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十多年，我家后院正房大门上常年挂两把大铁锁，从门前经过，能闻到里面散发出的麦子与杀虫剂的混合气味，辛辣、浓烈、刺鼻，从后院向前院弥漫，与家的气息很不协调。人的鼻子是有记忆的，成年后，每次闻到这种气味，我立马能敏感地判断出，附近肯定有粮仓。后院正房是公家占用的，带有强制性。我家有前后两进四合院，二十多间房子。中国传统方法计算房子，不以面积计，论间。我家房子间数不少，其实没多少面积，门房、厢房进深都很小，用料不讲究，只有后院正房质量相对好些，木料壮，进深大，高门槛，两扇高大的护门，铜门环，门两旁有花格窗。做了粮仓，就有粮仓的样子，墙壁刷成白色，门窗漆成黑色，在前后院残破的房屋中很特别，又是北房，高高在上，带几分神秘。北房西端是去后园的过道，窄窄的，不满三尺宽。晋南乡村茅厕都在后园，我家的后园面积不大，是北房后墙与院墙的间隙，宽不盈丈。夜晚，摸黑上茅厕，先闻到正房呛人的气味，再听到里面老鼠的闹腾声。过道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脚下是通往院里的水道，上面只篷一层松动的砖，人走过去，声音空洞，若内急，脚步一猛，这种声音一路响，像身后有人赶。
　　我七岁那年，一家三口住进我家后院西厢房，夫妻俩都是河北籍，男人姓罗，四十多岁，性情温和，从不高声说话。女人与当地女人气质不一样，白净、利落，同时又娇弱，剪齐耳短发，背微驼，有两个孩子，老大上大学，老二比我大三岁，还念小学。老罗是粮站职工，住到我家后院西厢房，一是他们没有自己的家，二是兼管粮仓。这家人对孩子严厉，我从外面玩回来，常看到他们在训斥二小子。那孩子倔强，爸妈训斥时，一边抽泣，一边梗着脖子，很不服气。十多年后，那孩子当生产队长，在我家对门，盖了座只有西厢房的院子。
　　老罗一家在后院西厢房住了不长时间，又搬到东街口的药王庙，那里的正殿翘角高挑，琉璃瓦铮亮，散发着与我家正房一样的气味，是座较大的粮库。老罗在那里也住西厢房。南面有山门、戏台，自他们家住到那里，我和四弟常去戏台上玩，有时还学戏剧人物，装模作样地吼上两嗓子。
　　老罗一家走后，西厢房又换了一家人，本村的，与我家仅隔一座院子，姓宋，所以要住到我家，是因为婆媳不和，属于临时借住，与正房里的粮食无关。正房散发的气味还很大，粮食却很少动，门缝、窗缝都用报纸剪的纸条封得严实。我每次经过，都歪着头，读纸条上残断的字。有时候，家门前停辆马车，上面摞满装在麻袋里的粮食，我和四弟站在大门前的圪台上，愣愣地看。两位壮汉将麻袋背上，双手扣住麻袋下面两角，脚步沉重，进了我家大门，踩在砖地上，嗵嗵响，又踩着捶布石下了圪台，走过前院，再上圪台，穿过前后院之间的腰厅，经过后院。我和四弟跟在后面，只能看见一只硕大的麻袋随着下面的两条细腿晃动，抓麻袋角的双手，大而粗糙，因为用力变了颜色。最后，麻袋晃动着，进了正房，有人将口解开，飒一声，黄澄澄的麦子流泻下来。一位小个子光头男人持木锨，将麦子归拢成一堆，锨板擦着麦粒，哗——哗——哗，声音嘶哑，很刺耳。扛麻袋的人走了，小个子男人还要忙一会，走出来后，先锁门环上的锁，再锁门扇下的锁，最后，提着一大串钥匙，咣咣当当，走出我家大门。
　　我十五岁那年，有一天，放学回家走到后院，发现北房大门敞开，整个后院都弥漫着粮仓的气味，刺鼻，呛人。走进去，里面没有粮食了，我第一次仔细打量我们家这面最好的房子，房梁、檩条和椽都粗壮通直，带着浅浅的赭石色，地面铺农家少见的方砖。墙壁雪白，坑洼处沾上薄薄的尘土，北墙偏西有一面墙柜，柜门也刷成白色，打开看，里面除了老鼠屎，没别的东西。农村的上房多为一明两暗，这房子却三间通敞，中间没有隔断，不知一开始就是这样，还是做库房后才将隔墙拆除。房子打扫得很干净，看不到一粒粮食，可能连老鼠也没有想到会突然断了口粮，方砖破损处，有老鼠新扒出的土。
　　问妈怎么回事，说是库房搬走了，以后，北房就还给咱家了。
　　北房是家里位置最好的房子，冬暖夏凉，称之为正房、上房，以后十多年，我們家谁也没在北房住过，家里人习惯性地将北房叫库房。北房就这么空着，偶尔走进去，还能闻到那种粮食混合着杀虫剂的气味。我结婚后，将北房拆除重建，起开方砖，鼠洞四通八达，能看见几粒粮食，早已腐朽发黑。
　　重建后的北房分成两部分，一明一暗，变成了适合人住的房子。如今又过去三十年，每当走进这座房子，似乎还能闻到淡淡的粮仓气味，让人回到当年。
　　与公家的粮仓相比，自家粮仓的气味亲切温馨，尽管也能听到老鼠打闹的声音。
　　集体化之前之后，晋南农家都有自己的粮仓，位置一般在门房，其中有两样必备之物，一是粮囤，一是面瓮，还放各种杂物。门房又叫倒座，不向阳，正面受风，是家里最不宜住人的房屋，进出却方便，麦收之后，麦子一毛裢（鬃毛织的口袋）一毛裢扛进家门，顺势拐进去，倒进囤里。面瓮一般是陶制的，大肚小口，能放百十斤面。新麦下来，头一件事是磨面。将麦子淘洗，晾干，去村里磨房磨好，扛进家，倒进面瓮，望着白生生的面粉，心里的踏实喜悦，是农耕时代百姓独有的。
　　我家的仓房在腰厅东侧的房子里。家里人就把这间房子叫客房，却从没见过住客人。后来实际变成仓房，里面放满了盛粮食的瓷瓮、盛面用的大瓦罐和各种杂物，选这样的地方也有原因，院子东侧以前是我家场院，听大人说，客房与前院东厢房之间的夹巷内以前开有小门，晒好的粮食可以方便地进入客房。粮囤是藤条编的，内侧抹泥，下面有口，要用粮食时，打开口粮食就流出来。我的印象中，这只藤条粮囤有五六尺高，像个呆板而又腹内空空的大汉，长年站在腰厅，春节前，祖父用颜体书法，写了个大大的繁体“丰”字，贴在藤条粮囤正中，粮囤这才像绽开笑靥，生动了许多。只是我始终没弄明白，那么高的藤条囤，一开始是怎样将粮食倒进去的。
