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毛泽东生前多次同人谈起，他有三个愿望：第一个是下放到基层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第二个是骑马沿黄河而上到其源头，再从长江源头顺流而下进行考察。第三个是最后写一部书，把一生的事情包括错误和缺点也写进去，并说能够三七开就很满足了。
这三个愿望，最终都没有能够实现。唯骑马沿黄河、长江考察，几近实现，就要出发时被意外之事打断了。其间的来龙去脉，疏理起来，很有味道。
准备骑马考察黄河、长江，不是陡然起意。至今没有看到确切材料说明这个念头是怎么来的，但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一件是毛泽东1952年10月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走出北京考察。当时他经徐州沿黄河故道西行到开封，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在向他汇报工作时说到，已经组织人去考察黄河源头，考察队已经爬过高山，到长江上游的通天河（在青海南部）测量了地形和水量。毛泽东听后很感兴趣，说那是唐僧、猪八戒去印度取经走过的地方。
再一件事，是毛泽东1958年1月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到：“明朝那个江苏人，写《徐霞客游记》的，那个人没有官气，他跑了那么多路，找出了金沙江是长江的发源。‘岷山导江’，这是经书上讲的，他说这是错误的，他说是‘金沙江导江’。同时，我看《水经注》作者（郦道元——引者注）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不到处跑怎么能够写得那么好？”这段谈话，对徐霞客、郦道元因为“到处跑”才有所发现和创见，称道有加，向往之意有所表露。同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曾专门到灌县看了都江堰水利工程，会后又从重庆乘船沿江而下到达武汉。大概就是在这段时间，他萌生了骑马考察黄河、长江想法。
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这个想法，是1959年4月5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原话是：
如有可能，我就游黄河、游长江，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卡车，更不准坐火车，一天走60里，骑马30里，走路30里，骑骑走走，一直往昆仑山去，然后到猪八戒去过的那个通天河，翻过长江上游，然后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我有这个志向，我现在开这个支票，但是哪一年兑现不晓得，我想搞这个事。国际国内的形势，我还可以搞，带个电台。开会还是可以搞，比如，从黄河入海口走到郑州，走了一个半月，要开会了，我就开会，或者郑州，或者武昌，或者长沙，或者上海，或者秦皇岛。开了会，我又从郑州出发。搞它四五年，就可以完成任务。
毛泽东在这次中央全会上正式提出骑马考察两河全流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中央已经同意他提出的不再当国家主席的建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将在1959年4月召开，马上就会摆脱繁忙的国务活动，会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去调查研究了。从1956年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后，毛泽东多次谈过从一线退下来后的一些打算。1957年5月曾明确表示：“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做主题报告）。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考察黄河、长江，大体属于他想要研究的“重要问题”。在1959年4月中央全会上正式谈到这个愿望，也非兴之所致，显然是思考过的，包括考察的路线和方式，请什么人随行，完成计划所需要的时间，沿途还可以出席中央的会议等等，都有具体设想。
此后，毛泽东又多次提到这个愿望。
1960年3月22日，他乘专列路过济南，请山东省委和济南军区负责人舒同、杨得志等人上车谈工作，告诉他们：“我就是想骑马沿着两条河走，一条黄河，一条长江。这个想法至今未能实现。你们是不是赞成？不一定一年走完，做调查研究。你们如赞成，帮我准备一匹马。黄河要走完，大概要两年。我还可以调查点地质情况。”
1961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说：“在下一次会议或者什么时候，我要做点典型调查，才能交账。我想恢复骑马的制度，不坐火车，不坐汽车，想跑两条江。从黄河的河口，沿河而上，到她的发源地，然后跨过山去，到扬子江的发源地，顺流而下。不要多少时间，有三年的时间就可以横过去，顶多五年计划，把这两条江，一个顺河而上，一个顺流而下，只准骑马走路，不准坐汽车、火车，身体也可以好一点了，安眠药也可以少吃一点。”
