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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偎着五千年厚重的历史积淀，中国文学作品创作之辉煌宛若灿烂星河。即使是在近现代，堪称佳品的文学作品也是層出不穷。然而，才华横溢的中国文人们用心血堆砌出来的作品却屡屡止步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大门外，是“诺贝尔”不服中国水土，还是黑眼睛们看不透世界之变?
诺贝尔奖之惑
有谁能像诺贝尔一生那般传奇，集化学家、工程师、发明家于一身，终生未婚，其身故后设立的基金却让世人为之痴迷百年?
1895年11月，病危申的诺贝尔写下遗嘱，捐献全部财产3122万余瑞典克朗设立基金，每年把利息作为奖金，授予“一年来对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人”。根据他的遗嘱，瑞典政府于同年建立“诺贝尔基金会”，负责把基金的年利息按五等分授予，文学奖就是其中之一。
诺贝尔文学奖由瑞典文学院颁发。根据创立者的个人遗嘱，诺贝尔文学奖金授予“最近一年来，在文学方面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1900年经国王批准的基本章程中改为“近年来创作的”或“近年来才显示出其意义的”作品，“文学作品”的概念扩展为“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即包括历史和哲学著作。
自1901年法国诗人普吕多姆获得首届诺贝尔文学奖以来，这个举世闻名的世界顶级奖项已经走过了百余年的路程。无论我们怎么去指责她的有失公允，可以断言，绝大多数获奖者仍当之无愧地居于世界级文学大师的行列，深刻地影响了一个世纪的文学进程。
然而，令中国人遗憾的是，这项举世大奖却始终与中国无缘，与方块汉字无缘，与怀着炽热的心去描绘世界的中国文学家们无缘。
实际上，诺贝尔文学奖从未停止拓宽自己的精神版图，将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小国家的文学纳入自己的视野。这种趋势为中国文学带来了契机，也使得中国文坛变得更加焦躁不安。由于中国文学的长期缺席，中国作家获得“零的突破”的人选就成了巨大的悬念，甚至有人未雨绸缪，考量谁最有资格代表中国文学。这种思维的潜台词是：如果一旦有中国作家获奖，就意味着中国文学获奖。
日本学者长谷川泉在《川端康成与诺贝尔文学奖》一文中说过这样一席话：“诺贝尔文学奖之窗首先被川端康成打开。不过正确地说，诺贝尔文学奖之窗由川端之手打开而开始照到日本文学。”那么，诺贝尔文学奖之窗又将由谁之手打开而开始照到中国文学呢?
文学前途之忧
那么，究竟是什么在阻滞着诺贝尔文学奖走进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步伐呢?
每当说起中国人挥之不去的诺奖情结，“出镜率”最高的翻译问题势必要再次提起。不可否认的是，复杂的象形文字和简洁的字母文字在传情达意上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将汉语文学翻译成字母文字，那些言外之言、意外之意往往丧失殆尽。清代蒲松龄的小说集《聊斋志异》，有20多种文字译本，其中日文译名为《艳情异史》，英文译名为《人妖之恋》。更为惊异的是意大利文译本，叫《老虎做客》。《水浒传》早在300多年前就流传到东西方各国，西方最早的全书译本是德译本，书名《强盗和士兵》，仅日本就有18种日文译本。有一些译本为了迎合市民的喜好，歪曲了书中的人物形象，甚至把林冲和扈三娘写成了一对情深意笃的情人。
如果说标准译本的缺失是中国作家无缘诺奖的客观原因，那么中国作家们个性意识的缺失则可作为主观原因。
“中国作家距离诺贝尔文学奖有多远?”这是每年的获奖人选公布后反复纠缠我们的一个老问题。诺贝尔文学奖始终不渝地推举文学的理想主义品格，强调作家必须以永远的怀疑精神挑战权威和传统。从这个角度来看，独立意志与批判精神的匮乏，是中国当代作家的普遍性缺失。在改革开放之前的40年时间里，作为政治附庸的文学基本无法独立发声，作家也罕有例外地沦为时代主潮的应声虫。意识形态领域的歧义使得那些高鼻梁的外国评委无法把票投给狂热与噤声轮番交替的中国人。