　　祖父名儒昌，字聘卿，中学毕业，当过乡村教师，是村里的文化人，至今，村里还流传着祖父当年巧妙应对日本人征粮的故事。我们村名韩家场，紧邻旧县城，抗战时，受日本人骚扰最多。听老辈人说，每年到麦收时节，日本人会来村里征粮。祖父应对的办法是，麦子碾打后，只扇出一小部分，多数麦子并不扇，连同麦衣混放在一起，堆在不起眼的角落，需要时，用多少扇多少。平常百姓家，麦衣一般是烧炕用的，与麦衣混在一起的麦子，不怕发霉，重要的是，能起到遮掩作用，一般人根本想不到那还是一堆没扇的麦子。如此说来，日本人占领时期，我家的粮囤也一直是空的。 　　我记事已是生产队时期，粮囤也没什么用场，空荡荡，根本没有可往里面放的麦子。那个藤条粮囤空放了几年，占地方，又钻老鼠，很快就破损了。生产队分了粮，只好放在瓷瓮里。大小三四口瓷瓮，每只能盛三百多斤麦子，全家八口人一年的口粮全部放进去也不能满。
　　上世纪八十年代，可能是中国农民购置粮囤最多的年代。所有乡村似乎都弥漫着粮食的气息，从集体化禁锢中解脱出来，农民头一件大事，是喂饱自己的肚子，自己耕作，自己经营，自己收获，自己储存，面对多少年都不曾拥有的粮食，用一种特殊的粮囤来盛放。有几年，家家都置办一种白铁皮粮囤。这种粮囤看似简单，以前的农民却从没有用过。将整张白铁皮卷起，直径约一米，高八十公分，共分三节，下面一节有出粮口，一节节摞起来，放在屋里，直达房梁，可放两千斤粮食。这种粮囤最大的好处是防潮、防鼠，占地面积小。置办这样一个粮囤，要一百三十多块钱。也有自己买来白铁皮，请白铁匠箍的。人口多的农家，往往置办数个，一起放在房间里，蔚为大观，提人底气。经历过饥饿的那代人，有这么多粮食放在家里，确是“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那份自豪，那份踏实，不是年轻一代能理解的。
　　置办不起这种粮囤的人家，也有自己的办法。那几年，至少北方各地农村都做一种水泥瓮，先做模具，和好水泥沙子，抹好，干后可盛水，可放粮食，有的家庭一次抹五六口，放在家里，也颇壮观。还有连水泥缸也做不起的。一位朋友谈到自己家当年的粮囤时哭笑不得。说他家的粮囤是用废弃的水泥管子替代的。这种水泥管子直径八十公分，高一米，村里打大锅锥水井时，一节节放到井下，防泥沙，可透水。那时候，这位朋友二十岁出头，正是娶媳妇的年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女方来家相亲，一看房子，二看粮囤，三看面瓮。别家的粮囤不是白铁皮，就是水泥缸做的，他家的水泥管子让人一看就是个穷家。好在姑娘还愿意，终成姻缘。三十多年过去，小两口变为老两口，提起家里的水泥管粮囤，苦涩之余，又哈哈笑。
　　后来，我们这里由粮乡变为果乡，不产麦子了，乡村也买面吃，粮囤变为无用物，鸡肋般存在了几年，慢慢消失。前些天，去豫西乡村游玩，那里是真正的产粮区，走进农家，同样看不到粮囤。农耕时代已悄无声息结束了，“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自西汉贾谊提出这个命题以来，积贮多少，可衡量国力强弱，“文景之治”后，“京师之钱万巨，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这样的盛景，成为历代王朝楷模。民间说起谁家没有积贮陈粮，那叫不会过光景。现在的农村，没有谁因为囤里没粮，担心吃不上饭。连积贮之器也远离了农村，曾经家家必有的粮囤、面瓮，已成文物之时，积贮不再是衡量贫富的标准。
　　中国两千多年农耕社会里，始终存在一条从下往上的粮食供应链，像一根根毛细血管。这条供应链环环相扣，每个环节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囤放粮食的粮仓，当时也叫仓廒。每个农家都连接着这根链条，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集体化后，生产队接过了农户的这个职能，农民变成了纯粹的劳动者，只负责干活。向国家粮食供应链条输送粮食，变成了一种带有政治意味的壮举，以生产队为单位负责完成。生产队是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组织，处于国家权力的最末端，中国历史上没有与之对应的乡村组织。皇权社会和民国时期，尽管有保甲里正之类的乡村制度，却与生产队有着性质上的不同。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乡村集体经济兴起，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解体，二十多年过去，这个体系仍不完善，譬如：粮食储藏系统还没有完全建立。
　　前些天，我做了一趟乡村文物考察，跑过许多村子，看过几座被冠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乡村古庙，有两三处过去是做生产队粮仓才得以保存至今的。
　　在村民的言说中，还有许多本应该保留下来的古代建筑，例如祖祠、旧宅院，因为生产队要建粮仓被拆除。我看过的运城市盐湖区寨里村关帝庙，是一座元代建筑，建于元大德十年（1306），历七百多年风雨沧桑，仅剩下的献殿仍斗拱繁复，颇具气势。问看护文物的老汉，正殿什么时候拆除的？说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木料建了村里粮仓。
