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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联合国实习履历，在国内高校学生中还是凤毛麟角。
方玮，复旦大学2006级本科毕业生，如今是强生市场部的管理培训生；谭宗洋，清华大学2007级研究生，现担任《China Daily》驻京记者；陈思，复旦大学在读研究生三年级，忙于促成世界轮椅基金会在中国的慈善项目，她的职业志向是成为上海市政府的新闻发言人。他们三人受惠于复旦大学的杜孟战略传播研究项目，通过校园选拔，2009年、2010年先后在联合国驻日内瓦和曼谷的机构实习。而华东师范大学2004级的研究生潘苦蕴，早在2007年曾被上海本地媒体称为“第一位在联合国总部实习的国内学生”，并带动了两名同学相继赴纽约联合国总部实习。
时至今日，他们中有人已经步入了工作岗位，有人还要继续深造，但在联合国实习的经历，已经在他们的人生中发酵。
本国文化代言人
方玮很少在同事面前主动谈起这段不寻常的实习经历。但是，她的美式口音、欧派礼仪乃至直率的眼神，都让同事觉得她“登过大场面”。
去年8月，结束了在日内瓦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总部两个多月的实习后，方玮开始学习法语。“因为在一个真正的国际化环境办公，只掌握一门英文是不够的。法语作为联合国官方语言之一，在工作中使用几率也很高。基本上，见亚洲人说英语，而和欧洲同事则讲法语。”
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实习时，方玮小小的格子间被来自世界各国的同事所包围。大家操着带古J陉口音的英文，难免会把一件简单的事说复杂了，“最费劲的是和印度、日本的同事交流。但时间一长，也就听魄了。”
语言的障碍可以通过语言能力的提高来弥补，但在国际化的办公环境中，文化碰撞则让同事之间敏感小心得多。实习时，方玮和同事讨论一个符号设计，用于警示“性行为是艾滋病传播的重要途径”。两个交缠在一块儿的小人，摆出露骨的性行为姿势。同事们颇有些为难地看着方玮，好像生怕冒犯了这个中国姑娘。
“大多数老外骨子里还是觉得中国人保守。他们怕艾滋病宣传画和中国人的审美取向不一样，就小心翼翼地问我能否接受，我觉得没什么，反倒让他们吃惊。”不同文化背景的同事，在联合国自然被当成了各自文化的代言人。
这个“甲方”不好做
“不要看联合国好像高高在上，扮演着国际社会调停人的角色，其实，它下属的众多分支机构，运作起来就像很多小事务所，艾滋病规划署是其中一个。”方玮说。联合国的下属机构多采用项目制，由项目总监挑头负责。工作人员的专业级别從P1到P5，再加上D1、D2，实习生位于整个人员架构的最底层。
方玮也曾在4A广告公司实习过，让她略感惊讶的是，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外宣项目，也要直接负责和供应商沟通，乃至杀价。“感觉我们就是合同中的甲方，再把工作分包给商业公司做，只是我们的项目目的是非功利的。”
方玮与同事们的工作是负责运营一个为艾滋病人服务的社交网站，类似于Facebook，但有更好的私密性。这个平台还被用来推广全球艾滋病大会。整个工作的流程类似公关公司，头脑风暴、workshop等那套公司里的“惯用伎俩”在联合国办公时照样施展。
每位实习生都有一位指定导师，并向他直接汇报工作，而分派给实习生的任务通常和各自的专业领域密切相关。新闻传播专业出身的方玮、陈思等人负责新闻简报、大会筹备等工作，而来自华师大英语专业的潘菁蕴和她的同学们则专攻文件翻译和术语校准。
每夭上班例行的碰头会后，同事们就各自钻进格子间，一整天与电脑相对。“和在国际公司千活总体上差不多，只是在工作标准上，才感受到联合国特有的使命感。”方玮说。一份报告易二三十稿是常事，只因为一个标点的错误，就要重新建一个PDF文档。
从实习到入职，距离还很远
联合国作为决策性的国际组织，一旦进入其内部运作，首先要立足的却是做好服务性的细节工作。“工作务实却十分琐碎，可不是个容易培养成就感的地方。”这是联合国实习生们的一致感慨。但他们的不温不火、条理清晰，似乎是这段实习经历给他们贴上的共同标签。
联合国实习归来不久，谭宗洋就把参与高规格国际会议的经验，融入到博鳌亚洲论坛的组织工作中；陈思则在世博会期间担任了印度馆的新闻发言人，并在联合国荣誉日上再次邂逅了曼谷的老同事。
“要成为一名正式的联合国员工，从实习到工作，距离还很远。”方玮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据她所见，大部分普通的联合国工作人员都拥有博士以上学历，和丰富的跨文化生活阅历。而在谭宗洋看来，除了能胜任多元文化工作环境，要想成为一名联合国员工，还必须是某方面的专家，对特定的领域或行业有深入的了解。
