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典故的合典、仙化与俗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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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桃花源”典故原本表达的是对怡然自得的隐居乐土之向往,但在历代用典实际中,因为情节要素的某些相似性,自唐以后与刘阮典故合典。随之而来的是在唐代的仙化现象和宋代的俗化现象,代表了“桃花源”典义的两个新走向。时代文化的渲染和桃文化、刘阮故事的仙俗两面性,构成典义仙化和俗化的原因。在仙化和俗化的同时,“桃花源”典故仍然保有传统典义,典义只是得到丰富而不是更替。
  关键词:桃花源 典义 合典 仙化 俗化
  “桃花源”典故源于东晋陶渊明的名作《桃花源记》,是一个武陵渔人误入世外桃源的故事,所描述的世外桃源深深地吸引着历代文人而被频繁引用。如萧统《十二月启·夹钟二月》:“走野马于桃源,……寻五柳之先生,琴尊雅兴。”骆宾王《畴昔篇》:“时有桃源客,来访竹林人。”然而在大量的用典实践中,“桃花源”典故经历了合典、仙化、俗化三次质变,典义(典故在引用中所蕴含的意义)得到丰富,成为典故语词、典故文化中的一个特别现象。
  一.合典
  所谓合典,即两个(甚至三个)典故合用的现象,“其外在形式是一个相对凝固的简洁的词语,而其典源却是两个。与一个典故只有一个典源的单典相比,它无疑是一种复杂的典故形式。”[1]论及“桃花源”的合典现象,首先要提到另一个典故。《古代诗词典故辞典》“刘阮入天台”条:
  典源出处《太平御览》卷四十一引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汉明帝永平五年,剡县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山取谷皮,迷不得返。……遥望山上有一桃树,……度山出一大溪,溪边有二女子,姿质妙绝。……问来何晚耶?因要还家……酒酣作乐,……至暮,令各就一帐宿,女往就之,言声清婉,令人忘忧。……既出,亲旧……无复相识,问得七世孙,传闻上世入山,迷不得归。”
  释义用法 ……后以此典指男女间爱恋情事;或以“刘郎、阮郎”等指女子的心上人;或以“仙源”、“胡麻饭”等形容仙家生活。[2]
  该典多表示爱情或仙境,与武陵桃源鸡犬人家的怡然自乐之境本不相干。然自唐始,武陵桃源的“武陵、雞犬、陶潜”等要素和刘阮典故的“天台、仙、阮郎”等要素并现,二典杂用、渗透,其结果是情节和意义都混淆窜用,形成合典。
  刘禹锡《桃源行》:“渔舟何招招,浮在武陵水。……俗人毛骨惊仙子,争来致词何至此。”
  牟融《天台》:“碧溪流水泛桃花,树绕天台迥不赊。洞里无尘通客境,人间有路入仙家。鸡鸣犬吠三山近,草静云和一径斜。”
  黄庭坚《饮城南即事》:“刘郎曾眠武陵源,好在桃花迷虎所。”
  张孝祥《鹧鸪天》:“东篱分付武陵香。尊前醉眼空相顾,错认陶潜是阮郎。”
  溯其合典之源,首先是刘阮典故出现“桃源”典形(即典故在引用时的语词外壳)。“纵观古代吟咏天台的诗作,梁李巨仁《登天台篇》最先以‘桃源’比天台,其后,唐李峤《送司马先生》相继沿袭之。而曹唐《刘晨阮肇游天台》有‘不知此地居何处,须就桃源问主人’诗句,则进一步将‘桃源’与刘、阮故事牵合在一起。”[3](笔者按,《登天台篇》:“避世桃源士,忘情漆园吏。”《送司马先生》:“蓬阁桃源两处分,人间海上不相闻。”)
  究其合典之因,系因二者有相似的故事要素:桃树,溪流,凡人误入异境之奇遇,有别于现实世界的忘忧之地。在文学创作中,二典易于混淆或引发联想,经常“同台演出”或“替班演出”,终于合典。
  二.仙化
  “桃花源”原与仙无关,然而唐代以降大量作品将其用于咏仙、慕道主题,“唐人笔下的桃源世界已具有明显的仙化倾向”,我们把它称作“仙化现象”。[4]
  孟浩然《武陵泛舟》:“武陵川路狭,前棹入花林。莫测幽源里,仙家信几深。”
  吕岩《桃花溪》:“从此渔郎得消息,溯流直到是仙家。”
  究其仙化之因,大致有四个方面:
  1.中国文化中桃与仙鬼的关系
  桃素有仙木、仙果之别名。“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引《典术》:‘桃者五行之精,厌伏邪气,制百鬼也。’”[5]关于桃的词也常与仙鬼之术有关,如“桃人、桃符、桃偶、桃印”等。桃的仙木身份成为该典仙化的诱导因素。
  2.渔人形象与情节的非凡因素
  渔人在中国文化里是一个具有非凡气质的形象。如传说中屈子沉江前出现的渔人,帮伍子胥渡江而自沉的渔人,都带有不俗的智慧和气节。文学作品里渔父、渔翁、渔舟之类意象也常表现出一种超凡脱俗的味道。如柳宗元《渔翁》: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另外,“桃花源”故事情节本身也充满非凡的意味。渔人入洞,偶至隔绝之境,已是奇幻。渔人明明沿路作记,仍“不復得路”,更显扑朔迷离。这种故事氛围增强了奇异特质,更易与仙产生联想。