　　我们村是个只有200多口人的小村，集体化时，仅一个生产队，同样建立了自己的粮库。方法也是拆旧建新。我家斜对面，有座周围村少见的楼房，砖木结构、两层三间、有地下室，属村里前巷盐店家所有，是方圆数十里内最好的私人住宅。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家主已被赶出去十多年，老兄弟三家十多口人挤在一座小四合院内。这座楼房空置，风吹日晒，很快就废弃了。白天，灰鸽子飞进飞出，咕咕叫。傍晚，蝙蝠绕着房子飞，噗嗒嗒响。夜晚，这房子黑乎乎立在村中间，不时有野猫凄惨地叫春，很怕人。不住人的房子易损，没几年，这房子残破不堪，就拆了。砖瓦、木料堆积一大片，生产队请了匠人，以旧房檩条为大梁，让人打了些土坯，在村东头、打麦场前，建了六间粮仓。我和乡亲们走进去，只见那椽、那梁，那门、那窗，处处透露着财主家的气息。仅仅十多年后，生产队解体，粮仓被卖给一户人家，仍是村里最好的房子。
　　这六间粮仓中间用土坯墙隔开，分为两部分。我在村里八年，每年都多次在里面劳作。麦天，从麦场扇车下，将麦子装进毛裢或麻袋里，扛进粮仓，倒出来。等交公糧那天，再出库，一袋袋扛出来，暴晒多半天，下午再用毛裢或麻袋装起。日落时分，装上大车，一干年轻人跟着，浩浩荡荡，去公社粮站交公粮。
　　粮仓里的活就那么几样，从毛裢、麻袋里倒出、装上、扛进、扛出 。保管员称为入库、出库。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环节，叫倒库，就是将仓里的粮食倒腾一遍，目的有二，一是将下面的粮食倒到上面，通风。二是计数，用一种木制提斗量，看库里还有多少粮食。干这样的活很遭罪，仓库里闷热，尘土飞扬，一会儿就成个土人，若是夏天，汗流浃背，身上就是一道道泥印。苦是苦，大家都愿意做粮库里的活，因为至少可以不下地，免受阳光暴晒，又不出村，随时可以回家里喝口水。
　　除了这六间新建的库房，我们村另外还有三间仓库，在村西南的韩家祠堂。祠堂不大，门朝西，高大的正房也朝西。房子质量不错，派过多种用场，做管理区办公地时，嫌大门不够气派，拆了重建，门朝了北，修上那种两边有尖柱、中间三角带五星的俄式门楼，刷上红漆，写上字。后来还做过公社农业中学，村里人没人将这座房子叫祠堂，都随房子的用途叫，一开始叫公所，后来叫农中。祠堂有院子，南边还有个场子，不做公所、农中后，成了队里的仓库，放棉花，每天傍晚，女人们背着大包小包从地里回来，叽叽喳喳，将刚摘回的棉花过磅称重，送进库房山一般的棉花堆上。第二天早晨，保管员领两个女人，支上竹席，将头天下午摘回的棉花抱出来，晒一上午，下午再收回去。 　　祠堂没等生产队解散就没了。一天晚上，村里火光冲天，锣声大作。当时村里的精壮劳力全在二十多里外的引黄渠做工，在家的女人、老人从睡梦中惊醒，只见满村满巷映得通红，随着锣声来到祠堂救火时，已不能靠近，等消防车呼啸着从四十里外的县城赶来，熊熊大火中，数千斤棉花已化为灰烬，祠堂轰然倒下。从此，韩家场村再无韩家祠堂。
　　五年后，生产队解体，粮库没用了，曾经存在过的队级粮仓，拆的拆，卖的卖，从出现在粮食供应链末端到消失，仅仅二十多年时间，演绎出一段前所未有的历史。
　　即使到现在，全国各地的乡镇，都还有个奄奄一息的单位——粮站。计划经济的二十多年间，对于所有人而言，粮站都是个具有无上权威的地方，虽不决定人生死，却关系温饱。非农户要从这里领取口粮，调动工作、上大学除了去派出所开户口关系，还要来这里开具一份粮食关系，当年把这两种关系叫粮户关系，粮食关系比户口关系更重要，排在前面。对农民而言，粮站只负责向他们征收粮食，板着一副冰冷的面孔，张开吞噬人的大嘴，高高在上，不管你丰收歉收，都得将规定数量的粮食交到这里。
　　一般来说，粮站是各地乡镇占地面积最大的单位，有高高的围墙，宽敞的大门，一排排容积巨大的粮仓和宽阔到可以同时晾晒数万斤粮食的场地，还有一套管理办法。我老家所在地如今叫临晋镇，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是临晋县城。集体化后，粮站一开始在西关的一家财主院内，没几年，建在了西城墙下，占据了镇里一大片地方。
　　每年麦收后，生产队最重要的事就是往粮站交公粮。麦子晒一天，用麻袋装好，赶上马车，全村所有的精壮劳力都跟着。公粮的政治意味很强，被冠以爱国粮，需要浩浩荡荡去交，以壮声势，以振村威。实际是，每袋麦子二百斤重，要背上高高的粮堆，只有身强力壮的精壮汉子才能胜任。每年交公粮那几天，粮站门前车水马龙，人声鼎沸，马车排成几列，有数百米长。中心人物是一位冷冰冰的验粮员。在他面前，平时再粗壮暴躁的汉子，也做出一副讨好的样子，希望验粮员手下留情，因为他一不高兴，麦子就得拉回去重晒，全村所有的人又得再忙上一天甚至几天。乡村汉子谄媚讨好人的神情很好笑，生硬、呆板、无可奈何，黝黑的脸庞上，肌肉僵硬地扯出皱纹。在大家的恭维声中，验粮员将一根锥形探管刺进麻袋，带出一管麦子，倒在记数的夹板上，用探管刮平，先看成色，即颗粒是不是饱满，再看有无杂质，一点土屑沙粒，都不合格。最后一颗颗扔进嘴里咬，用这种主观方式来测试麦子的干燥程度。这时候，他身边会围一大圈庄稼人，瞪大了眼睛，望那人翕张的嘴，听他的牙齿啮咬麦粒发出的声音。一个人能被这么多人用如此渴望的眼神关注，怎能不心生得意。那几年，验粮员是我们这里知名度最高的公众人物。他们应该这样得意，一样干活，他们代表的是国家权力。
