护佑丰图义仓?
仓城、高墙、堞垛、神祠 ,粮仓之外还有这么多附属设施,使粮仓呼呼外溢出浓郁的文化气息,这就是古代粮仓和现代粮仓的区别。灾荒发生时,一定还有兵士守在仓城前,持械而立,注视着每一个过往的灾民。在城墙上走完一遭,我突然感到,这座仓城就像一只风雨飘摇的小船,在浪涛汹涌的河流中行驶,随时都可能倾覆。如果,国家、社会都动荡了,只靠坚固的高墙,能守住平安吗。还有,如果整个国家都发生灾荒,几个这样的粮仓能解百姓于倒悬吗?
从我家曾经的粮仓,到生产队的粮库、镇上的粮仓,再到同善义仓和丰图义仓,粮仓都是关乎百姓生计之所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能看到的粮仓越来越少,以至于要将粮仓当作风景去参观。开放的社会,粮食只是多种商品中的一种,与无数商品一起流动着。积贮粮食的粮仓会越来越少,《礼记》中说的“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不知对现代社会还有没有意义?
【作者简介】 韩振远 ,山西临猗人。在《人民文学》《山西文学》《天涯》《美文》等报刊发表大量小说散文。作品曾获中国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赵树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散文选刊》等刊转载,多次入选年度选本。著有《家在黄河边》《回眸远古》《古之旅》《晋商之源》《秦晋之好》等多部散文集。中国作协会员,山西省散文学会副会长。
我七岁那年,一家三口住进我家后院西厢房,夫妻俩都是河北籍,男人姓罗,四十多岁,性情温和,从不高声说话。女人与当地女人气质不一样,白净、利落,同时又娇弱,剪齐耳短发,背微驼,有两个孩子,老大上大学,老二比我大三岁,还念小学。老罗是粮站职工,住到我家后院西厢房,一是他们没有自己的家,二是兼管粮仓。这家人对孩子严厉,我从外面玩回来,常看到他们在训斥二小子。那孩子倔强,爸妈训斥时,一边抽泣,一边梗着脖子,很不服气。十多年后,那孩子当生产队长,在我家对门,盖了座只有西厢房的院子。
老罗一家在后院西厢房住了不长时间,又搬到东街口的药王庙,那里的正殿翘角高挑,琉璃瓦铮亮,散发着与我家正房一样的气味,是座较大的粮库。老罗在那里也住西厢房。南面有山门、戏台,自他们家住到那里,我和四弟常去戏台上玩,有时还学戏剧人物,装模作样地吼上两嗓子。
老罗一家走后,西厢房又换了一家人,本村的,与我家仅隔一座院子,姓宋,所以要住到我家,是因为婆媳不和,属于临时借住,与正房里的粮食无关。正房散发的气味还很大,粮食却很少动,门缝、窗缝都用报纸剪的纸条封得严实。我每次经过,都歪着头,读纸条上残断的字。有时候,家门前停辆马车,上面摞满装在麻袋里的粮食,我和四弟站在大门前的圪台上,愣愣地看。两位壮汉将麻袋背上,双手扣住麻袋下面两角,脚步沉重,进了我家大门,踩在砖地上,嗵嗵响,又踩着捶布石下了圪台,走过前院,再上圪台,穿过前后院之间的腰厅,经过后院。我和四弟跟在后面,只能看见一只硕大的麻袋随着下面的两条细腿晃动,抓麻袋角的双手,大而粗糙,因为用力变了颜色。最后,麻袋晃动着,进了正房,有人将口解开,飒一声,黄澄澄的麦子流泻下来。一位小个子光头男人持木锨,将麦子归拢成一堆,锨板擦着麦粒,哗——哗——哗,声音嘶哑,很刺耳。扛麻袋的人走了,小个子男人还要忙一会,走出来后,先锁门环上的锁,再锁门扇下的锁,最后,提着一大串钥匙,咣咣当当,走出我家大门。
我十五岁那年,有一天,放学回家走到后院,发现北房大门敞开,整个后院都弥漫着粮仓的气味,刺鼻,呛人。走进去,里面没有粮食了,我第一次仔细打量我们家这面最好的房子,房梁、檩条和椽都粗壮通直,带着浅浅的赭石色,地面铺农家少见的方砖。墙壁雪白,坑洼处沾上薄薄的尘土,北墙偏西有一面墙柜,柜门也刷成白色,打开看,里面除了老鼠屎,没别的东西。农村的上房多为一明两暗,这房子却三间通敞,中间没有隔断,不知一开始就是这样,还是做库房后才将隔墙拆除。房子打扫得很干净,看不到一粒粮食,可能连老鼠也没有想到会突然断了口粮,方砖破损处,有老鼠新扒出的土。
问妈怎么回事,说是库房搬走了,以后,北房就还给咱家了。
北房是家里位置最好的房子,冬暖夏凉,称之为正房、上房,以后十多年,我們家谁也没在北房住过,家里人习惯性地将北房叫库房。北房就这么空着,偶尔走进去,还能闻到那种粮食混合着杀虫剂的气味。我结婚后,将北房拆除重建,起开方砖,鼠洞四通八达,能看见几粒粮食,早已腐朽发黑。
重建后的北房分成两部分,一明一暗,变成了适合人住的房子。如今又过去三十年,每当走进这座房子,似乎还能闻到淡淡的粮仓气味,让人回到当年。
与公家的粮仓相比,自家粮仓的气味亲切温馨,尽管也能听到老鼠打闹的声音。
集体化之前之后,晋南农家都有自己的粮仓,位置一般在门房,其中有两样必备之物,一是粮囤,一是面瓮,还放各种杂物。门房又叫倒座,不向阳,正面受风,是家里最不宜住人的房屋,进出却方便,麦收之后,麦子一毛裢(鬃毛织的口袋)一毛裢扛进家门,顺势拐进去,倒进囤里。面瓮一般是陶制的,大肚小口,能放百十斤面。新麦下来,头一件事是磨面。将麦子淘洗,晾干,去村里磨房磨好,扛进家,倒进面瓮,望着白生生的面粉,心里的踏实喜悦,是农耕时代百姓独有的。
我家的仓房在腰厅东侧的房子里。家里人就把这间房子叫客房,却从没见过住客人。后来实际变成仓房,里面放满了盛粮食的瓷瓮、盛面用的大瓦罐和各种杂物,选这样的地方也有原因,院子东侧以前是我家场院,听大人说,客房与前院东厢房之间的夹巷内以前开有小门,晒好的粮食可以方便地进入客房。粮囤是藤条编的,内侧抹泥,下面有口,要用粮食时,打开口粮食就流出来。我的印象中,这只藤条粮囤有五六尺高,像个呆板而又腹内空空的大汉,长年站在腰厅,春节前,祖父用颜体书法,写了个大大的繁体“丰”字,贴在藤条粮囤正中,粮囤这才像绽开笑靥,生动了许多。只是我始终没弄明白,那么高的藤条囤,一开始是怎样将粮食倒进去的。