上面举的两例，是正式场合谈话，有原始记录。此外，他在私下里同身边工作人员也多次议论此事。1962年4月，多年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高智调往陕西工作，临走时，毛泽东嘱他“先打个前站”，了解一下情况，自己随后就去。这年夏天，他对护士长吴旭君说：“1952年我去视察了黄河，可是工作忙，只走马观花地看了看，没干成什么事。一晃十年过去了。高智去西安工作时，我让他先打个前站，沿途做些调查研究，我随后就到。我告诉他我要骑马去，沿黄河走一趟。事情一忙就顧不上它了。”
为了实现骑马考察两河的愿望，中央警卫局特意组建了一支护卫毛泽东考察的骑兵队，挑选了一批战士和马匹，开始训练。看来，中央大体同意了他的设想，或者在小范围内讨论过。
1964年夏天在北戴河开会和办公期间，毛泽东让身边工作人员做些准备，说：“去黄河的事可以如愿了，事情不那么忙了，再不搞，就来不及了。这次去黄河，带一个智囊团去，包括搞地理的、历史的、文学的、水利电力的专家，他们是大有用武之地的。大家都骑马，准备一些应付艰苦生活的东西，去找黄河的源头，把这条河从头了解起，让它更好地为民族造福。”为此，毛泽东查阅了大量资料，定下出发日期，派出打前站的同志，还让当时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汪东兴，把骑兵队的部分人马从北京调来北戴河，催促准备随他考察的工作人员练习骑马。这年71岁的毛泽东，在北戴河的运动就是两项：游泳和骑马。身边工作人员还抓拍了一张他骑在马上手提缰绳行走的照片。从照片上看，为他准备的坐骑是一匹不算高大的白马。这张照片前些年还挂在北戴河毛泽东住过的房间里。
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进行。但是，天有不测风云。1964年8月5日，突然发生了“北部湾事件”，美国军队扩大印支战争，连续轰炸了越南北方，还调集大批舰艇，云集在越南北方沿海一带，大有进攻之势。如果越南北方遭受攻击乃至被美国占领，中国自然受到威胁。于是，抗美援越势在必行。8月6日早晨，毛泽东在审阅谴责美国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稿时，写下一个批示：“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所谓“我的行动”，即指骑马考察两河之事。据身边工作人员周福明回忆，毛泽东取消考察计划时，曾明确告诉他们：“黄河这次去不成了，要打仗了。”
此后，骑马考察两河的计划一直没有机会实施。但毛泽东并没有放弃这个想法。他对护士长吴旭君说：“以后我还是要去的。那次没去成，太可惜了，一切都准备好了。一个人要办成一件事并不容易。”1965年1月13日，又向从陕西来北京出差的高智打听，从西安到郑州铁路沿线的路况，有多少涵洞，最长的涵洞行车需要多长时间，哪段路好走，哪段路不好走，然后说：我还要沿黄河走一趟。
1972年初，毛泽东大病一场，在身体刚有所康复时，曾风趣地对护士长吴旭君说：“前些时候我到马克思、列宁那儿走了一趟，他俩说，你那个国家的钢、粮食还太少，再说你还要去黄河，你就不用这么早来啦，你先回去吧。所以我又回来了。看来，我的一片真诚感动了马克思和列宁，去黄河还是有希望的。”
事实上，这时的毛泽东已近80岁，无论是身体，还是形势，抑或他关注的焦点，都不再有去考察黄河、长江的机会。不用说骑马，哪怕是坐汽车、火车去，也不可能了。
这三个愿望，最终都没有能够实现。唯骑马沿黄河、长江考察，几近实现，就要出发时被意外之事打断了。其间的来龙去脉，疏理起来，很有味道。
准备骑马考察黄河、长江，不是陡然起意。至今没有看到确切材料说明这个念头是怎么来的，但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一件是毛泽东1952年10月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走出北京考察。当时他经徐州沿黄河故道西行到开封，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在向他汇报工作时说到，已经组织人去考察黄河源头，考察队已经爬过高山，到长江上游的通天河（在青海南部）测量了地形和水量。毛泽东听后很感兴趣，说那是唐僧、猪八戒去印度取经走过的地方。
再一件事，是毛泽东1958年1月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到：“明朝那个江苏人，写《徐霞客游记》的，那个人没有官气，他跑了那么多路，找出了金沙江是长江的发源。‘岷山导江’，这是经书上讲的，他说这是错误的，他说是‘金沙江导江’。同时，我看《水经注》作者（郦道元——引者注）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不到处跑怎么能够写得那么好？”这段谈话，对徐霞客、郦道元因为“到处跑”才有所发现和创见，称道有加，向往之意有所表露。同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曾专门到灌县看了都江堰水利工程，会后又从重庆乘船沿江而下到达武汉。大概就是在这段时间，他萌生了骑马考察黄河、长江想法。
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这个想法，是1959年4月5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原话是：
如有可能，我就游黄河、游长江，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卡车，更不准坐火车，一天走60里，骑马30里，走路30里，骑骑走走，一直往昆仑山去，然后到猪八戒去过的那个通天河，翻过长江上游，然后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我有这个志向，我现在开这个支票，但是哪一年兑现不晓得，我想搞这个事。国际国内的形势，我还可以搞，带个电台。开会还是可以搞，比如，从黄河入海口走到郑州，走了一个半月，要开会了，我就开会，或者郑州，或者武昌，或者长沙，或者上海，或者秦皇岛。开了会，我又从郑州出发。搞它四五年，就可以完成任务。