  3.唐代道教文化的兴盛
  该典仙化与唐代道教的兴盛也有很大关系,清·郑文焯谓:“且陶公是记,得之武陵渔者所说,亦未尝一字着神仙家言。特唐人慕道,故附会其事,奚以辩为?”[6]道教追求修道成仙,不少文人在这种气氛下追崇羽化超尘之境地。“因为道教的影响,……陶渊明笔下的绝妙的‘桃花源’在这一时代也自然会披上一层宗教外衣,化作仙府洞天,成为众多文人歌咏的对象。”[7]
  4.刘阮典故促进仙化
  刘阮典故与“桃花源”典故合典,二典在大量咏仙慕道之作中不分彼此,促进了“桃花源”典故的仙化,如:
  武元衡《同苗郎中送严侍御赴黔中因访仙源之事》:“武陵源在朗江东,流水飞花仙洞中。莫问阮郎千古事,绿杨深处翠霞空。”
  三.俗化现象
  俗化和仙化完全相反,而“桃花源”典故恰是经历了这两次蜕变。宋元以降,“桃花源”典故也从唐代的仙境走出,沾染了闺阁脂粉,沉浮于风花雪月之时,烟花柳巷地,我们把这称作“俗化现象”。   仇远《金缕曲》:“锦瑟谩弹斑竹恨,难写湘妃怨语。怅谁与、孤芳为主。流水无声云不动,向渔郎、欲觅桃源路。”
  隋树森《全元散曲·无名氏〈[商调]集贤宾·彩云收凤台〉》:“呀,想着俺多娇情重,……路迢迢雾锁桃源洞,团圆梦总成空,楚阳台云雨无踪。”
  这些用典尽述男欢女爱,全无“桃花源”本来的清净、幽隐韵味。这显示了市民文化强大的势力,借雅语言俗事并终于化雅语为俗语。究其俗化之因,大致也有三个方面:
  1.中国文化中桃与情爱的关系
  在中国文化中,桃不只与仙鬼有关,还兼与世俗情爱有关。《诗经》“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代表了桃象征婚嫁爱情的传统;唐代崔护的桃花人面之诗(《题都城南庄》)流传甚广,可称桃与爱情之诗的典型;现代语词如“桃花运、桃色新闻”,亦是该文化的继承。
  2.宋元世俗文化的繁盛
  宋代城市经济繁荣,市民文化兴盛,瓦舍勾栏、词曲话本,市民阶层的世俗文化消费需求旺盛,一些文人也转变思想,提倡以俗为雅,俗文化得到空前的发展。[8]在俗文化的浸染下,落英缤纷的桃花源成了文化消费品中的爱情胜境。
  3.刘阮典故促进俗化
  刘阮典故讲的是遇仙结良缘的故事,透着凡夫俗子的世俗欲望,本来就是一个极易俗化的典故,它与“桃花源”典故合典,更加快后者的俗化进程,如:
  白朴《裴少俊墙头马上·第一折·[仙吕]后庭花》:“只疑身在武陵游,流水桃花隔岸羞。咫尺刘郎肠已断,为谁含笑倚墙头。”
  仙化与俗化看似两极不相容,其实可通。像神仙道教作为一种沟通仙凡的本土宗教,也有俗世之方术,更有道士向帝王贡献春宫之法。可能仙家生活与烟花岁月皆快乐无忧,脂粉红颜在文人笔下如仙似幻,故仙俗本有共通之处。只是用典可以因时代文化而转,或仙为主流,或俗为主流,或两者兼之,都不矛盾。
  当然,俗化的发展并不等于仙化终止,仙化也不代表传统典义的消亡,“桃花源”典故在俗化后,还有仙化的继续,如:
  元·傅若金《桃源图》:“闻说避秦地,花间忘岁年。……丘壑浑疑幻,林庐或近仙。”
  也还有传统世外桃源的保持,如:
  元·任昱《[越调]小桃红》:“渔樵近邻,田园随分,甘作武陵人。”
  新不驱旧,这正是使典义日趋丰富的发展规则,因为典故文化是一种积累文化,而不是一种新陈代谢文化。
  参考文献
  [1]李景新.谈两种特殊的合典[J].古汉语研究,2004(3):109.
  [2]陆尊梧,李志江,白维国.古代诗词典故辞典[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277.
  [3]施珏,陈浩洤.“武陵”用事辨析[J].铁道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1):45.
  [4]李红霞.论唐代桃源意象的新变[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學版),2002(1):121.
  [5]孙书安.中国博物别名大辞典[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543.
  [6]北京大学中文系.陶渊明诗文汇评[M].北京:中华书局,1961:361.
  [7]郭鹏.“桃花流出武陵洞,梦想仙家云树春”——道教影响下的唐代桃源诗 [J].集宁师专学报,2009(1):21.
  [8]冯勤.北宋市民文化的勃兴及其与士大夫审美趋向的转化[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2):69-71.
  (作者介绍:刘江涛,铜仁职业技術学院国际教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汉语词汇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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