祖父名儒昌,字聘卿,中学毕业,当过乡村教师,是村里的文化人,至今,村里还流传着祖父当年巧妙应对日本人征粮的故事。我们村名韩家场,紧邻旧县城,抗战时,受日本人骚扰最多。听老辈人说,每年到麦收时节,日本人会来村里征粮。祖父应对的办法是,麦子碾打后,只扇出一小部分,多数麦子并不扇,连同麦衣混放在一起,堆在不起眼的角落,需要时,用多少扇多少。平常百姓家,麦衣一般是烧炕用的,与麦衣混在一起的麦子,不怕发霉,重要的是,能起到遮掩作用,一般人根本想不到那还是一堆没扇的麦子。如此说来,日本人占领时期,我家的粮囤也一直是空的。 我记事已是生产队时期,粮囤也没什么用场,空荡荡,根本没有可往里面放的麦子。那个藤条粮囤空放了几年,占地方,又钻老鼠,很快就破损了。生产队分了粮,只好放在瓷瓮里。大小三四口瓷瓮,每只能盛三百多斤麦子,全家八口人一年的口粮全部放进去也不能满。
上世纪八十年代,可能是中国农民购置粮囤最多的年代。所有乡村似乎都弥漫着粮食的气息,从集体化禁锢中解脱出来,农民头一件大事,是喂饱自己的肚子,自己耕作,自己经营,自己收获,自己储存,面对多少年都不曾拥有的粮食,用一种特殊的粮囤来盛放。有几年,家家都置办一种白铁皮粮囤。这种粮囤看似简单,以前的农民却从没有用过。将整张白铁皮卷起,直径约一米,高八十公分,共分三节,下面一节有出粮口,一节节摞起来,放在屋里,直达房梁,可放两千斤粮食。这种粮囤最大的好处是防潮、防鼠,占地面积小。置办这样一个粮囤,要一百三十多块钱。也有自己买来白铁皮,请白铁匠箍的。人口多的农家,往往置办数个,一起放在房间里,蔚为大观,提人底气。经历过饥饿的那代人,有这么多粮食放在家里,确是“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那份自豪,那份踏实,不是年轻一代能理解的。
置办不起这种粮囤的人家,也有自己的办法。那几年,至少北方各地农村都做一种水泥瓮,先做模具,和好水泥沙子,抹好,干后可盛水,可放粮食,有的家庭一次抹五六口,放在家里,也颇壮观。还有连水泥缸也做不起的。一位朋友谈到自己家当年的粮囤时哭笑不得。说他家的粮囤是用废弃的水泥管子替代的。这种水泥管子直径八十公分,高一米,村里打大锅锥水井时,一节节放到井下,防泥沙,可透水。那时候,这位朋友二十岁出头,正是娶媳妇的年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女方来家相亲,一看房子,二看粮囤,三看面瓮。别家的粮囤不是白铁皮,就是水泥缸做的,他家的水泥管子让人一看就是个穷家。好在姑娘还愿意,终成姻缘。三十多年过去,小两口变为老两口,提起家里的水泥管粮囤,苦涩之余,又哈哈笑。
后来,我们这里由粮乡变为果乡,不产麦子了,乡村也买面吃,粮囤变为无用物,鸡肋般存在了几年,慢慢消失。前些天,去豫西乡村游玩,那里是真正的产粮区,走进农家,同样看不到粮囤。农耕时代已悄无声息结束了,“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自西汉贾谊提出这个命题以来,积贮多少,可衡量国力强弱,“文景之治”后,“京师之钱万巨,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这样的盛景,成为历代王朝楷模。民间说起谁家没有积贮陈粮,那叫不会过光景。现在的农村,没有谁因为囤里没粮,担心吃不上饭。连积贮之器也远离了农村,曾经家家必有的粮囤、面瓮,已成文物之时,积贮不再是衡量贫富的标准。
中国两千多年农耕社会里,始终存在一条从下往上的粮食供应链,像一根根毛细血管。这条供应链环环相扣,每个环节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囤放粮食的粮仓,当时也叫仓廒。每个农家都连接着这根链条,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集体化后,生产队接过了农户的这个职能,农民变成了纯粹的劳动者,只负责干活。向国家粮食供应链条输送粮食,变成了一种带有政治意味的壮举,以生产队为单位负责完成。生产队是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组织,处于国家权力的最末端,中国历史上没有与之对应的乡村组织。皇权社会和民国时期,尽管有保甲里正之类的乡村制度,却与生产队有着性质上的不同。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乡村集体经济兴起,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解体,二十多年过去,这个体系仍不完善,譬如:粮食储藏系统还没有完全建立。
前些天,我做了一趟乡村文物考察,跑过许多村子,看过几座被冠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乡村古庙,有两三处过去是做生产队粮仓才得以保存至今的。
在村民的言说中,还有许多本应该保留下来的古代建筑,例如祖祠、旧宅院,因为生产队要建粮仓被拆除。我看过的运城市盐湖区寨里村关帝庙,是一座元代建筑,建于元大德十年(1306),历七百多年风雨沧桑,仅剩下的献殿仍斗拱繁复,颇具气势。问看护文物的老汉,正殿什么时候拆除的?说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木料建了村里粮仓。