目前联合国工作者的主力年龄段是四十岁左右的人群。“联合国同事有很多之前做的是不同的职业，最后选择在联合国落脚，也没有什么太高的理想性的东西，而是安心安稳地做好一个国际公务员。”方玮说。
还在念研究生的陈思，干脆把自己的毕业论文课题也转向了国际组织在中国开展的慈善事业。她一边敲着论文，一边还在参与促成世界轮椅基金会在中国的慈善项目。她说，“我不完全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非要做成什么不可。但无论有没有经济基础，我都会去做一些公益的事。联合国的非功利气氛，给人与人之间带来的宽松感觉，才是我所向往的。”
中国学生有先天性竞争优势
潘菁蕴的实习申请，顺利得不能再顺利。登录联合国官方网站招聘实习生的页面，注册、提交申请表、英文简历和一篇说明申请原因的英文短文，前后不过1小时。没有大公司网申时繁琐的测试或限定字数的主观问答，“比国内一次求职程序还要简单。”潘菁蕴感慨说。
实际上，联合国纽约总部每年三季向全球招收的近600名实习生中(分别为春、夏、秋三季，实习期限一般为两个月)，直接来自中国内地的学生很少。
联合国实习生办公室每天都会收到数百封来自世界各国的实习申请，申请者被选中的几率本来就小。再加之他们优先考虑有跨文化生活背景和国外学习经历的候选人，中国内地学生受到垂青的可能性就更低。
据潘菁蕴回忆，当时和她一同参加暑期项目的实习生共有150多位，分别来自16个不同国家和地区，其中中国实习生有10人左右，但除了她是直接从国内过来的之外，其余都是在世界各地求学的中国留学生。
联合国选中潘菁蕴—方面考虑到了她的专业背景。另—方面，也因为看中她之前参加国际会议的经验。2004年5月，潘菁蕴就曾作为一名志愿者，参与了在上海召开的亚太经济社会论坛第60届年会。
此外，中国学生竞争联合国实习生的机会，也有自身的优势。几乎所有的联合国实习项目都要求申请者掌握一到两门联合国官方语言，而中文正是联合国官方语言之一，以中文为母语的国内学生是联合国实习项目的先夭适应群体。
据悉，联合国及其下属分支组织机构不负担实习生的任何费用。陈思、方玮和谭宗洋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总部(驻日内瓦)和亚太区分部(驻曼谷)实习期间，所有费用都是由复旦一杜孟项目承担的。(据南方网)
方玮，复旦大学2006级本科毕业生，如今是强生市场部的管理培训生；谭宗洋，清华大学2007级研究生，现担任《China Daily》驻京记者；陈思，复旦大学在读研究生三年级，忙于促成世界轮椅基金会在中国的慈善项目，她的职业志向是成为上海市政府的新闻发言人。他们三人受惠于复旦大学的杜孟战略传播研究项目，通过校园选拔，2009年、2010年先后在联合国驻日内瓦和曼谷的机构实习。而华东师范大学2004级的研究生潘苦蕴，早在2007年曾被上海本地媒体称为“第一位在联合国总部实习的国内学生”，并带动了两名同学相继赴纽约联合国总部实习。
时至今日，他们中有人已经步入了工作岗位，有人还要继续深造，但在联合国实习的经历，已经在他们的人生中发酵。
本国文化代言人
方玮很少在同事面前主动谈起这段不寻常的实习经历。但是，她的美式口音、欧派礼仪乃至直率的眼神，都让同事觉得她“登过大场面”。
去年8月，结束了在日内瓦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总部两个多月的实习后，方玮开始学习法语。“因为在一个真正的国际化环境办公，只掌握一门英文是不够的。法语作为联合国官方语言之一，在工作中使用几率也很高。基本上，见亚洲人说英语，而和欧洲同事则讲法语。”
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实习时，方玮小小的格子间被来自世界各国的同事所包围。大家操着带古J陉口音的英文，难免会把一件简单的事说复杂了，“最费劲的是和印度、日本的同事交流。但时间一长，也就听魄了。”
语言的障碍可以通过语言能力的提高来弥补，但在国际化的办公环境中，文化碰撞则让同事之间敏感小心得多。实习时，方玮和同事讨论一个符号设计，用于警示“性行为是艾滋病传播的重要途径”。两个交缠在一块儿的小人，摆出露骨的性行为姿势。同事们颇有些为难地看着方玮，好像生怕冒犯了这个中国姑娘。
“大多数老外骨子里还是觉得中国人保守。他们怕艾滋病宣传画和中国人的审美取向不一样，就小心翼翼地问我能否接受，我觉得没什么，反倒让他们吃惊。”不同文化背景的同事，在联合国自然被当成了各自文化的代言人。
这个“甲方”不好做
