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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西藏，幅员辽阔，雪山绵亘，高原耸立，有“世界屋脊”之称。半个多世纪前，有位从黄浦江畔支援到西藏工作的男高音歌唱家曾在“世界屋脊”纵情高歌。他激情饱满、华丽潇洒的美妙歌声，在西藏一唱就是二十年。他的歌声化成了无垠雪原上的红色格桑花，融入了潺潺奔流的雅鲁藏布江，飘荡在藏族人民的耳际心田……这位曾把二十年精力和心血奉献给西藏大地和西藏人民的歌唱家，就是现今年过八旬仍在上海音乐学院教学岗位老有所为、辛勤授艺的声乐系教授常留柱。
春日温暖的下午，我们叩开了常先生在复兴中路寓所的房门。但见常先生满头银发、身板挺直、眉目慈祥、笑声朗朗、动作敏捷，全无耄耋老人的老态，我们仿佛看到了他当年在“世界屋脊”歌唱的活力风采。我们环视欣赏常先生的书房、会客室和工作室：靠墙放着他从事声乐工作必不可少的立式钢琴；墙上和桌上置放着他屡次获奖的证书和奖品，以及他与学生们合影的大幅彩色照片，满屋散发着音乐家特有的浓烈艺术气息。
常先生给我们冲了两杯学生送给他的淡咖啡色奶茶，随即清晰有序地打开“话匣子”，和我们聊他的过去和现在。
纵观常先生的音乐生涯，基本划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他1960年从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后，援藏工作的二十年。第二个阶段是他1980年因病返抵上海，重回上海音乐学院教学岗位，在声乐系担任系主任和执教的三十五年。
把雪原当舞台，
奉献美好年华
当年从上音毕业后，26岁的常留柱已被安排到上音附中任教，但为了响应国家支援西藏的号召，他二话没说就报名入藏。当时还没有火车通雪原，他只能坐火车和汽车，长途跋涉，几经辗转。生性开朗的常留柱途中身负宣传委员的责任，一路上唱唱跳跳，鼓励支援入藏人员的士气。可越往西越往上，高原反应越厉害，最后他终于抗不往，竟因高原反应而昏迷了几天。“怎么到的拉萨我也不知道，醒过来我已经在拉萨的医院里，住了快一个礼拜才逐渐恢复”。
被分配在西藏自治区歌舞团任独唱演员后，常留柱跑遍了西藏三分之二的土地。在座座帐篷内，在巍巍的雪山上，在清清的溪水边，在月光皎洁的牧场，在高原灼热的阳光中，在风雪刺骨的寒冬里，他学藏语，学藏戏，学唱藏族民歌。西藏是民间歌舞的海洋，西藏人民能歌善舞。他深入生活，广泛采风，收集藏族民歌素材。他不辞艰辛，常常要花一两天时间翻越一座高山才能到达目的地。有时骑马，被马摔下，疼痛难忍，照样上马再赶路。有两回乘坐的汽车还在险峻的山路上翻了车，侧翻的汽车紧挨着的就是万丈峡谷，他和同事们事后想想都害怕。尽管交通不便，又吃不好、睡不好，然而当他找到唱藏族民歌的能手，听到原生态富有活力的质朴民歌演唱，他便忘记了疲劳，忘记了艰苦，忘记了危险，立即边听边记谱。就这样一首一首，他收集和记录了几大册200多首藏族民歌，这成了他视为珍宝的私藏的音乐资料。
在采风时他结识了众多藏族艺人，有著名民歌演唱家穷布珍，有著名藏族乐器演奏家白玛老爹，有怀抱婴儿的山歌手巴青，有木匠次仁穷格等。由常留柱首唱的藏族民歌《北京的金山上》，就是他把从老艺人扎西处学到的一首《山南古酒歌》，和作曲家马倬一起改编整理成的。这首具有鲜明藏族风格的优美歌曲，后来被著名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唱响全国、唱响海外，成了藏族民歌中的代表作，成了藏族人民勤劳勇敢、忠勇爱国形象的化身。他还收集和首唱了《格桑拉》《长松拉》《达瓦训奴》等一大批藏族民歌。他把自己在深入生活和采风时感受到的藏族人民的丰富思想感情，融入到自己的演唱中，力求把在上音学到的西洋声乐技巧与西藏民歌的发声语言、风格结合起来。因此他在演唱西藏民歌时，既能保持声音的流畅自如，吐字准确清晰，又具有浓郁藏族风格和韵味，唱出藏族人民心声。难怪不少藏族同胞欣赏了穿着藏族服装的他的歌唱，纷纷以为他是藏族人，有些甚至认为他比藏族歌手还唱得好。