我们村是个只有200多口人的小村,集体化时,仅一个生产队,同样建立了自己的粮库。方法也是拆旧建新。我家斜对面,有座周围村少见的楼房,砖木结构、两层三间、有地下室,属村里前巷盐店家所有,是方圆数十里内最好的私人住宅。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家主已被赶出去十多年,老兄弟三家十多口人挤在一座小四合院内。这座楼房空置,风吹日晒,很快就废弃了。白天,灰鸽子飞进飞出,咕咕叫。傍晚,蝙蝠绕着房子飞,噗嗒嗒响。夜晚,这房子黑乎乎立在村中间,不时有野猫凄惨地叫春,很怕人。不住人的房子易损,没几年,这房子残破不堪,就拆了。砖瓦、木料堆积一大片,生产队请了匠人,以旧房檩条为大梁,让人打了些土坯,在村东头、打麦场前,建了六间粮仓。我和乡亲们走进去,只见那椽、那梁,那门、那窗,处处透露着财主家的气息。仅仅十多年后,生产队解体,粮仓被卖给一户人家,仍是村里最好的房子。
这六间粮仓中间用土坯墙隔开,分为两部分。我在村里八年,每年都多次在里面劳作。麦天,从麦场扇车下,将麦子装进毛裢或麻袋里,扛进粮仓,倒出来。等交公糧那天,再出库,一袋袋扛出来,暴晒多半天,下午再用毛裢或麻袋装起。日落时分,装上大车,一干年轻人跟着,浩浩荡荡,去公社粮站交公粮。
粮仓里的活就那么几样,从毛裢、麻袋里倒出、装上、扛进、扛出 。保管员称为入库、出库。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环节,叫倒库,就是将仓里的粮食倒腾一遍,目的有二,一是将下面的粮食倒到上面,通风。二是计数,用一种木制提斗量,看库里还有多少粮食。干这样的活很遭罪,仓库里闷热,尘土飞扬,一会儿就成个土人,若是夏天,汗流浃背,身上就是一道道泥印。苦是苦,大家都愿意做粮库里的活,因为至少可以不下地,免受阳光暴晒,又不出村,随时可以回家里喝口水。
除了这六间新建的库房,我们村另外还有三间仓库,在村西南的韩家祠堂。祠堂不大,门朝西,高大的正房也朝西。房子质量不错,派过多种用场,做管理区办公地时,嫌大门不够气派,拆了重建,门朝了北,修上那种两边有尖柱、中间三角带五星的俄式门楼,刷上红漆,写上字。后来还做过公社农业中学,村里人没人将这座房子叫祠堂,都随房子的用途叫,一开始叫公所,后来叫农中。祠堂有院子,南边还有个场子,不做公所、农中后,成了队里的仓库,放棉花,每天傍晚,女人们背着大包小包从地里回来,叽叽喳喳,将刚摘回的棉花过磅称重,送进库房山一般的棉花堆上。第二天早晨,保管员领两个女人,支上竹席,将头天下午摘回的棉花抱出来,晒一上午,下午再收回去。 祠堂没等生产队解散就没了。一天晚上,村里火光冲天,锣声大作。当时村里的精壮劳力全在二十多里外的引黄渠做工,在家的女人、老人从睡梦中惊醒,只见满村满巷映得通红,随着锣声来到祠堂救火时,已不能靠近,等消防车呼啸着从四十里外的县城赶来,熊熊大火中,数千斤棉花已化为灰烬,祠堂轰然倒下。从此,韩家场村再无韩家祠堂。
五年后,生产队解体,粮库没用了,曾经存在过的队级粮仓,拆的拆,卖的卖,从出现在粮食供应链末端到消失,仅仅二十多年时间,演绎出一段前所未有的历史。
即使到现在,全国各地的乡镇,都还有个奄奄一息的单位——粮站。计划经济的二十多年间,对于所有人而言,粮站都是个具有无上权威的地方,虽不决定人生死,却关系温饱。非农户要从这里领取口粮,调动工作、上大学除了去派出所开户口关系,还要来这里开具一份粮食关系,当年把这两种关系叫粮户关系,粮食关系比户口关系更重要,排在前面。对农民而言,粮站只负责向他们征收粮食,板着一副冰冷的面孔,张开吞噬人的大嘴,高高在上,不管你丰收歉收,都得将规定数量的粮食交到这里。
一般来说,粮站是各地乡镇占地面积最大的单位,有高高的围墙,宽敞的大门,一排排容积巨大的粮仓和宽阔到可以同时晾晒数万斤粮食的场地,还有一套管理办法。我老家所在地如今叫临晋镇,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是临晋县城。集体化后,粮站一开始在西关的一家财主院内,没几年,建在了西城墙下,占据了镇里一大片地方。
每年麦收后,生产队最重要的事就是往粮站交公粮。麦子晒一天,用麻袋装好,赶上马车,全村所有的精壮劳力都跟着。公粮的政治意味很强,被冠以爱国粮,需要浩浩荡荡去交,以壮声势,以振村威。实际是,每袋麦子二百斤重,要背上高高的粮堆,只有身强力壮的精壮汉子才能胜任。每年交公粮那几天,粮站门前车水马龙,人声鼎沸,马车排成几列,有数百米长。中心人物是一位冷冰冰的验粮员。在他面前,平时再粗壮暴躁的汉子,也做出一副讨好的样子,希望验粮员手下留情,因为他一不高兴,麦子就得拉回去重晒,全村所有的人又得再忙上一天甚至几天。乡村汉子谄媚讨好人的神情很好笑,生硬、呆板、无可奈何,黝黑的脸庞上,肌肉僵硬地扯出皱纹。在大家的恭维声中,验粮员将一根锥形探管刺进麻袋,带出一管麦子,倒在记数的夹板上,用探管刮平,先看成色,即颗粒是不是饱满,再看有无杂质,一点土屑沙粒,都不合格。最后一颗颗扔进嘴里咬,用这种主观方式来测试麦子的干燥程度。这时候,他身边会围一大圈庄稼人,瞪大了眼睛,望那人翕张的嘴,听他的牙齿啮咬麦粒发出的声音。一个人能被这么多人用如此渴望的眼神关注,怎能不心生得意。那几年,验粮员是我们这里知名度最高的公众人物。他们应该这样得意,一样干活,他们代表的是国家权力。