“不要看联合国好像高高在上，扮演着国际社会调停人的角色，其实，它下属的众多分支机构，运作起来就像很多小事务所，艾滋病规划署是其中一个。”方玮说。联合国的下属机构多采用项目制，由项目总监挑头负责。工作人员的专业级别從P1到P5，再加上D1、D2，实习生位于整个人员架构的最底层。
方玮也曾在4A广告公司实习过，让她略感惊讶的是，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外宣项目，也要直接负责和供应商沟通，乃至杀价。“感觉我们就是合同中的甲方，再把工作分包给商业公司做，只是我们的项目目的是非功利的。”
方玮与同事们的工作是负责运营一个为艾滋病人服务的社交网站，类似于Facebook，但有更好的私密性。这个平台还被用来推广全球艾滋病大会。整个工作的流程类似公关公司，头脑风暴、workshop等那套公司里的“惯用伎俩”在联合国办公时照样施展。
每位实习生都有一位指定导师，并向他直接汇报工作，而分派给实习生的任务通常和各自的专业领域密切相关。新闻传播专业出身的方玮、陈思等人负责新闻简报、大会筹备等工作，而来自华师大英语专业的潘菁蕴和她的同学们则专攻文件翻译和术语校准。
每夭上班例行的碰头会后，同事们就各自钻进格子间，一整天与电脑相对。“和在国际公司千活总体上差不多，只是在工作标准上，才感受到联合国特有的使命感。”方玮说。一份报告易二三十稿是常事，只因为一个标点的错误，就要重新建一个PDF文档。
从实习到入职，距离还很远
联合国作为决策性的国际组织，一旦进入其内部运作，首先要立足的却是做好服务性的细节工作。“工作务实却十分琐碎，可不是个容易培养成就感的地方。”这是联合国实习生们的一致感慨。但他们的不温不火、条理清晰，似乎是这段实习经历给他们贴上的共同标签。
联合国实习归来不久，谭宗洋就把参与高规格国际会议的经验，融入到博鳌亚洲论坛的组织工作中；陈思则在世博会期间担任了印度馆的新闻发言人，并在联合国荣誉日上再次邂逅了曼谷的老同事。
“要成为一名正式的联合国员工，从实习到工作，距离还很远。”方玮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据她所见，大部分普通的联合国工作人员都拥有博士以上学历，和丰富的跨文化生活阅历。而在谭宗洋看来，除了能胜任多元文化工作环境，要想成为一名联合国员工，还必须是某方面的专家，对特定的领域或行业有深入的了解。
目前联合国工作者的主力年龄段是四十岁左右的人群。“联合国同事有很多之前做的是不同的职业，最后选择在联合国落脚，也没有什么太高的理想性的东西，而是安心安稳地做好一个国际公务员。”方玮说。
还在念研究生的陈思，干脆把自己的毕业论文课题也转向了国际组织在中国开展的慈善事业。她一边敲着论文，一边还在参与促成世界轮椅基金会在中国的慈善项目。她说，“我不完全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非要做成什么不可。但无论有没有经济基础，我都会去做一些公益的事。联合国的非功利气氛，给人与人之间带来的宽松感觉，才是我所向往的。”
中国学生有先天性竞争优势
潘菁蕴的实习申请，顺利得不能再顺利。登录联合国官方网站招聘实习生的页面，注册、提交申请表、英文简历和一篇说明申请原因的英文短文，前后不过1小时。没有大公司网申时繁琐的测试或限定字数的主观问答，“比国内一次求职程序还要简单。”潘菁蕴感慨说。
实际上，联合国纽约总部每年三季向全球招收的近600名实习生中(分别为春、夏、秋三季，实习期限一般为两个月)，直接来自中国内地的学生很少。
联合国实习生办公室每天都会收到数百封来自世界各国的实习申请，申请者被选中的几率本来就小。再加之他们优先考虑有跨文化生活背景和国外学习经历的候选人，中国内地学生受到垂青的可能性就更低。
据潘菁蕴回忆，当时和她一同参加暑期项目的实习生共有150多位，分别来自16个不同国家和地区，其中中国实习生有10人左右，但除了她是直接从国内过来的之外，其余都是在世界各地求学的中国留学生。
联合国选中潘菁蕴—方面考虑到了她的专业背景。另—方面，也因为看中她之前参加国际会议的经验。2004年5月，潘菁蕴就曾作为一名志愿者，参与了在上海召开的亚太经济社会论坛第60届年会。
此外，中国学生竞争联合国实习生的机会，也有自身的优势。几乎所有的联合国实习项目都要求申请者掌握一到两门联合国官方语言，而中文正是联合国官方语言之一，以中文为母语的国内学生是联合国实习项目的先夭适应群体。
据悉，联合国及其下属分支组织机构不负担实习生的任何费用。陈思、方玮和谭宗洋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总部(驻日内瓦)和亚太区分部(驻曼谷)实习期间，所有费用都是由复旦一杜孟项目承担的。(据南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