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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墨子以"兼爱"为核心，建构出了他的理想社会图景，并提出了实践这一社会理想的具体措施。他的社会政治理论有着一定的先进性和可取性，但理论本身的矛盾以及与时代要求的不相符合，注定了他的兼爱互利的理想社会，只能是美好的乌托邦，必定破灭。
关键词：兼相爱 ；交相利 ；十论； 乌托邦
“十论”是墨子政治思想的系统概括：“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而墨子思想的核心就是“兼爱”，其他“尚贤”、“尚同”、“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思想，都是围绕“兼爱”学说而展开的。
一、“兼相爱”的政治理想
墨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乱世，他认为这种乱世的产生，就在于人们“不相爱”，因此治乱的良方就是“兼相爱”。
“兼相爱”也即“爱人若爱其身”。儒家跟墨家都提倡爱人，但儒家所说的仁爱是以血缘关系为根基的，由对父兄之孝悌而推及到对君之忠，朋友之信，这种仁爱是由内而外的，是“爱有等差”的。而墨子的兼爱，是爱无等差的，它打破了血缘关系的限制，要求爱一切人，是平等的爱。因此如果说儒家的仁爱是一种内在的伦理原则，墨家的兼爱就是一种外在的伦理原则。
由“兼相爱”而达到“治”，墨子勾勒出这样一个理想社会图景：“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夫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
然而正如上所说，墨家的兼爱是一种外在的伦理原则，因此为了使“兼爱”说得以立足，墨子抬出了天与鬼。
二、“兼爱”说的立足依据——“天志”、“明鬼”
“天志”是墨子哲学的重要观念之一。墨子明确的讲天有意志，是惩恶扬善的最高主宰。墨子告诫人们 “当天意而不可不顺。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墨子.天志上》）天志成为衡量是非的唯一标准。
墨子还坚信鬼的存在，鬼的权威性仅次于天，这就给兼爱提供了更具体的依据。墨子明鬼，特别强调鬼神能够公平的赏贤罚暴，“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当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以为将不可以不明察此者也。既以鬼神有无之别，以为不可不察已。”（《墨子.明鬼》）
对墨子而言，天与鬼其实就是为维护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而设的名目，为使人们实施“兼爱”而立的外在依据。
三、“兼相爱”的现实支撑——“交相利”
光靠天和鬼来监督约束人们兼爱是不够的，必须有现实的功效，即“利”作为支撑。
墨子认为人有追逐利益的权利，逐利是有其合理性的。但同时墨子也是重义的，而“义以利生，利以豐民”，所以义是以利为本的。墨子更明确的指出，“义，利也”，求利就是行义，所以墨家所谓的义，就是利。但墨子所谓的利，并不是一己私利，更确切的说应该是“义，天下之利也。”
以这种义利观为依据，墨子将“兼相爱”与“交相利”进行了完美的互释。墨子所谓“兼爱”，就是要求爱人如爱己，有着利人的内容和目的。“交相利”，则指使大家都得到利益。墨子认为人有了兼爱之心，才能有利他的道德行为，也只有爱人的无私的利他行为，才真正有利于社会和他人。正如墨子所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墨子.兼爱中》）
四、“兼相爱”的具体实施措施
墨子还为实现他的社会理想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一） “节用”、“节葬”与“非乐”
墨子提出节用，要想使国家天下的财富增长，“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其途径不是掠夺邻国资源，扩展自己领土，而是在自己国家实行节用，也就是去一切无用之费。
同时墨子还提出“节葬”。 “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犹尚有节；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独无节于此乎。“（《墨子.节用下》）墨子主张节葬，棺三寸，衣三领，挖穴可埋的埋葬之法。
墨子还提出“非乐”，“非乐”的理由，不是乐不能给人带来享受，而是会“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
（二）“尚贤”与“尚同”
要想实现兼爱的社会理想，必须在用人上实行“尚贤”，在政治上给人以平等的机会。墨子认为尚贤是国家政治之本，举贤才要求“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墨子.尚贤中》）。而且墨子不仅要求尚贤，还要求“无能则下之”，作为“有能则举止”的尚贤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
墨子讲尚贤，是要发挥贤能之士的作用以治国、治天下，而不是让贤能之士“不治而议论”。墨子认为人们的思想言论要与上位者一致，因此他又提出“尚同”。当然，这是在尚贤择君的前提下。“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 （《墨子.尚同上》）从实质上说，墨子的“尚同”剥夺了人们的言论思想自由，是一种要求绝对同一的专制主义。
（三）“非攻”
兼相爱，交相利，引导出一个必然的结论就是“非攻”。墨子认为战争劳民伤财，无论对胜的一方还是败的一方，都受到损失。若想实现“兼爱”，就要“非攻”。但墨子所谓的“非攻”，并不代表非战，对于敌人的攻击，他主张正义的自卫之战。
“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子理想的社会境界，但也只能是梦想的乌托邦而已。他的政治理想有着破灭的必然性。墨子所处的年代，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正在兴起壮大。墨子所提出的“兼爱”、“节用”、“节葬”等主张，直接危害了新兴地主阶级所建立的社会秩序。在现实的压力下，墨子美好的社会理想只能走向破灭。
参考文献：
[1]孙诒让，墨子闲诂，上海书店，1992年
[2]谭戒甫，墨辩发微，中华书局，1958年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