验粮员把守着入库第一关。麦子的干燥程度,决定着麦子的储藏安全,严苛一些无可厚非。我们那里的验粮员姓马,长一副黄板牙,长脸,不管走到哪辆粮车前,都板起面孔,眉头紧皱,仿佛所有的麦子全不合格。周围村的男人无端地憎恨这个人,将他的挑剔看作有意刁难。没有人相信毒烈的阳光下暴晒了一上午的麦子还会有水分。有一年,一群壮汉先和这个人大吵,接着动了手,这个平时威风八面的男人在众人的围殴中,抱着头狼狈地趴在地上,周围各村的庄稼汉一阵阵叫好起哄,人人都想趁机捣上一拳,以解胸中郁闷之气。那个夏天,每当看到马姓验粮员架着受伤的胳膊从镇上走过时,男人们都会幸灾乐祸,指指点点。第二年,马姓验粮员就调到其他地方了。
麦子验过关,接下来,马车吆到粮库前,考验男人力气的时候来了。一架大磅秤支在仓库门前,这时的过磅员也是个人物,不断呵斥、催促,大家必须手脚利落,两个人抬着,像沙包一样,将二百斤重的粮袋扔上磅秤,摞得有一人多高,等过磅员报出数字,壮汉们一个接一个弯下腰,脊背变做平台,另两位汉子抬起麻袋放上去,汉子脚步沉重,走进粮仓。仓里的麦子堆成一面高坡,上面放好一节节木板,脚踩上去,力气不够的,心跳,腿晃,稍一松懈,会连人带粮袋一齐跌落下来,要咬紧牙关,一步步往上走,到指定位置,有女人候着,手脚利落,解开口绳,袋里的麦子哗一声,流泻下来,顿时一阵轻松。
每年,扛麻袋进粮仓,是乡村汉子最显英雄豪气的时候,如果没有这把力气,再精明的庄稼人,在高高的粮堆面前,也只能英雄气短,甘心认输。村里的年轻人不是谁都能扛起二百斤重的麻袋,走上这要命的粮堆。去粮站交粮,队长要像点将一样,将村里所有男人过一遍,谁能扛得动,谁扛不动,然后计算好人数,一一排列,磅秤上一次要放十几条麻袋,要将人员排列好,一次性扛完,若有人往返第二次,就会误了时间,被过磅员训斥。
每次交公粮,要尽量早,迟了,粮库将满,仓门会封上挡板,一节节往上,扛进去会更费力。
去这么多人还有一个目的——随时准备打架、群殴。当然不是打验粮员,粮站前人流如潮,车水马龙,都是年轻人,长期困守村里的年輕人气壮如牛,戾气很重,动不动就会和人犯口舌、动手。这时候,决不能输了一村的人面子,该打就打,谁怕谁呢?不然,坏了村里名声,以后年轻人说媳妇都难。
这种景象,持续到生产队解体,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庄稼人再交粮,一家一户,用驴车拉来,一切都是自己干。农业税、农林特产税、教育附加费、民兵训练费、三提五统,都用交粮替代,一样样算过,需要多少交多少。交粮,只觉得是件很艰难的事,再没有那种荣耀感。
如今,镇上的粮站萧条冷落,无人问津,不复当年景象,偌大的粮站,竟包给私人当了小作坊。问粮食部门工作的朋友,说是全国各地的乡镇粮站都差不多。不收公粮,不配发非农户口粮。基本功能就没有了,职工或下岗或自谋职业,辉煌了二十多年的粮食系统,如今是最不景气的单位。
我如今的住宅前面,是旧县城的北城墙,直到现在,还留下一段,作为这座千年古城的见证。城墙下,原来是座古庙,祭祀中唐名将马燧,叫马王庙。主殿始建于唐朝,历代重修,后来做了城关粮站的粮库,散发着和所有粮库一样浓烈刺鼻的味道。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马王庙破败不堪,不得不拆除,大梁、斗拱拉到了博物馆大院里,横七竖八堆得满地,不久便不知去向。原址上建了新粮库,又建了职工住宅。没几年,先是门前的粮油店关门,接着,连新建的仓库也没用了,职工纷纷下岗。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黄河岸边工作时,曾接触过一座特别的粮库。
那座粮库十分隐秘,就在我每次回家路过的一条荒沟内。我在粮库所在地工作前半年,始终不知道。直到麦收过后,作为乡干部充当“催粮吏”,才发现,啊,原来这条荒沟里还藏着这样大一座粮库。黄河岸边民风剽悍,征收公粮不是件容易事,夏收过后的那几天,乡干部几乎天天泡在村里,盯着每一户农家,谁家交了,谁家没交,心里有一本账。碰上难缠的人家,带人守候在麦场,动用各种言词,软硬兼施,扇车下刚扇出麦子,立刻装进口袋,套上驴车去交。交公粮的地方就在沟里的那个粮仓。第一次走进去时,我被那种场面震惊到了,没想到粮仓居然可以这样,一孔孔进深达三四十米的土窑洞里,满满当当全装着粮食,和工作人员说起这座粮库,言语中充满神秘,称之为国库、战备库。我没想到国库会是这样子。交粮的农户早就见怪不怪,不管是不是国库,他们都得保质保量,按时将刚打下的新麦交到这里。
再次认真打量一座粮仓,是今年麦天,得知这座清代粮仓时,先是好奇,想象清朝的粮仓和现代粮仓有什么不同。
这座粮仓的位置在解州关帝庙旁。从我所在的小城来解州,先迎着中条山南行,山的颜色随距离变化,终于还原为苍翠时,路边出现了连片的水泊,盐卤的气味充溢天地之间,这就是解州盐池,过去叫解池。在池间公路行驶几分钟,很快就看到解州关帝庙的红墙绿瓦。顿时,眼前的解州氤氲出古老而神秘的气息。
本来只是一座普通的粮仓,因为诞生于百年前,又因为地处关老爷虎虎生威的地方,就有了粮仓以外的意义。由关帝庙东侧的街巷往里走,那座藏在大片民宅中的粮仓就出现在面前,灰顶白墙,满面沧桑。山西明清建筑特有的高圪台前,竖立着一块石碑,上写“同善义仓”。