　　验粮员把守着入库第一关。麦子的干燥程度，决定着麦子的储藏安全，严苛一些无可厚非。我们那里的验粮员姓马，长一副黄板牙，长脸，不管走到哪辆粮车前，都板起面孔，眉头紧皱，仿佛所有的麦子全不合格。周围村的男人无端地憎恨这个人，将他的挑剔看作有意刁难。没有人相信毒烈的阳光下暴晒了一上午的麦子还会有水分。有一年，一群壮汉先和这个人大吵，接着动了手，这个平时威风八面的男人在众人的围殴中，抱着头狼狈地趴在地上，周围各村的庄稼汉一阵阵叫好起哄，人人都想趁机捣上一拳，以解胸中郁闷之气。那个夏天，每当看到马姓验粮员架着受伤的胳膊从镇上走过时，男人们都会幸灾乐祸，指指点点。第二年，马姓验粮员就调到其他地方了。
　　麦子验过关，接下来，马车吆到粮库前，考验男人力气的时候来了。一架大磅秤支在仓库门前，这时的过磅员也是个人物，不断呵斥、催促，大家必须手脚利落，两个人抬着，像沙包一样，将二百斤重的粮袋扔上磅秤，摞得有一人多高，等过磅员报出数字，壮汉们一个接一个弯下腰，脊背变做平台，另两位汉子抬起麻袋放上去，汉子脚步沉重，走进粮仓。仓里的麦子堆成一面高坡，上面放好一节节木板，脚踩上去，力气不够的，心跳，腿晃，稍一松懈，会连人带粮袋一齐跌落下来，要咬紧牙关，一步步往上走，到指定位置，有女人候着，手脚利落，解开口绳，袋里的麦子哗一声，流泻下来，顿时一阵轻松。
　　每年，扛麻袋进粮仓，是乡村汉子最显英雄豪气的时候，如果没有这把力气，再精明的庄稼人，在高高的粮堆面前，也只能英雄气短，甘心认输。村里的年轻人不是谁都能扛起二百斤重的麻袋，走上这要命的粮堆。去粮站交粮，队长要像点将一样，将村里所有男人过一遍，谁能扛得动，谁扛不动，然后计算好人数，一一排列，磅秤上一次要放十几条麻袋，要将人员排列好，一次性扛完，若有人往返第二次，就会误了时间，被过磅员训斥。
　　每次交公粮，要尽量早，迟了，粮库将满，仓门会封上挡板，一节节往上，扛进去会更费力。
　　去这么多人还有一个目的——随时准备打架、群殴。当然不是打验粮员，粮站前人流如潮，车水马龙，都是年轻人，长期困守村里的年輕人气壮如牛，戾气很重，动不动就会和人犯口舌、动手。这时候，决不能输了一村的人面子，该打就打，谁怕谁呢？不然，坏了村里名声，以后年轻人说媳妇都难。
　　这种景象，持续到生产队解体，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庄稼人再交粮，一家一户，用驴车拉来，一切都是自己干。农业税、农林特产税、教育附加费、民兵训练费、三提五统，都用交粮替代，一样样算过，需要多少交多少。交粮，只觉得是件很艰难的事，再没有那种荣耀感。
　　如今，镇上的粮站萧条冷落，无人问津，不复当年景象，偌大的粮站，竟包给私人当了小作坊。问粮食部门工作的朋友，说是全国各地的乡镇粮站都差不多。不收公粮，不配发非农户口粮。基本功能就没有了，职工或下岗或自谋职业，辉煌了二十多年的粮食系统，如今是最不景气的单位。
　　我如今的住宅前面，是旧县城的北城墙，直到现在，还留下一段，作为这座千年古城的见证。城墙下，原来是座古庙，祭祀中唐名将马燧，叫马王庙。主殿始建于唐朝，历代重修，后来做了城关粮站的粮库，散发着和所有粮库一样浓烈刺鼻的味道。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马王庙破败不堪，不得不拆除，大梁、斗拱拉到了博物馆大院里，横七竖八堆得满地，不久便不知去向。原址上建了新粮库，又建了职工住宅。没几年，先是门前的粮油店关门，接着，连新建的仓库也没用了，职工纷纷下岗。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黄河岸边工作时，曾接触过一座特别的粮库。
　　那座粮库十分隐秘，就在我每次回家路过的一条荒沟内。我在粮库所在地工作前半年，始终不知道。直到麦收过后，作为乡干部充当“催粮吏”，才发现，啊，原来这条荒沟里还藏着这样大一座粮库。黄河岸边民风剽悍，征收公粮不是件容易事，夏收过后的那几天，乡干部几乎天天泡在村里，盯着每一户农家，谁家交了，谁家没交，心里有一本账。碰上难缠的人家，带人守候在麦场，动用各种言词，软硬兼施，扇车下刚扇出麦子，立刻装进口袋，套上驴车去交。交公粮的地方就在沟里的那个粮仓。第一次走进去时，我被那种场面震惊到了，没想到粮仓居然可以这样，一孔孔进深达三四十米的土窑洞里，满满当当全装着粮食，和工作人员说起这座粮库，言语中充满神秘，称之为国库、战备库。我没想到国库会是这样子。交粮的农户早就见怪不怪，不管是不是国库，他们都得保质保量，按时将刚打下的新麦交到这里。
　　再次认真打量一座粮仓，是今年麦天，得知这座清代粮仓时，先是好奇，想象清朝的粮仓和现代粮仓有什么不同。
　　这座粮仓的位置在解州关帝庙旁。从我所在的小城来解州，先迎着中条山南行，山的颜色随距离变化，终于还原为苍翠时，路边出现了连片的水泊，盐卤的气味充溢天地之间，这就是解州盐池，过去叫解池。在池间公路行驶几分钟，很快就看到解州关帝庙的红墙绿瓦。顿时，眼前的解州氤氲出古老而神秘的气息。
　　本来只是一座普通的粮仓，因为诞生于百年前，又因为地处关老爷虎虎生威的地方，就有了粮仓以外的意义。由关帝庙东侧的街巷往里走，那座藏在大片民宅中的粮仓就出现在面前，灰顶白墙，满面沧桑。山西明清建筑特有的高圪台前，竖立着一块石碑，上写“同善义仓”。