作者简介：
汪滢（1985-），女，汉，黑龙江，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硕士，中国哲学。
关键词：兼相爱 ；交相利 ；十论； 乌托邦
“十论”是墨子政治思想的系统概括：“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而墨子思想的核心就是“兼爱”，其他“尚贤”、“尚同”、“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思想，都是围绕“兼爱”学说而展开的。
一、“兼相爱”的政治理想
墨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乱世，他认为这种乱世的产生，就在于人们“不相爱”，因此治乱的良方就是“兼相爱”。
“兼相爱”也即“爱人若爱其身”。儒家跟墨家都提倡爱人，但儒家所说的仁爱是以血缘关系为根基的，由对父兄之孝悌而推及到对君之忠，朋友之信，这种仁爱是由内而外的，是“爱有等差”的。而墨子的兼爱，是爱无等差的，它打破了血缘关系的限制，要求爱一切人，是平等的爱。因此如果说儒家的仁爱是一种内在的伦理原则，墨家的兼爱就是一种外在的伦理原则。
由“兼相爱”而达到“治”，墨子勾勒出这样一个理想社会图景：“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夫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
然而正如上所说，墨家的兼爱是一种外在的伦理原则，因此为了使“兼爱”说得以立足，墨子抬出了天与鬼。
二、“兼爱”说的立足依据——“天志”、“明鬼”
“天志”是墨子哲学的重要观念之一。墨子明确的讲天有意志，是惩恶扬善的最高主宰。墨子告诫人们 “当天意而不可不顺。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墨子.天志上》）天志成为衡量是非的唯一标准。
墨子还坚信鬼的存在，鬼的权威性仅次于天，这就给兼爱提供了更具体的依据。墨子明鬼，特别强调鬼神能够公平的赏贤罚暴，“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当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以为将不可以不明察此者也。既以鬼神有无之别，以为不可不察已。”（《墨子.明鬼》）
对墨子而言，天与鬼其实就是为维护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而设的名目，为使人们实施“兼爱”而立的外在依据。
三、“兼相爱”的现实支撑——“交相利”
光靠天和鬼来监督约束人们兼爱是不够的，必须有现实的功效，即“利”作为支撑。
墨子认为人有追逐利益的权利，逐利是有其合理性的。但同时墨子也是重义的，而“义以利生，利以豐民”，所以义是以利为本的。墨子更明确的指出，“义，利也”，求利就是行义，所以墨家所谓的义，就是利。但墨子所谓的利，并不是一己私利，更确切的说应该是“义，天下之利也。”
以这种义利观为依据，墨子将“兼相爱”与“交相利”进行了完美的互释。墨子所谓“兼爱”，就是要求爱人如爱己，有着利人的内容和目的。“交相利”，则指使大家都得到利益。墨子认为人有了兼爱之心，才能有利他的道德行为，也只有爱人的无私的利他行为，才真正有利于社会和他人。正如墨子所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墨子.兼爱中》）
四、“兼相爱”的具体实施措施
墨子还为实现他的社会理想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一） “节用”、“节葬”与“非乐”
墨子提出节用，要想使国家天下的财富增长，“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其途径不是掠夺邻国资源，扩展自己领土，而是在自己国家实行节用，也就是去一切无用之费。
同时墨子还提出“节葬”。 “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犹尚有节；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独无节于此乎。“（《墨子.节用下》）墨子主张节葬，棺三寸，衣三领，挖穴可埋的埋葬之法。
墨子还提出“非乐”，“非乐”的理由，不是乐不能给人带来享受，而是会“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
（二）“尚贤”与“尚同”
要想实现兼爱的社会理想，必须在用人上实行“尚贤”，在政治上给人以平等的机会。墨子认为尚贤是国家政治之本，举贤才要求“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墨子.尚贤中》）。而且墨子不仅要求尚贤，还要求“无能则下之”，作为“有能则举止”的尚贤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
墨子讲尚贤，是要发挥贤能之士的作用以治国、治天下，而不是让贤能之士“不治而议论”。墨子认为人们的思想言论要与上位者一致，因此他又提出“尚同”。当然，这是在尚贤择君的前提下。“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 （《墨子.尚同上》）从实质上说，墨子的“尚同”剥夺了人们的言论思想自由，是一种要求绝对同一的专制主义。
（三）“非攻”
兼相爱，交相利，引导出一个必然的结论就是“非攻”。墨子认为战争劳民伤财，无论对胜的一方还是败的一方，都受到损失。若想实现“兼爱”，就要“非攻”。但墨子所谓的“非攻”，并不代表非战，对于敌人的攻击，他主张正义的自卫之战。
“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子理想的社会境界，但也只能是梦想的乌托邦而已。他的政治理想有着破灭的必然性。墨子所处的年代，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正在兴起壮大。墨子所提出的“兼爱”、“节用”、“节葬”等主张，直接危害了新兴地主阶级所建立的社会秩序。在现实的压力下，墨子美好的社会理想只能走向破灭。
参考文献：
[1]孙诒让，墨子闲诂，上海书店，1992年
[2]谭戒甫，墨辩发微，中华书局，1958年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
作者简介：
汪滢（1985-），女，汉，黑龙江，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硕士，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