仓而曰义,容易让人想到赈灾。义仓始于隋代,“贫富差等,储之闾巷,以备凶年,名曰义仓。”因地处里社,设于闾巷,由社人管理,又名社仓。清代,解州是州治,领安邑、夏县、芮城、平陆四县,同善义仓在州府衙门正南,紧临官道。从外面看,义仓大门朝北,简朴高大,没有一般中国木构建筑的雕刻、斗拱,更注重实用。从开在正中的大门进去,雪白的墙、整齐的院落、灰色的屋瓦,虽给人以熟悉的感觉,仍难脱中国古代建筑格局。大门两侧的司事房,显然是看管粮仓吏员的办公室兼卧室,像大户人家的门房一样。迎面是一排七间背向的粮仓,中间辟门洞,走过去,就是同善义仓的主体部分了。仍是左右对称的四合院格局,与住宅不同的是,东西两侧的厢房间数格外多,各十七间,进深也格外大,多达四椽,前檐墙下有长方形的通气口。进去看,篷在地面的防潮木板、掛在柱子上的通风竹笼,都提醒人们,这里不久前还是座真正的粮库。就在这时,板缝中、墙角处飘来久违的粮仓呛味,立刻将同善义仓由光绪年间拉回到现代,仿佛昨天这里还人如潮、粮满仓。据领我们来的年轻人介绍,这里做了几十年解州粮站,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粮站撤出。二十多年过去,粮仓呛人的气味仍不能去除。
宽七间、长十七间房屋组成的四合院,若放在清代,即使王公贵族也没有资格享受,北京紫禁城里,也找不到一处这样长的四合院。只有这个盛放庄稼人汗水、官家威恩的地方,才需要这样大的院子。以前,走过的古院落都是住人的,放粮食的古院落,我是第一次进来,感觉就怪怪的。走在其中,不由想,清代农人在这里交纳粮食是什么景象。肯定不会像我年轻时那样,心怀激动,将自己天生的力气与政治联系的一起,将农人的辛劳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毫无来由地激动兴奋。中国古代文化中,交纳赋税、粮食从来就是官府残暴的象征,寄托着文人的同情,会让人想起阳光下黧黑悲苦的佃农,好像那时的农人个个都天生一张苦兮兮的面庞。炙热的太阳炙烤清代的土地时,不会和现在的温度有多大差异。但对交纳粮食的描写,似乎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激情澎湃。杜甫、白居易、范成大、杨万里们笔下的农人,全都是悲催的,供后人在遐想中怜悯。
同善义仓修于大灾之后。中国古建筑中,元代建筑最不讲究木料质量,做工也粗糙。看到同善义仓后,才知道古建筑中还有比元代建筑更不讲究的。粮仓本来最具实用性,毋须雕饰。当年建义仓,在大灾之后,有应急性质,时间仓促,资金来自朝廷下拨的赈灾银两,修建时遇到的难处可想而知。从房屋的建筑用料,我仿佛看到了一位留着山羊胡、面容清瘦的清朝官员皱着眉头,为建这座粮仓发愁。从北往南,数十间房屋一一看过,找不到一根通脱直顺的立柱,没有一根粗壮的大梁,连墙也是砖包土。能省的钱都省了,灾后官府的窘迫可见,官员们的无奈可见。
才过去一百多年,历史的视野里已经朦胧迷漫模糊不清,现有的史料,只记住了修这座义仓的官员叫阎迺珏,清代光绪六年(1880)任河东道台。此人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即清朝名臣、来山西督办赈灾事务的钦差大臣阎敬铭的侄儿。光绪三至四年(1877-1878),中国北方发生一场罕见的特大旱灾,席卷直隶、山西、山东、河南、陕西五省,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大饥荒。因1877年为丁丑年,1878年为戊寅年,史称“丁戊奇荒”。五省之中,山西灾情最重,山西数晋南最重,晋南又数解州最重,有人这样描述当时的惨状,“草根食尽,继以树皮,树皮食尽,继以树叶,今将并此而无。倒毙饿夫,在上为鸟鸢之食。恒饥之子,沿村半鸠鹄之形,殆有云汉之诗不能赋,郑侠之图所不能绘者。”又有人云:“贫者饥,贱者饥,富者饥,贵者饥,老者饥,壮者饥,妇女饥,儿童饥,六畜饥……食草根,食树皮,食牛皮,食石粉,食泥,食纸,食死人肉……食人者死,忍饥死,疫病死,自尽死,……饿殍载途,白骨盈野。”时任山西巡抚曾国荃称之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大灾当年(光绪三年)九月,清廷急派东阁大学士阎敬铭为钦差大臣来山西赈灾。这位瘦弱而又精明的陕西朝邑老汉,在朝中以善理财著称。来山西后,开放义仓、社仓赈灾、调拨赈灾粮银,动员社会募捐,允许洋人参与。在连续三年的大灾荒中,竟奇迹般地没有发生过一次民变。对刚刚经历过太平天国的清廷来说,这是天大的奇迹。阎敬铭因此为自己赢得了“救时宰相”美誉,得到西太后赏识。大灾过后,其侄阎迺珏任河东道台,光绪八年(1882),先在解州建成这座同善义仓。光绪二十年(1894),又在运城老东街创建运安同善义仓(上世纪七十年代拆除)。 清朝的粮食存储系统沿袭前朝,分四级,分别是京仓(设于京畿地区,储备漕粮)、常平仓(设于省会及府州县城)、义仓(设于市镇)、社仓(设于乡村) 。丁戊奇荒之前,解州有义仓、社仓共四十间,位置在州署西,因年久失修,即将塌圮。
当时,总揽山西军政大权的是山西巡抚曾国筌,往下,河东道台是阎迺珏、解州知州叫马丕瑶、解縣知县名孙守恒,总监赈灾事务的是钦差大臣、东阁大学士阎敬铭。修建义仓事关赈灾大计,牵扯到各个方面,阎敬铭下拨赈灾余银,修好同善义仓后,又派员前往江淮等地,购得粮谷22000石,以下辖各县名义,放进义仓存储,以备灾荒。
同善义仓建成,又存满粮谷。这样一座诞生于奇荒之后的粮仓,若一座标志,见证着官府与百姓的依存关系。从光绪八年(1882)建成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空置,作为粮仓使用了一百年以上。解州在山西是个很特别的地方,立于中条山下、盐湖岸畔,水浅地湿,民风质朴,做了上千年州府,清代以后变县,民国以后变镇,行政建置越来越小,因为有关羽关老爷,名声却越来越大。同善义仓始终是关帝庙之外,解州最重要的建筑。
一州之义仓,尚且如此规模。再往上,京畿之太仓、省府之常平仓,该有多大?