《我心中的歌献给解放军》是常留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那年在尼泊尔访问演出后，常留柱随团坐汽车奔驰在一级公路上，这条公路是由解放军和藏族民工联手战胜艰难险阻共同建成的。常留柱被军民携手的伟大力量深深感动，又从藏族民工迎接演出团凯旋的欢迎词中得到灵感，于是他萌发了创作一首藏族人民热爱和颂扬解放军歌曲的想法。他借鉴了藏族民歌《拉莫孔塘拉莫》的曲调和节奏，一气呵成地写出了《我心中的歌献给解放军》的歌词和曲谱，并首唱了这首激情洋溢、风格鲜明的“颂歌”，表达了藏族人民和金珠玛米（解放军）鱼水般的深情。这首歌也很快飞向全国，响彻神州。
在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常留柱担任独唱和声乐教学的工作。一年中他都有半年以上时间辗转藏区，满怀激情地为藏族人民演唱。每年11月到来年4月，西藏不仅严寒逼人，而且风沙很大，在边远地区演唱时，他往往一张嘴，便有许多细沙被风刮到嘴里，吐出细沙，他继续唱。藏民们深为他如此不辞辛苦的精神感动，听毕常常会送上酥油茶和青稞面做的点心。1961年在中印边界我国打响了自卫反击战，常留柱参加歌舞团的演出队奔赴前线，为浴血奋战的我国将士慰问演出。就这样，解放军在前线反击，常留柱等在后面赶演。看到战士们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常留柱常常激动万分，更激发了为战士们演唱的热情。
常留柱在西藏培养了不少藏族学生，也注重对民间歌手的辅导。他在昌都采风时，听到一个名叫雍西的20多岁缝纫工歌唱得不错，便对她进行了指导，使雍西能到全国群众汇演的舞台上演唱。多年后常留柱才知道雍西原来是当今流行音乐乐坛著名歌星韩红的母亲。常留柱在西藏自治区歌舞团，与著名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是此团的两个台柱，他们同时担任过此团的副团长和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文革”时，常留柱还曾在自行车后面带过才旦卓玛到一些单位看大字报呢。
常留柱在西藏工作二十年间，随团出访过尼泊尔、瑞典、丹麦、芬兰、挪威、冰岛等国，还多次得到自治区的奖掖，其中有自治区授予的一等先进工作者和三等功的荣誉。他个人也在西藏收获了甜蜜的爱情果实。在他进藏两年后的1962年，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派到西藏一个医疗队，里面有一位名叫郑金香的女军医。常留柱与她相识交往后相互在心里萌发了爱情的种子。医疗队完成任务返回上海时，这位上海姑娘因嫁给了常留柱而留了下来。如今夫妇俩虽年事已高，仍一如既往地相敬如宾、相濡以沫。 说起进藏工作二十年的感受，常先生不假思索地说：“我是共产党员，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在西藏思想、工作、歌唱、教学等方面都很有收获，在藏族兄弟姐妹中间感到很亲切、很温馨，净化了我的心灵，使我的生活更充实。这二十年我没有虚度光阴，所学、所看得到的精神财富是我一辈子也享用不完的。”
在西藏二十年，因高原反应，工作辛劳，常留柱曾七次重病，回上海4次住院治疗，但一等痊愈，他就立即返藏继续投入繁忙的工作。1980年9月他因病再次回上海诊治，不仅查出阑尾穿孔和腹膜炎，而且在大肠处发现了癌细胞。才旦卓玛知道此事后，特地打电话给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陈国栋，请陈书记关照一下常留柱的医治。陈书记随即派人落实对常留柱住院、手术等一系列医治的安排。成功的手术，精通医术的夫人郑金香的精心护理，加上常留柱乐观的心态和积极配合，他很快得以痊愈，身体渐渐康复，但已不能再回西藏工作，便被上音召回任教。
重回教育岗位，
培养桃李结硕果
