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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在《癫疯与文明》中，福柯描述了医生最为可怖的权力，当然主要是针对精神病人的，但如果像《修脑师》中所描述的，冰冷的手术刀侵入大脑，是不是更恐怖呢？
《修脑师》是一本关于科学伦理的科幻小说，讲述一个大脑“拯救者”被自己毁坏的故事。 白衣天使后面真的有上帝吗
“拯救”似乎永远是一个光芒四射的字眼。从身体到心智和灵魂，“拯救”总是带着一种令人战栗的崇高感受，这一从基督教派生出来的理念，代表着慈善和救赎，而在现代社会，更衍生出众多天然正义的公共事业。 作为胸有大志者，拯救的目光总会从身体移步到大脑，移步到灵魂。鲁迅就曾在《呐喊》自序里说，自己觉得“中医有意无意地是种骗人的东西”，便转而学习西医，后又发现，对于愚弱的灵魂，无论身体如何強健，结果依然沦为被宰割者，于是便决定进入“灵魂工作”。 在现代世界，人的大脑总是被追逐与捕捉，理由很简单——福柯说：现代社会中的人已经成为被治理的核心对象，政治成为人口与生命政治而非疆域政治。一种基于生命保护的救赎、矫正与疗救，作为权力，无孔不入地渗透于方方面面的社会生活。 如今， 疗救和矫正的范围正在扩大，早已不再限于福柯所谓的“癫疯”。在《癫疯与文明》中，福柯描述了医生最为可怖的权力，当然主要是针对精神病人的，但如果像《修脑师》中所描述的，冰冷的手术刀侵入大脑，是不是更恐怖呢？在福柯的考据视野中，基于基督教救赎理念而派生的现代医院、学校和监狱，无不是追随大脑的权力存在，然而这种权力也是双向的：保护和救赎，与同样基于知识和技术霸权造成的屠杀与奴役，时常成为硬币的两面，形成了最为触目惊心的悖论。 在今天，如果离开了宗教传统和古典道德，我们如何信任现代医生（白衣天使后面真的有上帝吗）？我们究竟是信任医生还是技术？或者我们如何信任医学技术之于人的善意出发点？中医郎中悬壶济世的道德依据，和源于基督教的慈善事业——医院，其道德依据似乎是一致的，然而这种道德正在遭遇挑战，技术门槛也使得“知情”成为难以兑现的悬念。 至此，对于大脑的捕捉，矫正和疗救，也进一步成为伦理和道德难题——躺在病床上的病人，似乎只能期望上帝的良知，人们对道德与伦理的管控似乎越来越没有把握。而知识与技术的探险，也可能存在基于“未知”这种高门槛本身造成的盲区，使得约束权力的工具——法律束手无策。
科学家如何面对复杂的人性
《修脑师》讲述了一个关于技术失控的故事，在这个故事发生的时代，鲁迅的事业，已经远远不能起到矫正和疗救的作用。在现实中，一个女人去一趟韩国，就可以获得一个自己想要的面孔。在小说的虚构里，医学狂人只要拿出手术刀对另一个人下手，就能获得一个自己想要的“人”。这部小说表达了对技术的恐惧和忧虑。 这当然是一种虚构，却涉及到现代社会最可怕的危机，我们姑且称之为科学恐怖主义或技术恐怖主义。这种恐怖主义的恐怖，不仅仅在于技术被坏人利用，还在于技术探险本生的盲区。大多数人都会惊喜于自己的“天才”，且进一步为自己的“天才”而狂热。正如《修脑师》中的丁学松，他在学生时代写出了一篇关于利用器械手术对人的大脑记忆进行删除或篡改的论文，引来一时的狂喜，而这个几乎白日梦般的科学设想，终于成为他自己的噩梦。 丁学松的出发点是浪漫而美好的，几乎算得上崇高、正义和伟大，而且事实上，正如小说中所写到的，修脑术可以治疗抑郁，使精神病患者恢复正常，使自杀者从此热爱生活，但这种科学恰恰可能忽略了“人的意义”。在邪恶的路上，它打开了制造奴役对象，制造“人”形工具的方便之门。 这样，小说就隐含了一系列重要命题：人在何种意义上能够驾驭愈来愈陌生的技术？技术对伦理与道德的挑战，显然已经是二十一世纪最迫切的命题——科学家应该是怎样的人？科学家如何面对复杂的人性？ 