在新时期思想解放大潮的裹挟之下，作家的个性意识逐渐复苏，探索激情也如冲破栅栏的骏马自由驰骋。遗憾的是，启蒙情境的破裂和市场大潮的涌动，使脆弱的精英梦想跌落进幻灭的深渊。当不信任成为一种思维定势时，这种惰性逐渐地蚕食了“信仰”的能力。而且，更年轻的写手如“80后、90后”过早地陷入商业写作的泥潭，前景堪忧。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许多作家们在“不务正业”，他们或者下海经商，卖书贩书，走穴演讲，或者疲于挣钱糊口，或者奔波于豪房名车。他们写着一本一本的畅销书，挣着大把大把的钞票，仿佛这就是使自己的理想得以实现了。
余秋雨曾说过，现在中国的文学缺少的就是一种肯定和弘扬正面精神价值的能力。什么是正面的价值?应该就是民族精神和伟大人性。我们真正需要的作品，应该对人类某些普世价值去予以肯定，如人格、尊严、正义、勤劳、坚韧、创造、乐观、宽容等，有了这些，对文学而言才有了魄魂。
反观诺奖的百年发展经历，于中国无缘也有其自身评判标准的原因。作为国际影响最大的文学奖，一大难题便是评奖标准的难以确立。在开头的—二十年里，委员们在评选过程中往往显得谨慎有余而大胆不足，致使一些该得奖的优秀作家受到不应有的忽略，比如托尔斯泰、左拉、易卜生等。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委员会吸收了一些有着锐意创新思想的委员，尤其是一些既精通多种语言又有着深厚的文学造诣的著名学者，评奖的原则和标准也在做着相应的调整。
文学责任之重
的确，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有着一定的权威性，但应该看到，它的提名乃至评选过程，都是由很少一部分专家学者完成的，甚至包含着一定的神秘色彩。在文学这个领域，以少数人的标准，去左右大众的阅读取向，并不完全科学。作为普通的中国读者，还是选择能让自己获得知识、感悟和乐趣的作品，更靠谱一些——不管它是不是得过什么奖。
当然，很多中国作家并不这样认为，诺贝尔奖情结始终在折磨着他们的神经。文坛每一年都会为获奖者而激动，尤其是本土作家入围提名的年份。更有意思的是，众多媒体和以代言人自居的文坛人士在每年的十月，总要回顾—下那些和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的中国作家，譬如鲁迅、林语堂、老舍、沈从文，为之扼腕长叹。
正如一位老作家所言，科学是神圣的，而诺贝尔不是，它只不过是科学的附带产品。只要有了具有真正价值的科学成果和艺术作品，它就会纷至沓来，没有必要刻意去追求它，但它可以作为一个国家科学之路、思想之路是否畅通的衡量标志。
长期以来，对外来文学资源的膜拜，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隔膜，中国文学在“盲信”与“不信”之间徘徊。在这种情景下，中国文学如何发掘传统资源，如何在与外来资源的对话中，通过对传统形式的创造性转化孕育仅仅属于中国的艺术形式，这是中国作家乃至中国作家协会应当承担的历史使命。只有这样，中国文学才能生发出别样的审美情趣，为世界提供无可替代的艺术享受。当这样的一天到来时，就不再是中国文学去拼命追逐诺贝尔文学奖，而是这一奖项主动来拥抱中国文学。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纷繁复杂的外部因素的干扰之下，诺贝尔在评奖程序上严格遵守既定的评选规则，始终如一地忠实于理想主义的信念，确保艺术标准的独立性，极力弘扬文学的批判精神。这些难能可贵的品质，恰恰是中国的文学评奖所欠缺的。“中国作家协会有—万个存在的理由，但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为激发广大中国作家更新的创造力，而营造更宽松、更和谐的氛围。”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的一席话是在规划中国作协的发展，也是在指明中国文学的明日之路。
编辑 杜启洪
诺贝尔奖之惑
有谁能像诺贝尔一生那般传奇，集化学家、工程师、发明家于一身，终生未婚，其身故后设立的基金却让世人为之痴迷百年?
