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专业主义”，让陈光甫赢得了中美高层的信任，也让他走在了当时中国金融改革的风口浪尖。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南方各省烽烟不断，清王朝土崩瓦解。
　　江苏巡抚程德全派人挑落衙门房顶的瓦片，以表“革命须有破坏”，而后剪了辫子，摇身成为新政权的江苏省都督。可是，改弦更张，到处用钱，筹款成了最要紧的事。程德全把这份重任交给了幕僚陈光甫。
　　他曾是旧式钱庄老板之子、华资报关行的学徒工、外资邮局的职员、汉阳兵工厂的译员，他曾在湖广总督端方的协调下赴美留学，供职南洋劝业会。扎实的金融知识、熟稔的外语、多年的人脉积累、丰富的职场阅历，让陈光甫具备了管好钱袋子的潜质。于是，他临危受命，金融寻路。

　　职业经理人的操守
　　背着筹款大任，陈光甫当然希望银行有点自主权。于是，30岁的他借助美国学来的金融理论，掀起了一波不大不小的改革。苏州是省府，也是商埠，但金融业不发达，游资有限，吸纳难度大。陈光甫便来个乾坤挪移，把银行总部搬到上海，充分利用远东金融中心区位优势，扩大业务范畴。准备将江苏银行从政策性银行改组为纯商业银行，并规避挤兑风险。脱掉官袍后的江苏银行，省府要随意提现金，就没那么容易了。
　　跳出官方束缚后，陈光甫便左右开弓，推廣储蓄作为主营业务，创办货物抵押贷款业务，聘请会计师，每半年清查账目，对外公开，增强银行社会信誉。这些举措都是要把江苏银行打造为市场经济导向和客户利益至上的商业实体。
　　二次革命失败后，北洋政府接管江苏省府，要求江苏银行向都督府和省财政厅抄报银行储户名单，陈光甫从职业操守出发拒绝了。“国退民进”的尝试在江苏银行失手，绝不意味着陈光甫从此沉沦。拒交储户名单，虽然丢了职位，却赢得了商界好感。早期当译员的日子里，陈光甫结识了在汉口日本正金银行当买办的景维行。景买办对这个勤奋踏实的年轻人颇为欣赏，竟招为女婿。如今，岳父大人慷慨斥资，曾任信义洋行买办的庄得之等人出手帮助，让陈光甫很快就找到了新方向。

　　1915年6月3日，他在上海另立江湖，成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银”）。庄得之被第一届董事会推举为总董事（即董事长），陈光甫就任总经理。此后，这家银行便是庄、陈二人说了算。陈光甫负责操办具体业务，也就由此获得了自主性极强的实权。看得出来，这就是一家名副其实的私人商业银行。
　　“一元起存”造就金融神话
　　20世纪初的上海滩，租界里的外资银行有19家，资本雄厚，可以自由发行纸币，承接中国海关关税收入业务，间接控制进出口贸易。
　　中国国有银行设在上海的总行、分行等机构也有11家之多，其中盐业银行拥有资本最多，达195万元，中华商业储蓄银行资本最少，也有25万元。即便是落伍的钱庄票号，由于历史悠久，实力也不容小觑。跟它们比起来，开办资本号称10万、实收5万的上银，只能被金融界戏称为“小小银行”了。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行业雏鹰，很快就打开了局面。1916年，上银的资本扩张到30万元。到1937年，资本额和存款余额分别达到500万元和1.8亿元，分支机构增至80多处，遍及全国各地大中城市。无论从资金实力，还是经营规模，上银都已跻身近代中国商业银行的第一梯队。陈光甫，在22年间写就了篇金融神话。
　　由于资本有限，他决定避实就虚，不走寻常路，“惟有由服务方面与之竞争，庶几可以我之长，制彼之短”，也就是以“服务”取胜。
　　陈光甫看到小额储蓄虽然单笔量少，但中低收入者占比较多，市场广阔，便提出“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的经营方针，规定储蓄存款1元即可开户。上银还特意制作了储蓄盒赠送给顾客，鼓励人们把节约的零钱投进去，攒够1元即可存进上银。
　　“一元起存”最初是饱受同行讪笑的。有家钱庄为了埋汰陈光甫，就派人带100大洋，到上银柜台，要求建100个户，开100个存折。陈光甫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叮嘱柜员热情接待，悉心照顾，一张张填完办妥。消息传出，轰动沪上，钱庄此举倒是给上银做了免费广告。许多劳苦群众听说有这样的业务，深感上银讲诚信，纷纷涌来存钱。
　　为吸纳社会闲散资金，陈光甫还设立储蓄专部，开创活期、定期、零存整取、整存零取等储蓄方式，办理婴儿储蓄、教育储蓄、养老储蓄等，开办代收学费、代发工资等衍生业务，面向不同群体和行业，做到分类服务，按需服务。到1936年底，小额储蓄为上银带来了15.7万储户和3800万元存款余额，位居全国商业银行之首。
　　上银的成功，也使先前不屑于接受小额储蓄的银行起而效仿，从而逐渐演变成银行业通行的主要业务之一。
　　“专业主义”支持中国抗战
　　金融商战的成功，并不能抹去陈光甫在江苏银行的失败记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一直竭力与政治保持距离。然而，身在政局动荡的旧中国，想要投资兴业、扩大金融版图，怎能脱得掉政治漩涡呢？
　　1927年，他和虞洽卿为首的江浙财团为蒋介石的北伐军筹集了巨额军费;“四一二”政变后，他拒绝执行武汉国民政府的停兑令。这两件事，让他深受蒋介石信赖。随即，他开始在南京国民政府履任要职，在1930年代“国进民退”的背景下，上银才能够在官僚资本的轮番重压后苟活下来。
　　“专业主义”让陈光甫至少两次走上中国金融改革的风口浪尖。
　　1935年，国民政府推行币制改革，发行法币取代市面上流通的银元。为了确保法币币值稳定，国民政府筹划以白银兑换美元，增加外汇储备。陈光甫奉命赴美磋商，推动中美在翌年签订“白银协定”。“白银协定”的成功，不仅让国民政府对他刮目相看，也赢得了美国高层的信任。
　　抗战爆发后，日寇咄咄逼人，英法自顾不暇，蒋介石为摆脱孤立无援的境地，只好向美国寻求外援。陈光甫被蒋介石再度选派赴美谈判。
　　陈光甫并未空手赴美。出发前，他曾对国内可做贷款抵押的各种产品，特别是资源品进行了详细研究，选定桐油和锡分别成为两笔贷款的抵押品。由于桐油和锡是美急需军用物资，又是中国出口量较大的资源品，既能挡住反对者的拦阻，又能争取到较多贷款。这样的思路，跟他在上银推行的货物抵押贷款，在经营理念上如出一辙。
　　桐油贷款和华锡贷款，不但为国民政府争取到4500万美元现金流，还为1940-1941年美国政府主动提供钨砂和金属矿砂两笔贷款共7500万美元创造了先例，积累了良好信用。在这场以大国为后盾的资本博弈中，陈光甫取得了完胜。
　　新中国成立后，上银导入公私合营机制，中国大陆民营银行的历史戛然而止。陈光甫在香港重新注册了“上海商业银行有限公司”，十几年后在台湾复业。可是，直至去世，他也没再回到那个续写神话的梦幻之都——上海。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