自此常留柱开始了音乐生涯的第二个阶段。起初上音院长贺绿汀要调他到上音附中当校长，常留柱要求还是搞业务。于是他到上音声乐系从事民族声乐教学，至1987年他又挑起了声乐系主任的重担，一干就是9年。除了团结、统筹、安排全系众多著名教授和教师的教学工作外，他也从未放弃在第一线履行教职的责任。常先生谦和淳厚，真诚待人，尊重同行，所以全系和谐协调，教学屡出成果，屡出人才。常先生把自己的歌唱实践经验和在西藏学到的民族民间音乐的修养，以及西欧科学发声方法和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特长，加以融会贯通，全运用到教学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多年来，常先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少数民族和汉族的优秀学生，他们纷纷在歌唱领域创出佳绩。他们中有藏族的丹增和苍决卓玛，维吾尔族的肉孜·阿木提，回族的赵勇，蒙族的朝伦巴图和巴音布拉格，土家族的陈剑波，哈萨克族的那扎尔，傈僳族的阿普萨萨，汉族的赵艳和李涛等等。这些学生都是出自于常先生门下的优秀演唱和教学人才，并在不同的比赛中获得种种大奖。肉孜·阿木提获全国电视歌手大奖赛民族唱法金奖；丹增、赵勇和苍决卓玛获全国少数民族青年歌唱比赛金奖，那扎尔和朝伦巴图获同一比赛的银奖；朝伦巴图还获文化部主办的西部民歌大赛金奖。在各种比赛中获金奖的尚有巴音布拉格、赵艳、阿普萨萨等歌唱才俊。
常先生的教学成果累累，得到了多方面的肯定和褒奖，他获得过上音颁发的“教学成绩优秀奖”、上音科研成果“开拓奖”和上音的“院长奖”一等奖，两次被评为上音的优秀共产党员。他还写有《成功的道路——论才旦卓玛的歌唱艺术》《藏族民歌及其演唱技巧》《民族声乐的继承和发展》等一批学术论文，编著出版附有钢琴伴奏的《藏族歌曲声乐教学曲集》。由于在声乐演唱和教学中贡献突出，他被颁予国务院特殊津贴，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个人先进模范。
1999年65岁的常留柱先生退休，但他退而不休，照样忙碌于声乐系的教学岗位，不断培养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至今81岁的他，每周仍要上20多节课，带10多个本科生和研究生，另外又应邀去河南、浙江、天津、新疆、广州等地讲学和当评委。为了保持充沛的精力，常先生除葆有乐天达观、平和无争的心情外，他每天早晨还在上音校园打太极拳，晚饭后在住家周边的马路散步。常先生要想在有生之年，竭尽所能、不遗余力地为国家培养更多的音乐人才。他的愿望一定能实现。
春日温暖的下午，我们叩开了常先生在复兴中路寓所的房门。但见常先生满头银发、身板挺直、眉目慈祥、笑声朗朗、动作敏捷，全无耄耋老人的老态，我们仿佛看到了他当年在“世界屋脊”歌唱的活力风采。我们环视欣赏常先生的书房、会客室和工作室：靠墙放着他从事声乐工作必不可少的立式钢琴；墙上和桌上置放着他屡次获奖的证书和奖品，以及他与学生们合影的大幅彩色照片，满屋散发着音乐家特有的浓烈艺术气息。
常先生给我们冲了两杯学生送给他的淡咖啡色奶茶，随即清晰有序地打开“话匣子”，和我们聊他的过去和现在。
纵观常先生的音乐生涯，基本划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他1960年从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后，援藏工作的二十年。第二个阶段是他1980年因病返抵上海，重回上海音乐学院教学岗位，在声乐系担任系主任和执教的三十五年。
把雪原当舞台，
奉献美好年华
当年从上音毕业后，26岁的常留柱已被安排到上音附中任教，但为了响应国家支援西藏的号召，他二话没说就报名入藏。当时还没有火车通雪原，他只能坐火车和汽车，长途跋涉，几经辗转。生性开朗的常留柱途中身负宣传委员的责任，一路上唱唱跳跳，鼓励支援入藏人员的士气。可越往西越往上，高原反应越厉害，最后他终于抗不往，竟因高原反应而昏迷了几天。“怎么到的拉萨我也不知道，醒过来我已经在拉萨的医院里，住了快一个礼拜才逐渐恢复”。