1895年11月，病危申的诺贝尔写下遗嘱，捐献全部财产3122万余瑞典克朗设立基金，每年把利息作为奖金，授予“一年来对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人”。根据他的遗嘱，瑞典政府于同年建立“诺贝尔基金会”，负责把基金的年利息按五等分授予，文学奖就是其中之一。
诺贝尔文学奖由瑞典文学院颁发。根据创立者的个人遗嘱，诺贝尔文学奖金授予“最近一年来，在文学方面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1900年经国王批准的基本章程中改为“近年来创作的”或“近年来才显示出其意义的”作品，“文学作品”的概念扩展为“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即包括历史和哲学著作。
自1901年法国诗人普吕多姆获得首届诺贝尔文学奖以来，这个举世闻名的世界顶级奖项已经走过了百余年的路程。无论我们怎么去指责她的有失公允，可以断言，绝大多数获奖者仍当之无愧地居于世界级文学大师的行列，深刻地影响了一个世纪的文学进程。
然而，令中国人遗憾的是，这项举世大奖却始终与中国无缘，与方块汉字无缘，与怀着炽热的心去描绘世界的中国文学家们无缘。
实际上，诺贝尔文学奖从未停止拓宽自己的精神版图，将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小国家的文学纳入自己的视野。这种趋势为中国文学带来了契机，也使得中国文坛变得更加焦躁不安。由于中国文学的长期缺席，中国作家获得“零的突破”的人选就成了巨大的悬念，甚至有人未雨绸缪，考量谁最有资格代表中国文学。这种思维的潜台词是：如果一旦有中国作家获奖，就意味着中国文学获奖。
日本学者长谷川泉在《川端康成与诺贝尔文学奖》一文中说过这样一席话：“诺贝尔文学奖之窗首先被川端康成打开。不过正确地说，诺贝尔文学奖之窗由川端之手打开而开始照到日本文学。”那么，诺贝尔文学奖之窗又将由谁之手打开而开始照到中国文学呢?
文学前途之忧
那么，究竟是什么在阻滞着诺贝尔文学奖走进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步伐呢?
每当说起中国人挥之不去的诺奖情结，“出镜率”最高的翻译问题势必要再次提起。不可否认的是，复杂的象形文字和简洁的字母文字在传情达意上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将汉语文学翻译成字母文字，那些言外之言、意外之意往往丧失殆尽。清代蒲松龄的小说集《聊斋志异》，有20多种文字译本，其中日文译名为《艳情异史》，英文译名为《人妖之恋》。更为惊异的是意大利文译本，叫《老虎做客》。《水浒传》早在300多年前就流传到东西方各国，西方最早的全书译本是德译本，书名《强盗和士兵》，仅日本就有18种日文译本。有一些译本为了迎合市民的喜好，歪曲了书中的人物形象，甚至把林冲和扈三娘写成了一对情深意笃的情人。
如果说标准译本的缺失是中国作家无缘诺奖的客观原因，那么中国作家们个性意识的缺失则可作为主观原因。
“中国作家距离诺贝尔文学奖有多远?”这是每年的获奖人选公布后反复纠缠我们的一个老问题。诺贝尔文学奖始终不渝地推举文学的理想主义品格，强调作家必须以永远的怀疑精神挑战权威和传统。从这个角度来看，独立意志与批判精神的匮乏，是中国当代作家的普遍性缺失。在改革开放之前的40年时间里，作为政治附庸的文学基本无法独立发声，作家也罕有例外地沦为时代主潮的应声虫。意识形态领域的歧义使得那些高鼻梁的外国评委无法把票投给狂热与噤声轮番交替的中国人。