读《隋书》,方知道与当时的国家粮仓相比,同善义仓太小了。
晋、陕、豫三省都有一个火麦连天的六月,晋南称之为麦天。眼看又一年麦天到了,我用了两天时间,驱车穿过中条山,跨越黄河,绕行河南,驻足洛阳、陕州、途经函谷关,进入陕西境内,站立在新修复的潼关城城楼前。这一路,我走过了中国古代最早的三个产麦区,从涑水平原,到中原平原,再到关中平原。中国古代农耕文化最发达的三片土地上,到处是黄澄澄的麦子。历史上,潼关城曾数次因黄河水冲刷改换位置,修复后的潼关城楼远离黄河,地处高埠之上,面向关中平原,背对滔滔河水。站在城门前四望,黄色的麦子与埠下奔流的黄河、沟梁间裸露的黄土融成同一种色调,将这座古老的关城围合。每年只有麦天,大地的颜色才会如此一致。麦黄色重重逼近,似乎又要将这座关隘攻破。明知道这个所谓的天下第一关,在现代社会只是一种景致,除了观赏,别无他用。还是想象着金戈铁马,耳畔似乎杀声四起,曹操、马超、杨素、哥舒瀚、郭子仪等古人的成败得失,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如今的麦天,开始即结束,从收割机开进地头的那一刻算起,少则几十分钟,多则几小时。但从潼关城头望,仍能感受到麦天的气息。大地、河流,还有湛蓝的天空,都静谧得让人惶恐,隔着薄薄的雾霭,黄河敞亮地流淌。不远处,一股细流从西北方向斜斜汇入,那是渭河与黄河交汇处。过去的两千多年间,那里是一条黄金水道,春秋时期,曾发生过著名的“泛舟之役”。秦汉隋唐,则是王朝的生命之脉。每天从江淮经三门,溯流而上的漕运船只首尾相接进入渭河,将粮食和各种物资运抵京城,供皇室和官家用度。
在史籍中寻觅古代粮仓,除了粮仓本身,我感兴趣的还有伴着粮仓屡屡出现的仓城。这种因粮仓而建、消失在现代社会的古代城池,到底是什么模样?
隋唐时期,洛阳实际是大运河与黄河的连接点,江淮、江南产的粮食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运抵洛阳,存入仓廒,再经黄河、渭河运往长安。洛阳周围如同珍珠般,点缀着几座赫赫有名的大粮仓。如:回洛仓,隋代的一座大粮仓,仓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隋朝强盛时,回洛仓里的粮食可供百万军队吃一年。
还有洛口仓。一名兴洛仓,位于洛州巩县(今县东北旧巩县)东面洛水东岸,因地处洛水入黄河口,故有是称。大业二年置,筑仓城周围二十余里,穿三千窖,每窖容八千石,置监官并镇兵千人守卫。全仓储米约有二千四百万石,是隋朝最大的一座粮仓。
从这两座大得惊人的古代粮仓中,我读到了窖这个词。以前,我所见的窖,多放蔬菜、红薯,后来还见过酒窖,难道古代的粮食也放在窖里?读洛口仓考古资料,果然,洛口仓的粮仓是一座座深挖的坑。隋唐时期,还有一座著名的粮仓,叫太原仓。坐落在陕州附近,“地控两京水陆二运”,是“蓄巨万之仓”。也是唐代长安粮食供应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仓城“周回六里”。与前面两座仓城相比,小了不少。若与一般的城池做比较,会发现这个仓城仍大得惊人。我老家所在的旧临晋县城,在唐朝算个中等规模的县城, 1993年版《临猗县志》记载:“唐天宝二年(743),筑临晋城,周三里二百零三步,高二丈八尺。”一县之城,竟然比一座仓城小得不是一点。
仓城的作用是保护粮仓。每次争夺仓城的战斗,都会影响到战争进程。事关王朝命运的粮仓,有坚固的仓城环拱,有众多兵士守卫,不会轻易让人攻破。
唐朝,潼关城西,渭河与黄河相交的地方,也有一座大型粮仓。叫永丰仓。
如今,站在潼关城楼西望,水天相接的地方,只有白茫茫的雾霭。一千多年前,这一段河流是全世界最繁忙的黄金水道,漕运、货运船只往来不绝。帆影幢幢,水流湍湍,混浊的黄河水实际是王朝的命脉。李唐王朝建都长安后,丰饶的关中平原渐渐不能供养日渐庞大的官僚集团,需要从江淮调入大量粮食,却因沿途水路过长,又有三门水险,常常船毁人亡,加之一旦遇到天灾,长安的物资供应就发生困难,堂堂大唐皇帝不得不率领群臣,在长安与东都洛阳八百里间来回奔走,说是去办公,实际是去就食。开元二十一年,唐明皇李隆基受够了过去二十多年的东奔西跑,任命京尹兆裴耀卿为宰相兼江淮河南转运都使,改善黄河漕运状况。
裴耀卿出身河东名门望族裴氏家族,学识渊博,他的办法叫“转般法”,即从江淮到黄河,分段置仓,分段运输,以取代原来的“直达法”。如此一来,从大运河到汴河、洛河,再到黄河、渭河沿岸,就留下了许多国家粮仓。裴耀卿曾上奏玄宗:“请于河口(即汴河入黄河口)置一仓,纳江南租米,便令江南船回。其从河口即分入河洛,官自雇船载运。河运者,至三门之东置一仓。既属水险,即于河岸榜山车运十数里。至三门之西,又置一仓。每运置仓,即般下贮纳,水通即运,水细便止。渐至太原仓,泝河入渭,更无停留,所省巨万。”裴耀卿用的是笨办法,河中既然有险滩,就在三门北的山中开路十八里,用车载运,以免有覆舟之险。车运抵三门仓后,再用船运往太原仓,然后由河入渭,以实关中。 永丰仓就是设在渭河口的粮仓。当年,河、渭交汇处的漕船百帆竞竖,船工号子不绝于耳,可以想象,盛况远非春秋时代的“泛舟之役”所能比。
现在的渭河口看不到一只船影,这段汉唐时期的黄金水道,变成了一段纯粹的河流。渭河口上,铁路公路交集,永丰仓就建在那里,已没人知道这座国家粮仓面积有多大,防守有多牢固,囤积过多少粮食。但只要读过唐史,就會知道那是座仓城,防御工事之坚固,远超一般州县城池。
唐至德二年(757)2月,黄河、渭河交汇处,曾发生过一场恶战。安史叛军占领长安后,老将郭子仪率领朔方军,一路南下,直取潼关,没想到攻打这座仓城会遇到大麻烦。为不被唐军切断供给线,叛军悍将安守忠率军死守永丰仓。唐军数员大将则举兵猛攻,结果,唐军杀敌一万,自己也伤亡惨重,双方伤亡人数在两万以上。永丰仓即使很大,两万多将士的鲜血,也足以漂杵。最令郭子仪伤痛的是,他的次子,唐军主将郭旰,在这次仓城争夺战中阵亡。郭子仪征战一生,经历过无数大战,陷城无数,只有这座小小的仓城最令他伤心。
古代的仓城到底是什么样子,能让数万兵马城下鏖战厮杀,而且双方死伤如此惨重?