　　仓而曰义，容易让人想到赈灾。义仓始于隋代，“贫富差等，储之闾巷，以备凶年，名曰义仓。”因地处里社，设于闾巷，由社人管理，又名社仓。清代，解州是州治，领安邑、夏县、芮城、平陆四县，同善义仓在州府衙门正南，紧临官道。从外面看，义仓大门朝北，简朴高大，没有一般中国木构建筑的雕刻、斗拱，更注重实用。从开在正中的大门进去，雪白的墙、整齐的院落、灰色的屋瓦，虽给人以熟悉的感觉，仍难脱中国古代建筑格局。大门两侧的司事房，显然是看管粮仓吏员的办公室兼卧室，像大户人家的门房一样。迎面是一排七间背向的粮仓，中间辟门洞，走过去，就是同善义仓的主体部分了。仍是左右对称的四合院格局，与住宅不同的是，东西两侧的厢房间数格外多，各十七间，进深也格外大，多达四椽，前檐墙下有长方形的通气口。进去看，篷在地面的防潮木板、掛在柱子上的通风竹笼，都提醒人们，这里不久前还是座真正的粮库。就在这时，板缝中、墙角处飘来久违的粮仓呛味，立刻将同善义仓由光绪年间拉回到现代，仿佛昨天这里还人如潮、粮满仓。据领我们来的年轻人介绍，这里做了几十年解州粮站，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粮站撤出。二十多年过去，粮仓呛人的气味仍不能去除。
　　宽七间、长十七间房屋组成的四合院，若放在清代，即使王公贵族也没有资格享受，北京紫禁城里，也找不到一处这样长的四合院。只有这个盛放庄稼人汗水、官家威恩的地方，才需要这样大的院子。以前，走过的古院落都是住人的，放粮食的古院落，我是第一次进来，感觉就怪怪的。走在其中，不由想，清代农人在这里交纳粮食是什么景象。肯定不会像我年轻时那样，心怀激动，将自己天生的力气与政治联系的一起，将农人的辛劳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毫无来由地激动兴奋。中国古代文化中，交纳赋税、粮食从来就是官府残暴的象征，寄托着文人的同情，会让人想起阳光下黧黑悲苦的佃农，好像那时的农人个个都天生一张苦兮兮的面庞。炙热的太阳炙烤清代的土地时，不会和现在的温度有多大差异。但对交纳粮食的描写，似乎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激情澎湃。杜甫、白居易、范成大、杨万里们笔下的农人，全都是悲催的，供后人在遐想中怜悯。
　　同善义仓修于大灾之后。中国古建筑中，元代建筑最不讲究木料质量，做工也粗糙。看到同善义仓后，才知道古建筑中还有比元代建筑更不讲究的。粮仓本来最具实用性，毋须雕饰。当年建义仓，在大灾之后，有应急性质，时间仓促，资金来自朝廷下拨的赈灾银两，修建时遇到的难处可想而知。从房屋的建筑用料，我仿佛看到了一位留着山羊胡、面容清瘦的清朝官员皱着眉头，为建这座粮仓发愁。从北往南，数十间房屋一一看过，找不到一根通脱直顺的立柱，没有一根粗壮的大梁，连墙也是砖包土。能省的钱都省了，灾后官府的窘迫可见，官员们的无奈可见。
　　才过去一百多年，历史的视野里已经朦胧迷漫模糊不清，现有的史料，只记住了修这座义仓的官员叫阎迺珏，清代光绪六年（1880）任河东道台。此人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即清朝名臣、来山西督办赈灾事务的钦差大臣阎敬铭的侄儿。光绪三至四年（1877-1878），中国北方发生一场罕见的特大旱灾，席卷直隶、山西、山东、河南、陕西五省，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大饥荒。因1877年为丁丑年，1878年为戊寅年，史称“丁戊奇荒”。五省之中，山西灾情最重，山西数晋南最重，晋南又数解州最重，有人这样描述当时的惨状，“草根食尽，继以树皮，树皮食尽，继以树叶，今将并此而无。倒毙饿夫，在上为鸟鸢之食。恒饥之子，沿村半鸠鹄之形，殆有云汉之诗不能赋，郑侠之图所不能绘者。”又有人云：“贫者饥，贱者饥，富者饥，贵者饥，老者饥，壮者饥，妇女饥，儿童饥，六畜饥……食草根，食树皮，食牛皮，食石粉，食泥，食纸，食死人肉……食人者死，忍饥死，疫病死，自尽死，……饿殍载途，白骨盈野。”时任山西巡抚曾国荃称之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大灾当年（光绪三年）九月，清廷急派东阁大学士阎敬铭为钦差大臣来山西赈灾。这位瘦弱而又精明的陕西朝邑老汉，在朝中以善理财著称。来山西后，开放义仓、社仓赈灾、调拨赈灾粮银，动员社会募捐，允许洋人参与。在连续三年的大灾荒中，竟奇迹般地没有发生过一次民变。对刚刚经历过太平天国的清廷来说，这是天大的奇迹。阎敬铭因此为自己赢得了“救时宰相”美誉，得到西太后赏识。大灾过后，其侄阎迺珏任河东道台，光绪八年（1882），先在解州建成这座同善义仓。光绪二十年（1894），又在运城老东街创建运安同善义仓（上世纪七十年代拆除）。 　　清朝的粮食存储系统沿袭前朝，分四级，分别是京仓（设于京畿地区，储备漕粮）、常平仓（设于省会及府州县城）、义仓（设于市镇）、社仓（设于乡村） 。丁戊奇荒之前，解州有义仓、社仓共四十间，位置在州署西，因年久失修，即将塌圮。
　　当时，总揽山西军政大权的是山西巡抚曾国筌，往下，河东道台是阎迺珏、解州知州叫马丕瑶、解縣知县名孙守恒，总监赈灾事务的是钦差大臣、东阁大学士阎敬铭。修建义仓事关赈灾大计，牵扯到各个方面，阎敬铭下拨赈灾余银，修好同善义仓后，又派员前往江淮等地，购得粮谷22000石，以下辖各县名义，放进义仓存储，以备灾荒。
　　同善义仓建成，又存满粮谷。这样一座诞生于奇荒之后的粮仓，若一座标志，见证着官府与百姓的依存关系。从光绪八年（1882）建成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空置，作为粮仓使用了一百年以上。解州在山西是个很特别的地方，立于中条山下、盐湖岸畔，水浅地湿，民风质朴，做了上千年州府，清代以后变县，民国以后变镇，行政建置越来越小，因为有关羽关老爷，名声却越来越大。同善义仓始终是关帝庙之外，解州最重要的建筑。