在新时期思想解放大潮的裹挟之下，作家的个性意识逐渐复苏，探索激情也如冲破栅栏的骏马自由驰骋。遗憾的是，启蒙情境的破裂和市场大潮的涌动，使脆弱的精英梦想跌落进幻灭的深渊。当不信任成为一种思维定势时，这种惰性逐渐地蚕食了“信仰”的能力。而且，更年轻的写手如“80后、90后”过早地陷入商业写作的泥潭，前景堪忧。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许多作家们在“不务正业”，他们或者下海经商，卖书贩书，走穴演讲，或者疲于挣钱糊口，或者奔波于豪房名车。他们写着一本一本的畅销书，挣着大把大把的钞票，仿佛这就是使自己的理想得以实现了。
余秋雨曾说过，现在中国的文学缺少的就是一种肯定和弘扬正面精神价值的能力。什么是正面的价值?应该就是民族精神和伟大人性。我们真正需要的作品，应该对人类某些普世价值去予以肯定，如人格、尊严、正义、勤劳、坚韧、创造、乐观、宽容等，有了这些，对文学而言才有了魄魂。
反观诺奖的百年发展经历，于中国无缘也有其自身评判标准的原因。作为国际影响最大的文学奖，一大难题便是评奖标准的难以确立。在开头的—二十年里，委员们在评选过程中往往显得谨慎有余而大胆不足，致使一些该得奖的优秀作家受到不应有的忽略，比如托尔斯泰、左拉、易卜生等。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委员会吸收了一些有着锐意创新思想的委员，尤其是一些既精通多种语言又有着深厚的文学造诣的著名学者，评奖的原则和标准也在做着相应的调整。
文学责任之重
的确，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有着一定的权威性，但应该看到，它的提名乃至评选过程，都是由很少一部分专家学者完成的，甚至包含着一定的神秘色彩。在文学这个领域，以少数人的标准，去左右大众的阅读取向，并不完全科学。作为普通的中国读者，还是选择能让自己获得知识、感悟和乐趣的作品，更靠谱一些——不管它是不是得过什么奖。
当然，很多中国作家并不这样认为，诺贝尔奖情结始终在折磨着他们的神经。文坛每一年都会为获奖者而激动，尤其是本土作家入围提名的年份。更有意思的是，众多媒体和以代言人自居的文坛人士在每年的十月，总要回顾—下那些和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的中国作家，譬如鲁迅、林语堂、老舍、沈从文，为之扼腕长叹。
正如一位老作家所言，科学是神圣的，而诺贝尔不是，它只不过是科学的附带产品。只要有了具有真正价值的科学成果和艺术作品，它就会纷至沓来，没有必要刻意去追求它，但它可以作为一个国家科学之路、思想之路是否畅通的衡量标志。
长期以来，对外来文学资源的膜拜，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隔膜，中国文学在“盲信”与“不信”之间徘徊。在这种情景下，中国文学如何发掘传统资源，如何在与外来资源的对话中，通过对传统形式的创造性转化孕育仅仅属于中国的艺术形式，这是中国作家乃至中国作家协会应当承担的历史使命。只有这样，中国文学才能生发出别样的审美情趣，为世界提供无可替代的艺术享受。当这样的一天到来时，就不再是中国文学去拼命追逐诺贝尔文学奖，而是这一奖项主动来拥抱中国文学。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纷繁复杂的外部因素的干扰之下，诺贝尔在评奖程序上严格遵守既定的评选规则，始终如一地忠实于理想主义的信念，确保艺术标准的独立性，极力弘扬文学的批判精神。这些难能可贵的品质，恰恰是中国的文学评奖所欠缺的。“中国作家协会有—万个存在的理由，但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为激发广大中国作家更新的创造力，而营造更宽松、更和谐的氛围。”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的一席话是在规划中国作协的发展，也是在指明中国文学的明日之路。
编辑 杜启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