毛泽东在这次中央全会上正式提出骑马考察两河全流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中央已经同意他提出的不再当国家主席的建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将在1959年4月召开，马上就会摆脱繁忙的国务活动，会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去调查研究了。从1956年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后，毛泽东多次谈过从一线退下来后的一些打算。1957年5月曾明确表示：“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做主题报告）。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考察黄河、长江，大体属于他想要研究的“重要问题”。在1959年4月中央全会上正式谈到这个愿望，也非兴之所致，显然是思考过的，包括考察的路线和方式，请什么人随行，完成计划所需要的时间，沿途还可以出席中央的会议等等，都有具体设想。
此后，毛泽东又多次提到这个愿望。
1960年3月22日，他乘专列路过济南，请山东省委和济南军区负责人舒同、杨得志等人上车谈工作，告诉他们：“我就是想骑马沿着两条河走，一条黄河，一条长江。这个想法至今未能实现。你们是不是赞成？不一定一年走完，做调查研究。你们如赞成，帮我准备一匹马。黄河要走完，大概要两年。我还可以调查点地质情况。”
1961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说：“在下一次会议或者什么时候，我要做点典型调查，才能交账。我想恢复骑马的制度，不坐火车，不坐汽车，想跑两条江。从黄河的河口，沿河而上，到她的发源地，然后跨过山去，到扬子江的发源地，顺流而下。不要多少时间，有三年的时间就可以横过去，顶多五年计划，把这两条江，一个顺河而上，一个顺流而下，只准骑马走路，不准坐汽车、火车，身体也可以好一点了，安眠药也可以少吃一点。”
上面举的两例，是正式场合谈话，有原始记录。此外，他在私下里同身边工作人员也多次议论此事。1962年4月，多年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高智调往陕西工作，临走时，毛泽东嘱他“先打个前站”，了解一下情况，自己随后就去。这年夏天，他对护士长吴旭君说：“1952年我去视察了黄河，可是工作忙，只走马观花地看了看，没干成什么事。一晃十年过去了。高智去西安工作时，我让他先打个前站，沿途做些调查研究，我随后就到。我告诉他我要骑马去，沿黄河走一趟。事情一忙就顧不上它了。”
为了实现骑马考察两河的愿望，中央警卫局特意组建了一支护卫毛泽东考察的骑兵队，挑选了一批战士和马匹，开始训练。看来，中央大体同意了他的设想，或者在小范围内讨论过。
1964年夏天在北戴河开会和办公期间，毛泽东让身边工作人员做些准备，说：“去黄河的事可以如愿了，事情不那么忙了，再不搞，就来不及了。这次去黄河，带一个智囊团去，包括搞地理的、历史的、文学的、水利电力的专家，他们是大有用武之地的。大家都骑马，准备一些应付艰苦生活的东西，去找黄河的源头，把这条河从头了解起，让它更好地为民族造福。”为此，毛泽东查阅了大量资料，定下出发日期，派出打前站的同志，还让当时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汪东兴，把骑兵队的部分人马从北京调来北戴河，催促准备随他考察的工作人员练习骑马。这年71岁的毛泽东，在北戴河的运动就是两项：游泳和骑马。身边工作人员还抓拍了一张他骑在马上手提缰绳行走的照片。从照片上看，为他准备的坐骑是一匹不算高大的白马。这张照片前些年还挂在北戴河毛泽东住过的房间里。
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进行。但是，天有不测风云。1964年8月5日，突然发生了“北部湾事件”，美国军队扩大印支战争，连续轰炸了越南北方，还调集大批舰艇，云集在越南北方沿海一带，大有进攻之势。如果越南北方遭受攻击乃至被美国占领，中国自然受到威胁。于是，抗美援越势在必行。8月6日早晨，毛泽东在审阅谴责美国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稿时，写下一个批示：“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所谓“我的行动”，即指骑马考察两河之事。据身边工作人员周福明回忆，毛泽东取消考察计划时，曾明确告诉他们：“黄河这次去不成了，要打仗了。”
此后，骑马考察两河的计划一直没有机会实施。但毛泽东并没有放弃这个想法。他对护士长吴旭君说：“以后我还是要去的。那次没去成，太可惜了，一切都准备好了。一个人要办成一件事并不容易。”1965年1月13日，又向从陕西来北京出差的高智打听，从西安到郑州铁路沿线的路况，有多少涵洞，最长的涵洞行车需要多长时间，哪段路好走，哪段路不好走，然后说：我还要沿黄河走一趟。
1972年初，毛泽东大病一场，在身体刚有所康复时，曾风趣地对护士长吴旭君说：“前些时候我到马克思、列宁那儿走了一趟，他俩说，你那个国家的钢、粮食还太少，再说你还要去黄河，你就不用这么早来啦，你先回去吧。所以我又回来了。看来，我的一片真诚感动了马克思和列宁，去黄河还是有希望的。”
事实上，这时的毛泽东已近80岁，无论是身体，还是形势，抑或他关注的焦点，都不再有去考察黄河、长江的机会。不用说骑马，哪怕是坐汽车、火车去，也不可能了。