　　一州之义仓，尚且如此规模。再往上，京畿之太仓、省府之常平仓，该有多大？
　　读《隋书》，方知道与当时的国家粮仓相比，同善义仓太小了。
　　晋、陕、豫三省都有一个火麦连天的六月，晋南称之为麦天。眼看又一年麦天到了，我用了两天时间，驱车穿过中条山，跨越黄河，绕行河南，驻足洛阳、陕州、途经函谷关，进入陕西境内，站立在新修复的潼关城城楼前。这一路，我走过了中国古代最早的三个产麦区，从涑水平原，到中原平原，再到关中平原。中国古代农耕文化最发达的三片土地上，到处是黄澄澄的麦子。历史上，潼关城曾数次因黄河水冲刷改换位置，修复后的潼关城楼远离黄河，地处高埠之上，面向关中平原，背对滔滔河水。站在城门前四望，黄色的麦子与埠下奔流的黄河、沟梁间裸露的黄土融成同一种色调，将这座古老的关城围合。每年只有麦天，大地的颜色才会如此一致。麦黄色重重逼近，似乎又要将这座关隘攻破。明知道这个所谓的天下第一关，在现代社会只是一种景致，除了观赏，别无他用。还是想象着金戈铁马，耳畔似乎杀声四起，曹操、马超、杨素、哥舒瀚、郭子仪等古人的成败得失，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如今的麦天，开始即结束，从收割机开进地头的那一刻算起，少则几十分钟，多则几小时。但从潼关城头望，仍能感受到麦天的气息。大地、河流，还有湛蓝的天空，都静谧得让人惶恐，隔着薄薄的雾霭，黄河敞亮地流淌。不远处，一股细流从西北方向斜斜汇入，那是渭河与黄河交汇处。过去的两千多年间，那里是一条黄金水道，春秋时期，曾发生过著名的“泛舟之役”。秦汉隋唐，则是王朝的生命之脉。每天从江淮经三门，溯流而上的漕运船只首尾相接进入渭河，将粮食和各种物资运抵京城，供皇室和官家用度。
　　在史籍中寻觅古代粮仓，除了粮仓本身，我感兴趣的还有伴着粮仓屡屡出现的仓城。这种因粮仓而建、消失在现代社会的古代城池，到底是什么模样？
　　隋唐时期，洛阳实际是大运河与黄河的连接点，江淮、江南产的粮食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运抵洛阳，存入仓廒，再经黄河、渭河运往长安。洛阳周围如同珍珠般，点缀着几座赫赫有名的大粮仓。如：回洛仓，隋代的一座大粮仓，仓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隋朝强盛时，回洛仓里的粮食可供百万军队吃一年。
　　还有洛口仓。一名兴洛仓，位于洛州巩县（今县东北旧巩县）东面洛水东岸，因地处洛水入黄河口，故有是称。大业二年置，筑仓城周围二十余里，穿三千窖，每窖容八千石，置监官并镇兵千人守卫。全仓储米约有二千四百万石，是隋朝最大的一座粮仓。
　　从这两座大得惊人的古代粮仓中，我读到了窖这个词。以前，我所见的窖，多放蔬菜、红薯，后来还见过酒窖，难道古代的粮食也放在窖里？读洛口仓考古资料，果然，洛口仓的粮仓是一座座深挖的坑。隋唐时期，还有一座著名的粮仓，叫太原仓。坐落在陕州附近，“地控两京水陆二运”，是“蓄巨万之仓”。也是唐代长安粮食供应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仓城“周回六里”。与前面两座仓城相比，小了不少。若与一般的城池做比较，会发现这个仓城仍大得惊人。我老家所在的旧临晋县城，在唐朝算个中等规模的县城， 1993年版《临猗县志》记载：“唐天宝二年（743），筑临晋城，周三里二百零三步，高二丈八尺。”一县之城，竟然比一座仓城小得不是一点。
　　仓城的作用是保护粮仓。每次争夺仓城的战斗，都会影响到战争进程。事关王朝命运的粮仓，有坚固的仓城环拱，有众多兵士守卫，不会轻易让人攻破。
　　唐朝，潼关城西，渭河与黄河相交的地方，也有一座大型粮仓。叫永丰仓。
　　如今，站在潼关城楼西望，水天相接的地方，只有白茫茫的雾霭。一千多年前，这一段河流是全世界最繁忙的黄金水道，漕运、货运船只往来不绝。帆影幢幢，水流湍湍，混浊的黄河水实际是王朝的命脉。李唐王朝建都长安后，丰饶的关中平原渐渐不能供养日渐庞大的官僚集团，需要从江淮调入大量粮食，却因沿途水路过长，又有三门水险，常常船毁人亡，加之一旦遇到天灾，长安的物资供应就发生困难，堂堂大唐皇帝不得不率领群臣，在长安与东都洛阳八百里间来回奔走，说是去办公，实际是去就食。开元二十一年，唐明皇李隆基受够了过去二十多年的东奔西跑，任命京尹兆裴耀卿为宰相兼江淮河南转运都使，改善黄河漕运状况。
　　裴耀卿出身河东名门望族裴氏家族，学识渊博，他的办法叫“转般法”，即从江淮到黄河，分段置仓，分段运输，以取代原来的“直达法”。如此一来，从大运河到汴河、洛河，再到黄河、渭河沿岸，就留下了许多国家粮仓。裴耀卿曾上奏玄宗：“请于河口（即汴河入黄河口）置一仓，纳江南租米，便令江南船回。其从河口即分入河洛，官自雇船载运。河运者，至三门之东置一仓。既属水险，即于河岸榜山车运十数里。至三门之西，又置一仓。每运置仓，即般下贮纳，水通即运，水细便止。渐至太原仓，泝河入渭，更无停留，所省巨万。”裴耀卿用的是笨办法，河中既然有险滩，就在三门北的山中开路十八里，用车载运，以免有覆舟之险。车运抵三门仓后，再用船运往太原仓，然后由河入渭，以实关中。 　　永丰仓就是设在渭河口的粮仓。当年，河、渭交汇处的漕船百帆竞竖，船工号子不绝于耳，可以想象，盛况远非春秋时代的“泛舟之役”所能比。
　　现在的渭河口看不到一只船影，这段汉唐时期的黄金水道，变成了一段纯粹的河流。渭河口上，铁路公路交集，永丰仓就建在那里，已没人知道这座国家粮仓面积有多大，防守有多牢固，囤积过多少粮食。但只要读过唐史，就會知道那是座仓城，防御工事之坚固，远超一般州县城池。