当然，创作者的初衷，也许只是想写出一个关于脑科医生的恐怖、悬疑、惊悚的幻想故事，然而这些命题由于故事本身的沉重一一跃出。在小说的内容和外衍信息里，处处闪现着福柯的悖论——生命政治，生命治理与保护本身，以及如何防止这种保护沦为屠杀和奴役。正如小说中前毒枭朗亚的野心——他试图通过技术，使人们对他发明的新型毒品（在现有界定中还不是毒品的毒品）产生依赖，这样，每个接受了这种修脑手术的人，都会终身成为他们敛财的工具。 在加缪的《鼠疫》中，里厄医生面对鼠疫灾难，选择坚守医生的职责，奋力抗击瘟疫，是基于一种坚定的人道主义信念，而在今天，人道主义这一概念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尤其是渗透于愈来愈复杂的现代治理体系中，医生的职业角色在各种社会身份的渗透下，也越来越模糊。与此同时，更多的知识与技术，在各种意图和身份的掩盖下，也越来越暧昧，我们所赖以支撑的信念变得游移不定。在今天的现实当中，丁学松这样的人要成为里厄那样的英雄，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然，丁学松陷入自己“天才设想”的圈套，是因为“坏人的阴谋”，是基于一系列复杂人性作用的结果，但这也正好证明了对技术的控制，哪怕是对一个“科学设想”的道德控制，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修脑师》是一本科幻小说，但在每一个的谜团般的环节中，总是让人感觉到，类似的噩梦明天就有可能发生。在悬疑的情节推进里，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被推向风口浪尖——比如小说中的曾小敏，作为一个可能背叛亲友的人，她的大脑已经被修改。她活着，但是已经死了，她的背叛并不是她本人的道德问题，而是科学的道德出了问题。于是，一个超出小说范围的更大追问被推至前台——
在一个科技强势主宰人类社会进展的时代，科学道德的问题，是不是也就是人类道德的问题。
《修脑师》是一本关于科学伦理的科幻小说，讲述一个大脑“拯救者”被自己毁坏的故事。 白衣天使后面真的有上帝吗
“拯救”似乎永远是一个光芒四射的字眼。从身体到心智和灵魂，“拯救”总是带着一种令人战栗的崇高感受，这一从基督教派生出来的理念，代表着慈善和救赎，而在现代社会，更衍生出众多天然正义的公共事业。 作为胸有大志者，拯救的目光总会从身体移步到大脑，移步到灵魂。鲁迅就曾在《呐喊》自序里说，自己觉得“中医有意无意地是种骗人的东西”，便转而学习西医，后又发现，对于愚弱的灵魂，无论身体如何強健，结果依然沦为被宰割者，于是便决定进入“灵魂工作”。 在现代世界，人的大脑总是被追逐与捕捉，理由很简单——福柯说：现代社会中的人已经成为被治理的核心对象，政治成为人口与生命政治而非疆域政治。一种基于生命保护的救赎、矫正与疗救，作为权力，无孔不入地渗透于方方面面的社会生活。 如今， 疗救和矫正的范围正在扩大，早已不再限于福柯所谓的“癫疯”。在《癫疯与文明》中，福柯描述了医生最为可怖的权力，当然主要是针对精神病人的，但如果像《修脑师》中所描述的，冰冷的手术刀侵入大脑，是不是更恐怖呢？在福柯的考据视野中，基于基督教救赎理念而派生的现代医院、学校和监狱，无不是追随大脑的权力存在，然而这种权力也是双向的：保护和救赎，与同样基于知识和技术霸权造成的屠杀与奴役，时常成为硬币的两面，形成了最为触目惊心的悖论。 在今天，如果离开了宗教传统和古典道德，我们如何信任现代医生（白衣天使后面真的有上帝吗）？我们究竟是信任医生还是技术？或者我们如何信任医学技术之于人的善意出发点？中医郎中悬壶济世的道德依据，和源于基督教的慈善事业——医院，其道德依据似乎是一致的，然而这种道德正在遭遇挑战，技术门槛也使得“知情”成为难以兑现的悬念。 至此，对于大脑的捕捉，矫正和疗救，也进一步成为伦理和道德难题——躺在病床上的病人，似乎只能期望上帝的良知，人们对道德与伦理的管控似乎越来越没有把握。而知识与技术的探险，也可能存在基于“未知”这种高门槛本身造成的盲区，使得约束权力的工具——法律束手无策。