两天后,我来到了同处黄河岸边的大荔县朝邑镇。古代的朝邑可称重镇,汉代与我的家乡同名,也叫临晋。因为位置重要,这里曾发生过多次战事,不过,战争中坚不可摧的城池,却经不起河水冲刷侵蚀,汉唐时期的朝邑早就随河水崩入河底,好在晚清的朝邑还留下遗迹。
那里有座粮仓。还是清代重臣阎敬铭赈灾时修的粮仓,叫丰图义仓。
清朝,京城早就东移,昔日的汉唐之都长安王气渐失。阎敬铭修建这座义仓,与修黄河东岸的同善义仓一样,同在“丁戊奇荒”之后,不再需要像唐朝的裴耀卿一样首先考虑京城供给。需要考虑的,只是如何储粮备灾。他选择的粮仓地址很有意思,在渭水、洛水(即北洛河)之北、黄河之西,距渭河二十多公里,距黄河不到十公里,距北洛河不过三四公里,三条河流加上时断时续的泾水,形成一个三角,将这座粮仓夹在中间。阎敬铭的家乡赵渡镇也在附近,直线距离超不过五公里。历时四年,动支白银三万余两,至光绪十一年(1885),义仓建成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关中又遇灾荒,丰图义仓开仓放赈,活人无数。同年秋天,慈禧西逃至西安,丰图义仓再为朝廷提供粮食。此时,阎敬铭已故去八年,但因为这座义仓,救时宰相之名日隆。
时过百年,当地特意塑了阎敬铭像,立在仓城大门前的广场上,官帽扣顶,穿朝服,戴朝珠,留山羊胡,瘦削得像个见惯了的陕西老汉,虽气宇轩昂,身上到底难脱陕西人的倔气,立在这里,就像个看大门的,仿佛至今还在为这座粮仓操心。
走进去,先看到被岁月浸染出的颜色,外城残破的夯土围墙、内城高大的砖墙都变成了土黄色,干硬、苍然,若流出一道道泪痕。这是黄土高原古建筑的标准色,需要用漫长的岁月才能涂上去。那墙、那砖、那箭垛,那铁扣,让人无端地想起至今在中国大地上随处可见的各种墙。万里长城和西安古城墙与这里的墙并没什么区别。
阎敬铭是个心思缜密的人,倡议修这座粮仓时,一定参考过前朝仓廒,比如洛阳的洛口仓、陕州的太原仓。中国古代仓政有一个完整的体系,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代代相袭。中国古代的仓廒也有一套完备的建筑式样,学识渊博的阎敬铭不会不拿来参考。现在遗存的古代建筑,多为宫殿庙宇,建筑技巧虽多讲结构,但无论什么用途的建筑,讲究最大的实际是安全性,仓廒更如此,厚实的墙,高大的门,坚实的照壁,四面围合的院落,是粮仓,更像个堡垒,不光要防匪患,还要防鬼怪。筑起高墙还不放心,还要请来神明。
旧朝邑城还没被三门峡库区淹没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丰图义仓修在朝邑城西,两城互为依托。义仓地势较高,处老崖之上,东南两面深沟,北面为官道,西面开大门。不等仓城修好,已居高临下,占据有利位置,既通风可晾粮,又踞高可迎敌。慈禧题写在外城大门上的“以资扞卫”四个字,道尽了仓城的作用。
如今,黄河赶走了旧朝邑城,丰图义仓孤零零立于高埠之上,遇到危险,只能靠北城墙上小庙里的紫阳仓神保佑了。
进入仓城,先看到的是外城,一圈高大的土夯城墙,将内城城门围得严严实实。那是座粮仓吗?直到走到砖墙前,仍不能相信,更愿意相信这是一座城堡,一座寨子,或者一座大宅院。坚固的城墙十多米高,上面的箭垛、箭孔分明都是军事设施才有的配置。城下,东西并列的两座城门,装有厚重的门扇,想当年,若有匪患,城门吱呀呀关上,城上士兵箭矢齐发,整座粮仓会固若金汤。
又闻到了那种熟悉的气息,有小麦的清香,有杀虫剂的刺鼻。场景却是陌生的,不同于镇上粮库的砖瓦房,也不同于河对面同善义仓的木构房,像个巨大的场院,高墙围合起一个封闭独立的空间,有廊檐和立柱,还有墙上小庙的飞檐翘角,墙下小院的古朴简洁,走在回廊之下,场院便有了温馨感,像个村落,像家,又像景观,若不是那股气味,谁能说这是粮仓?有资料显示,当年,义仓建设图纸绘就,阎敬铭曾呈给慈禧太后御览,太后大悦,朱批五字:天下第一仓。中国古人最重建筑的文化气息,建个粮仓也这么讲究。还有,晚清已是中国集权王朝的最后阶段,残阳夕照,气息奄奄,竟也能建出如此精致的粮仓。
重要的是,它完好保存至今,成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古代仓廒建筑的标本。比它更大、更重要的古代仓廒还有很多,可惜都只留在发黄的故纸中,深埋在黄土下,被称为遗址。只有丰图义仓还在,耸立在黄河岸边,面向关中大地,仅此,便让倡议者阎敬铭不朽,为积弱的晚清留下一处让人敬重之处。
这一切,与时代无关,全凭粮食,盖因所有的人,无论贵贱、不分朝代,都要吃饭,都会视粮食为生命。
丰图义仓的粮仓全是窑洞,共58孔,可储粮五千余吨。即使放在清代,也不能算个大粮仓。与史籍中记载的其他大粮仓相比,丰图义仓最奇特的地方是,直到现在,一百多年过去,还像最初一样正常使用。窑仓口都有高高的门槛,上面挡着一人多高的仓板,小麦的气息从豁口处呼呼往外冒。一位朋友跳上去,站在门槛上,伸手探进仓板,抓出一把小麦来,熟悉的颜色、熟悉的味道,出现在这古老的粮仓中,很突兀,仿佛抓出的是一把清朝的麦子,大家争相观看。朋友展开了手,麦粒平静地躺在掌心,暗黄的颜色,带着淡淡的麦香,与平常的麦子并无二致,事实上,那就是一把平常的麦子,明显不是今年的新麦。外面,田里的新麦即将成熟。粮仓每年都要倒库、换仓,再过几天,新麦下来,这一库库的旧麦就将出库,运往某面粉厂,变为面粉,再变为食物。 这是一把身份特殊的麦子,就像这座身份特殊的粮库一样,本来是一种普通的粮食,因为放在这座特别的粮仓之中,便有了象征意义,被人拿出来看稀罕。这座粮仓也一样,本身是座普通粮库,因为上了岁数,被人仔细打量着,希望找出与众不同处。