　　唐至德二年（757）2月，黄河、渭河交汇处，曾发生过一场恶战。安史叛军占领长安后，老将郭子仪率领朔方军，一路南下，直取潼关，没想到攻打这座仓城会遇到大麻烦。为不被唐军切断供给线，叛军悍将安守忠率军死守永丰仓。唐军数员大将则举兵猛攻，结果，唐军杀敌一万，自己也伤亡惨重，双方伤亡人数在两万以上。永丰仓即使很大，两万多将士的鲜血，也足以漂杵。最令郭子仪伤痛的是，他的次子，唐军主将郭旰，在这次仓城争夺战中阵亡。郭子仪征战一生，经历过无数大战，陷城无数，只有这座小小的仓城最令他伤心。
　　古代的仓城到底是什么样子，能让数万兵马城下鏖战厮杀，而且双方死伤如此惨重？
　　两天后，我来到了同处黄河岸边的大荔县朝邑镇。古代的朝邑可称重镇，汉代与我的家乡同名，也叫临晋。因为位置重要，这里曾发生过多次战事，不过，战争中坚不可摧的城池，却经不起河水冲刷侵蚀，汉唐时期的朝邑早就随河水崩入河底，好在晚清的朝邑还留下遗迹。
　　那里有座粮仓。还是清代重臣阎敬铭赈灾时修的粮仓，叫丰图义仓。
　　清朝，京城早就东移，昔日的汉唐之都长安王气渐失。阎敬铭修建这座义仓，与修黄河东岸的同善义仓一样，同在“丁戊奇荒”之后，不再需要像唐朝的裴耀卿一样首先考虑京城供给。需要考虑的，只是如何储粮备灾。他选择的粮仓地址很有意思，在渭水、洛水（即北洛河）之北、黄河之西，距渭河二十多公里，距黄河不到十公里，距北洛河不过三四公里，三条河流加上时断时续的泾水，形成一个三角，将这座粮仓夹在中间。阎敬铭的家乡赵渡镇也在附近，直线距离超不过五公里。历时四年，动支白银三万余两，至光绪十一年（1885），义仓建成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关中又遇灾荒，丰图义仓开仓放赈，活人无数。同年秋天，慈禧西逃至西安，丰图义仓再为朝廷提供粮食。此时，阎敬铭已故去八年，但因为这座义仓，救时宰相之名日隆。
　　时过百年，当地特意塑了阎敬铭像，立在仓城大门前的广场上，官帽扣顶，穿朝服，戴朝珠，留山羊胡，瘦削得像个见惯了的陕西老汉，虽气宇轩昂，身上到底难脱陕西人的倔气，立在这里，就像个看大门的，仿佛至今还在为这座粮仓操心。
　　走进去，先看到被岁月浸染出的颜色，外城残破的夯土围墙、内城高大的砖墙都变成了土黄色，干硬、苍然，若流出一道道泪痕。这是黄土高原古建筑的标准色，需要用漫长的岁月才能涂上去。那墙、那砖、那箭垛，那铁扣，让人无端地想起至今在中国大地上随处可见的各种墙。万里长城和西安古城墙与这里的墙并没什么区别。
　　阎敬铭是个心思缜密的人，倡议修这座粮仓时，一定参考过前朝仓廒，比如洛阳的洛口仓、陕州的太原仓。中国古代仓政有一个完整的体系，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代代相袭。中国古代的仓廒也有一套完备的建筑式样，学识渊博的阎敬铭不会不拿来参考。现在遗存的古代建筑，多为宫殿庙宇，建筑技巧虽多讲结构，但无论什么用途的建筑，讲究最大的实际是安全性，仓廒更如此，厚实的墙，高大的门，坚实的照壁，四面围合的院落，是粮仓，更像个堡垒，不光要防匪患，还要防鬼怪。筑起高墙还不放心，还要请来神明。
　　旧朝邑城还没被三门峡库区淹没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丰图义仓修在朝邑城西，两城互为依托。义仓地势较高，处老崖之上，东南两面深沟，北面为官道，西面开大门。不等仓城修好，已居高临下，占据有利位置，既通风可晾粮，又踞高可迎敌。慈禧题写在外城大门上的“以资扞卫”四个字，道尽了仓城的作用。
　　如今，黄河赶走了旧朝邑城，丰图义仓孤零零立于高埠之上，遇到危险，只能靠北城墙上小庙里的紫阳仓神保佑了。
　　进入仓城，先看到的是外城，一圈高大的土夯城墙，将内城城门围得严严实实。那是座粮仓吗？直到走到砖墙前，仍不能相信，更愿意相信这是一座城堡，一座寨子，或者一座大宅院。坚固的城墙十多米高，上面的箭垛、箭孔分明都是军事设施才有的配置。城下，东西并列的两座城门，装有厚重的门扇，想当年，若有匪患，城门吱呀呀关上，城上士兵箭矢齐发，整座粮仓会固若金汤。
　　又闻到了那种熟悉的气息，有小麦的清香，有杀虫剂的刺鼻。场景却是陌生的，不同于镇上粮库的砖瓦房，也不同于河对面同善义仓的木构房，像个巨大的场院，高墙围合起一个封闭独立的空间，有廊檐和立柱，还有墙上小庙的飞檐翘角，墙下小院的古朴简洁，走在回廊之下，场院便有了温馨感，像个村落，像家，又像景观，若不是那股气味，谁能说这是粮仓？有资料显示，当年，义仓建设图纸绘就，阎敬铭曾呈给慈禧太后御览，太后大悦，朱批五字：天下第一仓。中国古人最重建筑的文化气息，建个粮仓也这么讲究。还有，晚清已是中国集权王朝的最后阶段，残阳夕照，气息奄奄，竟也能建出如此精致的粮仓。
　　重要的是，它完好保存至今，成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古代仓廒建筑的标本。比它更大、更重要的古代仓廒还有很多，可惜都只留在发黄的故纸中，深埋在黄土下，被称为遗址。只有丰图义仓还在，耸立在黄河岸边，面向关中大地，仅此，便让倡议者阎敬铭不朽，为积弱的晚清留下一处让人敬重之处。
　　这一切，与时代无关，全凭粮食，盖因所有的人，无论贵贱、不分朝代，都要吃饭，都会视粮食为生命。