科学家如何面对复杂的人性
《修脑师》讲述了一个关于技术失控的故事，在这个故事发生的时代，鲁迅的事业，已经远远不能起到矫正和疗救的作用。在现实中，一个女人去一趟韩国，就可以获得一个自己想要的面孔。在小说的虚构里，医学狂人只要拿出手术刀对另一个人下手，就能获得一个自己想要的“人”。这部小说表达了对技术的恐惧和忧虑。 这当然是一种虚构，却涉及到现代社会最可怕的危机，我们姑且称之为科学恐怖主义或技术恐怖主义。这种恐怖主义的恐怖，不仅仅在于技术被坏人利用，还在于技术探险本生的盲区。大多数人都会惊喜于自己的“天才”，且进一步为自己的“天才”而狂热。正如《修脑师》中的丁学松，他在学生时代写出了一篇关于利用器械手术对人的大脑记忆进行删除或篡改的论文，引来一时的狂喜，而这个几乎白日梦般的科学设想，终于成为他自己的噩梦。 丁学松的出发点是浪漫而美好的，几乎算得上崇高、正义和伟大，而且事实上，正如小说中所写到的，修脑术可以治疗抑郁，使精神病患者恢复正常，使自杀者从此热爱生活，但这种科学恰恰可能忽略了“人的意义”。在邪恶的路上，它打开了制造奴役对象，制造“人”形工具的方便之门。 这样，小说就隐含了一系列重要命题：人在何种意义上能够驾驭愈来愈陌生的技术？技术对伦理与道德的挑战，显然已经是二十一世纪最迫切的命题——科学家应该是怎样的人？科学家如何面对复杂的人性？ 当然，创作者的初衷，也许只是想写出一个关于脑科医生的恐怖、悬疑、惊悚的幻想故事，然而这些命题由于故事本身的沉重一一跃出。在小说的内容和外衍信息里，处处闪现着福柯的悖论——生命政治，生命治理与保护本身，以及如何防止这种保护沦为屠杀和奴役。正如小说中前毒枭朗亚的野心——他试图通过技术，使人们对他发明的新型毒品（在现有界定中还不是毒品的毒品）产生依赖，这样，每个接受了这种修脑手术的人，都会终身成为他们敛财的工具。 在加缪的《鼠疫》中，里厄医生面对鼠疫灾难，选择坚守医生的职责，奋力抗击瘟疫，是基于一种坚定的人道主义信念，而在今天，人道主义这一概念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尤其是渗透于愈来愈复杂的现代治理体系中，医生的职业角色在各种社会身份的渗透下，也越来越模糊。与此同时，更多的知识与技术，在各种意图和身份的掩盖下，也越来越暧昧，我们所赖以支撑的信念变得游移不定。在今天的现实当中，丁学松这样的人要成为里厄那样的英雄，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然，丁学松陷入自己“天才设想”的圈套，是因为“坏人的阴谋”，是基于一系列复杂人性作用的结果，但这也正好证明了对技术的控制，哪怕是对一个“科学设想”的道德控制，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修脑师》是一本科幻小说，但在每一个的谜团般的环节中，总是让人感觉到，类似的噩梦明天就有可能发生。在悬疑的情节推进里，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被推向风口浪尖——比如小说中的曾小敏，作为一个可能背叛亲友的人，她的大脑已经被修改。她活着，但是已经死了，她的背叛并不是她本人的道德问题，而是科学的道德出了问题。于是，一个超出小说范围的更大追问被推至前台——
在一个科技强势主宰人类社会进展的时代，科学道德的问题，是不是也就是人类道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