与大家一起看麦子,我的心境和别人不一样。过去交公粮的感觉骤然出现,这麦子好像不再是麦子,也不是供人食用的粮食,而是一种责任,一种重负,必须用汗水浸泡,用辛劳耕作,明知道这里并不是它们最后的归宿,能在这里邂逅,还是感到欣喜。
只是不知道,自从2006年国家取消农业税,农民不再交纳公粮后,这些麦子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进入这座古老粮仓的。
院子里摆着几件大型传送装置。可以想象,麦子拉到这里,再也不需要人扛进粮仓了。那种背负麻袋,颤颤巍巍攀上粮仓的场面,属于过去式。现在的麦子从播种、到收割,再到在这里入库,都被工业化,轻松、便捷、低成本,如同所有的農作物一样,被人类一番考量后,标上了价格,变成了一种商品。
从古到今,这都是麦子的宿命,但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急迫。
这里的麦子肯定没有经过火热的麦天,也不被无数双饥饿的眼睛盯着。经过工业化处理后,它们是一堆没有生命没有欲望的粮食,静卧在粮仓之中,变成人类的腹中物之前,先供人好奇的目光打量。
丰图义仓名义上是朝邑镇粮站,实际是国家粮仓。从进入义仓内城大门,到每间窑仓门前,都醒目地挂着一块“粮权公告牌”,特别提示来这里的每一个人,“本粮仓存储的都是中央事权粮食,权属归国务院,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用于抵押、质押、担保和清偿债务。”有了这块牌子,这里所有的麦子都有了身份,是真正的国字号。这座粮仓,就是国家灾荒储备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社会动荡不安时,墙的作用似乎很重要,丰图义仓因“丁戊奇荒”而建,墙就修得格外坚固。从外面看,高峻挺拔。从上面看,宽阔实用。比一般的城墙,甚至比长城还要宽。细看后,就不得不佩服当年设计的巧妙。原来,这坚固的仓城围墙,用了“仓墙合一”的方法,粮仓的外墙,即城墙外墙,粮仓是窑洞,窑洞的进深有多大,城墙的宽度就有多大。走在城墙上,实际是走在窑洞顶上,感觉却像走上一条宽阔的马路。远处,田畴万顷,麦子已黄,不久就会收割。北城墙正中的小庙,一般而言,供奉的是护佑之神,衙门供奉的是萧何、监狱供奉的是皋陶,粮仓供奉的是谁呢?没人能想到会是文绉绉又冷冰冰的朱熹朱夫子。小庙内,朱夫子身披红缎,高坐神龛之上,俨然已经成神灵,叫“紫阳仓祖”。朱熹是南宋理学家,中国的仓政史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更早,让朱熹来当仓祖,南宋以前的粮仓靠哪位神仙保佑呢?还有,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长期在江南为官,从没在关中待过一天的“紫阳仓祖”,怎么去护佑丰图义仓?
仓城、高墙、堞垛、神祠 ,粮仓之外还有这么多附属设施,使粮仓呼呼外溢出浓郁的文化气息,这就是古代粮仓和现代粮仓的区别。灾荒发生时,一定还有兵士守在仓城前,持械而立,注视着每一个过往的灾民。在城墙上走完一遭,我突然感到,这座仓城就像一只风雨飘摇的小船,在浪涛汹涌的河流中行驶,随时都可能倾覆。如果,国家、社会都动荡了,只靠坚固的高墙,能守住平安吗。还有,如果整个国家都发生灾荒,几个这样的粮仓能解百姓于倒悬吗?
从我家曾经的粮仓,到生产队的粮库、镇上的粮仓,再到同善义仓和丰图义仓,粮仓都是关乎百姓生计之所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能看到的粮仓越来越少,以至于要将粮仓当作风景去参观。开放的社会,粮食只是多种商品中的一种,与无数商品一起流动着。积贮粮食的粮仓会越来越少,《礼记》中说的“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不知对现代社会还有没有意义?
【作者简介】 韩振远 ,山西临猗人。在《人民文学》《山西文学》《天涯》《美文》等报刊发表大量小说散文。作品曾获中国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赵树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散文选刊》等刊转载,多次入选年度选本。著有《家在黄河边》《回眸远古》《古之旅》《晋商之源》《秦晋之好》等多部散文集。中国作协会员,山西省散文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