　　丰图义仓的粮仓全是窑洞，共58孔，可储粮五千余吨。即使放在清代，也不能算个大粮仓。与史籍中记载的其他大粮仓相比，丰图义仓最奇特的地方是，直到现在，一百多年过去，还像最初一样正常使用。窑仓口都有高高的门槛，上面挡着一人多高的仓板，小麦的气息从豁口处呼呼往外冒。一位朋友跳上去，站在门槛上，伸手探进仓板，抓出一把小麦来，熟悉的颜色、熟悉的味道，出现在这古老的粮仓中，很突兀，仿佛抓出的是一把清朝的麦子，大家争相观看。朋友展开了手，麦粒平静地躺在掌心，暗黄的颜色，带着淡淡的麦香，与平常的麦子并无二致，事实上，那就是一把平常的麦子，明显不是今年的新麦。外面，田里的新麦即将成熟。粮仓每年都要倒库、换仓，再过几天，新麦下来，这一库库的旧麦就将出库，运往某面粉厂，变为面粉，再变为食物。 　　这是一把身份特殊的麦子，就像这座身份特殊的粮库一样，本来是一种普通的粮食，因为放在这座特别的粮仓之中，便有了象征意义，被人拿出来看稀罕。这座粮仓也一样，本身是座普通粮库，因为上了岁数，被人仔细打量着，希望找出与众不同处。
　　与大家一起看麦子，我的心境和别人不一样。过去交公粮的感觉骤然出现，这麦子好像不再是麦子，也不是供人食用的粮食，而是一种责任，一种重负，必须用汗水浸泡，用辛劳耕作，明知道这里并不是它们最后的归宿，能在这里邂逅，还是感到欣喜。
　　只是不知道，自从2006年国家取消农业税，农民不再交纳公粮后，这些麦子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进入这座古老粮仓的。
　　院子里摆着几件大型传送装置。可以想象，麦子拉到这里，再也不需要人扛进粮仓了。那种背负麻袋，颤颤巍巍攀上粮仓的场面，属于过去式。现在的麦子从播种、到收割，再到在这里入库，都被工业化，轻松、便捷、低成本，如同所有的農作物一样，被人类一番考量后，标上了价格，变成了一种商品。
　　从古到今，这都是麦子的宿命，但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急迫。
　　这里的麦子肯定没有经过火热的麦天，也不被无数双饥饿的眼睛盯着。经过工业化处理后，它们是一堆没有生命没有欲望的粮食，静卧在粮仓之中，变成人类的腹中物之前，先供人好奇的目光打量。
　　丰图义仓名义上是朝邑镇粮站，实际是国家粮仓。从进入义仓内城大门，到每间窑仓门前，都醒目地挂着一块“粮权公告牌”，特别提示来这里的每一个人，“本粮仓存储的都是中央事权粮食，权属归国务院，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用于抵押、质押、担保和清偿债务。”有了这块牌子，这里所有的麦子都有了身份，是真正的国字号。这座粮仓，就是国家灾荒储备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社会动荡不安时，墙的作用似乎很重要，丰图义仓因“丁戊奇荒”而建，墙就修得格外坚固。从外面看，高峻挺拔。从上面看，宽阔实用。比一般的城墙，甚至比长城还要宽。细看后，就不得不佩服当年设计的巧妙。原来，这坚固的仓城围墙，用了“仓墙合一”的方法，粮仓的外墙，即城墙外墙，粮仓是窑洞，窑洞的进深有多大，城墙的宽度就有多大。走在城墙上，实际是走在窑洞顶上，感觉却像走上一条宽阔的马路。远处，田畴万顷，麦子已黄，不久就会收割。北城墙正中的小庙，一般而言，供奉的是护佑之神，衙门供奉的是萧何、监狱供奉的是皋陶，粮仓供奉的是谁呢？没人能想到会是文绉绉又冷冰冰的朱熹朱夫子。小庙内，朱夫子身披红缎，高坐神龛之上，俨然已经成神灵，叫“紫阳仓祖”。朱熹是南宋理学家，中国的仓政史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更早，让朱熹来当仓祖，南宋以前的粮仓靠哪位神仙保佑呢？还有，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长期在江南为官，从没在关中待过一天的“紫阳仓祖”，怎么去护佑丰图义仓？
　　仓城、高墙、堞垛、神祠 ，粮仓之外还有这么多附属设施，使粮仓呼呼外溢出浓郁的文化气息，这就是古代粮仓和现代粮仓的区别。灾荒发生时，一定还有兵士守在仓城前，持械而立，注视着每一个过往的灾民。在城墙上走完一遭，我突然感到，这座仓城就像一只风雨飘摇的小船，在浪涛汹涌的河流中行驶，随时都可能倾覆。如果，国家、社会都动荡了，只靠坚固的高墙，能守住平安吗。还有，如果整个国家都发生灾荒，几个这样的粮仓能解百姓于倒悬吗？
　　从我家曾经的粮仓，到生产队的粮库、镇上的粮仓，再到同善义仓和丰图义仓，粮仓都是关乎百姓生计之所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能看到的粮仓越来越少，以至于要将粮仓当作风景去参观。开放的社会，粮食只是多种商品中的一种，与无数商品一起流动着。积贮粮食的粮仓会越来越少，《礼记》中说的“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不知对现代社会还有没有意义？
　　【作者简介】 韩振远 ，山西临猗人。在《人民文学》《山西文学》《天涯》《美文》等报刊发表大量小说散文。作品曾获中国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赵树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散文选刊》等刊转载，多次入选年度选本。著有《家在黄河边》《回眸远古》《古之旅》《晋商之源》《秦晋之好》等多部散文集。中国作协会员，山西省散文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