被分配在西藏自治区歌舞团任独唱演员后，常留柱跑遍了西藏三分之二的土地。在座座帐篷内，在巍巍的雪山上，在清清的溪水边，在月光皎洁的牧场，在高原灼热的阳光中，在风雪刺骨的寒冬里，他学藏语，学藏戏，学唱藏族民歌。西藏是民间歌舞的海洋，西藏人民能歌善舞。他深入生活，广泛采风，收集藏族民歌素材。他不辞艰辛，常常要花一两天时间翻越一座高山才能到达目的地。有时骑马，被马摔下，疼痛难忍，照样上马再赶路。有两回乘坐的汽车还在险峻的山路上翻了车，侧翻的汽车紧挨着的就是万丈峡谷，他和同事们事后想想都害怕。尽管交通不便，又吃不好、睡不好，然而当他找到唱藏族民歌的能手，听到原生态富有活力的质朴民歌演唱，他便忘记了疲劳，忘记了艰苦，忘记了危险，立即边听边记谱。就这样一首一首，他收集和记录了几大册200多首藏族民歌，这成了他视为珍宝的私藏的音乐资料。
在采风时他结识了众多藏族艺人，有著名民歌演唱家穷布珍，有著名藏族乐器演奏家白玛老爹，有怀抱婴儿的山歌手巴青，有木匠次仁穷格等。由常留柱首唱的藏族民歌《北京的金山上》，就是他把从老艺人扎西处学到的一首《山南古酒歌》，和作曲家马倬一起改编整理成的。这首具有鲜明藏族风格的优美歌曲，后来被著名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唱响全国、唱响海外，成了藏族民歌中的代表作，成了藏族人民勤劳勇敢、忠勇爱国形象的化身。他还收集和首唱了《格桑拉》《长松拉》《达瓦训奴》等一大批藏族民歌。他把自己在深入生活和采风时感受到的藏族人民的丰富思想感情，融入到自己的演唱中，力求把在上音学到的西洋声乐技巧与西藏民歌的发声语言、风格结合起来。因此他在演唱西藏民歌时，既能保持声音的流畅自如，吐字准确清晰，又具有浓郁藏族风格和韵味，唱出藏族人民心声。难怪不少藏族同胞欣赏了穿着藏族服装的他的歌唱，纷纷以为他是藏族人，有些甚至认为他比藏族歌手还唱得好。
《我心中的歌献给解放军》是常留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那年在尼泊尔访问演出后，常留柱随团坐汽车奔驰在一级公路上，这条公路是由解放军和藏族民工联手战胜艰难险阻共同建成的。常留柱被军民携手的伟大力量深深感动，又从藏族民工迎接演出团凯旋的欢迎词中得到灵感，于是他萌发了创作一首藏族人民热爱和颂扬解放军歌曲的想法。他借鉴了藏族民歌《拉莫孔塘拉莫》的曲调和节奏，一气呵成地写出了《我心中的歌献给解放军》的歌词和曲谱，并首唱了这首激情洋溢、风格鲜明的“颂歌”，表达了藏族人民和金珠玛米（解放军）鱼水般的深情。这首歌也很快飞向全国，响彻神州。
在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常留柱担任独唱和声乐教学的工作。一年中他都有半年以上时间辗转藏区，满怀激情地为藏族人民演唱。每年11月到来年4月，西藏不仅严寒逼人，而且风沙很大，在边远地区演唱时，他往往一张嘴，便有许多细沙被风刮到嘴里，吐出细沙，他继续唱。藏民们深为他如此不辞辛苦的精神感动，听毕常常会送上酥油茶和青稞面做的点心。1961年在中印边界我国打响了自卫反击战，常留柱参加歌舞团的演出队奔赴前线，为浴血奋战的我国将士慰问演出。就这样，解放军在前线反击，常留柱等在后面赶演。看到战士们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常留柱常常激动万分，更激发了为战士们演唱的热情。
常留柱在西藏培养了不少藏族学生，也注重对民间歌手的辅导。他在昌都采风时，听到一个名叫雍西的20多岁缝纫工歌唱得不错，便对她进行了指导，使雍西能到全国群众汇演的舞台上演唱。多年后常留柱才知道雍西原来是当今流行音乐乐坛著名歌星韩红的母亲。常留柱在西藏自治区歌舞团，与著名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是此团的两个台柱，他们同时担任过此团的副团长和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文革”时，常留柱还曾在自行车后面带过才旦卓玛到一些单位看大字报呢。
常留柱在西藏工作二十年间，随团出访过尼泊尔、瑞典、丹麦、芬兰、挪威、冰岛等国，还多次得到自治区的奖掖，其中有自治区授予的一等先进工作者和三等功的荣誉。他个人也在西藏收获了甜蜜的爱情果实。在他进藏两年后的1962年，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派到西藏一个医疗队，里面有一位名叫郑金香的女军医。常留柱与她相识交往后相互在心里萌发了爱情的种子。医疗队完成任务返回上海时，这位上海姑娘因嫁给了常留柱而留了下来。如今夫妇俩虽年事已高，仍一如既往地相敬如宾、相濡以沫。 说起进藏工作二十年的感受，常先生不假思索地说：“我是共产党员，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在西藏思想、工作、歌唱、教学等方面都很有收获，在藏族兄弟姐妹中间感到很亲切、很温馨，净化了我的心灵，使我的生活更充实。这二十年我没有虚度光阴，所学、所看得到的精神财富是我一辈子也享用不完的。”
在西藏二十年，因高原反应，工作辛劳，常留柱曾七次重病，回上海4次住院治疗，但一等痊愈，他就立即返藏继续投入繁忙的工作。1980年9月他因病再次回上海诊治，不仅查出阑尾穿孔和腹膜炎，而且在大肠处发现了癌细胞。才旦卓玛知道此事后，特地打电话给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陈国栋，请陈书记关照一下常留柱的医治。陈书记随即派人落实对常留柱住院、手术等一系列医治的安排。成功的手术，精通医术的夫人郑金香的精心护理，加上常留柱乐观的心态和积极配合，他很快得以痊愈，身体渐渐康复，但已不能再回西藏工作，便被上音召回任教。
重回教育岗位，
培养桃李结硕果
自此常留柱开始了音乐生涯的第二个阶段。起初上音院长贺绿汀要调他到上音附中当校长，常留柱要求还是搞业务。于是他到上音声乐系从事民族声乐教学，至1987年他又挑起了声乐系主任的重担，一干就是9年。除了团结、统筹、安排全系众多著名教授和教师的教学工作外，他也从未放弃在第一线履行教职的责任。常先生谦和淳厚，真诚待人，尊重同行，所以全系和谐协调，教学屡出成果，屡出人才。常先生把自己的歌唱实践经验和在西藏学到的民族民间音乐的修养，以及西欧科学发声方法和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特长，加以融会贯通，全运用到教学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多年来，常先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少数民族和汉族的优秀学生，他们纷纷在歌唱领域创出佳绩。他们中有藏族的丹增和苍决卓玛，维吾尔族的肉孜·阿木提，回族的赵勇，蒙族的朝伦巴图和巴音布拉格，土家族的陈剑波，哈萨克族的那扎尔，傈僳族的阿普萨萨，汉族的赵艳和李涛等等。这些学生都是出自于常先生门下的优秀演唱和教学人才，并在不同的比赛中获得种种大奖。肉孜·阿木提获全国电视歌手大奖赛民族唱法金奖；丹增、赵勇和苍决卓玛获全国少数民族青年歌唱比赛金奖，那扎尔和朝伦巴图获同一比赛的银奖；朝伦巴图还获文化部主办的西部民歌大赛金奖。在各种比赛中获金奖的尚有巴音布拉格、赵艳、阿普萨萨等歌唱才俊。
常先生的教学成果累累，得到了多方面的肯定和褒奖，他获得过上音颁发的“教学成绩优秀奖”、上音科研成果“开拓奖”和上音的“院长奖”一等奖，两次被评为上音的优秀共产党员。他还写有《成功的道路——论才旦卓玛的歌唱艺术》《藏族民歌及其演唱技巧》《民族声乐的继承和发展》等一批学术论文，编著出版附有钢琴伴奏的《藏族歌曲声乐教学曲集》。由于在声乐演唱和教学中贡献突出，他被颁予国务院特殊津贴，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个人先进模范。
1999年65岁的常留柱先生退休，但他退而不休，照样忙碌于声乐系的教学岗位，不断培养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至今81岁的他，每周仍要上20多节课，带10多个本科生和研究生，另外又应邀去河南、浙江、天津、新疆、广州等地讲学和当评委。为了保持充沛的精力，常先生除葆有乐天达观、平和无争的心情外，他每天早晨还在上音校园打太极拳，晚饭后在住家周边的马路散步。常先生要想在有生之年，竭尽所能、不遗余力地为国家培养更多的音乐人才。他的愿望一定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